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墓又称永陵，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寝。天复七年，王建与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光天六年（918年）夏六月，王建驾崩。十一月三日便下葬永陵，中间仅相隔五个月。因此永陵的设计与营建应当在王建生前。
王建墓的墓室是一座地上建筑。其建筑的基脚系在平地上挖基，内填以卵石，中间杂有少量的红砂石小块，券墙则直接建于卵石之上。在建成后，又在其上面加盖高15米，直径约80余米的巨大封土，形成陵台，陵台周围界以石条。
根据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记载：墓室全长30.8米，室内长23.4米,分前、中、后二室。其中中室最大，后室次之，前室最小。每室之间以木门间隔。前室由四道石券构成，主要作用相当于羡道，其面积仅能容门扇的启阖及踏道，应不会置有随葬品，发掘中也未发现任何器物的痕迹。中室由七道石券构成，长12米，宽6.1米，高6.4米。墓室中部设有须弥座棺床，为红砂岩建筑，高0.89米、长7.54米、宽3.35米。棺榨全部为木制。棺中有水银，玉带、银器等。后室由二道券拱组成，较中室之券为低，跨度亦较小，长5.7米、宽4.4米、高5.5米。石床位于后室最后,约占全后室一半。石床上安置王建坐像，石像前摆放着谥宝、哀册、谥册等法物。
王建永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馆床之雕刻：二十四伎乐与抬棺十二半身像。通过与唐代帝陵和法门寺地宫的比较，郑以墨《五代墓葬美术研究》认为王建墓与佛教瘗葬制度相似，法门寺佛舍利在唐代的特殊地位为王建墓的形成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而王建与大臣对供养佛舍利的物品以及地宫形制、结构的了解便为王建墓的布局提供了视觉上的积累。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棺床二十四伎乐的雕刻体现了佛教西方净土的思想，体现了往生西方“佛国净土”的渴求。西方净土变在四川唐代石窟中屡见不鲜，其中伎乐的形象广泛存在，比较著名的是有石笋山、郑山等地的摩崖造像。而抬棺十二半身像则是药师净土中的十二神将。佛教图像中关于抬棺、护棺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比丘尼抬棺、力士举棺、金刚负棺或护棺。前两种样式均见于《涅槃经变》中，表现的是佛涅槃后诸力士或比丘尼抬棺赴火葬场火化的场景。根据郑以墨的比较推测，认定王建墓的十二半身像为药师变中的十二神将。如是，则王建墓的馆床上伎乐、莲花所体现的西方净土和十二神将体现的药师东方净土交相辉映。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代表无量寿的圆满，药师信仰则注重解厄延寿，二者功能上也正好契合。我认为郑以墨的观点是可信的。王建墓中二十四伎乐与莲花、以及十二半身像均有浓烈的佛教元素，无论其是否代表西方净土、药师净土，其对王建本人渴望死后进入极乐世界的愿望是确信的。
由于王建本人极可能参与了对他自己陵寝的设计与营建，我们有理由相信馆床的伎乐正是来自前蜀宫廷的真实写照。永陵石刻伎乐有曲有舞，伴奏之乐器异常丰富，除了筝、箫、笛、箜篌等乐器外，大量的鼓乐也加入其中，为我们展现出一副夹杂大量龟兹乐器伴奏的宫廷大型舞乐，使人“如听仙乐耳暂明”，仿佛置身王建向往佛国极乐世界之中，流连忘返，不知归途。余曾三访王建永陵，初访与小溪，整修未尽，不得入。再访孤身一人，安静立于中室一上午，竟不知饥饿。三访与师弟小茶一道，纵游巴蜀，畅游成都，至今已过年余。旅途时常充满惊喜，在何地，与何人，抑或遇见谁，都充满了未知的喜悦，这便是让心灵和身体都在路上的理由。我们不断的重复，去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最终终会遇见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