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党那边儿（2）

在又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们和他们也都更长大了一些的时候，红旗拿着一支枪，或者说是和一支枪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东西率领着一帮人又来到了老党那边儿的林子里。他把枪架在一棵小树上，枪口对准一棵大树，试了试，然后开始往枪筒里装药，一边装还一边用一根通条往里压，最后安上了一个子弹头儿。安上子弹头以后所有在场的人就都有点害怕了，因为这和一支真正的枪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他一抡那枪，大家就绕着圈儿躲，红旗很得意地又把枪架到了小树上，装模作样地让大家后撤，其实我们早就跑到远远的后面去了。

一时间周围没有了任何声音，只剩下不知死的蝉还在单调的呱噪；经过漫长的几分钟以后，只听“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闷响，我们愣了愣，试探着往前跑了几步，停一停，又跑几步，终于到了跟前。一看，硝烟还在弥漫，强大的后座力把红旗打倒在地上。前面的大杨树上有一块被打得翻了皮，红旗很潇洒地爬起来，走到大杨树旁边，拿出匕首，用力地撬着焦糊的树皮。大家都沉默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又一次把大家镇住了。

后来回想起来，感觉红旗的这次行动实在是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用的目的，尽管他的那支枪后来在一次大规模的械斗中派上了用场，但是更多地发挥作用还是在人们心中。一个强悍的人，又有了枪，这是“珠联璧合、锦上添花”的事情，实在是一次巩固他的地位的英明的政治举措。

他吭哧吭哧地挖了半天，把树干挖了一个深深的洞，最后也没有把子弹挖出来。“行了，谁的脑袋比这树干硬？打死个人是绰绰有余了。”实验成功，红旗美滋滋的。

突然，老党拎着他的大长枪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因为他这次没有喊，大家的注意力也都在树上，所以谁也没有发现他。我们想跑，但是红旗并没有动，而是一言不发地盯着老党看，于是大家就都没有动。老党看了看红旗的凶狠的目光，又看了看他的枪，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就走了。

他一走，红旗就率领大家嗷嗷地叫起来：“好了，再也不用怕老党了！我们有了枪了，谁也不怕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件事情按照当时报纸广播里的话说是里程碑、是转折点，从此以后，老党在这片林子里的权威好象就差多了，孩子们都有点不怕他了，虽然暂时还不敢说就敢到他的院子里去闹，但是整个老党那边儿的果树上的果子却再也长不大了，孩子们总是在它们还都青着的时候就都摘下来，咬上一口，然后踩烂。把青果踩烂本身也是符合当时所有的口号和社会情绪的，将一切即将成熟的、即将美丽起来的东西毁灭，将人性中最阴暗的角落一点不遗漏地发泄出来。

在孩子们这样干着的时候，猛一抬头，会发现老党就站在不远的地方！他默默地看着，一言不发，黑脸上的皱纹刀刻的一般。突然之间，大家都会停下来，尽管谁也没有说话，但是都知道老党来了。领头的孩子和老党对着目光，大家也就等着事态的发展。老党跺跺脚，就离开了。每次都是孩子们取得胜利，但是孩子们已经越来越没有第一次在红旗率领下战胜老党时的兴奋了，我还多少对他还有了一些同情。为什么不让果子长熟呢？长熟了不是更好吃吗？可是肯定在还没有长熟的时候就已经被别的孩子给摘了去了，现在你不摘，别人就摘，怎么也长不熟！如果有人管着，等都长熟了，由老党给大家分一分，不是很好吗？可是，谁规定要由老党给大家分呢？如果他自己独吞了呢？就在这样没有规定，没有制度的恐惧之中，孩子们进行着原始的抢夺。而我对老党的那一点点同情，除了天生的同情倾向以外，或许主要是来自另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我和父亲春天的时候在老党那边开垦了一块荒地上种的豆角到了采摘的季节，我们一般是晚饭前来摘，摘了回去就做一个菜。天气很热，我摘了几个就没有了耐心，跑到机井房旁边的垅沟旁玩水去了。哗哗的流水清澈地流过来，把茂密的草儿们都冲得低下了头，像用水漂着的长发，向着一个方向摇摆着，一些在水冲过来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跑掉的、或者是不小心掉进水里的小虫子在水中急急地游着泳，随波逐流一阵子就很快冲上了岸；我顺着水流，用手撩着那些小虫子，帮助它们摆脱洪水的突然袭击。清凉的地下水在干燥的地面上激起一层雾，呲呲的声音在地缝里持续地响着，像一个干渴的人猛然喝上了水。

