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的一天，我带着我教的一百多个孩子来到了成都市锦江边，种下了大约一百米长的银杏树和女贞树，当时的江边还很荒凉，但出了校门的孩子们一边给小树苗培土、浇水，一边嘻嘻哈哈地说笑，特别开心。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再过十年或二十年这里将会是怎样的景象。我想到了。2020年11月底，我和一群已经当上爸爸妈妈的学生来到江边，找到我们种的树。因为燃烧的银杏叶，这里已经是成都最美的街道之一。而距当年种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24年！
有意思的是，当年参加植树的一个班，是全年级问题学生最多的班，可如今个个出息，他们当中有小学教师、足球教练、公务员、飞行员、空姐、军人、火锅店老板、钢琴师……他们如同江边的小树一样，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有一个女孩，当年成绩并不好，可如今，在美国的她是一名很有成就的摇滚歌星。当年的老师们得知她现在的情况后，都惊叹：“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
是的，当年她自卑而胆小，然而现在的她却如此自信而出色。以当年的评价标准，她并不优秀，但最终她用20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优秀！
就像银杏树苗要长成燃烧的火炬需要岁月一样，孩子们的成长也需要光阴。这里的“岁月”或者说“光阴”，一定不是几天、几月或几年，而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工作的最后结果如何，不是今天或明天就能看到，而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见分晓的。你所做的、所说的和使儿童接受的一切，有时要过五年、十年才能显示出来。”（《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周蕖、王义高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3页）中国有句俗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百年”不一定是个确数，只形象地说明育人的时间很长。的确，培养人比栽培树更艰巨，周期更长，这是事实。所以苏霍姆林斯基才说，教育效果“有时要过五年、十年才能显示出来”。我曾经两次赴乌克兰帕夫雷什中学参观学习，苏霍姆林斯基生前在这所乡村学校担任校长22年，直至去世。在他的办公室，我看到放着一堆堆笔记本，一个学科一个笔记本，整洁漂亮的字迹让我看不出是手写还是印刷。这些笔记本里面有他从杂志和报纸上摘抄的相关学科的最新资料。据学校老师介绍，其中有一个笔记本上，记录着他对“难教儿童”的跟踪观察和持续思考。
苏霍姆林斯基曾试办六岁儿童的预备班，接着又从一年级到十年级，连续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在十年内跟踪观察和研究了解学生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期的各种表现。他先后曾为3700名左右的学生做了观察记录；他能指名道姓地说出25年中178名“最难教育的”学生的曲折成长过程。为什么要连续跟踪观察、持续思考学生10年乃至25年，而且还要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就是因为“教育工作的最后结果如何，不是今天或明天就能看到，而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见分晓的。”不只是宏观上着眼于孩子成长的教育评价，而且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苏霍姆林斯基也尽量避免所谓“及时评价”，而是根据孩子的情况适当延后评价，甚至根本就不“评价”。苏霍姆林斯基忠告老师们：“宁愿评分的次数少些,但要使每次都评得更有份量、更有意义。”（《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周蕖、王义高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53页）他以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例，写道：“我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教过中学教学计划的几乎所有科目(仅制图是例外),从没有对学生在一堂课上的回答(即使是对两、三个乃至更多问题的回答)评过分。我总是对学生在某一时期的学习评分,这种评分包括好几个项目在内,如回答问题(可能是对几个问题的回答)、补充同学的回答、书面作业(少量的)、课外阅读、实践性作业等。我定期研究学生的知识状况,学生也感到了这一点。到一定时候了,我就说:‘现在,我该对你评分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周蕖、王义高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53页）根据每一个孩子的具体情况，给予适当延后的评分，这真正体现了教育家对儿童的爱。在这里，“爱”的含义是理解、尊重和鼓励。苏霍姆林斯基甚至说（他也是这样做的）：“如果学生由于某些条件和情况而没有能掌握好知识,我从不给予不及格的分数。”为什么？苏霍姆林斯基解释道：“没有什么比意识到无前途、认为自己啥也不行更使儿童受到压抑。灰心丧气和郁郁不乐这类感觉严重影响学生的整个脑力劳动,会使他的头脑好像处于麻木状态。只有愉快的乐观主义感觉才是注满思想江河的潺潺溪流。”（《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周蕖、王义高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53页）分数不是目的，由学习引起的成功感而带来的幸福，才是目的。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评价观。
