《文化偏至论》——青年鲁迅的“逆袭”史观
鲁迅在中小学课本中的形象，是白话文作家，会写古诗，以改造国民性为志向。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青年鲁迅，尤其在留日期间，他是翻译家，时政爱好者，对西方文化以及“和魂洋才”的日本明治维新钻研并持审慎态度。了解这些“少著”，才能拼出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
1
白话旗手的文言大作
一般我们说到鲁迅，已经不假思索地称其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头衔，国人更是耳熟能详，因为这是义务教育中作为填空题的考试内容。鲁迅创造新文化的标志，是100年前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一个“现代”，便把同是白话文的四大名著、《金瓶梅》《老残游记》等等，排斥到了仿佛不是白话文的位置。
本文不探讨《狂人日记》，不过这篇小说，对中国人来说，倒也是最著名的陌生小说。鲁迅本人是反对将《狂人日记》讲给孩子们的，因为“《狂人日记》末了明明写着‘救救孩子’。那么至少要有孩子的人才有读《狂人日记》的资格，孩子自身何必读它！”而中国人如果小时候在教材中没有读过大多数鲁迅文章，成人以后更不会主动找机会再读。
只说在写作《狂人日记》之前，鲁迅沉寂了十年。难以想象，一生写了八百多万字，“以文字作匕首投枪”的鲁迅，会在三十多岁的壮年时光沉默十年，对于“战士”鲁迅来说，等于是“手无寸铁”了十年。
十年之前，没有人认识鲁迅，“鲁迅”这个笔名也还没有诞生。但鲁迅已经在日本决定弃医从文了，并且很集中地洋洋洒洒地创作了几篇文章，其中就有本文要谈论的《文化偏至论》，以及《摩罗诗力说》，和最终未完稿的《破恶声论》等等。
鲁迅的十年沉默，和这几篇文章有没有关系？那就要看这几篇文章，是鲁迅在多大年纪，身在何处，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内容。
1902年21岁的鲁迅东渡日本学医，四年后在仙台退学，决定弃医从文，并且继续在日本呆了三年。这三年，就是鲁迅写作《文化偏至论》等文的时间，而彼时是1906-1908年，国内刚刚才废除了科考，满清王朝在预备立宪以开启新时代。梁启超、孙中山，以维新以来已经富国强兵的日本为活动大本营，在积极筹划他们的治国方略。
鲁迅的这几篇文章，同样也是严肃的政治经济文化评论，今人跌眼镜的是，这几篇都是文言文。实际上，那时候新文化运动还没开始，连满清都还没倒台，鲁迅只是一个中断学业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写的又是事关国家命运的严肃大事，而这样的严肃文章，当时必得用书面语即文言文来写。
更何况，鲁迅十岁读《论语》，十一岁读《孟子》，十六岁以前几乎读过十三经，文言文功底和当时的读书人一般好。只不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鲁迅的名字总是和“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挂钩，说到鲁迅也写过文言文，我们一时半会还缓不过神来。
最重要的，鲁迅提倡的白话文到今天倒是早就彻底实现了，但是我们却不能毫无障碍地阅读他的《文化偏至论》了。鲁迅废了我们的武功，现在我们要倍加困难，才能一窥他当年的绝招和武艺的来龙去脉。
1908年8月，鲁迅先生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文化偏至论》一文，文中提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2
弃医从文，说从就从？
直接从标题上，我们便被《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当头一棒，都是什么意思啊？看起来都是理论文章，但单从标题，难以明白“文化偏至论”要论述什么样的“文化”，又为何“偏至”，以及“偏至”究竟是何意，是“偏执”吗？是“偏激”吗？
再从文章的体量上看，中学课本选入的鲁迅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拿来主义》等等，都是直切主题，短小精悍。而《文化偏至论》，以文言文体，却连篇累牍，非花上半天一天的时间不能通读。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少年鲁迅的成长伴随着家道败落，这种切身感受，联系开始认识世界过程中的国家大环境、大事件，比如甲午清朝的战败，以及相形之下日本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会对少年人造成极大的刺激。这种刺激直接驱动了青年人的学习干劲，鲁迅为什么要东渡学医，因为他从阅读中得出结论，日本明治维新是从学习西方的医学开始的。为什么又放弃医学，只因在日本见到国内留学生同学对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的胜利欢呼鼓舞，而作为土地主人的中国人，哪怕体格健全，却只能沦为围观同胞被列强屠戮的看客。
