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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又名泲水、沇水）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只有专家学者或者喜欢考据的文人雅士才会偶尔提及她昔日的荣光。即便山东的几个地名如济宁、济南、济阳，是拜济水所赐而得名，年轻人知道济水的也不会太多。如此说来，济水似乎真成了历史的过往。但在河南济源，这个济水发源地得名的城市，人们没有忘记济水，有关济水的神话传说、诗词歌赋依然活在广大民众的口头上、心灵里。有关济水的神话传说很多，但主要内容，无非是三个方面：三洑三出；未卜先知；有求必应。神话传说，济水三洑三出，十分灵异。第一“洑”，即从王屋山的太乙池流入地下，在地下穿行七十多里，从济源城流出地面。第二“洑”，即济水在温县进入黄河，从黄河下穿行，流出地面后汇聚成荥泽。第三“洑”，济水从荥阳再次隐于地下，从山东菏泽的陶丘流出地面。特别是第一“洑”，在济源有各种神话。话说大禹治水来到王屋山天坛峰下，看到一条蟒精在太乙池内兴妖作怪。大禹挥舞大斧，除蟒治水，吓得蟒精吸了一肚子水后，一直往西窜，一头钻到西山（山西阳城）山洞里，肚子里的水喷泻而出，成了一条大河，这就是蟒河。蟒河穿过太行山，绕过王屋山，流到济源县，归入九曲黄河。当时，大禹在太乙池内还砍了两斧，就出现了两条暗道。池水马上从地下伏流了一百二十里，分成两股水：一股水从龙潭寺泉眼流出；一股水从济渎庙泉眼流出。这伏流的暗水就叫沇水。这两股水又合成济水，一直向东流入渤海。还有一个传说，济水的发源地是天坛山的太乙池。太乙池上面一滴滴的水，滴到丈把大的池里，水长年不干，水不多也不少。据说，太乙池的水是伏流地下七十余里，到济水的济源龙潭寺里出来的；又说是从济源城的小十字的井里出来。有什么证据呢？说抓一把麦糠往太乙池里一撒，三天以后，在小十字的井里可以捞出麦糠来，这就是水由地中行。小十字井里的水特别甜，因为是从天坛山上流过来的。从天坛山太乙池到济源这段水叫沇水，济源以东的叫济水。“神禹导沇水东流”指的就是这。[1]根据历史记载，济水三洑三出的说法在唐朝就有了雏形。唐高宗时期，宰相许敬宗曾对唐高宗说：“夏禹道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洑地过河而南，出为荥；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东，汶水自南入之，所谓‘泆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会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职，则能辨味与色。潜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识之。”“渎之言独也。不因馀水，独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运而为四时；地有五岳，流而为四渎；人有五事，用而为四支。五，阳数也；四，阴数也，有奇偶、阴阳焉。阳者光曜，阴者晦昧，故辰隐而难见。济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许敬宗的观点，代表了唐朝人对济水的认识，也被后世学者所遵从并发挥，至今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力。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其一，济水在温县进入黄河，从黄河下穿出来，汇聚成荥泽。然后再次穿行地下，到定陶一带流出地面。其理由是，水官能辨别一条河流的气味与颜色，不论这条河流潜行地下还是分分合合，都能辨别出来。其二，“渎”就是“独”，不凭借其他的河流，可以独自流入大海。济水多次在地面上消失，流量又小，但她可以独自流入大海，才有了尊贵的地位。后人进一步发挥，增加了济源境内济水伏流出王屋山的传说，便有了济水三洑三出的故事。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分析，“三洑三出”也不完全是神话传说，也有一定的真实成分。济水第一“洑”，即从王屋山到济源城，有其可能性、真实性。在山石间，泉水可以伏地而出，济南北部的泉水来自南部山区，可作旁证。第二“洑”，即济水在温县进入黄河，从黄河下穿出来，汇聚成荥泽。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地质条件下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人们没有能力从黄河下铺设管道，济水如何从淤泥中穿黄河而过？只能是当时的人们看到一条河流从温县流入黄河，不远处的黄河南岸又有一条河流流出，汇成荥泽，便把这两条河流都命名为济水，进而创造出“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的神话。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济水从温县到荥阳本来是相连贯的一条河流，后来被黄河冲断。《韩非子·五蠹》说：“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吕氏春秋》：“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淮南子》也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是说上古时期黄河还没有冲出龙门，到了大禹治水，才“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2]。黄河冲出龙门，才能冲断济水，但真实性有多少，实在不好判定。第三“洑”，济水从荥阳再次隐于地下，“东出于陶丘北”。是说济水从荥泽到陶丘没有河道，水是从地下穿行的。现在通过考古挖掘，证明荥阳——陶丘间有龙山文化遗址多处，有济水流过地面的痕迹，不存在伏于地下的情况。