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道》詹福瑞【3】
人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几种境界？领悟读书之道，从这本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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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无一不是读书迷。然而，“书固易读，亦难读也。”什么书值得读，该怎么读？如何进行个性化阅读？本书深入浅出，对这些问题都作出了回答，相信你会有所收获。
内容简介
《读书之道》是根据前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詹福瑞的演讲集，收入五篇以读书为主题的讲座而成的，分为《个人性的读书》、《读书与人生》、《顺从天性，激发好奇》、《经典与大众阅读》、《读书的境界》五大部分。作者学养深厚，引论丰富，每一篇目都紧扣一个阅读话题，对当下的国民阅读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詹福瑞，1991年毕业于河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华书局）、《南朝诗歌思潮》（百花文艺出版社）《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等。另有学术论文近百篇。
读书与人生1
读书与人生2个人性的读书顺从天性，激发好奇经典与大众阅读读书的境界1读书的境界2跋
读书与人生1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读书本身就是一部大书，再加上人生这个更大的题目，讲起来实在有些漫无边际。但是这个题目的确又是中学生作文的题目，在网上稍作检索，就可以发现无数条关于读书与人生的演讲稿，有的就是中学生作文的范文。所以，这又是一个不容易深入的题目。还有关于人生，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生观会有不同的认识；对于书的价值判断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书本身对人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由此看来，这又是一个不容易讨好的题目。更重要的是，无论人生和读书，自己都不能算作成功者。题目既然如此之大，那么我就采取一种漫谈的形式。题目既然不容易深入，我就尝试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切入，不做泛泛之论。题目既然不讨好，我就结合个人的看法，尽量多用成功的读书范例。
一、读书的三个阶段
古人谈到读书，也曾讲过三个阶段，清代人张潮在《幽梦影》书中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这三个阶段，实际上是讲人生阅历对于读书收获的影响。少年因阅历不深，读书时对书中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全面的；到了中年，有了一定的阅历，这时读书才能对书中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理解；而到了老年，阅历已经十分丰富，此时读书，对书中的内容就有了充分的理解，甚至是有了批评的权力。
我这里所说的读书的三个阶段，固然与人生阅历有关，但又与张潮所说的不同，主要是讲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书的需求的差异以及对于读书的影响。
1.幼少时期：知识积累与兴趣的培养
这一时期，不仅仅是人的身体的重要生长时期，而且也是人的精神和智力的重要生长时期。这一时期的阅读当然主要是学习和积累知识，但同时又是读书兴趣培养的阶段。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特别强调读书兴趣的培养对于青少年的重要。他说，当孩子根本不喜欢读的时候，读书对他有什么用处？不能让还不喜欢读书学习的学生对读书发生厌恶的心情。不能让他体会到读书的苦味，以免过了青年时期他还觉得读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少年时期的读书对于孩子心灵的成长十分重要。可惜大部分家长只知道少年身体发育的重要，却不知道读书对于少年心灵成长的必要和重要。或者知道了，却不知怎样做。因此可以说有相当多的少年是在茫然中走过本来很重要的少年阅读期的。
少年时期读书，当然是为了汲取知识。但是还有比汲取知识更为长远的目的，那就是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的培养与形成。“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卢梭在《爱弥儿》中这样告诉我们。可以这样说，少年读书与其说是为了知识的积累，不如说是兴趣的养成更为确切。也就是培养对知识的渴望，要让书籍激发起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对人生的惊异，并且从中培养出对书籍的热爱。所以这个时期读书，不要急于获取什么知识，也不要渴求成为什么神童。读书的目的主要在于习惯的培养和兴趣的生成，如同找到一个要好的伙伴，得到一个喜爱的玩具，爱不释手，睡觉都舍不得丢开，还要放在枕边。少年时期有了这样的习惯，有了读书的兴趣，会为我们一生持久的阅读打下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少年时期读书，应该提倡无界域阅读，似乎不应该分辨什么样的书应该读，什么样的书不应该读。只要内容健康，又不深奥难懂伤了少年读者的胃口，让他们见书就烦，就适宜阅读。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中说：“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错。”少年读书如同吃饭，要五谷杂粮什么都吃，才会营养健全，有益于心灵的成长。不能偏食，更不宜挑食，否则就会造成精神上的营养不良。当然，少年时期可能更容易接受小说故事一类文学性的书和想象丰富的书。但是，这个年龄段的读者，又不同于幼年时期的小读者，专注于童话和神话类图书。少年读书，选择的范围将会更加广泛，无论哪一类的书，只要形象、生动，都会引起浓厚的兴趣。比如《十万个为什么》，以生动具体的文字介绍百科知识，就很受小读者的欢迎，至今仍畅销不衰。可惜这样的书近年来出得太少了，不能满足小读者的需求。比起自然科学来，面向小读者的普及类社会科学作品尤其少得可怜。
少年时期，正是接受能力快速成长的时期。除了提倡无界域阅读之外，还要鼓励少年超年龄段阅读。其实有许多小读者也有超年龄段阅读即超接受能力阅读的成功例子。所以在这个年龄段的少年读者，不妨尝试读一些个人还不能完全接受、读起来似懂非懂的图书，如中国的古典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现代著名作家周作人在谈到他少年读书的经验时就讲过，他那时读我国古代小说名著，虽然有的句子还不懂，但是上下串起来也就大致知道了基本意思，而且也正是这样的超接受阅读，大大增强了阅读的能力。古人读书也大量存在超接受能力阅读的现象，不管懂不懂，先囫囵吞枣地吞下去，也就有了所谓读书的童子功。事实证明，超接受能力阅读，既可使读者快速汲取知识，也可以加快提高少年读者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少年时期读书，一般来说，还没必要似成年人那样严格分什么精读和粗读，但是有必要通过粗读式的读书方法来训练快速阅读的能力。粗读，也就是书的一般性浏览，对于培养少年的读书速度，是很有成效的。一目十行的读书态度，一直是我们所批评否定的不认真的读书态度。然而如果谈的不是读书态度，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一目十行的方法，当会有助于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和速度，也不妨一试。
2.青壮年时期：职业与工作需要
青壮年时期，一般人基本完成学业，开始进入工作阶段。这一时期的读书，由知识的积累自然转入到知识的应用，读书有了极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就是为了适应职业和工作的需要，不断增长知识和工作技能，读书开始进入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阶段，对书也由一般性的阅读转入对书的钻研和使用。
专业化或职业化读书，是一种很特殊的读书。对书的选择性日渐加强，范围也比较狭窄，一般而言，往往是追踪式的阅读，即专注在某一个领域作长期的跟踪，甚至要对所有的文献竭泽而渔。而且阅读的过程也极其枯燥，读书的兴趣实际上就是专业或职业的兴趣，而不在读书本身。
关于专业化或职业化的读书，有好多名人都谈过此类读书的体会。其中郭沫若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为研究而读书，这或许正是狭义的真正的读书。譬如研究一种学问，或者特殊问题，但凡关于那种学问或问题的一切书籍和资料，必须尽可能地全都搜罗把它们读破，这样，你对于那项问题便有了充分的把握，你可以成为该项学问或问题的有权威的专家。……例如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使这志趣完成，我便用下了苦工，把我毫无素养的甲骨文字和青铜铭文完全征服了。……在今天凡是有志于古代研究的人，似乎都在沿走着我自己所走过的路径了。又例如我存心研究周秦之际的意识形态，我对于诸子周秦的著作便非彻底清算干净不可，管是喜欢它，不喜欢它。不喜欢它，你却得和它接触，由不得你的自由。假如有一家你没有清算得彻底，那你的认识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用具体的例子来说吧，韩非子的思想我是极端憎恨的，但为了要研究，我不能不读他的书，而且还须得翻来覆去地读了又读，读得烂熟。这犹如研究敌情一样，并不是出于爱而去研究，而是出于恨而去研究，这便限制了一个人的情趣的自由。大抵在研究而读书上我的方法是：（一）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约束。（二）搜罗一切资料尽可能使无遗憾。（三）对于资料毫无容情地、毫不惜力地加以清算，必须彻底，决不放松。这样去读书，我相信研究是会有成绩的。”
朱光潜《谈读书》也讲过类似的读书：“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的要籍，一部一部地从头到尾读，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赅括的了解，作进一步作高深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
当然，专业化和职业化阅读，也并非只看本专业书不可。这是因为除了职业和专业化阅读之外，还应有消闲阅读。此外，为了扩大视野，专业书籍之外，也应阅读一些其他书籍。鲁迅在《读书杂谈》中说过：“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使和本专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3.老年时期：消遣与娱乐
所谓老年生活，在我国一般是指退休以后的生活。进入老年的读者，在阅读方面，可能还会延续中年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阅读习惯，继续为研究、为问题而读书。有些学者已经形成了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的习惯，并以此为乐，所以即使是退休之后，还会继续他的专业化和职业化阅读。事实上，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里，许多学者不是青年成名，常常是大器晚成。这在学者中不是个别的现象。但是，就老年这个群体来说，大部分人是退休之后，即转入到休息和养生阶段，开始颐养天年。
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说，功利性的阅读退居其次，代之以消闲阅读、养生阅读，阅读是为了消遣和娱乐。培根认为读书有三种作用，一为颐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如果说青年和中年时期，阅读以长才益智为主，以颐神旷心、增趣添雅为辅的话，而到了老年，情况就完全不同，其顺序可以完全颠倒过来，即以颐神旷心、增趣添雅为主，以长才益智为辅了。
这一阶段的读书，虽然在精气神方面已经不如青壮年强盛，但是这一阶段，人首先有了丰富的阅历，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咀嚼人生，以人生来丰富书的内容，以书的内容来咀嚼人生。而且有了悠闲的时间，可以以书为伴儿，作慢条斯理的漫步。有了态度上的从容和淡定，对书可作老牛式漫不经心的反刍。所以老年应该而且完全可以进入到人生的最佳读书状态。
