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华》vs《大秦赋》：一个磅礴，一个却很矫情？
作者：刘宏宇
重装历史剧《大秦赋》拉到七八十集仍觉“一眼望不到边”，看得禁不住打盹儿。
凭心而论，创作很是用心。显然，也很舍得花钱。可越看就越觉得，有些“心”，用得不那么是地方；有些钱（不敢说“所有”，只说“有些”），也着实花得冤枉。
作为尝试过历史题材写作的笔者，最初对于“历史”的兴趣，其实是从听评书来的。之于“真正的历史”，实话实说，并不存执念。或者，也可以说，相比而言，还是更喜欢评书和再稍高级些的“演义”——同样是胡说八道，还多些“庸人的温情”和脸谱式的坦荡。
不巧、偏巧，两个多月前，同样cctv-8，上演了几年前批号的《大明风华》（批号的年份代表剧集成片“过审”准予发行的时间，“过审”未即时播出，而竟还拖后数年之久，个中必有“故事”或“事故”，《大秦赋》的批号是2020年，明显顺畅得多），两下就似乎有了那么点儿“对比”的意思。
不巧、偏巧，对“真正的历史”其实并不存执念的笔者，还就两部剧所涉及的历史阶段，略有参研——几年前，因为涉及姚广孝的小说选题，搜集了些元末明初的资料，算有所习学；更早，十多年前，还因接受“大秦”相关小说选题，对“秦史”做过些功课；故而就自觉不自觉地把《大明风华》和《大秦赋》相比较，继而妄自觉得，对这个比较，或有一丝可言。
（大明风华，朱棣）
（一）历史剧所“应做”的更是什么？
之前，写过关于《大明风华》的文章，提及更早前的一部严格讲似还未必就能归于“历史剧”的《江山风雨情》。那种充满历史的粘厚与苍凉、贯注人性的本真与矛盾的佳作，跟二月河清帝系列相比，还要更耐看些；本以为往后再难见到，却让《大明风华》刷新了印象。
回头再看二月河清帝系列，就觉得近期有些批评声音，并非全无道理。虽然，那样的批评声，多见于作者谢世之后，貌似不甚厚道，可总还是发了出来，浅见以为，真还不能就否定也算是一种“进步”。再比较《大秦赋》，还有之前见诸于公众的“大秦”三个系列（分别为《裂变》《纵横》《崛起》，电视剧都是五十多集），实在是想说道说道——历史剧更应该表达什么；或者说，历史剧所“应做”的更是什么。
所谓“历史”，基准定义中，就有“第一历史”、“第二历史”的区别。第一历史，就是所有真实的发生；作为后人，其实谁也不能确知。第二历史，主要指典籍、资料、考证，以及对这些的分析，还有分析的“结论”。
分析！结论！
至少，这二者，是必须要有“立场”和“态度”的。
立场，是说站在什么角度，站在谁的角度，以及，为什么。是定性的基本点，当属“理性”范畴。
态度，是说在所站定的角度上，对可资参照的“第二历史”的“原始部分”亦即泛指的“史料”及其方方面面“问题”，如何理解（说“看待”也行），如何取舍（说“详略”也行），如何评点（说“批判”也行），如何补充（说“完善”也行），是有度有量的，更偏于“感性”。
如果真的是以“展示”甚至“还原”历史为目的，本着严肃和诚实的初衷去创作允许适当虚构、允许情感倾斜的文艺作品，而不是借着“历史”的“壳”去演义、传奇，甚至干脆就是“古装化”，那么，窃以为，一句古话，就是最恰当的指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大明风华，朱高炽）
以史为鉴。鉴！参照、思索、批判、记取……这就该是“立场”。
知兴衰。知、兴衰。求知，感悟“兴”，也感悟“衰”。这就该是“态度”。