夕阳变换的色彩在流水的小波澜中闪烁，暗红的、浅黄的、橙色、绿色、粉色，所有的颜色后面的基调却都是一种淡淡的青白，那种青白让人感觉凉爽。好象蒸腾了一天的热汽就是顺着这水流中的青白的色调的逐渐扩散而一点一点消失的。孩子从本能上就喜欢这样的凉爽，把手伸进这可以看见却不可以触摸的青白之中，仿佛就抓住了舒服和愉快的翅膀。

突然，一只躲在草叶后面的马蜂露出了黄黑色的翅，它紧紧地抓着草叶，挣扎着要从流水中冲出去，无奈水太急了，它的挣扎无济于事，而我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已经晚了，它气急败坏地叮了我的手！它一定把我的手是当成这次洪水的罪魁祸首了。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只是一闪，因为剧烈疼痛已经使我丧失了进一步思维的能力，我掐着手指头上被咬的地方，大声地叫喊起来。父亲扔下手里的篮子，跑过来，抓住我的手，用嘴往外嘬，嘬一下吐一口，吐出来的是带血色的口水。尽管因为有了难得的被照顾的温暖而使疼痛在心理上有了些缓解，但是肉体的疼痛却好象越来越重了。手指明显地肿了起来。

“怎么了？”突然，有人这样问。是老党。他背着一个农村老大爷背的那种粪筐，手里拿着镰刀。

“马蜂叮了！”父亲一边继续给我嘬着，在往外吐的那一瞬间回答说。

镰刀在夕阳和流水的光的映衬下，闪烁了一下，老党弯腰在水边上采了一小把一种低矮的草本植物的淡绿色的圆叶子，用手搓烂，糊在了我手指上肿起来的地方。

于是奇迹发生了，慢慢的，手不那么钻心地疼了，肿好象也在消退。父亲望着我逐渐舒展来的脸，放心地和老党说笑起来。那种草叫望江南，从那以后我就永远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及至学到《忆江南》的时候，首先想起的也是它有着柔和的圆叶矮枝矮脚的形象。当然，它后面还有老党那闪耀了一下的镰刀，以及他满是皱纹的黑脸。

听父亲说，老党最大的心愿是是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故宫，看看皇帝住的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其实离北京只有一百公里，现在坐高铁只要半小时。可在当时，那还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呢。去北京要开介绍信，住旅馆、买东西都有被检查的可能，如果没有信而到了北京，就有被抓起来的危险。况且粮票很紧张，在家里吃饭还要精打细算，出了门，到了北京那样的地方，必须用全国粮票，那就更是稀罕东西了。饭馆也少，还得站在人家背后等着腾出地方来，弄不好人家下班了，白等半天，最后连饭也吃不上。这些可怕的事情把在自己的地盘上一向游刃有余的老党给吓住了。到死也没有去成。

老党死得很突然，说是病了，住院了；很快就又回来了，说是老党自己觉得活不成了，一定要回来死在自己的屋子里。果然，回来他就死了。据说他死的时候就是不放心自己养的猪、羊、兔子、鸽子之类的东西，至于那条狗，一直就在他身边，是看着他死的。他死以前，狗一声不吭，他一死狗就叫个不停，被赶出屋子以后，就在院子里叫，叫得人心烦意乱。

这以后，我们再到老党那边玩去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恐惧。距离老党的屋子还有很远，就不敢前进了。即使他的院子里还有很多果树，果树上挂满了果实。我们总是远远地望一望，然后嗖地一下就跑，一边跑一边喊：“老党来了！老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