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成华||曾国藩:自省增慧,修身养德,奠定人生大格局

日记,古已有之,又被称作日谱、日史、日录等等,尤其在明清士人群体中非常流行。在大量的清代日记中,《曾国藩日记》可谓影响极大,曾国藩是晚清一代名臣,从青年时期开始一直到老年长期坚持撰写日记,自省是其日记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曾国藩去世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留下了日记绝笔:“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即使病入膏肓,他仍在反省自己,仍在自我鞭策。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日 记 与 自 省

明代以降,随着社会风气日益颓废,不少儒生士人开始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修身方式,涵养道德,提升境界,记日记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修身工夫。

在宋明理学中,修身日记已不时可见,如王阳明“惜阴会”中要求每人立日记,到了明末清初,日记的数量骤增,有的规模还比较大,如大儒孙奇逢的《日谱》共三十二卷,记载了从顺治六年(1649年)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共计二十七年的日记。明清日记不但记事明理,还是儒者平日存养省察、自省进德的重要载体。

曾国藩常读明代吴与弼的《日录》,吴与弼把自己的《日录》称为“日新簿”,“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清代唐鉴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曾国藩“甚欲学之”。

曾国藩的日记按传统阴历纪日,主要有三种样式,分别为“求阙斋日记”“无慢室日记”“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从日记的命名即可看出曾氏的自省和道德追求。

“余以‘求阙’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跛’之意也。”“守骏莫如跛”语出苏东坡《和子由论书》,谈的虽是书法,却隐含着人生哲理:“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侮辱之时。”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都会立志做完美之人,追求人生的圆满,而曾国藩独自“求阙”,一是他认识到人生不可能圆满,即使是圣贤也不会完美无缺,这是客观事实;二是与其贪图圆满完美的虚名,不如主动求阙自省找出自己的缺陷不足,改过迁善修仁进德,这才是不断完善自我的正道。

“无慢室”则是曾国藩自警戒除怠慢之气。日记中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初三 ,曾国藩与同乡好友陈岱云久谈,彼此相劝以善。“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着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曾氏十分珍视这种克敦友谊,把陈岱云的批评建议视为药石之言,并以“无慢”命室,终生克己兢兢业业。

相比较来讲,“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在格式上更为特别,是一种制式簿册,系专门印制。每日十栏,第一栏登记日期、天气等;二至九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第十栏印有“绵绵穆穆”的阐释文字:“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始终往来,一敬贯之。”将此段文字固定印成日记一栏,曾国藩显然是提醒自己在动静之间做到 “戒惧”“谨独”,这既是在生活日常层面的自警,也是对神鬼信仰层面的敬畏。

富厚堂无慢室

曾国藩日记中的自省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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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 静 坐

《大学》有言:“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自省的前提是首先让自己静下来。

曾国藩服膺朱子、大程夫子的“静”字工夫,他写道:“若不静,省 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为戒除浮躁,达到以“整齐严肃”检摄于外、以“主一无适”持守于内之目的,曾国藩在青年时期习熟静坐工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十三日,其好友冯树堂来谈养心养体之法,认为舍静坐别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 并教曾国藩焚香静坐之法。当晚曾国藩便遵照实施,焚香静坐一时。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到“起亦不早。焚香静坐半时。饭后,誊诗送去,数月方报,不恕之至。王翰城来,谈半时去。剃发。仍静坐,不得力,枕肘睡去,醒来心甚清。点古文一卷。饭后,张楠皆、李笔峰来久坐,灯后去。点古文一卷,静坐小半时,颓然欲睡,可恨之至”。

02

二 是 会 课

曾国藩重视与朋友的交往,交际圈比较广,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拜客,也常有好友前来久谈。他还和同乡同年约好到会馆、书院或朋友处定期会课,读书研习,传观所作文字。

会课往往会有相互规过的内容安排,一是朋友同乡间当面指出各自的缺陷不足,互相督促改善;二是交换日记进行阅读和批评。《孔子家语·儒行解》载“其过失可微辩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者有过失可以委婉地提醒而不可以当面数落,这是刚强坚毅的表现。曾国藩日记中完全不是这样,好友同乡间的批评可谓直截了当、入木三分。对于别人的指责批评,曾氏非但不会恼怒不悦,反而当作药石。益友可以辅仁,对于能有这样真诚的益友他感到由衷地庆幸。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八日午初,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吴竹如来,深以‘敬’字见教,交相箴勖”。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十二日,他又写道“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二曰自是……三曰伪……直哉,吾友!”