至迟到唐朝，人们看到的济水中游已经淤塞，才造出济水穿行地下的神话。唐朝文学家段成式在其所著《酉阳杂俎》里记述了一个邵敬伯传书的传奇故事。说的是平原县西十里，旧有杜林。南燕太上末年，有一个叫邵敬伯的人，住在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有人寄给邵敬伯一封信，说：“我是吴江使官，上司命我给济伯（济水之神）捎信。今须过长白山，麻烦您传递。”教敬伯于杜林中取树叶，投入水中，会有人出来。敬伯照他说的去办，果然见有人出来。敬伯怕水，那人让敬伯闭眼，好像进入水中，忽然看到华丽的宫殿。有一老翁，年龄大约八九十，坐在水精床上，打开信函说：“刘裕兴，慕容超灭。”侍卫一个个都是圆眼，穿着甲胄。敬伯告辞时，拿了一把刀子赠给敬伯说：“放心去吧。拿着这把刀，就没有水灾了。”敬伯从济水里出来，回到杜林中，衣裳竟然没有湿。果然，那一年宋武帝刘裕灭燕，活捉慕容超。敬伯在济水、黄河间居住三年，夜里忽然发大水，一个村庄都被淹没，只有敬伯坐在一个榻床上安然无事。到了天明，穿上鞋子，敬伯往下一看，所谓床竟是一个大鼋。在老百姓心目中，济水神不但能安澜去灾、行云布雨，还能求子、治病、赐寿。清朝编撰的《济源县志》记载：每年三月间，远近百姓都要到济渎庙进香求愿，“多密带金银仙佛银娃金盒之类，乘人不见，抛于池中，谓之抛长生”。清人王士祯编撰的《皇华纪闻》中记载了一则传说，明朝天顺年间，有个恩县人赵云，事母至孝。母亲病重，他听说济渎庙可求灵药，就不远千里，前来求药。他虔诚地在北海池边祈祷了两天，水中涌出一个绢囊，内装绛色桃花片二升。赵云回去后，将桃花片煎汤，不但治好了母亲的病，还治愈了十余位乡亲的病。在有的神话传说中，济水神不仅造福当地百姓，连万里之外的云南都受其恩惠。济渎庙内有一碑，记述了李货郎传书的神话故事：有个李货郎，常到云南做生意。有一年，云南大旱，李货郎告诉云南地方官员，济水神有求必应，可以前去求雨。地方官为解百姓苦难，不远万里来到济渎庙，当晚就睡在庙里，睡梦中见到济水神，求其前往云南降雨。济水神说了一句“心诚则灵”，就飘然而去。这位官员回到云南后，率众祈雨，果然降了甘霖，旱情得以解除。地方官见济水神如此灵验，就写信表示感谢，托李货郎捎给济水神。从此，云南每逢干旱，就托李货郎传书济水神，总是有求必应。李货郎因此成为云南贵客，生意越做越好。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西北的王屋山，东流至温县，南注黄河，与黄河同流，东行十余里，在荥阳北，出黄河，汇为荥泽（今已湮没）。此即所谓“南泆为荥”[3]。再经原阳南，封丘北，菏泽南，定陶北，东入菏泽（今已湮没）；再由巨野县柳林镇北境出菏泽东北流，于巨野县西入大野泽（今已湮没）；再由巨野县东北出大野泽，过梁山东，北流至东阿县东，经平阴县北，济南城北，东流入海（故道大多成为今天的小清河）。当时在原阳和巨野之间，济水还分为南、北两个支流，一并汇入大野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济水“过九郡，行千八百四十里”。历史上，济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大河。早在周朝，就被列入“四渎”，享受朝廷的高规格祭祀。据《史记·封禅书》：周代，“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就是说，济水与长江、黄河、淮河一样，被列入四大河流，享受周天子的祭拜。秦一统天下后，名山大川的祭祀常态化，殽山以东祭祀的大河只有济水、淮水：“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在《汉书·郊祀志》里，济水写作“泲水”，《汉书·地理志》记载，东郡临邑县（今山东东阿县）有泲庙，设于古济水旁边。隋唐以后，济水流经的济源、荥阳、原阳、曹县、定陶、菏泽等地都建起了济渎庙。就连不是济水流域的山西南部，也有不少济渎庙。济水在东晋之前一直畅通无阻，是中原的交通大动脉，所谓“浮于济、漯，达于河”，从济水、漯水可以到达黄河干流和众多支流、湖泊。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北进中原，曾利用济水西上，会晋定公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汉代之后，随着黄河对济水的一次次漫灌，济水渐渐淤塞。到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时，由于大旱，水道不通，桓温命人开凿巨野三百里，水师才得以进入济水，从而进入黄河。到了南朝刘宋时期，济水已经严重淤塞。隋炀帝开凿通济渠以后，济水中游已几近消失。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年届不惑的高宗皇帝在封禅泰山的路上，驻跸濮阳，问宰相许敬宗：“《书》称‘浮于济、漯’，今济与漯断不相属，何故而然？”“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渎，何哉？”唐高宗的疑惑，反映出济水当时的尴尬处境：济水已是涓涓细流，与漯水早已不相牵连，与黄河更是无法匹敌。《史记·殷本纪》记载，汤灭夏之后，回到亳，作《汤诰》。商汤说：“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勤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告诉我们大禹治水的地方就在四渎之内。为什么说“东为江”呢？这是因为夏商时期的“江”，乃指古沂水[4]。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古泗水。[5]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唐朝以前，江并非长江之专称。如《韩诗外传》云：“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其“江”与长江毫不相干。“西为河”，古黄河由荥阳北折向东北方流入海，白马、濮阳当时均在河东。