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拙，年少不懂曾国藩，读懂已是泪满面

曾国藩是晚清统治集团的领军人物，毛泽东曾评价“独服曾文正”。他出身贫寒低微，读书治学，修身齐家，于不懈奋斗与忍辱负重中走上权力巅峰，在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清王朝执政末期成就显著的政治家之一。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以修身，历尽艰难却不轻易放弃，百折不挠，值得世人敬重。

曾国藩身为领导者，管理湘军内外部事务时所贯彻的原则是拙诚，他领导力的核心正在于这两个字。曾国藩认为，“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就是说，以诚克伪，以拙破巧，只有至诚至拙方可以战胜至伪至巧。曾国藩的管理之道为古今领导者所推崇，其中拙诚贯穿他的治政实践且行之有效。

——选拔人才：驭将之道，最贵精诚

曾国藩的选人标准别具一格。他反复强调，“用兵之道，最贵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精诚，不贵权术”。就是说，作为兵士，要自立自强；作为将领，要放下权术，以诚待士。故选取将领时，曾国藩专取朴实之人，脚踏实地、没有官气、不浮夸虚饰的人才才有可能被授以重任。他曾解释过愿意启用看起来比较笨拙的人才的原因，“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湘勇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军中官气过重的军士往往不能够将心思完全投入，湘军之所以英勇善战，正是因为将心思过于活络的人排除在外，以保证整个军队脚踏实地、万众一心。

在曾国藩的眼中，德与才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德才兼备固然上乘，但往往少有德才俱佳者，在二者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该如何取舍呢？曾国藩对此的回答是：“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曾国藩的选才标准是拙诚在先，才能在后。投机取巧的人，纵使有万般本领也不能够得到提拔和重用。

——以诚为本，以勤为用

曾国藩将拙诚贯穿内外，做事崇尚从基础处着手，头脑虽不是一流聪明，却凭借肯下笨功夫成就辉煌战绩。故他在培养人才时将自身作为参考，以诚为本，以勤为用，极其注重将领及兵士对拙诚的把握。“将领之浮华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一营为然也。”这显示出曾国藩倾向于提拔敏于行、讷于言的将领。他认为，浮夸的军士在战场遭遇危机时，夸张的神情足以动摇整个军队的士气，圆滑的言论足以打消团队的积极性，心性不正的军士足以动摇整个战局。

曾国藩麾下人才济济，能将众多。他始终主张对伙伴和下属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在与同僚的交往中抓大放小，采取守势，不到迫不得已违背原则时不会决裂。曾国藩主张以拙诚破机巧，在指导亲弟弟曾国荃管理军队的方法时也反复强调，需“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就是说，即使对方巧言令色，自己仍以拙诚相待，这样发展下去，对方便也不会再使诈。这也是他能够令众人信服的重要原因。

——忠信笃敬，不卑不亢

曾国藩处理内部关系，皆以拙诚为本，在洋务问题上也同样践行该基本原则。李鸿章首次与洋人打交道时，曾向曾国藩请教应该如何处理，曾国藩在回信中说道：“与洋人交际……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

曾国藩指出，在处理外事过程中，依然应贯彻忠信笃敬，不卑不亢的原则，把管理军队时的诚引申至外事关系上，将清王朝与外国的关系置于平等互利、以诚相待的基础上。因为拙诚不论在国外还是本土都一样行得通，所以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重大外交问题时也秉持这个思路，并不是一味退让，而是诚信为先，在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上据理力争。

——精研百家，“仁礼”治军

曾国藩重视思想教育，以儒家“仁礼”治军，注重人的精神力量。“诚”是以道德修养为根本的，拙诚则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重要准绳。

湘军建军之初，曾国藩就主张以道德礼义相砥砺，不但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按照“文官不贪钱，武官不惧死”的标准来要求下属。他认为，拙诚可破机巧，只说不做的人违背了实干主义原则，注定一无所成。正由于曾国藩尚拙，所以他始终要求自己不取巧，积苦力学，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充分发挥钝拙的优势，大大提升了湘军的核心凝聚力。

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深受传统理学思想影响，是推崇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家，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推崇。曾国藩将“诚”作为中心意旨大加阐述，“有所为而为之之谓物，惟立诚，故有物”，认为拙诚是成事之本。曾国藩在训练兵勇之时，格外注重政治思想训练。他沿袭程朱理学之道，不断完善修身思想，崇尚返璞归真，将“礼”在治军方面的作用扩大化。他遵从理学思想，把封建伦理与尊卑观念融合，贯穿在其政治理念中。