通过交换日课册进行阅读批点,是帮助彼此改过迁善的好办法。一方面对别人做得好的地方要见贤思齐,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师友对自己日记的批点,这些评语往往更具有针对性。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他写道“未正,冯树堂来,阅余日课,云:‘说得已是,须切诚而致行之耳。’”这是提醒曾国藩要言后能行、言行合一。

曾国藩一直将倭仁视作自己的前辈老师,当然就更加重视倭仁对其日记的批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将日记送至倭仁处,求其针砭。二十六日接到倭仁批后的日记,在反省自己赴友饮约时太随意、不严肃的日记内容,倭仁批道:“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看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读之悚然汗下, 教我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安得此药石之言!”

把日记交给师友批阅,曾国藩的自省并非故作姿态,相反会把别人看不到、 发现不了的缺陷主动暴露出来,把“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置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以接受师友的监督,从速改过。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初八日记中反省喜誉恶毁、患得患失之心,他写道:“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富厚堂正宅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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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 自 讼

“自讼”是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是掌握了道德标准的自己,一个是存在过恶缺陷的自己,通过两个自己争辩是非、打官司,达到改过迁善、复性近仁的目的。

孔子《论语·公冶长》 有言 “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可见自讼不易。清代俞樾《春在堂笔记》卷八载,顾晋叔四十九岁绘《自讼图》,“图中坐者立者各一人,若官与吏然;跪者一人,若对簿然。三人实即一人,皆自肖其像也”。

在写日记上,曾国藩开始坚持得不够好,对照师友们的严于自治,他十分悔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五日记:“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旧习,则何必写此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初九又记:“所以须日课册者,以 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

通过扪心自问、自我审判,曾氏清晰地划出了区分君子、小人的界限。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初六,他写道“酉初,走邵蕙西 谈 ,背议人短,谨记大过”。初九,“早起,约岱云同至琉璃厂买纸,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初七,“观人作应制诗,面谀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有了自讼便有了宣判,曾国藩在日记里给自己记过定性, 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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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是 读 书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古代士人的生活方式。“文以载道”,读书的境界大体有三,首先是慧心阅读,然后是涵泳体悟,最后是自觉践履。

曾国藩一生勤于读书,将读书视为人生三乐之首:“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不管是居京为官,还是带兵打仗,他都坚持读新书、温旧书,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既有传统国学经典又有文学、书法、音律、地理等方面书籍。他喜读先贤的文集传记,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连续读《张扬园先生集》《王荆公集 》,咸丰二年(1852年) 读 《贾谊传》《晁错传 》,咸丰八年(1858年)连日温《论语 》《孟 子 》《 大 学 》《 尚书》。

“见贤思齐”,曾国藩读孟子,称孟子“真豪杰之士”,“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对明代史可法、清代林则徐等人极为仰慕,赞为“一代之伟人”。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初四日记:“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见不贤而内自省”,书中士人官员的恶行逆施、荒唐行径则会给人提供反面教材。同治七年(1881年)四月二十六日阅小说 《儒林外史》,他写道“是书极诋士人多穿窬之行,丑态百出,览之足以解颐,亦用自儆”。

富厚堂内思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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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是 联 箴

自唐代以来,“箴”成为一种常用的规诫性文体,宋代大儒程颐所撰“视、听、言、动”四箴成为后人日常修身所奉行和持守的经典律则。清代士人还惯于作联自箴,以字简意丰的联语来自警自省,颇为实用和有效。

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十二日,曾国藩写下了著名的联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前半句是说在道德方面善与恶、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禽兽泾渭分明,没有中间地带;后半句是说事功方面重在勤勉付出,戒除欲望和名心。后世梁启超写道:“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此语,录以题《德育鉴》。”

同治二年(1875年)九月初二日记,曾氏拟书“八本堂”匾,并录自箴八语于后:“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同治三年(1876年)四月初七日记,集古人成语作一联“强勉行道,庄敬日强”。“上句箴余近有郁抑不平之怀,不能强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懒惰不振之气,不能庄敬以自奋。”

同治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九日记居官四败、居家四败 ,以自儆惕。居官四败是昏惰任下、傲狠妄为、贪鄙无忌、反复多诈;居家四是妇女奢淫、子弟骄怠、兄弟不和、侮师慢客。

同治八年(1882年)九月十九日记,因多日来悔及往事常觉愧恨,便作一联:“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为无惭鬼神;休预怕后来灾祸,只要暮年心气感召祥和。”这是人生步入晚境,思及家变无常,感叹天下万事皆有前定,曾氏作联自我安慰,追求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

曾国藩日记中自省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从礼容到言行,从读书到写字,从治家到国是等方方面面。从曾国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克己自省、自我鞭策已经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严苛程度。清晨未能早起,就骂自己真是“禽兽”,这种“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的决绝使他日有进境,为一生事功打下了坚实基础。梁启超曾评价说:“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他认为曾国藩的日记切于实际亲切有味,“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与其把它看作学术,不如笃实践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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