这一阶段的读书，可以完全没有目的，不要方法，想读就读，想扔就扔，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完全是随心所欲。我觉得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关于读书的意见，很适合老年人的阅读。他认为读者只能为兴趣乐趣而读。在《读书是一种享受》随笔中，毛姆讲：某一本书，纵然人们异口同声地加以称赞，但如果它不能真正激起你的兴趣，那么对你而言，它仍然是毫无作用的。因此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那些自己喜爱的书来读。如果觉得那本书不适合自己的胃口，就应赶快搁下它，而绝不要硬着头皮去读，因为那样就毫无乐趣可言，也就根本不可能真正享受它。他还说，读书一定随自己的兴趣，不一定读完一本再读一本，而可以同时读五六本。比如清晨脑子清醒，注意力集中，可以读科学著作或哲学著作；当一天的工作做完后，心情轻松，又不想从事激烈的思维活动，可以读一点历史、散文、评论或传记之类的书；晚间，不妨读读小说。身边还可以随时预备一本诗集，乘工作间隙，见缝插针地读一二首诗；床头可放一本可随时取看、又能在任何段落随时停止、心情也不受影响的书。毛姆虽然不是专门对老年读书而说的，但是却很值得老年读书者参考。
读书与人生2
二、读书对于人生的意义
读书对于人生的意义，当然有很多很多。经常能够听人们讲使人立志，使人有理想，使人知书达理，等等。这里，我想讲四点：
1.读书使人活得明白
这其实不是我说的。
高尔基说：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不读书就完全不可能了解人。
英国19世纪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爵士说：书是人类的记忆。
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
美国20世纪著名教育家海伦·凯勒说：一本新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
人生论其博大，不比宇宙更小；论其精微，甚至可以超过原子世界。人类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类自我了解的过程。而后者比起前者来，更为不容易。而人既然活着，就应该了解自己，弄清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弄清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复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的人活得明白些，有的人就很懵懂。这也直接影响不同的人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行为。对于人生的了解，有两个途径，一是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经验；二是靠读书。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大书，所以古人除了讲读万卷书，还要讲行万里路，把阅历和读书看成是人了解世界的两大重要途径。不过人生毕竟时间有限，阅历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阅历之外的读书，对于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人、人生和这个世界，就十分重要。
书是无数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作者撰写的。书的内容种类也可分为无数类，自然、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物理、数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广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才有前人说书是生活的海洋、书是人的记忆、书是人的灵魂、书就是人等等的描述。约翰·卢伯克说：“书籍之于人类，犹如记忆力之于个人。书籍记录了我们人类的历史，记录了我们的新发现，记录了我们世世代代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正是有了书，人类才能记载自己跋涉的足迹，留下博大的人类文化，留下人类心灵的密码。总之，凡是个体自身不能亲自体验的生活，都可以通过书来观察。正因为如此，书事实上已经成为人类在生活实践之外，了解自己的重要通道。诚如菲得洛斯所说：书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为人们带来乐趣，二是教导智者如何生活。
比如关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人如何对待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数家学说。通过儒家的经典《论语》，我们可以了解到儒家对待人的生命的态度。儒家是现实主义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只谈人的生前，不谈人的死后的生命问题。所以儒家重视生命的社会意义，主张生要有意义，建功立业，死后留名千古。而通过《庄子》，我们又会了解到与儒家完全不同的生命态度。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气的聚散，气聚为人，散则回归于气，一切都是自然的聚合过程。所以不要为死而悲伤，因为你本来就是气嘛，正如此，庄子的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可以看出儒道两家都关注人之生，都重视人的生命，而不在乎死。但是人应该如何生呢？儒道就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以上讲儒家重视人对于社会的意义，而庄子认为个体的生命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人应顺应自然，而不是改变他的天性，主张自由自在的生存。而在儒道之外，中国本土的思想中，还有接近于道家而又不同于道家的列子的享乐主义生命观。他认为好人坏人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不因为尧舜是圣人就可以不死，桀纣是坏人就一定要死，既然死后都是一黄土，没什么区别，为何不像桀纣那样享尽生前的快乐？到了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又有了精深的佛教的生命观。其实，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列子也好，佛教也好，都是从人的生命大限，即以死作为思考的起点的，但是所走的路线却有很大的不同，结论也不同。儒道列子都是由死回到生，而佛教却再往后走，设定了轮回三世，认为除了灵魂不死可以轮回，肉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感知的世界和生活本身，都是空幻不居的，所以不应执著于现世的一切，而应修来世。
又如关于《红楼梦》，毛泽东是把它作为一部丰富形象的封建史来读的，但是我却从《红楼梦》里边读出了生命的感悟。
《红楼梦》写宝玉的直感生活，最深刻的应该是宝玉对生命的感悟。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写出了中国式的生命幻灭感。人的生老病死所产生的是最切近、最深刻、最痛苦而又无奈的情感。正是这样的情感，终极地感伤着宝玉和黛玉这类的性灵人物们。因此而有看花落泪、见月伤怀的多愁善感。在大观园里，黛玉对季候的感应最为敏锐，而且无不融入个人的漂泊感。这样的情感容易产生，自然与黛玉父母早亡、寄人篱下的不幸身世有关；但是她的情感内涵却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身世感，透出这个聪颖的女孩子关于人生的深刻体悟。她的柳絮词：“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从柳絮的飘零，想到人的漂泊无依的宿命，既为物伤怀，为己伤怀，也是为人类伤怀。还有她的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空幻感已不仅限于美好的春天与青春，限于人生，广而及于大自然了。
在大观园里，另一位深怀人生空幻感的就是贾宝玉。所不同的是，黛玉的生命之悲，常常是因季候花草而感发，而宝玉的生命之叹，却多来自他身边的女孩子们。宝玉陪黛玉葬花，哪里会体会到黛玉这个女孩子深微而细腻的生命痛感？顶多是对美好事物的同情而已。但是当他听到黛玉“花落人亡两不知”的葬花诗，想到林黛玉的花容月貌将来也会到无可寻觅之时，真是心碎肠断。他又由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想到宝钗、香菱、袭人等也到无可寻觅之时，而这些女孩子到了无可寻觅之时，他自身又不知何在何住？而将来的斯园、斯花、斯柳更不知当属谁姓？不觉恸倒在山坡上，怀里落花撒了一地。黛玉葬花，生命的感伤，是由自身的漂泊感，怜及自然界的花草，反过来而更深化了她对个人身世以及人类无归依的感悟。而宝玉则是由黛玉而及所有的女孩子，再由女孩子而及个人，乃至自然。但是很显然，两个人的生命空幻感是相通的。这种空幻感，使宝玉的生活只定位在一个目标上，就是与身边的女孩子们长相厮守，永不分开。所以在十九回宝玉有“只求你们守着我，等我化成灰，随便你们到哪里去”的幻想。而在第三十六回，他又发表了人谁无死，只要死得好的理论。他所说的死得好，就是如果有造化，趁着那些女孩子还在眼前时死去，能够得到女孩子哭他的眼泪流成河，把尸体漂起来，那就是死的得时了。由此看来，宝玉强烈的生命幻灭感，来自他对女孩子的留恋。他是在女孩子的依恋中，才体会到生活的美好、生命存在的意义。而一旦离开了体现他生命意义的女性们，他也就感到失去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就似他与黛玉说的那样，“你死了我去做和尚”。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确是出家了，在高鹗的续写里，宝玉出家的直接动因是木石无缘、黛玉之死。但是把宝玉推向空门的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大观园女儿国的分崩离析，他心爱的女孩子们死的死，嫁的嫁，走的走，散的散，宝玉强烈地感受到他真的到了赤条条无牵挂的境地。而一个世界，一个社会，只有女孩子才会使人感受到生命存在的美好，这个世界和社会岂不荒诞？《红楼梦》之后，多有狗尾续貂之作。本人孤陋寡闻，没见到有写宝玉与黛玉结婚的作品。但是假设宝玉与黛玉结婚了，结果又当如何呢？是不是宝玉就不会遁入空门了呢？恐也未必。黛玉葬花，收拾起的首先是个人的身世命运，为自身悲而及他人之悲；而宝玉的出家，重要的是为女孩子们出家，其次才为己出家。女孩子在他的身边，已经成为他生存的环境，成为他活下去的生态，甚至融化为他的生命的肌体和血肉、他的思想和灵魂，在此状态下，即使宝玉完成了与黛玉喜结良缘的心愿，黛玉一个人能够代替所有吗？
宝玉的孤独与空虚，寂寞与无聊，是与生俱来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人生决定了这一切。宝玉虽然年少，却过早地颖悟到人生的空幻，所以宝玉的悲感是宿命的悲感。在此问题上，家庭与个人身世不是决定因素。只能说家庭的没落与周边女性的不幸身世，更强化了他的直感而已。解脱人生的空幻，中国古代士人开辟了许多途径。浪迹山林是一途，晨钟暮鼓是一途，也有的干脆就放浪形骸了。宝玉却把解除空幻的途径用在了情痴上，在与女孩子真诚的相守中寻找生活的清净，寻找情感的纯粹，寻找思想的洁白，寻找人生的温暖，寻找灵魂的慰藉。这虽然是宝玉来自他的直感的人生选择，却也是宝玉的特异之处，当然也是他的可怜之处。不过看到宝玉连这样可怜的愿望都化为泡影，人生的无凭和社会的残酷也就可见一斑了。
2.读书使人活得聪明
这也不是我说的，莫那说：读书使人聪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布鲁诺说：欲想变得聪明，靠的不是力气，而是孜孜不倦地读书。马寅初说：书读得越多越聪明。
但我这里所说的聪明，是形而下的，不同于我后面所说的智慧，主要指一种生存的能力。如同英国16世纪的哲学家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力量也主要是指一种能力。高尔基也说过类似的话：“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生存能力应该是人的最基本的能力。个体的人，甚至一个族群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物竞天择，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竞争更加激烈。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乃至一个族群能否生存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好，主要看他的生存能力。在这个问题上，知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知识来自哪里呢？当然来自两个方面，实践和书本。因此列宁就把知识就是力量直接改为：书籍是巨大的力量。