“南为淮”，中原文化推进到淮河沿岸，是在商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此“淮”不是今淮河故渎。据载，今豫东地区古时亦有淮水。《春秋经》僖公十六年云：“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同年《左传》则云：“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杜预曰：鄫，“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6]即今宁陵县南，古睢水之阴[7]。鲁僖公所会诸侯，其国均在今淮河之北，绝大部分在黄河两岸，且又由濮而“东略也，城鄫”，则此淮当流经陈留一带。这一地区的河流，自古均由西北流往东南，故此淮水约过商丘南。春秋时宋地有睢水，过陈留北、商丘南，东入泗[8]，如果近鄫之淮不是一条与睢水并行且相去不远的河流，就很可能是睢水之别名。[9]以上江、济、河、淮四渎之内，属《禹贡》“兖州”之地，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泰山以西，王屋山以东，聊城以南，商丘以北。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在春秋以前，黄河自荥阳以下，大体沿着太行山东麓北流，在今天津一带入海，大陆泽[10]以下，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加上干流自古以来就多泥沙，“善决、善徙、善淤”，倒是济水，为古人生活的理想之地。“一派平流滋稼穑，四时精享荐蘋蘩。未尝轻作波涛险，惟有沾濡及物恩。”就是对济水水流平稳、惠济苍生的生动写照。《尚书·禹贡》说：“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是说济水、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就是古代九州之一的“兖州”，济水、黄河在这里有众多支流，被疏导为九条河道，汇聚成了雷夏泽。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济水两岸特别是菏泽地区（汉唐时期在此设置济阴郡，辖11县，南至定陶，北至濮城）遍布先民生活聚落遗址，包括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秦、汉文化遗存，表明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济水和黄河一样，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先秦时期与黄河齐名的济水，历经两千年沧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如今在济源境内，济水源头还在，但水量不大，名称也改成了珠龙河。豫东、鲁西南的济水，河道早已荡然无存，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来辨认。济南以东的济水故道虽然还在，但名称已改为小清河。研究这样一条似乎已消失的大河，还有什么时代价值呢？我们认为，21世纪的今天，济水文化起码有三大价值：巨大的历史价值；巨大的文化价值；巨大的文学价值。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从夏朝开始就建立了具有相当大疆域的王朝。但夏朝的存在，在史学界始终存有争议。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不仅否认了夏王朝的存在，更否定了大禹及大禹治水的真实性。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四项标准，其中第三条即“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认为禹原只是神话中人物，有关他的事迹，包括禹治洪水之事，也都是神话，而今人们却将他视作现实社会的人王，将他的治水看做是真的历史，也就是将禹“人化”了。古史辨派的“疑古精神”有其积极意义，但其疑古太甚，极大地钳制了学术发展。近100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大力发展，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古代典籍中关于大禹治水和夏商王朝的记载被逐渐证实。而这些资料，大多与济水有关。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禹的记载很多，从《尚书》到《史记》73种古籍及金文、楚帛书中，禹出现的词频为672次。内容涉及面很广，数量最多的则是与治水相关的记述。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不能轻易否定这些古籍的真实性。古史辨派将夏以前的古史一古脑儿归于“神话传说时代”，说从春秋上溯到西周，禹是神性人物，后来“他的故事经过一番历史的安排”，世人“所以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的影响”[11]。也就是说，“大禹治水”是战国以后的人虚构出来的。其实，在现藏国家博物馆的秦公簋（春秋时期秦国的铜器）铭文中就有“鼏宅禹责（蹟）”四个字。1923年王国维在北平见到该簋（王国维称作“秦公敦”），认为“秦敦之‘禹责’，即《大雅》之‘维禹之绩’、《商颂》之‘设都于禹之蹟’”。[12]近年来发现的西周铜器遂公盨，有铭文98字，内容包括大禹治水的由来、治水方法和功绩，可与传世文献特别是与《禹贡》相印证。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认为，从器形和铭文字体看，遂公盨的时代当属西周中期后段。[13]这说明大禹治水至迟在西周中期已是人们相信的史实,而绝不会是战国以后杜撰出来的。像那样一场留在先民记忆深处并给先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洪水，必定发生在当时居民比较稠密的地方，而不可能发生在当时人烟稀少的江南。