当然，作为文艺作品，用不着非要去追求“立场”的“不偏不倚”，事实上也不可能达成；但必定还是要有个“基本点”。相比于《大秦赋》的“站在、坚决站在秦亦即胜利者一边”，以后来者姿态、从“上帝视角”去看，或许能更接近“正确”——无论如何，上帝视角，都会看得更辽阔、更清晰。这跟有了航拍测绘就不用平地整体实测的道理几乎是一样的！
大抵，有了“立场”，才有“态度”。立场是态度的基础。立场站偏了，态度自然是一边倒的倾斜，有如《大秦赋》展示的那样——秦国贤达忠烈充斥朝野，万众一心势不可挡；列国卑劣庸碌俯拾皆是，凄惶衰败苟延残喘。让人实在禁不住想起xx神剧——如果反抗者都那么强，不用八年抗战，日寇八天都坚持不了。同理，如果真如《大秦赋》渲染并竭尽全力想让观众买入的那样，秦统一别说“奋六世之余烈”，就连十几年的灭国大战都太嫌铺张，直接摧枯拉朽就好啦，兜来转去大几十集不全成矫情了。
秦人、山东六国之人，都是人。只要是人，就具备基本人性。
秦国、山东六国，都是国。只要是国，就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好人好事不断涌现，犯罪分子一个不见”，永远都是“愿景”。
过去那么久的事，谁也不敢说就能百分百明悉究竟。想要展示，就最好还是站在相对冷静、尽可能客观的立场上，拿出唯物式的、尊重基本人性和社会常识的，公允态度。
这两点，《大明风华》，不敢说多到位，但观剧的感受上，肯定可察，还是在做“正向”的努力。有了这样的“正向”，最起码，不至于落入自圆其说的窘迫与强词夺理的矫情。
（大明风华，胡善祥和孙若微）
（二）《大秦赋》的“硬伤”和“表面伤”
所谓“硬伤”，在对一部历史剧“搬弄是非”的语境下，主要是指与常识、公论，甚至“史实”相抵之处；对应地，“表面伤”则更指本质上或许无关痛痒却难以视而不见的别扭。
“硬伤”和“表面伤”合二为一的第一例，当属秦王政也就是始皇帝嬴政早期的年龄特征。剧中，我们看到嬴政初到咸阳时，是个比母亲还要高的少年；而由确考可知，嬴政到咸阳时尚不满十一岁，即秦王位时也不过十三岁，剧中却不仅是由张鲁一一完全的成人形象扮演，还极尽能事地渲染出一场提心吊胆、好大架势的宫变。本来奄奄一息、只待熬够时辰就可以宣布死亡的庄襄王（子楚、嬴政父），得知胜利消息，还就大大缓解。
宫变及拨乱反正的这个如果有必定是发生在嬴政十三岁时的桥段，想要突出的是嬴傒、庄襄王兄长、嬴政大伯。这位在“正史”上一晃而过的人物，成了剧作创作的“称手工具”——设计刺杀归秦途中的“异人”，后来还在朝堂上拔剑“误伤”异人，呈水火不容之势，却一经偶遇被阻咸阳城外的赵姬嬴政母子，就倏然转性儿，以至于在宫变中明显倾向、鼎乾坤，进而成了占据其本应有权力、政治利益最为对立的庄襄王、嬴政父子的“铁盟”。
这种近乎无中生有的创作式推演，想要说的，应该主要是嬴姓宗室“舍小我、逞大计”的光耀点，对应赵国赵佾（赵孝成王丹所立太子）、赵偃（赵孝成王丹次子、即位人、赵悼襄王）这对兄弟之间的龃龉（主要是赵偃对兄长赵佾的排挤、迫害），似乎就在以点带面地诠释秦之所以愈强的根本——为大计而凝聚。大概，也就是为了对比和诠释，剧中，嬴傒对“太后”的一见倾心和一直以来的念念不忘，就表现得羞羞答答，不留神看都看不出来。
还有一例，就算“表面伤”吧——嫪毐其人的出处。剧开始时，似是在说嫪毐是接应到吕不韦异人的秦军委托的赶车人，未见更详细交代，也没从嫪毐的表现里看出为什么要委托他。后来又说是吕不韦门人，却又未予清晰交代。前后不搭、语焉不详。乍一看，好像很细节，不该计较。其实不然。