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家阿摩司·奥兹近期在中国社科院所作的“以色列：在爱与黑暗之间”演讲中谈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说，以色列民族曾经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没有自己的国家，甚至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但犹太人中天才辈出，单以诺贝尔奖为例，这一民族的获奖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民族。经常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绝非所谓的基因，犹太民族的基因绝不比其他民族的基因好。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犹太民族除了书一无所有。中国人在建长城时，他们在看书；埃及人在建金字塔时，他们在看书。犹太民族有句古语，大意是：如果想在冬天有个避雨的地方，你就建座房子；如果想住的年头久一点，就建座石头房子；如果想被儿孙辈惦记着，就在身边造一座城；但是你若想永垂青史，你就写本书。所以在以色列，读书的氛围相当浓厚。可见一个民族的强大，书所起到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每一个杰出人物，无不是读书迷。美国的著名作家杰克·伦敦没有上过中小学，少年时期过的是流浪生活，做过牧童、报童、工人、水手。但是他喜欢读书，热爱文学，以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为学习的对象，认真读他们的作品，甚至背诵下来。他的朋友曾经描绘他的读书情景：“他捧起书，不但用小巧的杠子偷偷地撬开它的锁，盗取点点滴滴内容，而且像一头饿狼，把锋利的齿扼进书的咽喉，凶狠地舔尽它的血，吞掉它的肉，咬碎它的骨头，直到那本书的所有纤维和筋骨成为他的一部分。”他把书中的佳句要点抄在纸条上，插在梳妆台的镜缝里，别在晒衣绳上，刮脸、穿衣，随时阅读。他还把卡片装在衣袋里，随时拿出来看。这种对于书的吸血吃肉、咬碎骨头的精神，成就了他的作家梦。
比尔·盖茨被称为神童，是科技天才，同时他又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他8岁时就开始读《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并决定把每一卷都读完。他读十年级的时候，由于大量的课外阅读，已经使他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远远超过了他的同龄人，以至在课堂上常常找老师的麻烦。所以比尔·盖茨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3.读书使人活得快乐
培根说：“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又说：“读书足以怡情。”“读书可以铲除一切心理上的障碍，正如适当的运动能够矫治身体上的某些疾病一样。”
高尔基说：“要热爱书，它会使你的生活轻松。”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
法国17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的享受的时刻。”
德纳姆说：“书籍应有助于达到以下四个目的中的一个：获得智慧，变得虔诚，得到欢乐，或便于运用。”
这些谈的都是读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快乐。
读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快乐，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读快活的书带来的快乐，一个是获得知识带来的享受。
在图书中，有的作品是专门供人们用来消遣娱乐的。比如明清以来就很流行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本是娱乐之作，不登大雅之堂。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曾有严肃与不严肃之别，武侠小说当然不在严肃其列。虽然有文学史家为它争得立身之地，但有的文学史家至今仍不肯承认它在文坛的一席之地。其实文学史从来就是少数学者的文学史，与百姓无关。入不入史，雅与不雅，似乎不会影响百姓的取舍，好看、好玩、解气、撒气，皆可成阅读原因。
武侠小说为何长盛不衰，火了又火？主要原因即在于读武侠小说使人快乐。
读者阅读武侠小说，从心理上是各取所需，缺啥补啥。受欺凌者，幻想如侠客快意恩仇，或人间多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认为武侠小说兴起在乱世或衰世。这自然不无道理。越是乱世，越是渴望英雄，期待大力之人。但也并不完全尽然。即使是盛平之世，无钱无权也即无势的读者也可能生活在一个极度压抑的生存环境里，所以武侠小说的流行未必一定在于乱世，只要天下有不平，就有武侠小说产生的土壤，就有武侠小说存在的空气。有仇有怨，一剑了断，而且追求的是复仇的快感，“嚓”的一声，一口污浊之气尽吐无遗。如果读者在现实中受了压抑、受了欺凌、受了委屈，读到这样的文字，自然会有一种宣泄的快意，通体舒泰。
不仅如此，武侠小说中所渲染的武功，也投合了读者追求快意的心理。侠客的武功本领无限大，应该是侠客自由无限大、个人意志无限大、个人好恶无限大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个本领才会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天下老子武功第一，侠客的个人意志才会成为统治的意志，变成他人乃至社会不得不接受的科律，才会有绝对的自由。这也导致侠客有处理人间是非的非常手段，不遵律条，不守规矩，全凭个人的判断、个人的意志，想活就活，想死即死，一剑了事，干净，利落，酣畅，痛快。侠客获得了无限权力，个人的意志和自由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回到现实的话，侠客的做法会有许多问题。“同是非曰侠。”但是个人意志、权力、自由无限之大，实则是在皇帝之外，又来了个无冕之王，又走上了生杀予夺集于一身的集权老路。皇帝虽然一言九鼎，但还有刑法科律，还有大臣的谏言；而侠客的抉择，只其一人。他的是非判断是否正确？有无可能滥杀无辜？可谓问题多多。但是，小说终归是小说，它这样写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者的痛快。它所要满足的本来就是生杀予夺决定于他人的可怜百姓的白日梦。在小说中，他们终于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甚至他人命运的权力，强力了一把，痛快了一把，火了一把。武侠小说作为娱乐产品，确实为那些处于下层的读者提供了不大不小的精神出气筒。
武侠小说走到今天，读者已经不是旧时的听话人了，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不乏在社会中有成就的人和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教授、学者等。面对社会他们当然也有个人的愁烦苦闷，有的是生活中的，有的属于更为高级的精神层次。而武侠小说给他们不同层次的阅读期待提供了开阔的空间。职业难求，评职无望，所爱被夺，财源不旺，生活里遇到的挫折，都可能使他们逃进武侠小说，寻找意念实现或报复的快感。其实这些仍旧属于旧时听话者的层次。而游侠来无影、去无痕、浪迹天涯、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则让他们高贵的思想寂寞、心灵孤独有了精神的附体。小说中的侠客，总是在游走中，故侠或冠之以武，或冠之以游。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多数还是有其行止居所的，展昭家在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后来封为御前四品带刀侍卫，也就跟随包公左右了。而五鼠则居住卢家庄。只有到了后来的武侠小说，剑侠之士才或深山或老林，越来越远离人世。武侠居所虽然有定处，但并不影响他的行游，也正是在行游中，才不断地有了路见不平，有了拔刀相助。正因为侠客是在不断地游走，而且多是昼伏夜出，一个人行动，从行迹上就见形单影只，表现出孤独之态。然而就侠客个人心理来说，有的的确性情孤僻或孤傲，有的也并不孤独，不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乐英雄。如果说侠客之孤孤在行迹的话，今人之孤则孤在心迹。那是在工业化、现代化挤压下失去家园的无依归感。但也正是侠客的孤单行止，使现代人找到了自己孤独心理寄生的躯壳。所以钱伯斯说：“书是灵魂最好的麻醉剂。”的确不假。
关于读书，我的意思是要主动找乐，而不要去自寻烦恼。比如读诗。
关于读诗，古人本来也看得很沉重。《尚书·尧典》记载，舜帝叫当时的乐官夔教贵族子弟学习诗乐，是承担着培养中和之美人格的重任的。孔子教学生学诗，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也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侍奉君主和父母以及外交的本领。到了汉代，经生学诗，认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魏之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诗的作用很大，读诗真的不得了，事关政治，事关国家，事关民风。关于诗的性质，古人认为有两点，一是言志，一是抒情。言志主要关系到以上所说的大事。读诗是否有上面所说的作用呢？这要历史地看。春秋时期，人们还没把诗作为审美娱乐的语言艺术来看，所以孔子与他的学生讨论诗，主要谈诗的社会实用的功能。汉代经学的影响甚大，人们论诗强调它的教化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但是我们今天读诗却未必受此局限，可以主要出自对个人情感、情趣及审美的需要。
说读诗找乐，首先应考虑到情感的交流与发泄。古人读诗找乐，从大的方面说，是找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快乐，或者是穷顿时做兼济天下白日梦的快乐，或者是不得志时发泄愤懑感情的快意。我们当代人读古诗，当然也可以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得志时大叫：“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不得志时，充满信心地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也是找乐。人的感情有时需要发泄，发泄也是寻找快乐的行为。读诗的快乐，还来自我们与诗人情感的交流。我们的情感是需要交流的。这种交流可以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情感的交流，也可以是今人与古人通过文学作品的交流。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上与古人交友。古人与今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人类的生活与情感却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而这种相同或相通之处，就为我们通过古诗与古人交流提供了可能。这种交流是私密的，因而也就带有更加强烈的个人化的色彩，读诗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感受个人内心的情感体验，印证个人的情感经验，寻找情感的安慰，甚至是在升华情感，通过这些个人的读诗的情感活动而获得心理的满足。如东晋时的著名士族将领王敦特别喜欢读曹操《龟虽寿》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吟诵，一边敲唾壶，以至于把唾壶都敲出了缺口。王敦为什么如此喜欢曹操的这首诗？实在是他与曹操有着共同的情感体验。因为他与曹操一样，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想取晋皇帝而代之，后来果然发兵造反。他急于实现个人的野心，却限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不能马上实现，而时间流逝，眼看像曹操一样进入老年，所以读曹操的诗，很容易产生共鸣。今人也是一样。抗战时期，许多人与家人天各一方，音信杳无。这时读杜甫《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句，就觉得个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体验与诗人杜甫有了契合之处，感到杜甫先得我心，与杜甫有了异代的情感交流。