这个地方，就是《禹贡》十三州的“兖州”。“兖州”以西，自今河南中部起，就进入豫西山地；西北，过太行山脉，便入于晋东南山地。这些地方都属于我国的二级台地，不会有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即使夏季山洪暴发，也不过使局部地区受到威胁。“兖州”以东，是泰沂山区，也不会有大面积的洪涝灾害。至于“兖州”东北的黄河下游，当时人烟稀少，更谈不上什么灾害问题。只有这“兖州”地区，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地势低洼，降雨量又丰富，最易受到洪水的袭击。《禹贡》“兖州”条下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与古兖州即今豫东、鲁西南的情况相符。古兖州在河、济两大水中间，没有大山，又地势卑下，当洪水到来的时候人们都往高地逃避；水患平复后，人们又相率定居在平地上了。《淮南子·齐俗训》说：“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这种高地，古人称为“丘”，如“陶丘”“楚丘”“商丘”；或称“虚”（今多作“墟”），如“颛顼之虚”“昆吾之虚”“少皞之虚”；或称“陵”，如“桂陵”“马陵”“鄢陵”。今鲁西南、豫东、皖西一带称为“堌堆”或“孤堆”。在这一地区，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高耸于地面的堌堆，仅在菏泽地区，就有150多处。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利用水和控制水方面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用“决渎”（疏导）和湮塞的方法治理洪水、开发利用某些湿地不是不可能。[14]孟子说大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15]？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有夸张的成分。而要疏导积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开挖沟洫，所以后来孔子论大禹的功绩，说大禹“尽力乎沟洫”[16]。所谓大禹治水，不过是把济水流域的积水排泄出去而已。大禹疏导的主要是济水，而不可能是黄河干流。由于大禹治水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济水流域的聚落与人口数量随之剧增。今天的考古发现可以为我们提供实实在在的证据。龙山文化遗迹遍布济水流域，不但证明了大禹治水效果显著，也证明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山东、河南、苏皖北部、河北南部的经济、文化以至政治中心。王国维先生曾说：“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17]济水流域是大禹治水的中心地，夏商王朝的兴起地，研究济水，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夏商历史地理具有重大意义。周、秦、汉、晋时期，济水沟通东西南北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研究济水，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先秦以来，济水两岸更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遗产，都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夏商以来，有关济水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胜枚举，神话、传说、民俗、信仰口口相传，至今不衰。济水不仅是一条养育了两岸民众的水流，更是一条文化河，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在这些文化事项中，济水信仰、济水崇拜最值得关注。早在周代，济水就与江、河、淮一起被列入“四渎”，享受周天子的祭拜。春秋时期，从诸侯到民间，济水信仰已深入人心。据《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邾国灭了须句（在今山东东平西北），须句君逃到鲁国。鲁国为此讨伐邾国，须句得以复国。鲁国之所以为了须句大动干戈，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四个诸侯小国都在济水流域东部，共同负责太皞伏羲氏和济水神的祭祀，可见济水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隋唐以后，由于泥沙淤积，济水中上游逐渐断流，但朝廷对济水的祭祀规格却不断提高。隋文帝时期，建济渎庙，设济源县，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宋徽宗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济水为“清源善济王”。每年立冬，朝廷在济源县祭济渎神和北海神，并派京城官员亲临现场。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对天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神号进行命名，济水被改为北渎大济之神。清朝规定，每遇重大事件，都要派大臣前往各地祭告五岳四渎。据《济源县志》记载，康熙登基，离宫出巡，封孝庄皇后为圣文皇后，荡平漠北，封孝惠皇后为圣章皇后，以及康熙五十、六十大寿，都曾颁诏并派使臣到济渎庙祭祀济渎神和北海神。可以说，一座济渎庙，就是一座文化宝库。