所以，他一再告诫老师们：“决不要急忙打不及格的分数。要记住,成绩带来的愉快是股强大的情感力量,儿童想当一名好学生的愿望就依靠这股力量。要关心使儿童的这股内在力量永不衰竭。倘若没有这股力量,任何教育绝招也是无济于事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周蕖、王义高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54页）但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些老师，正是以分数去“整治”学生，正所谓：“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以前我在重点中学教高一时，一开学，年级组就有统一的“摸底考试”，考题特别难。年级组长说：“这些考上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初中都是尖子生，所以他们自我感觉好得很，所以就是要把题出难一些，杀杀学生的傲气！”每次“摸底考试”后，都有一大批学生对学习失去信心，时不时还有学生家长打电话，说孩子在家一边哭一边说“我学不好了，考不上大学了”。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没有什么比意识到无前途、认为自己啥也不行更使儿童受到压抑。”关于考试的功效，我想起了前年在丹麦访学时，在一所中学和该校老师的一段对话。我问她：“你们学校有没有考试？”她回答说：“当然有考试了。但我们的考试和学生没有关系。”当时我根本听不懂她的话，考试怎么“和学生没有关系”呢？在我看来，关系大着呢！排名次、评优秀学生、申请奖学金，在中国一些学校甚至还关系着上课的座位。于是我问：“既然和学生没关系，为什么还要考呢？”她回答：“因为这考试和我们老师有关系呀！”我一下“明白”了，心想，原来丹麦也有“绩效”“职称”之类的事儿啊！这些都和考试成绩挂钩的，和中国一样嘛！但她随即的回答完全否认了我的臆想：“我们必须通过考试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知道我们教得怎样。”她还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同一张考卷，这个孩子考得不错，基本上都做对了，而另一个孩子错误则很多。我就明白了，前一个孩子我的教学是成功的，而后一个孩子的成绩告诉我，我在他身上的教学没有取得成功。存在什么问题呢？这从他的答卷上我就可以看出，在哪些方面我没有给他教明白。”我问：“这个分数是不是也给了学生一个教训呢？”她说：“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不给评分。因为现在评分会让学生失去信心。一直到这个孩子真正学懂了，我们才给他一个评分。”
我的朋友郭斌在丹麦工作，她两个孩子正就读于丹麦的中学和小学。她根据两个孩子的情况，给我介绍丹麦中小学的考试情况：“丹麦在小学和初中毕业时有两个阶段考试，第一阶段(1-6年级)和第二阶段(7-9/10年级) 都有完成学业的义务考试。7年级之前在学校平日有不同的测验，但没有带分数的考试。从8年级开始，分阶段有带分数的考试练习。平时的确没有看到两个孩子对考试有特别的压力，原因可能是丹麦的教育环境，对于学生，把考试定义为自我认知提升的一个渠道。对于老师和家长，考试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孩子的学业情况，以便更加有方向性地给孩子提供支持和帮助。”平时没有带分数的考试，完成学业时有结业性考试，这其实也是一种延时评价。不轻易给学生打不及格的分数，直到学生真正学懂了学会了才给他以评价。这不正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主张吗？其实我知道，苏霍姆林斯基在丹麦并没有什么“市场”，但这位丹麦老师的话和朋友郭斌的介绍，让我感到了所有好的教育都是相通的——对儿童心灵的尊重。当然，苏霍姆林斯基关于延时评价的观点，不仅仅说的是学生作业和考试的成绩，更是着眼于孩子长大成人后教师的教育效果的显现。我在帕夫雷什中学苏霍姆林斯基纪念馆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帕夫雷什镇在1867年至1917年这50年间，仅有5人受过中等教育，1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在他担任帕夫雷什中学校长的1948年至1965年的17年中，帕夫雷什镇有611人受过中等教育，242人受过高等教育，143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帕夫雷什镇6000人，工程师84人，医生41人，农艺师38人，教师49人，其他专家30人。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要过五年、十年才能显示出来”的教育成果。
而当今中国对基础教育的评价，虽然也有看似很全面系统的评价标准，但衡量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主要还是看中考成绩或高考成绩。对一个老师来说，你的教育教学是否成功，三年后的中考或高考见分晓。这个中高考成绩和“升学率”直接关系着教师的绩效和职称，至于这个老师教的孩子十几二十年后是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可靠接班人，还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对不起，等不及了，“我们就看现在的分数”！我当然知道，以学生未来的发展评价一个老师，在操作层面上难度极大，有关部门的确也不可能等若干年后再来考核一个老师今天的工作，这不现实。但是，我们明白教育效果的“滞后性”依然有意义的——促进我们改革和完善当今的评价制度，同时更加有远见地认识我们的教育工作。尽管不可能等到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后，再根据某个教师的学生发展情况来评价该教师——事实上，这里面还有许多更复杂的因素，比如一个学生离开老师后或上进或沉沦，有多方面的影响，学校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建立学生的发展档案和成长追踪机制，以某种合理科学的“核算”对一个老师进行整体评价，这种评价不一定直接作用于教师具体的绩效或职称，但完全可以作为教师的某种荣誉载入其业务档案和学校荣誉室。比如，对于从教几十年里“成人率”很高的教师，完全可以在其退休仪式上，给他颁发一个类似“功勋教师”的称号。这样的做法，可能对这位退休教师只具有荣誉性质，但对后来的年轻教师则有实实在在的导向和激励作用。退一步说，即使目前的评价体系还是“吹糠见米”的急功近利，但我们知道了今天的教育“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见分晓”后，会更加全面而从容地对待每一天的教育，让每一位教育者不只关注孩子决定中考或高考的分数，也关注孩子一生有用的精神品质和生活习惯，也就是说，不只关心孩子的现在，也把目光投向他的未来，站在未来的高度从事今天的教育——“教师只有把自己的每一个学生都看成是未来的人， 他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5卷 刘伦振、赵秋长、何书林等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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