读诗找乐，有时也是一种发现的快乐，即在古诗中发现了某些人生哲理，迦叶拈花，发出会心的微笑。诗是文学中最为精致的艺术，也是最能表现人对人生微妙体验的艺术。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有人说这首诗是写认识的局限性，这不假。人的认识要受他所处的环境的限制，所以认识不全面。这样讲也可以，也挺深刻。但是这首诗实际上是首充满禅意的诗，诗意是说：人的一生因为受到世俗生活种种假象的蒙蔽，横看是岭，侧看成峰，其实都是假象，使人无法清楚地认识到人生的真谛。只有跳出世俗的生活，获得真正的解脱，才会对人生有透彻的认识与理解。此诗埋藏着人生的玄机，人生的大智慧。所以，我们读了此诗，理解了这个玄机，获得了这个智慧，自然会产生一种洞彻人生的快意。
读诗找乐，还在于找到一种情趣。诗意的人生，或者说艺术的人生，往往在于生活的情趣化。古人追求生活的情趣，在我看来是胜过今人的。古代的文人，往往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生活情趣多多。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单调多了。想一想，我们工作之余，还有多少情趣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读一点古诗，会从古诗中找到许多在生活中没有的情趣。生活的情趣很多，这里主要说说闲情。“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大家都知道孟浩然的这首《春晓》写春好，但我们赏诗不能到此为止，还要体会孟浩然隐居的闲适心情。“春眠不觉晓”，写什么？写闲适，写懒散，不为利禄拖累的快适。诗人不当官，没俸禄，但也因此获得了身心的自由。也正是有了这种自由，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界微小的变化，由夜里的风声雨声，知道花的飘落。我们还可以联想，这风声雨声，也许暗喻着复杂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不知损害了多少美好的事物。但诗人远离了社会，所以那外面的风声雨声、花开花落，也就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了。由此，你认识了闲适，感受到了闲适的自由和快乐。我们虽不必也像古人那样去过隐居生活，但能够体验古人闲逸的情趣，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也就大有益处了。
4.读书使人活得智慧
所谓的智慧，是指人生的智慧，与形而下的聪明不同，它不是小伎俩，不是小权谋，不是市面上畅销的厚黑学、帝王术，不是男女攻略、市场营销。古人云：庸人自扰。只有对人生没有洞察的人，才会有以上那样的权谋策略，才会患得患失，蝇营狗苟。
智慧是一个人对人生彻悟，对社会洞透之后所产生的超越的人生态度。它会使人生变得从容不迫，豁达大度，优游潇洒，游刃有余。
人生的智慧当然也是来自两个方面，即人生的实践和书籍。宋人苏辙《藏书室记》说：“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朱熹《行宫便殿奏札二》亦云：“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古人所说的“道”和“理”，多指天地人生的根本道理。胡适说：“现在的书本是古人经历数千年来之学问、智识、经验的结晶，读了一本书，等于经历了古人所经历的数千百年的经验。”朱光潜说：“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短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可见读书对于获取人生智慧的重要。
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有三个作家的作品可看，一个是陶渊明，这是平民智者的人生智慧。一个是王维，这是达官智者的人生智慧。一个是苏东坡，这是生活坎坷的智者的人生智慧。
读陶渊明的诗，你会感到意闲心淡，随意自然。
陶渊明同其他人一样，要在鱼和熊掌之间抉择，要么为五斗米折腰，要么远离市朝，回归自然。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挂冠而去，回到田园。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来自他的新自然说，体现在陶渊明的组诗《形影神》中。
这首组诗写的是面对生命的三种人生态度。序里说得很清楚：“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在形影神三者中，形既是生命的物质形态，同时又是重生命的物质属性的人生态度。人虽称为万物的灵长，实际上人的生命是极其脆弱和短暂的，草木逢秋固然会衰落，但春来又现生机，生命重回，而人却必死无疑。重物质者，对此采取的人生态度是“得酒莫苟辞”。形体是生命之实，而影子则是生命之名，同时也代表了重名声的人生态度。名本来是附着于形的，形既然不能长生不死，游仙又虚无飘渺，名只能与形俱灭。“身没名亦灭，念之五情热”，想到名与形一同消亡，就情不自安。重名声的人于是主张“立善有遗爱”，留善名于后世，延长生命的价值。这样的人生态度古已有之，《左传》讲立德立功立言，死而不朽，曹丕也大谈不朽之盛事，就是重名的一派。形为生命的肉体，影是生命的名字，而神则是生命的灵魂，实际上是生命的思想者。当然也代表了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思想者清点了最有代表性的人生态度后，作如是言：三皇那样的大圣人现在何处？号称活了七百岁的长寿老人彭祖不也是死了吗？在死亡面前，老少贤愚一律平等，概莫能外。酒固然可以使人暂时遗忘痛苦，却不知那是加快死亡的饮料。而立善名于后世的想法就更为虚无，善与不善，有什么标准？谁去评价？所谓的遗善，不就是无根的奢望吗？放浪形骸难逃苦海，善名留后也是空谈，怎么办？思想者主张：“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一句话，顺其自然，如《归去来兮辞》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何疑”。
陈寅恪把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称为新自然说。新自然说提出委运任化思想。运化就是自然，委运任化就是顺随自然，混同自然。陶渊明不但勘透了生命，勘透了人生，也勘透了自己，打开心的枷锁，做一个认真自得的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写文章，聊以自娱；弃功名，远富贵，既不用文章博取功名，也不以读书为累。荷锄稼穑，不以为耻；有酒邀邻，醉任去留；蓄琴自抚，不在有弦无弦，可谓真正的高卧南窗的羲皇上人。有了这种心态，他才能过上如诗如画的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里没有任何情障、事障、理障，湛然清虚，精神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无意识地采菊，悠然自得地见到了南山。“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充满了闲情逸致，是一种诗意的栖居。
读王维的诗，你会感到心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和谐。其实心静很不容易做到。心静之所以不易，乃是因为社会人生丰富多彩，吸引人的欲求实在太多。古人把这种欲求称之为机心。没有权力时千方百计要去争取，已经位极人臣又想保住它。贫困时要努力摆脱，富贵了又想长生不死，享尽荣华。方管（舒芜）《王维散论》文章分析到：人心的骚乱都由于社会现实的干扰，自己未满足的欲望的激荡。这使人们成为名利场上永远的角力者。王维能在显宦的位置上静下心来，做一个万事不关心的人，主要原因在于心理上的满足与和谐。他于社会无所求了，于生活无所求了，就连自己的口腹之欲也都无所求了。与世淡无事，自然江海人。不在是否离职去隐居，而在心中无事，淡出世事。这样的无欲无求使王维与现实、自然都处在和谐的状态，就是他自身，灵与肉也是和谐的，心灵由是而平安。到了这种时候，王维的生活与社会现实处在了若即若离的状态。他的心灵也与社会现实处在了一种游离的状态。王维有《终南别业》诗：“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沈德潜评论此诗云：“行无所事，一片化机。”方管借题发挥来分析王维此诗的心理状态：原来妙就妙在行无所事、行云流水的调子。一切都任其偶然，顺其自然，安其适然，一切都不一定要做，但也不一定不做。总之一切都可以做，而又一切都不存心如何如何。这正是与社会若即若离、无可无不可心态的绝妙写照。既然一切都无所求了，对一切也就不再执著，因此也就遂性自然，心如行云流水，所在而安。
王维诗中之静和心中之静，已经有众多的文章寻着《唐书》本传的线索，从他笃信佛教找来答案。佛教的色空思想的确是消解王维功名之焦虑、生命之焦灼、生活之苦恼的有效良药。当一个人连吃饭穿衣这样的起码需要都降到了维持生命最基本的粗衣蔬食，他对生活还会有什么更多的欲望和要求？还会有因什么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带来心灵上的躁动和不安？“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正是佛教消除了个人妄念，获得了心灵的安静。
但是对于王维这样的中国古代士人，我们切不可只看他的一面。他能够修炼到万事不扰的炉火纯青的境界，不完全是佛教的影响，还应有儒家、道家的浸染。王维一生可谓基本顺利，少负盛名，壮登廊庙，虽然遭安史之祸，却并未影响仕途，官越做越大。到了晚年，王维已经功成名就，所以就半官半隐，做身退的行事。他对现实社会已毫无不满，毫无要求，自然就获得了心灵的平安。因无欲而满足，与佛教相关。但是，无欲而不失生命的乐趣，却颇领益于道家逍遥游的思想。佛教色空思想可以解除执著于物质世界的各种欲求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然而现实为苦海，苦修来世之说，又往往使人们对现世万念俱灰，消除了人们现世的生命乐趣。空寂，空寂，空即是寂。所以纯然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不会似王维山水诗那样于静中感受到一片生机，感受到诗人观察、受用自然的乐趣。还有，在他的田园诗里边，我们更会感受到农家生活的安详平和给他带来的温馨。看看《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从这里边可以看出，王维的无所求不是不要生命的乐趣，不是不要现世生活，而是放弃物质的执著，追求精神上的适性，过一种闲逸的生活，而这恰恰是中国道家思想的精髓。
读苏轼的诗，你会旷达地对待人生的穷达，人生的得意与不得意。诗人一生在宦海沉浮，辗转于做官与贬谪流放中，所到之处几乎大半个中国。他43岁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58岁又被贬到惠州，61岁贬到儋州，64岁才遇赦北归。苏轼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他并没有因人生坎坷而悲观，他在逆境中寻求解脱，自安自适，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王国维评苏轼词，说东坡词旷。我们可以欣赏以下他贬到黄州第三年所写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达了苏轼从容面对世事风雨，我行我素的旷达情怀，对我们一生都有启发意义。
个人性的读书
今天来做读书报告，犹豫再三。我认为讲读书，很难讲出什么新东西，也很难讨好听众，这就是我犹豫再三的原因。前年4·23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要讲读书，主办的部门谁也不请，非得要我讲，理由有两个，都和图书馆馆长有关，一个认为我是图书馆的馆长，有责任推动读书；另一个好像既为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就一定是满腹经纶，有资格谈读书。其实，第一个理由还算站得住，作为图书馆馆长，倡导读书、推动读书，当然是他的责任，但是第二条理由就不十分靠谱。要说过去的图书馆馆长，多是大学问家不假。过去京师图书馆的蔡元培、梁启超，名头很大，可谓学富五车。我的前任任继愈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著述甚丰。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的馆长，管理者多，亦不乏优秀的管理者，但真学者，真读书、懂书的也实在不能称多，哪里还有资格谈读书？但是临近4·23，来不及请名家了，我没办法推托，只好厚着脸皮讲了一次《读书与人生》，主要还是介绍一下古人的读书心得，效果还好。今天则是我关于读书的第二讲。
