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党锢之祸，外戚阉宦不过是“背锅侠”，幕后真凶其实另有其人
东汉的儿皇帝
说起东汉“党锢之祸”来，很多了解东汉史的朋友都会脱口而出：不就是专擅朝政的外戚和阉宦，为维护私利，多次迫害宣扬强化皇权的儒学士大夫吗？这种说法虽不能说全错，至少在东汉中后期的几次党争中确实如此，但若说整个东汉中后期的党争，乃至党人的禁锢，都是外戚或阉宦对儒学士大夫的打击、迫害，则非历史的真相了。那么东汉中后期的党争中，迫害儒学士大夫们的幕后“真凶”究竟是谁？
一、外戚阉宦擅政是党争爆发根源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他沿循西汉后期制度，在朝廷中设尚书台，扩大其权柄，使其总揽行政权；以丞相（大司徒）为首的“三公”，则徒具虚名。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虽官品卑微，但却因执掌中枢，实权高于三公。光武帝认为，如此顶层制度设计，可确保最高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
百密一疏的是，他忽略了一关键问题：若皇帝年轻力壮、精明有为，这一制度确可保皇权不至旁落。但若皇帝年幼无知、昏庸无能，权臣控制了尚书台，尚书台不就成为权臣专擅朝政的利器了吗？
光武帝刘秀
或许，精明有为的刘秀深思过这一问题。不过，他可能对后世子孙选择皇位继承人抱有十足信心。但历史还是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自东汉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开始，皇位继承就多次出现严重危机。
汉和帝即位时，年仅10岁，懵懂无知，他的母亲窦太后临朝。对窦太后（当然也包括后来临朝的几位太后）而言，一介女流执掌国柄，终有不便。她自然要倚仗最亲近的娘家兄弟。窦太后的哥哥窦宪任大将军，加侍中，控制朝政。窦宪、窦固兄弟“并侍宫省，……宠贵日甚”，中央、地方大吏莫不望风承旨，巴结逢迎。
和帝长大后，虽对窦氏擅权不满，但他居于深宫，与外隔绝，又被窦氏架空，无人可与密谋，可供驱使。唯一可信赖依靠的，只有宫中随侍的阉宦们。永元四年（92年），和帝与众阉宦密谋后，命中常侍郑众指挥禁军突发宫廷政变，一举诛除窦氏集团。
汉和帝
此后，皇帝死——“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太后临朝、外戚擅政——皇帝年长，倚赖阉宦铲除外戚夺权亲政，就成为东汉安、顺、桓、灵诸帝时一种畸形的政治循环模式。安帝时外戚邓氏、阎氏，阉宦李闰、江京等；顺帝时外戚阎氏、梁氏，阉宦孙程等；冲、质、桓三帝时外戚梁氏、阉宦单超等；灵帝时阉宦张让、赵忠等，如走马灯般轮流擅政，肆虐天下。
汉安帝
外戚擅政，多“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跋扈者“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年仅8岁的质帝刘缵仅因朝会时指着梁冀对朝臣们说“此跋扈将军也”，竟遭梁冀毒杀。
皇帝惨遭毒杀
阉宦擅政，“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恬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总之也是作恶不断。
二、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阉宦的冲突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士大夫渐充朝堂。他们自幼深受儒家忠君爱国伦理纲常的熏染，对外戚、阉宦专擅日渐不满。和、顺二帝时，除少数正直不阿的儒臣上奏抨击外戚、阉宦外，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间尚未爆发大规模冲突。
梁冀毒死质帝后，假意发扬“民主”，以立帝事征询诸臣意见。太尉李固、大司农胡广等认为，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可立为帝。梁太后、梁冀则属意于娶梁冀妹为妻的蠡吾侯刘志。双方争执不下。梁冀凶相毕露，以死相挟。胡广等惧，急改口说：“惟大将军令！”李固、杜乔虽坚持原议，但并没卵用。最终梁冀立刘志为帝，即汉桓帝。不久，李固就被梁冀诬陷致死，其他持异议者也多遭迫害。
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桓帝勾结阉宦单超等诛除梁氏，清除其党羽，“朝廷为空”。桓帝因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小黄门左悺、唐衡谋诛梁冀有功，同日封五人为侯，时称“五侯”，从这以后“权归阉宦，朝廷日乱” 。
汉灵帝刘宏即位后，更信用阉宦。他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阉宦凶焰更盛，“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东汉宦官
三、桓灵时期两次“党锢之祸”
桓、灵二时，宦祸肆虐，儒学士大夫们忧心忡忡。面对前所未有的危局，以陈蕃、李膺为首的正直儒臣，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们，自觉地以伦理纲常卫道者自居，奋起抗争。
他们屡屡向皇帝进谏，揭露阉宦擅权的弊端与罪恶，并利用职权严打豪横阉宦及其党羽。李膺复任司隶校尉后，不顾阉宦张让请托、阻挠，将他那贪残无道的弟弟张朔缉拿审毕，即行处死。自此，阉宦们“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面对儒学士大夫的攻讦、严打，阉宦集团蓄谋待发。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素与阉宦往来交厚的方士张成“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执法不阿，下令收捕张子，且不顾桓帝赦令，将其正法。阉宦乘机向桓帝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震怒，诏捕李膺等党人。
次年，越来越多的儒学士大夫奋力抗争，社会舆论也激烈直斥桓帝、阉宦昏庸胡为。迫于压力，桓帝不得不诏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汉桓帝死。窦太后和她的父亲窦武谋立解渎亭侯刘宏，是为汉灵帝。大将军窦武素恨阉宦，与太傅陈蕃等“志诛中官”，起用大批党人。九月，中常侍曹节等先下手为强。他们挟持灵帝，“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矫诏杀窦武、陈蕃等。次年，阉宦侯览等又诬告李膺、杜密等人，将其下狱害死，“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并诏州、郡钩捕党人，因此而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
文史君说
东汉中后期，外戚、阉宦轮流擅政。他们出于私欲，玩弄公器，祸国害民。儒学士大夫们基于伦理纲常，屡屡抨击、严打外戚、阉宦。三方矛盾日渐尖锐，多次爆发冲突。桓、灵二帝时，阉宦日嚣，为祸弥厉，与儒学士大夫冲突日频，最终酿成两次“党锢之祸”。
以往，人们多对阉宦深恶痛绝。然而，细梳史料可知，阉宦不过是饰演“背锅侠”、“白手套”的打手角色，隐身其后，以桓、灵为代表的皇权，才是幕后真凶！或许有读者疑问：儒学士大夫不是以忠君爱国相标榜吗？皇权为何不引以为援，制衡阉宦？反而死力打压，必除之而后快？或许在桓、灵二帝看来，阉宦无论如何擅权恣为，究竟是自己豢养、信赖的“死忠”恶犬。但儒学士大夫“打狗不看主人面”，已逆龙鳞，大逆不道，李膺等清流声望日隆，一呼万应，更使皇权感到巨大威胁！为绝后患，桓、灵有意纵容，甚至是怂恿宦官，宦官们也趁风使船，联手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
皇权、阉宦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眼前利益虽随党人死、亡而暂时保全，却同时也摧毁了伦理纲常，使不久后爆发的农民起义、军阀割据彻底失去纲常伦理的约束，掀起滔天巨浪，最终冲毁了帝国大厦，将目光短浅的皇权、阉宦彻底埋葬于历史的深渊。
参考文献
（南朝 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