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周恩来逝世，邓颖超在他额头上轻轻印下一吻，哀伤道：你走了
在漫长艰辛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对于那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者来说，理想是远远高于个人情感的。
战火中的爱情大多情深缘浅，“相伴一生”是最美丽的誓言，也是最奢侈的愿望。
然而，曾有这样一对璧人，他们坚贞的爱情与伟大的理想完美地交织在一起，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障碍，超脱了生与死的束缚，成就了中国最美的爱情。
他们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
“不会嫁人”的进步女青年与“独身主义”民国美男子的纸短情长
1904年，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的一户官宦人家，她的父亲邓庭忠信奉“生儿子传宗接代，生女儿毫无用处”的封建主义重男轻女思想，想把刚出生的邓颖超送人。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拿刀以死相逼，邓庭忠这才作罢。那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襁褓中的婴儿未来会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军人物，在未来几十年中大放异彩，青史留名。
邓颖超三岁那年，邓家家道中落，邓庭忠客死异乡，杨振德独自肩负起了抚养女儿的责任。杨振德读过书，有着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她靠着为别人做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将邓颖超养大，日子虽过得清贫艰辛，但她没有忽视对邓颖超的教育。
邓颖超受母亲的影响很深，从小便有一颗崇尚平等正义的爱国之心，小小的她就为民族正在经受的苦难痛心疾首。
十二岁那年，邓颖超便写下了“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奋精神、谋国家之进步!”这般振奋人心的话语。
那时的邓颖超并不知道，曾经有个少年也在十二岁的时候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有缘的人总会相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十五岁的邓颖超与同学们一起组建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积极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当中。
邓颖超在“同志会”中担任演讲队长，她以饱满强烈的爱国热情，向大众揭露北洋政府懦弱无耻的卖国行径，为饱受压迫的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反对当局对进步人士的迫害。
当时的周恩来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任主编。
他以犀利的文笔，对时局针砭时弊，抨击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传播自由民主的精神和革命思想，以策应五四运动的发展。
《会报》在全国的工人阶级和学生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邓颖超也是《会报》的忠实读者，报纸上的内容每每都会与她心中所思所想不谋而合，开拓她的思路和眼界。
周恩来每天都会认真阅读读者来信，一日，他打开一封信，信纸上的笔迹端丽秀美，寥寥数字慷慨激昂地写道：
周恩来同志，我是你忠实的读者，不要向恶势力低头，要为真理而奋斗到底。署名是小超。
看过信后周恩来笑了，单凭署名周恩来判断不出写信之人是男是女，但这个人无疑是与他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男女大防”看得极重，那时天津的女学生运动和男学生运动是独立进行的。邓颖超和周恩来分别是两边团体的代表人物，对彼此都有所耳闻，但也仅仅只有淡淡的印象。两个人真正的相识是在觉悟社建立以后。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加入到这支救亡图存的队伍中来，为了加深凝聚力，“同志会”和《会报》推选出各自团队中的精英组成了一个更加严谨和有力量的组织——觉悟社，邓颖超和周恩来都在其中。
觉悟社的成员们对自身要求极高，他们坚持以“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准则来提高自身觉悟，要求自己将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所有社员都恪守着觉悟社内部成员之间绝对不会有任何恋情的原则，不允许有任何个人情感扰乱组织前进的步伐。
邓颖超见证了太多受封建主义压迫的妇女，在那个年代，女人一旦嫁了人，似乎就完全丧失了自我和自由，这是她万万不能容忍的。
她一度认为，一个妇女只要结婚了，这一辈子就完了。每每遇到办喜事的人家，她都忍不住对新娘心生同情。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是绝对不会结婚的。
无独有偶，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受西方新教的影响颇深，始终坚持自己是“独身主义”。这件事与他熟识的人都知道，所以在邓颖超收到周恩来要求和她确定恋爱关系的来信时，整个人都是懵的。
那时，周恩来正在法国勤工俭学，而邓颖超留在国内负责觉悟社成员之间的联络工作，与周恩来经常有书信来往。
1921年，周恩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在欧洲学习期间，周恩来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在确认了自己将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以后，渐渐觉得有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是件不错的事。
他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邓颖超。
此时周恩来才意识到，在频繁的信件来往中，他不知从何时起，已经对邓颖超生出了一种超越同志之间革命友谊的复杂情感，他坚信邓颖超是能够与他共患难、共同经历风雨的战友。