鲁迅不是放弃了学习，而是根据现实的反馈，调整了学习的方向和过程。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鲁迅中后期文章中，似乎嬉笑怒骂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能从中直接看出鲁迅作为一个刻苦的学习者的学养，而反倒是早期的《文化偏至论》等，纵横中西古今，捭阖文史哲学，加以青年人欲以文化传播成就一生大业的磅礴能量，遂有了《文化偏至论》这样洋洋洒洒的雄文问世。
且以现实考虑，青年鲁迅弃医从文，等于断绝了自己的生路，而前方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文职”等着鲁迅来成为一代著名文人。从文不是你想从，想从就能从。这个时候就要看业已成就功名的“从文典范”是怎么做的。
以鲁迅身处的在日中国人为例，就有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写《革命军》的邹容等人。他们的思想深受明治维新的主流话语影响，比如“文明开化”这样的新词汇，槌田满文在《明治大正之新语·流行语》中说明：“‘文明开化’作为英语civilization 的译语，出自《书经》《易经》中的‘文明’与顾恺之《定命论》中‘开化’的组合。”
而此时不名一文的青年鲁迅，需要广博地学习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开化的变迁，想要给精神萎靡的中国人一个关于“文明开化”的方案，可不是人云亦云那么简单，而是先要给自己一个立得住的答案。
3
那时鲁迅的希望
《文化偏至论》开篇即指出：“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
鲁迅在这里指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潜心深入地阅读研究西方了吗，就“引以为愧”，认为只有西化一条路可走；二是这种态度是一种肤浅的反应，而不是对自己选择的慎重。
我们知道，辜鸿铭、王国维、马一浮等清末民初的大儒，无不是在透彻专研了西方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制度之后，复归对东方文明的由衷拥戴。而留日时期的青年鲁迅，对于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成果，则没有像身边的同学一样欢欣鼓舞，而是持非常审慎的眼光和相当保留的态度。“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鲁迅指出像日本这种“国家主义”的以战斗力来争出角斗士一般的输赢，并不是一种文明变得更高级的表现，并且举例东西哥特人以武力完结了罗马帝国，蒙古女真以铁骑踏遍中原，都不能以“胜者为王”论。
至于西方带来的“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的政经大趋势，不过是“物质也，众数也”的物质主义和民主主义，仅仅是十九世纪末西方文明的一个侧面，却被东方近世的后学者当做了全部真理，其背后真像无非是“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富强”“民主”，全都是套路啊。
不过自古深情留不住，总是套路得人心——历史和文明的演变，“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文明不可能一条道走到黑，总是会变化走样，“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文明总是出自和传统的主流不断抗争之手，而不总是沿袭正统，这就是文明藉由“套路”的偏至。
从这里可以读出，鲁迅所谓的“偏至”，既不是对野蛮人取代前代文明的贬议，也不认为这种“以偏袭正”就完全是“革命”而没有传承，用一个今天的词来说明什么是“偏至”，笔者想非“逆袭”莫属，而历史的剧情，就是这么充满“神转折”。
鲁迅旁征博引，从耶稣讲到路德新教改革，从尼采追溯到黑格尔哲学，且弃医以后在东京师从章太炎恶补了一番经学、训诂学，由此颇有底气地论述东方文明想要“偏至”，“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具体的方法，以及对西方强势文明和对自己传统的态度——“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多么中肯和充满希望。
文化偏至论
（节选）
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
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术其心，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
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
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芧食欤？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
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
（一九〇七年作）
2019 / 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