嫪毐，在那段历史中，是个起到微妙作用、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是始皇帝母亲赵姬的情人、号称“假父”，极大影响了始皇帝跟母亲以及吕不韦的关系。他发起几乎致命的叛乱，为年轻的始皇帝走向“政治成熟”上了无可替代的一堂“危机实践课”。没这碗酒垫底，时龄最多二十岁的始皇帝（秦王政），很难说是不是会像后来表现出的那样富于勇气、敢于决断。某种意义上，嫪毐给予嬴政的“教训”，构成了嬴政“明断自天启”质素的基石。
这样一个貌似垃圾而却挺重要的人物，刻画成纯粹的流氓形象也就罢了，连个出处都不清楚交代，似乎跟整部剧追求面面俱到的不厌其烦调调，不那么配套。
长安君成蛟（嬴政同父异母弟）之死的粗率与含混蹊跷、赵高突兀而乏味的出场和仓促潦草的“进身”、楚国春申君（黄歇）之死的内外动因及影响、吕不韦到底是精明商人还是知识型政客的形象定位模糊、赵姬从头到尾一付没见识的贱兮兮，等等，都可谓“表面伤”。
“表面伤”虽不“要命”，甚至似乎无伤大雅，可要是多了，也难免“遍体鳞伤”之感。
还有诸如吕不韦之死、李斯跟韩非（韩非子）的关系及韩非之死、赵将李牧之死这些明显与已呈“公认”的相关认知、说法相悖的戏剧表达，依笔者看来，都是“硬伤”。
不过，跟最大的硬伤相比，前述都还算不上什么。《大秦赋》最大的“硬伤”，是对秦统一也就是剧中所说“天下凝一”这个既是所有人都知道答案的题目也是整剧最核心线索的交代，不足、不透、不全面，甚至是——不够诚实。似乎，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情节”属性的答案（只是“情节”，未必涉及“理由”），就可以倍速带过，实在经不住琢磨。
如果说，存在着“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盲点，能真把剧看懂，才怪！看不懂，再多的点赞，也还是吃瓜。
（三）历史题材创作当力避矫情
《大秦赋》最大的硬伤，也就是关于为什么要“天下凝一”，又为什么是唯有秦国必须并且能够去达成，交代得不足、不透、不全面，甚至都可以说是不够诚实。
不是没交代。人家交代了，还分了两个层次呢——先祖之志，和，听起来高尚很多的“天下苦战久矣”。接下去，还很有一番道理。说得都对。但真的没有“救世济民”那么伟大。依浅见，真正抱“救世济民”而几无他求的政治势力，不过近百年来而已；再往前，没有！
可人家就是形容出了这样的伟大。偏偏不提、不释，那个最初始动因——对地处西陲、出身卑微（驯马职司的天子附庸）、华戎相混（华族与戎族相融，那时还没有“汉族”的概念）的秦而言，早在战国之初，就已面临“要么独霸，要么灭亡”的历史宿命。变法图强、扩军东出、荡平诸侯，首先是秦国作为独立“政治体”非此即彼的“求存”逻辑。至于是“共主天下”而复制周朝的分封制国家联盟，还是“凝”成唯一的“大国家”机制，早在之前百八十年，孟子就给出了“定于一”的答案。
就是说，“东出”是由“生存诉求”转而骑虎难下的“必须”，而非“止战”、“救世”这般高尚，至少，主流上，不是。天下归一、不复分封，也绝非秦的首倡、专利。
把这些加进去，《大秦赋》刻意营造的“救世主”形象，就打了折扣，大大折扣。
观众或许不知道，可以不知道。但主创，连一些微末宫闱情节都锱铢必较的主创，不可能不知道，至少也是不应该不知道。知道而不去提，不去诠释，就显出了某种刻意。再是捧着托着地粉饰给胜利者，便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的矫情。