1923年，邓颖超收到了一张周恩来寄给她的明信片，明信片背后是她再熟悉不过的笔迹，写道：“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一下子就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不由得脸红心跳，同时也十分困惑：
周恩来不是独身主义吗，怎么突然间会跟她表白？
她在回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周恩来回复得很快，他在信中叙述道：
他明白了革命和恋爱并不是对立关系，他迫切想和邓颖超确认恋爱关系，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那样，一起上断头台。
在那样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这已经是最真挚浪漫的表白了。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真情实感所深深打动，她从很久以前起就非常欣赏崇拜周恩来，她很快回信给了肯定的答复。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甜蜜的异国恋。
周恩来在欧洲的4年多时间里，他与邓颖超通了250多封信，他们一同畅谈理想，共同感受恋爱的甜蜜。
文字是人类最美的发明，它们承载着沉甸甸的相思之情漂洋过海，将两颗年轻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924年秋天，周恩来回国，他没有时间回到天津去见分别已久的恋人，直接被组织派往广州。在广州工作期间，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向她求婚。
可一连发出十多封信，邓颖超那边都没有丝毫回复。
周恩来内心焦急，却抽不开身亲自找邓颖超确认，只能拜托一个北上的朋友亲口给邓颖超传信。邓颖超听过送信人的话后，只羞答答地道：“谢谢你做了我们的媒人。”
后来一查才知道，之前的信件因为信差的疏忽，一封都没有送到邓颖超手中。幸好这只是一个小插曲，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结婚。
长征路艰苦与共，一生遗憾无子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无子，这让许多人觉得颇为遗憾。
事实上，邓颖超曾经是怀过两个孩子的。
婚后，邓颖超调到了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积极开展妇女工作。
1925年10月，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周恩来正在筹备领导第二次东征事宜，非常繁忙。二十一岁的邓颖超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那时的她一心都扑在工作上，满心满眼都是革命事业，她并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妈妈。
这个孩子的到来让邓颖超觉得焦虑惶恐，她不想让孩子成为革命的“包袱”，思来想去，她决定将孩子打掉。
身边没有可以出主意的人，邓颖超径自到药铺买了一副堕胎药，咬了咬牙喝了下去。
她本以为这件事可以就这样简单地解决掉，可她低估了堕胎药带来的痛苦，一个人在家里疼得死去活来，觉得自己好像下一秒就要死去，她害怕极了，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病了。
邓颖超从来不会在工作时打扰自己，接到消息的周恩来慌了，急急忙忙赶回家中，这才知道邓颖超私自流掉了孩子。
当时的周恩来已经三十六岁了，他虽然没说过，但心里是期盼孩子的。
一向温文尔雅的他难得地发了火，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气邓颖超自作主张打掉孩子，更气她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这时的邓颖超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轻率，心中悔不当初。
周恩来看着面容苍白的妻子，软下语气好生安慰，将杨振德接来广州陪伴邓颖超。
1926年夏天，邓颖超再一次怀孕了，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她这一次非常小心。
怀胎十月，1927年3月21日，邓颖超分娩时，周恩来正忙于领导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没能陪伴在她身侧。生产过程中，因为孩子太大，邓颖超难产了，在医院住了三天，最后只能用产钳。不幸的是，产钳夹到了孩子的头部，这个男孩刚出生不久便夭折了。
当时反革命集团正在广州大肆残害共产党人，邓颖超来不及休养，便坐上小船逃离广州。她先是辗转到香港，再换船前往上海，见到周恩来时，整个人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医生说因为邓颖超产后疲劳过度，子宫没有恢复好，以后很难再怀孕了。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再也没能拥有属于两个人的孩子。
这虽是莫大的遗憾，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感情，共同的理想让这一对儿爱人更能够互相理解，而在艰苦岁月中的守望相助让他们更加亲密。
1936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苏区步步紧逼，为了保留革命最后的火种，中共领导决定实行战略转移。邓颖超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自然也在转移之列。
当时邓颖超患上了肺结核，由于敌人对苏区的严密封锁，药品紧缺，延误了治疗，她的病情日益加重，一直发烧，有时还会咳血。
她知道这一路必定千难万险，以她的身体状况或许无法走完全程，但她仍然毫不犹豫地同队伍一起踏上了长征路。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她会严格遵守组织的命令。另一方面，周恩来同样在队伍之中，前面就算是刀山火海，她也会跟上他的脚步。
长征路上，周恩来在前线指挥部，而邓颖超跟着军委卫生部一同行动，两人能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只要能见到，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也能让彼此心中生出无尽的力量。
邓颖超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全程都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强撑着。
过草地的时候，邓颖超的马受了惊，她从马背上摔下来，深陷到了沼泽地里。
