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京师保卫战（上）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御驾亲征，没有想到征讨瓦剌之战演变成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京城人人自危，甚至有的富户准备转移财产，个别大臣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南京。朱祁镇被俘之后，孙太后和钱皇后立刻筹措一批珍宝作为赎金送出，以使皇帝获释。

面对危机局面，大明朝堂之上围绕是“战”还是“迁”开展了纷争。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首先是翰林院侍讲徐珵（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迁都南京，以避刀兵。“南迁之议”，颇得一些大臣支持。于谦当即否定这项提议，认为皇陵、宗庙、社稷都在北京，不可轻易迁移；而且要以北宋为教训，指责南迁是亡国之论，并征得孙太后的支持。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人都赞同于谦，廷议乃决定固守北京。二十一日，孙太后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

八月二十三日，于谦等人针对当时的危急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诛除宦党，平息民愤。明廷将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抄家灭族，打击宦党的气焰，初步稳定了内部。八月二十八日，王文上书郕王朱祁钰，希望他以江山社稷为重，承继大统。当时的皇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为免主少国疑，于谦、王直等大臣联名奏明孙太后。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请皇太后改立监国郕王为帝，史称明代宗或景帝，遥尊被俘的明英宗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的王振党羽纷纷落马。当初，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如今皇帝被俘，王振被杀，众大臣纷纷吐气扬眉，甚至跪在午门外，要求朱祁钰惩处王振余党。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并将王振同党，王振外甥王山也被当庭打死，史称午门血案。朱祁钰害怕想回宫去，于谦拉住他的衣袖，说王振罪当诛九族，马顺等罪当死，应不予追究。于是，朱祁钰下令马顺等罪有应得，众臣无罪。由于也先挟持明英宗作为攻城略地的政治工具，于是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同时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也先的阴谋不攻自破。朱祁钰登基之后，下诏边关守将不得听信瓦剌的借口，使得瓦剌意图用明英宗的名义骗取财物、骗开关门失败。瓦剌气急败坏，发兵攻打北京。

于谦认为，土木堡之战的失利，犯了许多兵家之大忌，其中后勤保障没搞好是重要原因。20万明军长期在风雨中辗转，军粮不备、军械不习、运输不及时，连唯一的饮用水源都被切断，在人饥马渴的情况下，是不能打胜仗的。因此，于谦上任后，首先实行正确的后勤方略，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做好后勤准备。

于谦接着开始着重整顿、充实京军。原大同副将石亨在“土木堡之战”中战败，单骑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认为，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而且战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于是将其释放，并委任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统一指挥京师步兵部队。在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中，石亨指挥有方，英勇作战，战果显著。同时，于谦另以名将指挥京城的火器部队、骑兵部队和镇守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并严惩了一批贪生怕死、玩忽职守的将校。此外，于谦还改革了军制，把传统的“三大营”改为10个团营，使其更加适应防御作战的需要。他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22万多人，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员，前往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兵员，进行应急训练，以备补充。

按照明朝的体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为此，明代宗朱祁钰专门下令，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任，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于是，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其地位仅次于皇帝。又便于统一部署，共同抗击瓦剌于谦升任兵部尚书，积极备战；于谦注意提拔一批有才能的将领。同时，从各地调来兵力，日夜赶造武器，装备军队。在北京周围。布置兵力，严把九门。注意日夜操练军队，迅速地提高战斗力。随后两京、河南、山东等地的勤王部队也陆续赶到。于谦严整军纪，并选拨新进将领操练军兵，分守九城，并命令边防部队加紧修固沿边大小关隘。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明军兵精粮足，士气大振，严阵以待。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瓦剌军挟持被俘的明朝英宗皇帝大举南下。一路经宣府进攻居庸关，从京师正面吸引明军。也先亲率主力3万人经大同进攻紫荆关，迂回到京师。十月九日，在投降的明太监喜宁的帮助下，也先攻占紫荆关，挟持英宗经易州、良乡、卢沟桥，于十月十一日进抵北京城郊。面对强敌，石亨提出了收兵入城，禁闭9门，依托城池进行固守的建议。于谦认为，瓦剌势盛，如果示弱，会使敌人更加猖狂。他主张，采用背城决战的方略，将22万大军列阵京城9门之外，并以重兵伏设于德胜门，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准备与瓦剌军于北京城下一决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