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的高才生，虽然不能说你们已经读了一辈子书，但是你们工作之前基本上都在学校里，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读硕士，读博士，可以化用李白的一句话来说，快要“白发死章句”了，当然你们还不到白发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听众，给你们讲读书，会让许多人觉得这好像有点不太正常。还有，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和我一样是图书馆的馆员，是坐拥书城之人，每天我们接触到的就是书。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再谈读书，好像有点不合时宜。那么，我谈谈我到图书馆后的感受。我从大学到图书馆工作已经很多年了。这期间，我感觉到读书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读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即使是我们图书馆人，读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这样说，我们很多图书馆员只知书皮不知书里，只读书皮不读书里。为什么呀？工作太紧张了，压力太大了。而且社会对我们读书的干扰也太大。关于读书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理论，奇奇怪怪的说法，奇奇怪怪的组织，奇奇怪怪的活动。这些是促进了我们的读书，还是促退了我们的读书？我说不清楚，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今天如果大家请梁任公、蔡元培和任继愈先生来讲，也许关于读书的一些问题会说得更清楚。但是很遗憾，谁也请不来他们了，只好我来滥竽充数，也是硬着头皮来，厚着脸皮讲，主要是介绍前人的读书经验与体会，不敢谈个人心得，和各位交流一下，希望和大家有个互动。所以我可能讲的时间要短一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一、从青年读什么书说开去
这也是自古以来就有人发问，有人回答，又有人就回答而嘲讽的事儿。著名教育家、翻译了亚米契斯（1846—1908）《爱的教育》的夏尊先生在给中学生讲读书问题时就说：“青年人应该读些什么书？这是一个从古以来的大问题，对于这问题从古就有许多人发表过许多议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古人开的书单。曾国藩主张“须熟读小学及五种遗规之书”（《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清末民国时期也有开书单的，如担任过两广总督、内阁学士的张之洞给学生写了《书目答问》。
在上面所引的夏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近十年来这问题（读什么书）也着实热闹，有好几位先生替青年开过书目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梁启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所开的单子。”此事原委如下：1924年12月5日始，孙伏园主持《京报副刊》编务，次年的元月4日，在《京报副刊》登出广告，征求10部青年爱读书、10部青年必读书：“（一）青年爱读书十部——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最爱读的书，无论是哪一种性质或哪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入本报第七版所附券内，剪寄北京琉璃厂小沙土园京报副刊部收。如果举不到十部，则十部以下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二）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青年有哪些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所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日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1月4日，汪震写信给孙伏园：“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所谓的青年是指的哪一个时期的青年呢？”在1月6日，孙伏园又登了一份声明说明此次活动：“我的本意，‘青年爱读书’是希望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和大中学生年龄相近的人投票，‘青年必读书’是希望热心教育的学问家著述家和全国的中学教员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中学第一年和大学末年级的年龄以内或相近的人。但是年近六十的老青年的投票也并不拒绝，好在票上有年岁的一项，这个观念在无论哪一个教员的脑筋里大概都有罢。而且或者已经时时对他们的学生说过罢。现在我就想把他们各家的意见汇集起来，使全国的青年学习知道。‘必读书’与‘爱读书’，在从前旧教育制度之下，一定是冲突的，现在不知怎样。我所以同时征求，希望将来求得的结果，能给全国的教育家和青年们作一参考。”
此项活动，前后共收回78份答卷，胡适、梁启超、梁实秋、周作人都开有书单。胡适是第一个发表所开书单的人，1925年2月11日，《京报副刊》发表了他开的书单：《老子》（王弼注）、《墨子》（孙诒让《墨子间诂》）、王充的《论衡》、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另有西文书五种。2月12日发表了梁启超开的书单：《孟子》、《荀子》、《左传》、《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二十略》、王阳明《传习录》、《唐宋诗醇》、《词综》。附注云：“三项标准：一，修养资助；二，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文学兴味。近人著作外国著作不在此数。”2月14日，发表周作人开列的书单：《诗经》、《史记》、《西游》、汉译《旧约》（文学部分）、严译《社会通诠》、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凯本德《爱的成年》、色耳凡德思《吉柯德先生》、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2月15日，发表李小峰开列的书单：杜威的《我们如何思想》或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摩尔的《伦理学》、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马尔文的《欧洲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未出版的中下卷在内）、爱尔乌特的《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达尔文的《种源论》、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吕诺士的《人与自然》、司托泼司的《结婚的爱》。另有附注：“以上十种书，是中学程度以上的青年，或升入大学，或为社会服务，要做一个思想和人格健全的国民所必读之书，我以为。”总之，赞成者中，开的书五花八门。
当然也有反对的，如鲁迅在1925年2月21日给《京报副刊》交了一份白卷，他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样说也可以交代。既然没留心，就不必回复。但是鲁迅实则有其深意在，他对前面诸位开的书单是有看法的，认为这些以中国古代经史为主的书单，无益于青年改造社会，因此又加了附注：“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他在《读书杂谈》中说：“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而已集》）这里边就考虑到了阅读是一个个人性很强的行为，开书单的学者更多的是根据自己所熟悉或感兴趣的领域，因此并不适合所有的人，任何人开的书目都不具有普适性。
也有半反对的，如徐志摩。1925年2月16日，也就是发表胡适书单后的第五天，他在写给孙伏园的信《再来跑一趟野马》中说：“介绍——谈何容易！介绍一个朋友，介绍一部书，介绍一件喜事——一样的负责任，一样的不容易讨好。”他讲：惠尔思（1866—1946，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著有《时间机器》）先生应《京报》记者的征信，开了10部名著，第一第二是《新旧约书》，第三《大学》，第四《可兰经》。这些与我们青年人有什么相干？“惠尔思的书单还没开全早就叫你一句话踢跑了。”徐志摩又讲：“我想起了胡适之博士定下的那一本书目，我也曾经大胆看过一遍。惭愧，十本书里至少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碰巧那天我在他那里，他问我定的好不好，我吞了一口唾液，点点头说不错。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也很听他的话的，但如果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叫我生吞铁弹了！”尽管如此说，他还是列出了使他平生受益最深的书：《庄子》十四五篇、《史记》小半部、柏拉图《共和国》、卢梭《忏悔录》、歌德《浮士德》前半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哈代《无名的裘德》、尼采《悲剧的诞生》、佩特《文艺复兴》、乔治·亨利·刘易斯《歌德评传》等。也就是认为，每个人应该有他适用或获益的读书目录，比如他获益最大的几部书，却没有人人都适用的书。
其实书单确实难开，主要原因就是人的阅读是一种个人性的行为。人的读书目的有不同，读书不一样，自然所求的书就不同，同时不同地域、不同人群读的书也会有所不同，开列出大家都认可的书很难。
由此可见，读书是很个人性的行为。
我这样说，肯定有人马上反对，可以提出许多反驳的意见。现在不是在讲学习型社会吗？过去不在搞读书运动吗？既然是社会行为，既然是运动，怎能说是个人性的行为呢？还有读书也需要交流啊，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在搞文津读书沙龙吗？现在的各种讲坛不也是读书的一种形式吗？是啊，是啊，正是有了这些种种与读书看似相关而又不相关的社会读书运动，我才要讲读书的个人性。
我讲读书是个人性的行为，首先表现在读书的趣味上。如同我们吃饭，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嗜好是很不一样的。即使是一家子，你喜欢清淡，我喜欢口味重些，你爱吃饺子，我爱吃面条。北京人爱吃炸酱面，我青海的一个朋友就说，那实在既没营养，也不好吃。读书也是如此。白菜萝卜各有所爱。老舍说他不喜欢《三字经》、《百家姓》，恨不得杀了写书的人，但是近年的中央台讲《三字经》却很火。我的学生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我有时就读不下去。所以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讲：“读书也正与吃东西一样，甲的甘肥也许便是乙的毒药。在读书上，一个教员不能强迫他的学生爱其所爱，一个父母也不能期望他的子女有他们同样的旨趣。如果一个对于他所读的书没有兴趣，那么一切东西都是白费的。正如袁中郎所说：‘若不快意，便置之，俟他人，或别有独契者自去读。’”
正因为每个人的趣味有不同，所以对书的选择性极强，并且能否找到与自己趣味相投的书，也会直接影响到读书的实际效果。林语堂就把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书，比喻为寻找爱人，这对我们颇有启发。他说：“在古代与现代作家中，一个人必须要找到一个其神意与自己的神意相会合的作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读书的真正的好处。一个人必须要毫无依赖地独自去搜寻他的大作家。究竟谁是所爱好的作家，这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也许连那本人自己也无法回答。这正如一见倾心的情形一样。……这样发现作家的情形事实上很多，往往有的学者们彼此所生的时代不同，相隔有万年，但他们的思绪及感觉却十分相似，以致他们从书页间彼此神会，犹如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一样。用中国的语法说起来，这种意合神会便被称之为同一灵魂的转世，如苏东坡自称是庄子或陶渊明的转世，袁中郎则被称为苏东坡的转世。”“只有这种读书，这种发现一个人所爱好的作家，才会于人有好处。正如一个人在一见时就爱上了他的情人，一切都觉得合意，她有合意的身材，合意的脸，合意的发饰，合意的声音，以及合意的一言一笑。这种作家并不是一个青年需要他的教师指点的，这作家只是合他的意，合他的风格、动作、见解，以及思想，一切都合。于是这个读者便进而聚精会神在这作家所写的每一行每一字上。又因为有一种意神的会合，所以他能吸收一切，自然消化一切。那作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魔力，他也高兴处在魔力中，渐渐地他的声音笑貌，一言一动，都成了那读者自己的，这样他便真正倾心于他的这文字爱人，而从这些书中寻找着精神的养料。过了几年，那魔力消退了，他对于这个爱人有点感到厌倦，又去寻找新的文字爱人。到他有过了三四个爱人，把他们完全吞化了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作家了。”