邓颖超知道这种时候不能乱动，只能坚持到后面的队伍发现她。冰冷的雨水拍打在她的脸上、身上，等到后面的人马赶上来时，她已经浑身发抖嘴唇铁青。当晚便发起了高烧，吐血腹泻，寸步难行。
周恩来收到消息后连夜将邓颖超接到了自己的住处亲自照料，他虽然时间有限，但哪怕能空出一分钟，他也会去到妻子身边，细细嘱咐她好好休息。
共同经历过长征的人回忆说，那时的邓颖超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人们难以想象，她病得那样重，是怎么一步一步坚持到陕北的。
邓颖超的病情刚刚有所好转时，周恩来因为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足病倒了，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医生最初以为是疟疾，后来经过仔细检查才确认是肝脓疡，当务之急是把脓排出来。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没办法开刀，因为一旦感染，便是要命的大事。医生只能用冰块帮助周恩来的肝部降温，缓解发炎症状，再向下引导排脓。
邓颖超全程都带病守在周恩来身旁，衣不解带地照顾他，她默默地祈求上苍保佑周恩来转危为安、平安无事。皇天不负有心人，几天后，周恩来终于舒醒过来，邓颖超一颗高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到实处，满脸疲惫地露出笑容。
海棠盛放，那时候的爱情
有人说，邓颖超的相貌普通，与有着“民国四大美男”之称的周恩来并不登对。
邓颖超也说，周恩来生得漂亮，她并不漂亮。
或许有不少人最初并不看好这段婚姻，尤其是在邓颖超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
可事实却向世人证明，无论身份如何变幻、同期的其他革命者们与伴侣如何离散，周恩来身边都只有邓颖超，数十年如一日。
人是党内有名的模范夫妻，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堪称是民国浪漫之经典。
邓颖超对周恩来说：“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周恩来看着邓颖超的眼睛笑得狡黠，道：“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来不会吝啬表达对彼此的爱意，1944年10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赶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邓颖超送他到机场。
登机之前，周恩来将邓颖超抱在怀中，亲吻她的脸颊。这个举动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一众送行人员和随行人员都惊呆了，但这只是这对夫妻的日常。
周恩来和邓颖超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浪漫是不分年龄的。
建国以后，有一天周恩来在办公室工作了一整夜，第二日清晨，他发现昨夜下雪了，眼前一片银装素裹。他让工作人员给邓颖超打电话叫她过来一趟，邓颖超接到电话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急急忙忙地赶来。周恩来却说：请你来踏雪。
邓颖超甜蜜地笑了，她向来喜欢踏雪。两人手挽手并肩信步闲游，不用多言便心意相契。
当初初到北京选择住所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眼便相中了中海南的西花厅，只是因为那儿的院子里海棠花开得极好。1954年，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代表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会议日程紧凑，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
留在北京的邓颖超对周恩来思念得紧，正逢院中海棠花开了，她剪下其中最美的一朵，用书压好，连同香山的红叶一起托人带给周恩来，内附八个字：红叶一片，寄上相思。
周恩来收到花后，心中一片柔情，但外交工作琐碎而繁重，容不得丝毫疏忽。
他没有回信，只是让人买了当地一种品种珍贵的芍药花来，同样用书压好，托人连同海棠和红叶一起带回国内。邓颖超收到花的同时也收到了周恩来的心意，她将海棠花、芍药花和红叶装裱在一起，挂在卧室中，每日一睁开眼睛便看得见。
周恩来和邓颖超多年来始终保持着通信的习惯，在信中，周恩来自称“鸾”、“来”，称邓颖超为“凤”、“超”。这位家国天下的总理，在妻子面前，只余一腔柔情似水儿女情长。
他会在信中温柔地写下“望你珍摄，吻你万千。”的浪漫情话，而邓颖超则回以“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的款款深情。
赏花人已远走，海棠柔情依旧
多年的辛劳工作透支了周恩来的身体，1972年，周恩来被诊出患了膀胱癌，但中国正值发展的重要阶段，周恩来始终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
1975年11月，周恩来又一次进了手术室，来势汹汹的病情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他将邓颖超的生活秘书叫到医院，主动与她握手轻声嘱托：“你要照顾好大姐。”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
邓颖超未来得及与恩爱了一辈子的丈夫见上最后一面，赶到病房时，邓颖超在一片哭声中，颤抖着手抚上周恩来的脸颊，在他额头上轻轻印下一吻，声音透着无尽的哀伤，道：“恩来，你走了……”
1988年4月，西花厅海棠花竞相绽放，84岁的邓颖超坐在屋檐下，看着眼前她无比熟悉的景象，还能清晰地忆起周恩来在花丛前赏花的背影，此时距离周恩来逝世已经过去了十二载。
这十二年对于思念着周恩来的邓颖超来说，每分每秒都无比漫长。
可有时，又似只是弹指一挥间，那个心上之人的一字一句、一颦一笑都无比清晰地印在她的脑海里，从未远走。遥想当年，他们本不相识，姓名不知，是心中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让他们相识、相知、相爱，携手共度了五十一载春秋。
所以，只要信念犹在，即便是死亡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她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神圣的革命事业，她坚持追求真理，踏实奋斗在妇女工作的前沿。她与周恩来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恩爱一生的伴侣，他们虽然没有子女，但并不孤单，因为他们心中有国家，身边有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