——致知力行，反对空谈

湘文化强调致知力行，反对空谈理论，具有四方面特质，分别是“奉程朱理学为正宗；重视经世务实；注重道德节操；兼容并包，融汇百家”。曾国藩作为土生土长的湘人，不免受到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感染。湘文化自有其强大的魅力，“霸得蛮”的忠诚血性正是湖湘文化的根基。曾国藩将“吃得苦、霸得蛮”的乡土文化贯彻到湘军精神中。他曾在日记中自述道，“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冲击。作为洋务运动的首批开创者和中体西用的倡导者，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中带有时代的烙印，他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忠诚于中国封建伦理纲常，又有变通与革新。他在中西发生剧烈碰撞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寻求修身发展的中立位，因而对管理之道既有合理扬弃传统的一面，又有创新开放的一面。

曾国藩的管理才能有口皆碑。管理之道和政治艺术一样，并非一蹴而就。作为晚清优秀的政治家，曾国藩的领导艺术不但在清代被名将效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也具有非凡的借鉴意义。

识才：广纳贤才，知人善任，因势利导

曾国藩向来对人才高度重视，从思想品质着手，重视德行教化，不以出身和资历衡量人的前途，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曾国藩倡导以规范自身行为立德，“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他不仅以诚待诚，也以诚待伪，用自我德行的完善来感化他人。

人才是最宝贵资源，现代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也应不拘一格，以诚待才，将人才的选拔作为首要任务，专才专用，鼓舞团队斗志，提高团队士气。同时，对于应当承担失误责任的人也要做到绝不姑息和纵容，赏罚分明，这样才能不断提升团队各方面能力。新常态下，只有将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实现“才尽其用”，发挥其潜能，更加有效地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和创新力。拙诚作为人才内在的道德品质，既是团队向心力的基本要求，也直接影响团队战斗力和凝聚力，是必不可少的管理原则。

用才：用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曾国藩不仅关心教育下属，而且善于协调下属间的关系，能够在给予下属充分信任的同时，引导其发挥创造力和创新力。因此，他的幕僚们对他十分敬重。曾国藩作为良师运筹帷幄，幕僚们则谈古论今，为他出谋划策，使得整个军队战斗力增强，成为清王朝的中流砥柱。

作为领导者，应当知行合一，率先以诚服人，这样不仅能够为团队提供标杆，还能为约束身边下属增添说服力。以诚对待同事和下属，可以有效避免组织内部的矛盾纠葛，集中力量提升团队的核心竞争力。拙诚不代表愚钝，而是去伪存真、去巧崇拙，把工作落到实处，科学合理地发挥作用。团队协作中的真诚不欺有利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也便于领导者选贤任能。需要注意的是，当代职场中的上下级关系不是封建社会君臣间等级森严的关系，自信的领导者更要坚持实用主义原则，把握尺度，实现与下属的良性互动，贯彻现代管理中的以人为本思想。

立才：互相帮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保举是晚清重臣推荐人才的途径之一，曾国藩尤其擅用这一途径。他对人才的重视、培养和推举几乎都出自对人才本身的欣赏，愿意共同进退，较少代入个人的好恶。在重用人才的过程中，领导者可以借鉴曾国藩的做法，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曾国藩身居高位多年，对清廷执政中的许多症结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但从不轻易表露。他充分发挥自身的职场智慧，辩证看待官场得失，在权力博弈中以宽广的胸怀博得人心，且恪守中庸，居上不骄。团队中难免会有个性十足、骄傲自负的人才，在政坛纵横捭阖多年的曾国藩对待这类人才通常会选择包容，并指出对方进步的途径，尊重其意见和想法，协助其规范自身行为。

当代社会中，位高权重的领导者在遇到下属反对时往往倾向于使用权力进行压制，但自信优秀的领导者愿意勤求己过，听取逆耳之言，与下属荣辱与共。当下属以巧诈忿争时，领导者可报以诚愚，多宽容引导，以上率下，恩威并施，和谐共处。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看到下属的短处，更要关注下属的长处，并给予其空间以扬长避短，立人达人，这样才能实现双赢，从而为团队创造更大的前进空间。

综观曾国藩的从政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深谙藏锋之道，大智若愚。作为上级，他主张戒傲气，少言实干，崇尚拙诚，反对巧诈，吸引并管理着许多忠直廉敬的有识之士。“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昌。”拙诚是君子行事之本，不只适用于政治动荡的晚清，也适用于今领导者的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