而徐志摩则把读书比作个人探险：“再说念书也是一种冒险，什么是冒险？除了凭你自己的力量与胆量到不曾去过的地方去找出一个新境界来。真爱探险真敢冒险的朋友们永远不去请教向导：他们用不着；好奇的精神便是他们的指南。念书要先生就比如游历请向导，稳当是稳当了，意味可也就平淡了，结果先生愈有良心，向导愈尽责任，你得到好处的机会愈小。”（《再来跑一趟野马》）其实这样的话杜威也说过，他说读书是一种探险，如探新大陆，如征新土壤。弗朗西斯·培根也说，读书是灵魂的壮游，随时可以发现名山巨川，古迹名胜，深林幽谷，奇花异卉。林氏的找情人和徐氏的探险说，说到了读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读书在于发现。一是发现适合自己的作家，二是发现适合自己的文本，三是从书中发现美，发现事物的道理，而这如果形之于笔墨，就是对作品美和真理的揭示，就是创造了。
其实林语堂所说的寻找与个人气味相投的作家和图书，是个人读书的很高境界，已经达到了所谓读书艺术的境地。因为要寻找，就要多涉猎，就要博览。而一旦找到后，又要集中精力阅读，这实际上就是读书的由博到约的过程。而一段时间内保持对一个作家一类书的衷情，又可以维护高涨的读书热情，甚至发展到与作家进行心灵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与交锋。而一旦到了这个阶段，读书已经进入到最高阶段，即集中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开始把书本的知识化到自己的头脑，融入到个人知识谱系。
个人的读书趣味，对于文明的社会十分重要，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只读一本书或几本书，如同“文化大革命”时候只演八个样板戏，试想那又是如何情景？大家面目相同，气质相同，看谁都似曾相识，社会就变得面目模糊了。
读书的个人性还表现为读书的习惯。书的类别、读书的时间、读书的场地，都会因人而异。就书的类别而言，蔡元培偏于训诂和哲理类的书，梁漱溟则习惯于报刊，茅盾习惯于小说，如《三国》、《水浒》、《三个火枪手》、《战争与和平》。论时间，有的人习惯于白天读书，有的人却偏习惯于半夜读书，黑白颠倒。讲场所，有的人喜欢独处，躲在自己的房间读书；有的人却喜欢去人多的场合即公共场所阅读。比如有许多人就习惯于在图书馆读书，他认为那里有读书的气场。有的人甚至喜欢在如厕时读书。欧阳修《归田录》就讲过许多个人的读书习惯：“钱思公（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绛）亦言宋公垂（绶）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厕所读书写文章，看起来不太雅，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乃是习惯如此，并没有什么不雅或不妥。亨利·米勒也说过：“我最好的阅读经验都是在厕所窝里发生的。”他一度承认：“《尤利西斯》里面的一些段落只可以在厕所里阅读——假如读者想要撷取其内容的完整的味道的话。”普鲁斯特也认为这个比较特别与比较粗俗的小小房间，对于他来说，是“需有一种不可亵渎的孤独才能进行的活动：阅读，幻想，悲伤与感官的愉悦”的适当地点。那么，为什么众多的读者，包括很多名流喜欢在厕所和床上读书呢？这就讲到了读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读书是一种私密性的活动，读者需要有私密性的空间。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说法国的女作家克莱特（1873－1954）：“终其成人生活，克莱特一直在寻找这种孤单的阅读空间。不管是在婚姻中或独身，不管在小小的庭院居所或是在大别墅中，在租来的套房或在宽敞公寓中，她会隔开一个区域（但并非总是得以如愿），唯有的闯入者会是那些她自己所邀请的人。现在，她在这自己的床窝中伸展四肢，双手紧捧着珍爱的书，把它架在肚子上，她不只建立了自己的空间，还有自己计量时间的方式。”当然，读者选择场地读书则可，非得要大家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集中学习，效果一定不理想，因此也不宜提倡。读书尤其怕运动，尤其怕拉必读书单。最近中华书局出了一本《月读》小书，叫干部经典读本，一是是否每月必读？那要看这个人这月有无时间，没时间，我可能两月不读，有时间，也可能天天读，没必要月读。至于读什么，前面讲了全看个人的兴趣。书中首列名人名言，我从来就不看名人名言的。里边有毛泽东的名言：“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这显然与黄庭坚说的一日不读书就觉面目可憎异曲同工，都在强调读书对于人的不可或缺，而且毛泽东确实也是如此做了。他在延安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但是在我看来大部分人不适用，因为我们不是毛泽东。早在1936年，林语堂就讽刺说：现在青年的保姆太多了，良医太多了，教训他们，禁止读这个，鼓励读那个，普天之下，莫非保姆，莫非良医。其原因即在于读书是个人性很强的事，他读什么，最好听他的，你开的书单也许适合你自己，却未必适合别人。
我讲读书是个人性的行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读书需要沉潜，需要静心，需要个人的体味与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与思考是二位一体的。交流是必要的，讨论是必要的，袁中郎（宏道）读到徐文长（渭）的文章，兴奋得大声读，而且和身边的朋友一块儿读，这就是交流。读到好书，叫朋友们一块分享，袁宏道的学友们领了情，然而却也未必都领情，都欣赏。更何况交流可以，分享可以，但是却不能代替个人的思考与体味。所以在我看来，读书最好个人读，不要组成什么团什么社。一旦组成什么团和社，那就不是读书了，或者已经借读书之名，行其他目的之实。还有，有了问题，最好自己解决，查工具书，查其他相关书，不要动辄请教老师，或者找人，渐渐变成习惯于吃现成饭的懒人，而懒人则是读书十足的天敌。
现在社会上兴起讲座之风，有的人成了讲座的铁拥趸，天天听，天天跟着跑。我看这也值得商量，尤其是以为听了讲座就等于读书了，那就更是错误的认识。且不说现在的讲座良莠不齐，譬如今天在下的讲座，如果不是单位组织，不来不可，难为了大家，完全可以不听。现在许多高校办了这样那样的讲座，包括一些很有名头的大学，搞所谓的大师班大师讲座，你可千万不要轻易信他，大师的后面多半有一个跟班的——赵公元帅。
正因为读书是个人化的行为，所以，读书的关键是找到读书的动力。
二、个人兴趣是读书的关键
今天我们对于读书，可以说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十分重视，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已经成为国策。之所以如此，是看到了读书之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任继愈先生在世时，经常讲犹太人，他说：“1901—197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有411人，犹太人占65人，占得奖人数的15.8％；犹太民族还出现了斯宾诺莎、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基辛格等很多名人。全世界人口60亿，犹太人只占世界人口的0.3％，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与这个民族的奋发好胜、努力求知有很大关系。……成立于1948年的以色列，国土小，处在沙漠包围之中，水源奇缺，却发展成为世界二十个最发达国家之一。”以色列之所以能国力强盛，这个民族之所以历经劫难而不死，靠的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与科技立国的策略，得益于这个民族爱读书。所以，读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为重要。
国家和社会大力倡导读书，同时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读书人越来越少，社会读书率逐年下滑，厌倦读书、不肯读书已经成为社会问题。我这里有个数据，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全国国民阅读抽样调查的数据：
国民阅读率：
1999年 60.4％
2001年 54.2％
2003年 51.7％
2005年 51.3％
2008年 52.45％
国民每年每人阅读量（2008年）：
犹太人 64本
美国人 50本
日本人 18本
法国人 11本
中国人 4.7本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问题。厌倦读书、拒斥读书，自古有之，自古就是家庭和社会问题，所以在《论语》中，第一篇就是《学而》，孔夫子一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劝学呀。为什么要劝学呢？从中是否可以见出当时有人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学习不快乐，认为读书痛苦，才有了孔子这句著名的反问，才有了这位“教师”对于学习的循循善诱？孔子的弟子尽管多是贤人，不是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吗？但是也有不爱读书的人，或者说好读书的不太多，《论语·雍也》记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在孔子看来，只有一个学生好学，却又早死。另外《论语》中还记载了不好学的典型：宰予。大白天正是读书的好时光，他却躺在床上睡大觉，孔子很生他的气，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到了战国时期的荀子，写了有名的《劝学篇》。“劝”者何也？鼓励也，提倡也，就是现在上上下下大家都说的倡导读书，全篇贯穿的一个核心意思就是冰心说的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因此我就想，荀子为什么要劝学呢？荀子当时肯定有讨厌读书的人、不重视读书的人，而且形成了一种风气，引起了这位大儒的关注。
再看看民国时期。今天社会倡导读书，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搞过所谓的读书运动，搞过所谓的读书救国。那也是读书遇到了危机。
由上可见，读书难、难读书是个老问题，一个历史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不愿读书，造成社会读书率的连年下滑？我过去分析原因时，关注点在当今社会节奏快、没时间读书，还有就是多媒体的发达。但是，想想看，以上两点是理由，但又不成其为理由。现在社会节奏的确加快了，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但不能说就是不读书的决定性原因。请问不管节奏如何快，你看不看电视？恐怕都会看吧。还有媒体发达，也不是主要原因。现在我们也知道了，古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因此也谈不上冲击，但仍然存在读书危机。可见媒体多分散了人们读书的注意力，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在哪呢？在于没动力。那么动力从哪来呢？这就回到了一个人人都知道的读书目的问题。人为什么读书？即读书的重要意义何在？读书需要动力，这种动力一般来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功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高？因为读书是敲开荣华富贵大门的砖头。宋真宗《励学篇》可为代表：“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床前读。”房子、车子和美妻，这在古代得来不容易，今天同样不容易。住在北京的人都深有体会，一个大学毕业生留在北京，除了到著名的国企、私企和外企去工作，或者是在国家机关做公务员，熬上若干年，可以轮得上由国管局分配经济适用房，如果到事业单位，比如到国家图书馆这样的事业单位工作，要想安家有自己的房子住，非二三十年不可，那时你想娶美女也只能是老美女了。宋真宗说得很简单，读书可以使人荣华富贵。这虽然有点俗，却也是大实话。今天所说的为了职务、职业等等，都属于这个范围。