济源的济渎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济水的庙宇，始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占地130余亩。庙内保存有唐、宋、金、元、明、清碑碣数十通，有很大的文化、艺术价值。如刊刻于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的“投龙简记”碑，记述了元仁宗时期钦差大臣周应极一行到济源祭水、王屋山祭天的详情。当时的祭祀程序是：先命道教大宗师在京城举行盛大的祭告活动，然后派出钦差大臣到济源的济渎庙和王母洞分别祭祀，并投沉玉符简、黄金龙各一对，以祭水、祭天。对于后人了解、研究当时的祭祀制度大有裨益。宋代以来，朝廷祭祀山川一直沿袭着投送金龙玉简的传统，济源的“投龙简记”碑给予了很好的证明。令人欣喜的是，2003年7月，济源在整修济渎庙时，在龙池内发现了北宋时期宋神宗向济水神祭告时投沉的玉简，济源作为古时帝王祭水、祭天圣地更多了一件实物证据。古济水源远流长，水质清澈，水流平稳，是四渎中的君子，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自然也成为创作各类文学作品的绝好素材。从《诗经》开始，历代都有吟咏济水的诗词歌赋。《诗经·匏有苦叶》就以济水为背景，歌咏了一位年轻女子等待情人时又喜悦、又焦躁的心路历程。以唐玄宗封济水“清源公”为标志，历代文人雅士赞美济水不与浊流合污、至清高洁的诗词不绝于史。唐代白居易《题济水》云：“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宋代文彦博《题济渎》云：“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根。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清代的尤侗《济渎》云：“众浊我独清，朝宗得其主。”更多的人，面对济水，托物言志，赞美其百折不挠、润泽万物，使济水成为文学之河、理想之河。济水流域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说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建筑、遗迹、遗存等文化遗产，都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我们从小就知道“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并且知道这是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创作的《克雷洛夫寓言》里的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创作的年代，应该不早于1806年，因为克雷洛夫1806年后专写寓言，1809年出版了第一本寓言集《克雷洛夫寓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国明代就有了这个“乌鸦与狐狸”的故事，比俄国至少早了200年。济源市有一座阳台宫，在其保留至今的明代修建的玉皇阁石柱上，就雕刻了这个故事。画面上，乌鸦开口唱歌，肉掉在半空，狐狸仰头张嘴，即将吃到肉块，刻画得生动传神。说明在明代，“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已经在济源流传。济水流域的文化遗产，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宝库。
[1]讲述人：王怀修，70岁，退休干部；录音人：张振犁、程建军；地点：济源县文化馆；时间：1985年4月12日。[3]《水经注·济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12页。[4]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5]杜金鹏：《先商济亳考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元年》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16页。[7]参见邹兴钜《春秋战国地图》，武昌亚新地学社，1912年版。[8]《左传·成公十五年》：宋右师华元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舍于睢上”。杜预注云：“睢，水名。”睢水离宋都（今河南商丘）不远。[9]杜金鹏：《先商济亳考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10]大陆泽，又名巨鹿泽、广阿泽，位于今天河北省的隆尧、巨鹿、任县三县间，是华北平原亿万年时间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平原湖泊中最大的一个。《禹贡》说：“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汉书》有巨鹿郡城北有大陆泽的记载。[11]顾颉刚：《讨论古史答胡刘二先生》；《自序》，分别见《古史辨》第一册第111、65页。[12]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13]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14]罗琨：《燹公盨铭与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华学》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6月版。
作者简介：侯仰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历史学博士，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