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高等教育符号消费倾向
符号价值依托于使用价值生成，使用价值是符号价值的根基，脱离了使用价值的商品也便不具有价值，符号价值亦成为无本之木。因此，应树立理性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将高等教育的本真价值即能力增量的功用放在首位。大学教育重在为大学生的能力增值，文凭符码的价值必须基于此能力增量才有意义。
一流本科教育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根基，目前高校中存在的“混文凭”现象无疑阻碍了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一些大学生对大学教育价值存在偏狭认知，只求一纸文凭，即出现高等教育符号消费的倾向，仅注重大学文凭的符码价值，而忽视了文凭背后所蕴含的本真价值。正确识读上述现象，是合理认识大学教育价值、创建一流本科教育的关键。
学历主义
强化高等教育的符码价值
符号消费经由“物的消费”演进而来，即消费行为不再仅仅关注商品物的使用价值，而是更加注重消费物背后所隐含的符号价值。“消费主义”近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高等教育亦不例外。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亦是消费主义渗透的过程。高等教育在遭遇“消费主义”之后，渐趋表现出符号消费的特征，人们开始追求其文凭符码的象征意义。大学教育→文凭→好工作→高收入→社会地位，构成了高等教育符号消费的链条。部分大学生和家长片面追求大学教育所表征的符号价值，折射出高等教育符号消费倾向。学历主义的盛行，加剧了符号消费对高等教育功用的异化。
文凭是受教育者教育程度的证明，是学历的象征物，因此，现实中学历主义和文凭主义可以理解为同样的指称。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只有部分学生才能接受这种教育，因而高等教育自身便具有了筛选的功能。理所当然地，只有那些成绩优异、能力突出的学生才能跨入高等学府。高等教育文凭也因此成为优秀与稀缺资源的代名词。由此，社会用人单位便将高校作为人才的“筛选装置”，在甄选人才时将高校文凭作为选择的首要依据。当社会普遍把文凭看得过重时，即催生了学历主义。更多的人追求获得高等教育文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学历主义却异化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一味强调文凭的“符号”功能，而忽视了文凭背后高等教育的本真价值是学历主义的“原罪”。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国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数量并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急需大量的人才。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往往能享受“优待”，人们普遍将接受高等教育视为“转变命运”的契机。尤其是在农业人口占总数2/3以上的中国，加之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对学历的“渴求”深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学历主义便由此悄然而生。学历主义与1999年高校扩招有着相互催生的作用。高校扩招十余年后，高等教育培养了大规模的毕业生。2003年起，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逐步演化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由精英高等教育阶段迈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加剧了人们对更高层次学历的追求，因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意味着高学历人数的增长，也意味着学历的相对贬值和求职门槛的提高。因此，人们寄希望通过获得更高的学历（如研究生学历）以获取优越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加之，随着毕业生规模的连年攀升，社会用人单位不断提高对应聘者学历门槛的要求，激烈的就业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转移到对学历文凭的竞争，这助推了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符码价值的片面追取。片面地追求“一纸文凭”，将更高的学历视为优势社会地位的保障以及好职业的“敲门砖”，致使高等教育符码价值的偏狭日益凸显。若不及时纠偏，对文凭符码价值的片面追取极易演化成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即舍弃了高等教育的本真内核，而单纯追逐高等教育的符码价值。
能力增量
是本科教育文凭的内核
高等教育的首要职能是人才培养，通过高深知识的传授为社会各领域培养“合目的性”的人才。对受教育者而言，高等教育的增值效应已得到普遍认同。然而，这里的“增值”不局限于受教育者所获得文凭所具有的外化表象价值，而这正是学历主义所看重的。当前，学历主义遭遇了学历贬值的尴尬，其缘由是对高等教育本真价值的误读。
高等教育符号消费强调文凭的符码价值，这一导向致使人们将视线聚焦于获得文凭这一结果上，而非获得文凭的教育过程，即片面强调高等教育文凭符码的表征价值，而忽视了文凭所负载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才是高等教育文凭符码的真正内核——通过知识的传授与专业“规训”以赋予学生能力的“增量”。从应然角度讲，文凭与能力应是一种对应的关系。譬如，我们通常会认同本科高校毕业生的能力整体上要优于专科高校毕业生。然而，现实中文凭与能力之间却并非必然的等价关系，尤其是在过分关注文凭符号价值的当下。以结果为导向的“符号消费”忽视了学生能力增量的过程，从而背离了高等教育旨在提升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宗旨。可以预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仅凭一纸文凭得到优厚待遇将愈加困难，文凭所代表的“能力增量”的多寡正成为人们考量高等教育的理性价值导向。
规制大学本科教育
符号消费的方略
根据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可知，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有持续强劲的需求，因为高等教育是个体获得能力增量最有效的途径。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将成为个体从事各种社会工作的“入场券”。高校中的混文凭现象是对高等教育使用价值与符码价值的偏狭认知，潜藏过度消费文凭符码价值的危险。因此，建设一流本科教育须采取相应措施扭转大学教育的符号消费倾向。
第一，理性认识高等教育的价值，规避高等教育符号消费的过度异化，从单纯注重其文凭符码功用回归能力增量效用。任由高等教育符号消费倾向发展，将异化人们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认知，容易扭曲学生的求学动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高等教育本真价值（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的关系。符号价值依托于使用价值生成，使用价值是符号价值的根基，脱离了使用价值的商品也便不具有价值，符号价值亦成为无本之木。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生及其家长）应树立理性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将高等教育的本真价值即能力增量的功用放在首位。大学教育重在为大学生的能力增值，文凭符码的价值必须基于此能力增量才有意义。若不然，文凭符码便会失去其向用人单位传递毕业生能力信号的功能，符码不再具有价值。学历社会加剧了人们对文凭符码的竞逐，学历主义在人们思想意识中一时还难以根除。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创新型社会用人单位将更加关注毕业生的“可雇佣能力”，而非一味地迷信作为符号的文凭。
第二，大学教育对学生能力增量的增值效果不应单纯以能否就业为判定标准。教育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大学教育应旨在为受教育者提供一种“全人”的教育，除了知识的传授外，还涵盖品性的陶冶、创新思维的训练、技能的培训等多个方面。与其说高等教育是为大学生的就业做准备，毋宁说是大学通过形塑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合格的世界公民。学生获得的能力增量是实实在在的，亦是综合化的，而这种能力增量的实现程度受社会现实的制约。大学不是职业训练场，若以功利主义规制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将与其精神渐行渐远，充其量实现“失去灵魂的卓越”。因此，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完全归咎于抑或寄望于大学并不恰当，大学不能完全以学生的就业为导向而扭曲了其育人的使命。
第三，大学提供“物有所值”的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教育应兼顾社会与个体需求，大学教育与社会、个体需求不匹配缘于大学未能向大学生提供契合社会所需的能力增量，即大学没有提供“物有所值”的教育服务（使用价值），自然不能支撑符号价值。因此，大学应切实以增加学生的能力增量为理念，改革教育教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与产业、市场的对接和融合，发挥高等教育引领与服务社会的功能。大学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还需加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注重内涵式发展，提质增效，以学生为中心，为其提供“物有所值”的教育服务。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焦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