另外一方面是虚的，属于精神的层面，宋代大作家黄庭坚的话可为代表，他说了：“士三日不读，则其言无味，其容可憎。”林语堂1932年12月8日在复旦大学演讲时引了黄庭坚的话，解释说：“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可以使人可爱而有味。这便是读书的整个目的，也只有以这为目的的读书才称为一种艺术。”林语堂又说：“黄山谷所说的可憎，也并不是指容貌的丑陋……这种脸并不是用粉与胭脂所装成，而是用深刻的思想力所装成的。”“所谓面目可憎，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因为并非不能奉承人家，排出笑脸，所以‘可憎’；胁肩谄媚，面孔漂亮，便是‘可爱’。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脸，尽可于跑狗场、跳舞场，及政府衙门中求之。有漂亮面孔、说漂亮话的政客，未必面貌不可憎。读书与面孔漂亮没有关系，因为书籍并不是雪花膏，读了便会增加你的容辉。所以面目可憎不可憎，在你如何看法。有人看人专看脸蛋，凡有鹅脸柳眉皓齿朱唇都叫做美人。但是识趣的人如李笠翁看美人专看风韵，笠翁所谓三分容貌有姿态等于六七分，六七分容貌乏姿态等于三四分。有人面目平常，然而谈起话来，使你觉得可爱；也有满脸脂粉的摩登伽，洋囡囡，做花瓶，做客厅装饰甚好，但一与交谈，风韵全无，便觉索然无味。黄山谷所谓面目可憎不可憎亦只是指读书人之议论风采说法。……章太炎脸孔虽不漂亮，王国维虽有一辫子，但是他们是有风韵的，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简直可认为可爱的。”读书为什么使人可爱起来呢，所谓“腹有诗书‘面’自华”了呢，就是因为“书是人类所有经验的总仓库”（叶圣陶语），他通过书籍，上与古人为友，也与不曾谋面的外国人、今人交友，与他们对话，与他们交流，吸收他们的思想成果，打破了他个人知识、视野的局限，增强了思想力。这实际上是讲读书可以改变人的精神气质。读书目的有很多，只此宋代君臣的一虚一实、大雅与大俗的概括就很全面了。俞平伯讲：“讲到读书的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泳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为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愈穷。”
而在这二者中，最根本的动力，我以为是精神的需要。这是我们读书兴趣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兴趣才是根本的动力，久长的动力之源。英国小说家、戏剧家毛姆（1874—1965）说：“有些名著是著名批评家们一致公认的，文学史家们也长篇累牍地予以论述，但现在的一般读者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读了。它们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只是随着时间和兴趣的转移，它们原来的诱人之处已不再诱人，所以现在要读它们，是很需要有点毅力，也需要花一番功夫的。举例说吧：我读过乔治·爱略特的《亚当·比德》，但我没法从心底里说，我读这本书是种享受。我读它多半是出于一种责任心，坚持读完后，才不由得松了口气。关于这类书，我不想说什么。每个人自己就是最好的批评家。不管学者们怎么评价一本书，不管他们怎样异口同声地竭力颂扬，除非这本书使你感兴趣，否则它就与你毫不相干。别忘了批评家也会出错，批评史上许多明显的错误都出自著名批评家之手。你在读，你就是你所读的书的最后评判者，其价值如何就由你定。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我向你推荐的书。我们各人的口味不可能完全一样，只是大致相同而已。因此，如果认为合我口味的书也一定合你的口味，那是毫无根据的。不过，我读了这些书后，觉得心里充实了许多，要是没读的话，恐怕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所以我对你说，如果你或者别人看了我在这里写的，于是便去读我推荐的书而读不下去的话，那就把它放下。既然它不能使你觉得是一种享受，那它对你就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义务，一定要读诗歌、小说或者任何纯文学作品（纯文学，法语是belles-lettres，我不知道英语怎么说，恐怕没这个词）。他只是为了一种乐趣才去读这些东西的。谁又能要求，使某人觉得有趣的东西，别人也一定要觉得有趣？”
古人虽多为功名而读书，但也有明白人反对这样的读书态度。清人陆世仪《思辨录》云：“读书不绝干禄念头，终无得处，亦终无乐处。”
林语堂反对为了功利读书。他说：“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他还反对为增长学识而读书，极力主张为兴趣读书，他说：“一个人读书并不是为了增长学识的，因为他如果一想起要增长学识，那么所有的读书的乐趣都完全失败了。”他说：“在中国，人们常常鼓励学生们要苦读。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苏秦）从事苦读，在夜间读书时瞌睡了便以锥刺股。又有一个学者他在夜间读书时，叫一个使女站在一旁，见他瞌睡时便唤醒他。这是不通的。如果一个人在面前展开了一本书，当那古代的圣贤在对他说话时他却睡了，他便应该上床去睡，以锥刺股或命使女来唤醒他，是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的。这种人对于读书已完全没有了乐趣。一个有价值的学者是从不知道所谓的砥磨或苦读的，他们只是爱书、读书，为了他们自己感到有乐趣。”杨卫玉《读书与兴趣》一文说：“现在一般人的读书，大概都有一种目的，分析起来，有为觉世济民的，有为功名利禄的，有为应用的，有为修养的，有为欣赏的，有为学业的。表面看起来，似乎都有正当充分的理由，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读书都是‘有所为’而读的。吾以为‘有所为’而读书，不是真读书，是以读书为工具、为手段而用以达其别种目的。等于学生为毕业证书而求学，著作家为版权而著书，当然也有例外，但是至少一部分人等到目的达到，就把工具搁置了。这样的读书至多在智识方面增加一些资料，去读书之真义很远。真学问者为学问而学问，真读书者也应为读书而读书，也就是‘无所为’而读书。凡做事‘无所为’而为的，必对于其事有深切之了解，浓厚之兴趣。有‘终生以之’的决心，有‘不可须臾离也’的情绪，那么可以达到成功之境，并且可以使他生活愉快而富于意义。小孩子为游戏而游戏，虽汗流浃背，还是‘乐此不疲’，假使上了学为分数而做体操，他的情绪就不是这样了，读书也是如此。假如为了什么而读书，达到目的以后，对于读书的兴趣要渐渐地淡了，达不到目的，也要渐渐地灰心起来了。因此吾以为读书不应该夹杂其他目的，若是问为什么要读书，就答他为读书而读书。虽然话虽如此，要大家明白这道理也不是容易的，所以唤起读书兴趣，是提倡读书最好的方法。”所以关键在于唤起读书的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
习惯要靠养成。分析起来，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本来就没有，也就是从小没有养成。追究起来，这是学校和家长的过。梁启超说：“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对于这种意见我是十分赞同的。人本来就有求知好奇的天性，这就是读书的种子，所谓人人心中自有佛性的。贾宝玉一周岁时，家长在他面前摆了一堆东西叫他挑选，其中就有书，但是他偏偏选了胭脂一类的东西，而未选书，以致使贾政很失望。曹雪芹这样写，是告诉读者，贾宝玉天性叛逆，不喜欢读书。但这是小说，更何况贾宝玉抓东西本身也说明他的天性里就有好奇心，好奇才能求知，求知方得读书，实际看贾宝玉不是不读书，他只是不喜欢读当时的教科书八股文而已，对于《西厢记》之类的杂书，他也是孜孜不倦的，所以好奇也就是读书的种子。但是旧式教育的不当，忽视了阅读兴趣与能力的培养，因此而造成他此后一生失去读书的兴趣，也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教育家、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说：“从根本上说起来，读书的兴趣本来是与生而俱来的。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听神怪的故事，也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玩新奇的玩物，这十足表明人类的好奇性出于天赋。书本里面任何神秘离奇的故事与知识无不有之，因此读书本来最可以满足人类的好奇性……所以愈读书就应该愈有兴趣。顾何以实际上人们并不像那样都喜欢读书，对于读书都有兴趣，甚至还有不少人视读书为苦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说一句公道话，许多青年对于读书不感兴趣者，其责任与其说属于青年本身者，毋宁说属于其家长和教师为多。旧式教育强以儿童不能了解的书本，迫令儿童作鹦鹉式的背诵人言，其索然无味自不待言，加以背诵不出便受惩罚，于是便由索然无味而进一步变为苦事。……新式教育从语体文开始，而书本的内容亦不如旧日经史的艰深乏味，宜可以顺儿童的好奇性，而培养其读书的兴趣了。可是由于小学校和中学校的教学多取灌注式，而必修科目又过分繁重，以致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能于课外从事自动的研究。久而久之，养成了被动学习的习惯，间又因家长教师对于功课之督责过严，更使儿童们渐渐认为读书只是一种不得不履行的义务，而不是一种出于自动的兴趣，以致优良的学生至多在校中克尽其义务，一离学校，认为义务已尽，遂不复继续为自动的读书。”
另一种是本来也读书的，后来却不想读了，败了胃口。这主要是选读的书不慎，读了不适合的书。老舍讲他个人读书，说：“书的种类有很多，而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似《三字经》这类的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这样的书如果硬着头皮读下去，自然会败了胃口，失去读书之乐。幸亏老舍会逃学，免此一劫。萧伯纳说许多英国人终身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教师强迫背诵的恶果。
所以，我以为读书的第一要义是培养读书的兴趣，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不要把读书当成苦差事。
三、个人读书的方法和路径
读书有没有路径？有没有方法？怎样读书？可用一句话概括，有法，又无法。所谓有法，是说前人在读书时确实积累了许多读书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读书得法可以提高效率，事半功倍。日本作家鹤见辅在《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中就讲过，人类得殃祸，先前是老病贫死，近来有了别样的算法，将浪费都列入人类之敌了。而对于浪费，过去主要以为是金钱，但是浪费金钱与浪费时间相比，那又是微末的事了。“毁坏我们的幸福者，便是这无益的精神的浪费。”而“读书的事，便是其一”，“因为我们从少年以来，只学得诵读文字之术，却未授我们真的读书法，所以一生之中，徒然的浪费读书的时候也很多”。“在天下，原是有所谓非常的天才的，这样的人们，可以无须什么方法，便通晓书卷的奥义，因此在这样的人们，读书也就没有用。……但这样的话，绝不是我们凡人所当仿效。我们应该一味走那平凡的、安全的路。”因此，读书有无方法，的确也很重要。所谓无法，是讲这些经验对于每个人来说不一定都管用，因为我前面讲了，读书是很个人性的行为，一种方法对胡适有用，对徐志摩可能不管用。对你读专业书有用，读小说等消遣书就没用。而且一旦到了林语堂那样的读书人，他已经化入到读书就是找情人的境界，对他来说，可以用无法即法来形容了。所以，我今天介绍的多是前人，而且是名人的读书路径，只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仅供参考而已。
总结前人的读书方法，从大的方面说，只有两路，就是所谓的泛读和精读。英国人培根《论读书》把书分为两类，一为细嚼慢咽的，一为囫囵吞枣的。梁启超说：“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胡适也是把读书分为精和博两类。王云五在《漫谈读书》中说：“我国向来读书的方法，就速度而言，可分两种：一种为‘一目十行’的读书法，就是只得大意，不求甚解的方法，也就是今所谓‘略读’的方法；又一种为‘读之千遍’的读书法，就是反复阅读，务期体会入神的方法，也就是今所谓‘精读’的方法。”而冯友兰则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只供翻阅的。