“寡人以渺渺之躯，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矣……”
这是秦始皇帝作为胜利者的自述。
他可以这么说。他有资格这么说。
可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没那样的资格，不可以那么说。
至少，两千多年过去，今天的我们，怎么也要在思想和认识上，有所进步吧。
哪怕您、您们，真的是他们的后代（其实并不是），抱着对先祖充沛的地域化的崇敬，也要有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今人的冷静、客观、一分为二吧。
好一个大秦，少年隐瞒年龄，青年隐瞒家里只有他一个男丁的事实，争相报名参军，只为雪国家被赵国所败之耻。不知是不是魔怔，看到这一节，脑子里不自觉响起《太行山上》那带着明显俄式交响乐特征的旋律。
好一个大秦，郑国、顿弱这些原本的“间者”（剧中说的是“间人”，对不起，从来没有这个词汇，就如不管哪个太后都从来不曾自称“本宫”），都心甘情愿成了“反间”不说，饥荒中韩、魏、楚等接壤国的流民入境，不仅得到秦军铁血护佑，还得到良田和减免赋税的超级国民待遇，被亲切地称“新秦人”。
王道乐土！理想国！！这样的政权，怎么能不天下归一？！在这样伟大的“额们”的先面前，六国焉得不灭？！
如果真的是这样，收割了伟大胜利的大秦帝国，缘何只存在了满打满算的十五年（公元前221～公元前206）、二世而亡？
六国“归民”被征入修造驰道、长城、骊山陵寝的浩大工程，被安置于最为艰苦、危险的岗位，没有“劳保”，更没报酬，死亡率极高，须得不停地大规模征调，才能确保不拖延。这个，咋不大提特提一下呢？
别国丈夫早晨出门劳作，妻子送别时，大抵都是嘱咐“早些回”；唯独在大秦，妻子要嘱咐丈夫“活着回来”、“完完整整回来”；丈夫或许完完整整活着回来（当日）了，却很高几率再见不到完完整整活着的妻子，因为她可能因为没把垃圾放对地方而被砍手或削耳！少年隐瞒年龄报名参军会不会有奖励、抚恤，不知道，但如果谁当了逃兵，倒霉的可不止他一个、他一家！这个，似乎也被基本忽略掉了。
反观《大名风华》，并没回避“靖难”的冤杀和仇隙，反倒用作了主线；也不忌讳兄弟父子祖孙君臣的猜忌互伤、反复无常，因为那更接近人性之根和政治历史的固有属性。剧里，真正完完全全正人君子，仅于谦一人，其他所有人，包括大女主，都可圈可点。整个故事，充满着暖腻、生动的“庸人的温情”，给观众的感觉是“过日子”而不是“受教育”。
而《大秦赋》，但凡秦一方，满台忠义节烈，就连大投机家吕不韦、以鼠喻人的李斯，都成了睿智、凝厚的君子，想必也是如剧中人物自己说的“入秦”多少多少年，给熏陶的。而嫪毐郭开之徒（还有赵王偃、赵太后）等“纯反”，则不惜拾起脸谱化老套，坏到小丑般肤浅，就怕人不厌。想来未必至于就是创作者不会、不懂。更可能是矫情——崇拜先祖的矫情。为划时代巨变戴光环的矫情。为胜利者歌的矫情。
凡事，一旦矫情起来，就难跑失真、偏颇、背离。历史剧，大几十集、准备流传后世的历史剧，真的该尽一切可能避免这样那样的矫情。实在不行，退到“适当娱乐”的尺度，也是好的。别脸上正中一块白，还拿着铜锤的架子，让人想赞赞不出，想笑不敢笑。
（大明风华，剧照）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