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琐忆 小罗表叔
在我的家乡，对异姓乡邻，皆以表亲相称。我们那个生产队十八户人家，只有小罗表叔一家是异姓，我从小称他表叔。小罗表叔弟兄九人，他最年幼，小名罗九娃。他的大哥就是我在《关于土改的回忆》中提到的，用背篼背着我、护送我的母亲到父亲搞土改的阆中县去的大罗表叔；他的二哥就是我的堂叔在大饥馑中去世后，“上门”与我堂婶成亲的“满满”——我们那里，对最年幼的“叔”的昵称是“满叔”，进一步就叫“满满”，二罗表叔既是“上门”，就视为我家人，所以按他在我家的身份称呼(文中写到的堂婶，我叫“满娘”，写堂婶为更多人能懂）。由这些称呼，也可看出从前乡风之纯朴。
小罗表叔家可算赤贫，弟兄们分别在不同的人家做工，我不知道他其他的兄长们在何地。他最年幼，就随着他的父亲，我叫罗公公的，帮我祖母干活，同时还帮别的人家打些短工。1954年我第一次回乡时，罗公公和小罗表叔分得祖母的几间房子，住在一个院子里（土改前他们也一直住在那几间屋子里）。罗公公已年老，不再下地干活，也没见他的老伴，应该已去世了，小罗表叔则还非常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已娶妻，我叫杨表婶。罗公公和小罗表叔一家对我们非常亲，超过同姓的族人，完全就是一家人的样子。尤其是小罗表叔，就像我父亲的“跟屁虫”，春节期间又没有什么农活，我父亲走到哪他跟到哪。别人请我父亲吃饭，他往往没有资格上桌，他也不在乎，和别人家的女人小孩一起在厨房里随便吃点，一直等着我父亲，有时要等到深夜，才陪同他一起回家。听母亲说，自父亲参加革命，小罗表叔就跟着父亲“跑地下党”，一次，为躲避抓捕，父亲深夜出走，摔下高崖，是随行的小罗表叔做对口呼吸救过来的。
1964年，我第二次回乡，小罗表叔已担任生产队副队长。我们那个生产队，位置接近山顶，土地瘠薄，历来贫困，18户人家中，只有我们一家富农，还有一家上中农，其余都是贫下中农，小罗表叔和另一家族人是雇农。这时我已接受了很多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以为小罗表叔会以“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态度对待我们一家，结果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依然是和从前一样地对待我们，叫我母亲“王嫂嫂”，随时无偿帮我们家干一些女人们干不了的力气活，如下雨天披着蓑衣上房“捡漏”（将瓦片捡顺防止漏雨）和修补猪圈之类。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他家有一株梨树，是结个儿很大的青皮梨的那种，每当梨子成熟，他就偷偷地摘一些给我们送来。为什么要“偷偷地”呢？到底那是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何况他家也非常贫穷，也指望着这梨子充饥，或换一点钱买盐，他不想让杨表婶有什么不快。母亲不让他再给我们送梨子，他说：“这树本来就是你们的（土改已分给他们家），还是我华哥儿（指我父亲）栽的呢。”小罗表叔不善言辞，偶尔和我们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祖母和父亲对他们家的好，每当说起父亲被羁押在远方相见无期，他就会掉泪。从小罗表叔身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乡亲身上，我感受到，那些所谓阶级仇恨的教育，并不能摧毁，至少不能完全摧毁人本真、善良的天性。
1987年春节我第三次回乡，小罗表叔家生活状况已有相当大的改善，当时我母亲和伯伯已先期回乡闲住，需用的粮食蔬菜倒有一大半是小罗表叔家供给的。这时农村一些传统习俗有所恢复，我才知道小罗表叔还是一个“民间音乐家”，他会吹奏唢呐，或悠扬婉转，或高亢激越，十分动听，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会受到邀请去演奏。而对于我的请求，更是从无二话，无论何时，只要我说：“罗表叔，吹一个吧。”他一定立刻取出唢呐，高高兴兴地吹上几曲，以至多年来，只要一听见唢呐声，我就会想起他。
2001年秋，我第四次，也是至今为止最后一次回乡，只停留了一天。到的时候已是下午，虽然还有族人，但我选择了住在小罗表叔家里。这时他的几个孩子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与杨表婶都显见苍老，到底是70岁的人了，带着两个小孙子，种着自己和孩子们的责任田，真是十分辛苦。不过他们精神状态不错，由于孩子们经常寄些钱回来，经济状况比以前也大有改善。他取出精细保管的他儿子回乡结婚用的新铺盖给我铺床，杨表婶办了丰盛的饭菜招待我，虽在农忙，又值阴雨逾月，山路湿滑难行，还是有不少乡亲来作陪。大家在席上谈起往事，都不胜唏嘘。第二天一早，小罗表叔送我到乡场乘车，临别，他拉着我的手说：“等你下次回来，不知我还在不在了。”语气十分感伤。这些情景，我都写入了自己的词作，也是至今难以忘怀的。
小罗表叔不识字，我也没给他写过信，不知他现在身体可好？今夏去天津，和大妹在一起，我们还计划什么时候一定要再回老家去看看，就为了那方难忘的土地，就为了小罗表叔那样可爱的的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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