以上两类的划分，依据于书本身和读书的需要。就书本身而言，确有经典与普通书之分，自然对待也不一样。经典宜精读，一般书宜泛读。冯友兰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说：“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他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他们认为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称为‘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这是一般而言。还要看读者的需要和兴趣，读者感兴趣的，即使不是经典，他也可以细细读去，细细品味。不感兴趣的，即使是经典，也可粗粗一翻，知道是什么书就可以了。而如果读者的读书是为了弄清某一个问题，那就无论经典与否，感兴趣与否，都要细读了。我在《读书与人生》中介绍过郭沫若治学的经验：“我存心研究周秦之际的意识形态，我对于诸子周秦的著作便非彻底清算干净不可，管是喜欢它，不喜欢它。不喜欢它，你却得和它接触，由不得你的自由。……韩非子的思想我是极端憎恨的，但为了要研究，我不能不读他的书，而且还须得翻来覆去地读了又读，读得烂熟。”
什么是精读呢？精读就是细读，用心读，读懂、读通直至完全消化了的读。朱熹讲读书，重精读而轻泛览，他在《答沈叔晦》一文中说：“与其泛观而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为不枉用功力耳。”所以读书应“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过，常时暗诵默想，反复研究”（《答黄子耕》）。梁启超说：“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想钞录的随读随钞。”陈垣说：“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韩、柳，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阅的书。一部《论语》才一万三千七百字，一部《孟子》才三万五千四百字，都不够一张报纸字多，可见我们专门读通一些书也并不难。”冯友兰说：“所谓精读，就是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什么是泛读呢？泛读就是随便读，无目的、无用心，快速浏览。梁启超说：“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叶；遇有想钞录的，也俟读完再钞，当时勿窒其机。”王云五说：“就是只得大意，不求甚解的方法”，“即我国所谓一目十行者，实因已有读书经验之人，对于书本所载，一瞥之下便可知其大意”，“在我国向来只是尽速阅读，得其大意，则不必细细推敲”。陈垣说：“中国历史资料丰富，浩如烟海，研究的人，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但不能不知道书的概况，有些书只知道书名和作者就可以了，有些书要知道简单的内容。”冯友兰说的泛读和翻阅，都应在泛读的范围。他说：“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
关于泛读，实在无所谓方法。至于精读，则有方法在。
1.朱线法
鹤见辅说：“最通行的方法，就是添朱线。”他介绍说，日本有一著名的读书家新渡户博士，他读过的书就画着各种各样的线，颜色也分红铅笔和蓝铅笔两种，文章好的用红，思想佩服的用蓝。英国的威廉·哈弥尔敦说：“倘能妙用下线，便可以得到领会重要书籍的要领的方法。……即读下之际，胸中也生出一种索引一般的东西来，补助理解，殊不可量度。”鹤见还强调：“要之，据我想来，颜色铅笔的下线或侧线法，是最为普遍底读书法。而在那上面，写上批评，读后先将那感想在脑里一温习，几个月之后，再取那书，单将加上红蓝的线的处所，再来阅读，仿佛也觉得是省时间，见功效的方法。”
2.钞录或笔记
清人李光地说：“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梁启超说：“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钞录或笔记。……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钞下（短的钞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叶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读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钞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钞下，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他钞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工夫去试试，当知我不说谎。”
蔡元培说他的读书经验教训：“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动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它，我只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些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习惯，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鹤见辅说：“其次的方法，是一面读，一面摘录，做成拔萃簿。这是古来学者所广用的方法，有了大著述之类的人，似乎大概是作过拔萃的。听说威尔逊大统领之流，从学生时代起，便已留心做着拔萃。现在英国的大政治家、且是文豪的穆来卿，也这样地说过：‘有一种读书法，是常置备忘录于座右，在阅读之际，将特出的，有味的，富于暗示的，没有间断地写上去。倘要将这便于应用，便分了项目，一一记载。这是造成读书时将思想集中于那文章上，对于文意能得正解的习惯的最好的方法。’
“但于此有反对说，史家吉朋说：‘拔萃之法，决不宜于推赏。当读书之际，自行动笔，虽然确有不但将思想印在纸上，并且印在自己的胸中的效验，但一想到因此而我们所浪费的努力颇为不少，则相除之后，所得者究有多少呢？我不能不很怀疑。’”
鹤见接着说：“我也赞成吉朋的话。因为常写备忘录的努力，很有减少我们读书的兴味，读书变成一种苦工之虑的。不但这样，还会生出没有备忘录，便不能读书的习惯，将读书看作难事。而读书的速率，也大约要减去四分之一。无论从那一方面看，拔萃法总不像很好的办法。”
王云五说：“我认为凡要精读的书，最低限度必须履行两项手续：一是检查字典词典，二是编制卡片。”“关于利用卡片的方法，凡就所读的书，对其内容某一段落认为足供将来参考者，可以卡片列其标题及所见书籍的页数，再将卡片分类排列……英国学者斯宾塞尔氏生平读书治学的方法，极善利用卡片，及其去世，遗下十数万张的卡片皆为心血之所集中……这方法比之我国旧日习惯把读过书籍的重要部分各加密圈，或另行抄录者，其省时便捷实远胜之。”
胡适说：“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是不够；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①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②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③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又可分为四类：a.抄录备忘。b.作提要，节要。c.自己记录心得。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到的工夫，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王力说：“其次，要摘要作笔记。现在人们喜欢在书的旁边圈点，表示重要，这很好，但是还不够，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来，这有什么好处呢？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一本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看不出来，那就劳而无功，你白念了。现在有些人念书能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有的人并没有吸收进去，看了就都忘了。为什么？因为他就知道看，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最精彩的，即张之洞所谓的要领，他不知道，这个书就白念了。有些人就知道死记硬背，背得很多，背下来有没有用处呢？也还是没有用处。这叫劳而无功。有些人并不死记硬背，有些地方甚至马马虎虎就看过去了，但念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点不放过，把它记下来。所以，读书要摘要作笔记。”
3.熟读或背诵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朱熹讲：“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也尔。”“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总结他的读书经验：“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梁启超给学生开书单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有多处写道：“希望熟读成诵。”即反复读，直至背下来。这也是很重要的读书方法。鹤见辅说：“因为拔萃势必至于照自己写，往往和原文的意义会有不同。再读则不但没有这流弊，且有初读时未曾看出的原文的真意，这才获得的利益。尤其是含蓄深奥的书籍，愈是反复地看，主旨也愈加见得分明。”朱光潜说：“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一部书精读十遍。”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不下百遍，在四个时间段阅读过《资本论》，《红楼梦》读了十几遍，即是熟读的典型。
如今，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所谓的以朱线勾勒重点的方法、做笔记的方法都可以靠计算机来完成了，电脑甚至可以代替大脑来记忆读过的书籍。不过，电脑虽然可以代替人脑积累文献、记住重点，帮助人们从事研究工作；然而仅就读书而言，笔录重点、熟读或背诵读过的文章，仍是电脑无法代替的学习方法。
4.疑书法
孟子讲，尽信书则无书。宋儒张载认为，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可疑而不可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集·经学理窟》）。朱熹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朱子语类》）明代学者陈献章说：“学贵知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疑者，觉悟之机也。”（《白沙语要》）叶圣陶总结读书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绝对信从的态度，凡是书上说的话都是天经地义。一种是批判的态度，用现实来检验，凡是对现实生活有益处的，取它，否则就不取。又一种是随随便便的态度。
疑书，说到底，就是不做书的奴隶，用中国哲人孔子的话说，是要做到读书与思考相结合；用西哲伽达默尔的理论讲，是读者与书能够达到平等的交流与对话。读书要学会分析与判断，善于思考，如此才能做到扬清激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似古人所讥刺的那样，书读得很多，却食而不化，变成四脚的书橱。对于疑书一法，王云五有极好的阐释，述之以备参考：
“由此可见所谓怀疑，实在是用心的别称。换句话说，就是对所读的书，就其所提倡的理论与方法，认真思考，不是无条件接受。如认为不当，也不要轻易武断。须知著书立说之人，固然不是超人，至少也下过一番苦工，尤其是古人著书视同名山事业，不像近人之轻易着笔。如果从表面上看来有不妥当处，读者须考虑作者所处的时代与背景，并悬想假使作者生于现代，处于现在的环境，是否亦同此主张。如此用过一番心思，才可作公允的评断也。
“苏格兰学者嘉勒尔（Ｔhomas Carlyle）曾说过：‘我若像他人读那么多的书，我也要像他一样无学问。’这就是说读书而不用心思考，虽多无益。英国文豪马可黎（Macauley）的记忆力极强，过目成诵；因此能够写作许多堂皇的历史和传记，但是后人也有说他的优点便是他的缺点，即由于记忆力太好，很容易掇拾他人的言论，自己思考的习惯不免有所疏忽，以致缺乏创造力；故虽成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家与文学家，却不能以他的聪明才智发展而为一位思想家。这又是说不多用心之弊。
“以上是说怀疑的意义，至于真个发见书中有可疑之处，则析疑的工作万不可少。析疑之道，除利用种种工具书外，尤须旁征博考同类的著作，互相印证。例如关于史书中所记某一史事发生的年月，如确有可疑，则当参考其他史书笔记；设此一史事的关系人有年谱，或其同时代之人有年谱者，能取以对照，倘公私记载皆同，则疑团可释；若有不同，再以旁证较多而更合逻辑者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