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人生地图

我想追随苏轼，走一遍他的人生之旅……
——作者题记

苏轼一生主要走过的地方:
眉山——开封——凤翔（今宝鸡附近）——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黄州——南京——颖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惠州——儋州（今海南岛内）——常州

引子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公元一零八二年三月湖北黄州的一个下午，日子很普通，与平时没有任何的区别。
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一阵突如其来的黄昏急雨不约而至，风卷起地上的尘土扑人脸面，雨点打在林中的叶子上啪啪作响。
这时，从转弯的山路上，走出了一群匆匆忙忙的行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左躲右闪，狼狈不堪地避着雨，惟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拄着一根竹杖，气定神闲地缓步走着，雨点密密地打在他高大的身躯之上，他却似浑然不觉。脸上一片红润，大概是刚刚痛饮了一坛杜康的缘故吧。只见他缓缓地转过头，望着来时的路，一声长吟：“归去吧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话一出口，带着一股浓浓的川音，回荡在山麓之中，与烟雨相和……
这个下午，一代文豪苏东坡，拄着他的竹杖，穿着他的芒鞋，在黄州泥泞不堪的雨中，以这么一身特殊的装束，正向我们徐徐走来……

时间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永远不会逆流而上。九百年前的往事已经如缕如烟了吧？九百年，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有多少人像流星一般名噪一时，继而划过夜空？又有多少人的名字被人日夜念起然后却又忘记？
苏轼与他的那个年代早已成了陈迹，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文章，却被后世的人们一代一代口传心记，流传至今。就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让人沉心其中而津津乐道……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流光一转，诗人走了，他的诗还在；他的诗模糊了，他的魂，依旧在……

1．
眉山。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这是富饶的天府之国。于成都与乐山之间，便是眉山城。在宋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三六的十二月十九日之前，它与中国其他的小城镇一样，默默无闻地立在那里。但是随着这日清晨一个婴孩的一声啼哭，这座西南小城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它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闪亮的字眼，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眼中的圣地。
苏轼降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祖父苏序，大字不识一个却为人豪爽，最喜欢拎着一坛好酒，晃晃悠悠来到田间路旁，唤上三五个朋友痛饮，喝到伶仃大醉，然后高歌归去。苏轼的父亲苏洵，时年二十七岁，性格却与祖父截然不同，沉默寡言，但思想独特，有一腔政治抱负，然而一直怀才不遇。苏轼的母亲娘家姓程，这位程家小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像男孩子一样读书识字，知书达理，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难能可贵的。我没有在史书中找到对她容貌的更多描写，但想来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一定也是出落得貌美如花吧。在苏洵出门在外游历江淮的那段时期，苏轼的母亲还亲自抓起教育孩子的工作。虽然那时苏轼已经上了私塾，但是每天放学回来，母亲还是会把他叫到庭院里，单独为他讲些经书。那几年的黄昏，在眉山城里苏宅的庭院中，总会有这么一幅画面：年轻的母亲手持一本《汉书》坐在竹椅上，念一段，讲一段，时不时向身边的儿子提上一两个问题，小苏轼静静地站在一旁，入神地听着母亲讲解。阳光的余晖轻轻洒播在这一对母子身上，快下山的夕阳将她们的影子拉长，投在地上，门上，雕着花的木头窗格上，直至渐渐消失……
苏家与程家同是眉山城里的大户，苏轼的几个叔叔和舅舅都早已考取了功名。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中，小苏轼一天天地长大。八岁的苏轼已经在母亲的辅导下，读完了整部《汉书》，在私塾中，也显示出了高出其他孩子一等的才智。可以这样讲，苏轼继承了祖父的豪爽和旷达，继承了父亲的智慧与雄心，继承了母亲的文雅与宁静。我们已经可以不足为奇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小苏轼如同雨后的春笋一般，势不可挡地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起来。

2．
眉山城外的玻璃江依旧日夜不停地流淌着，苏宅院内的那棵老桂树，花儿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时光悠悠，岁月静好。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的这两大喜事，在苏轼十八岁到二十岁的这几年间，接踵而来了。
苏轼才华横溢，青年才俊，早已在十里八乡小有名声，上门说媒的媒婆每日里络绎不绝。苏轼的父母在精挑细选之后，终于选中了一位青神姑娘。
青神，是个地名，从眉山城沿玻璃江向南走十五里便到了。在二老看来，与其让儿子娶个他乡媳妇水土不服，倒不如在本地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家，毕竟是同饮一江水，相处起来也会更容易吧。
苏轼对自己的另一半自然是没有选择权的，他最初对这桩婚事的态度，我们已无从可考，但猜想他总会多多少少有些不满意吧。然而在当时那个社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当如此。那时的婚姻，三分靠人为，剩下的七分，只能听天命了。
上天终究是对苏轼不薄的。这一点，当他亲手掀开新嫁娘的红盖头，看到那张若水明眸，如花笑颜的时候，自然就明白了。
新嫁娘只有十五岁，却于羞涩中透出落落大方。她娘家姓王，单名一个弗字。
王弗。请大家记住这个女子的名字吧。正是她的智慧，正是她的体贴，正是她的能干，正是她的温柔，陪伴着苏轼走过了整整十一年的风雨历程，而这十一年，正是苏轼初入仕途最难走的十一年。两个人琴瑟相和，甘苦与共，留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在妻子去世的十年后，远在千里之外任密州太守的苏东坡，午夜时分梦到妻子，竟然激动得“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3.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便是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在苏轼的家中，他的叔叔和舅舅们都已做到了这一点，只有他的父亲苏洵，屡战屡败，名落于孙山之外。
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五六年，他又要上路了，只不过与以往的形单影孤不同，这一次，是父子三人。在苏洵的心中，除了对自己功名的那点不甘心之外，更多的是增添了对自己这两个儿子前程的期待。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闻。”这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心底最大的理想。当年中唐的大诗人孟郊状元及第之后，跨马游街，曾无限感慨道：“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
又是春风拂面，又是花香如海。只不过，时空易转，长安变了开封。
五月初的开封，乍暖还寒。车水马龙的街头站着两位玉树临风的青年人，左右地张望，眼神中流露出的是好奇与渴望。正是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兄弟二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这繁华的大都市，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望着阡陌交通的街道，似乎也在寻找着未来属于他们自己的那条路……
礼部的初试在秋天如期举行了，苏轼和他的父兄三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初试。接下来是最为关键的殿试。那一年的主考官正是文坛领袖欧阳修，题目是为政的宽与简。
欧阳修在读到苏轼的卷子时，眼前一亮，顿时被这个年轻人质朴的文风和犀利的见解吸引住了。当然，欧阳修在当时并不知道这张卷子的主人是谁，按照宋朝科举的规矩，考生在答完试题后，要由专门的人员再进行抄录，并且不署姓名。此举就是为了防止考生与考官之间有暗中交易。欧阳修拿着这张没有姓名的试卷看了一遍又一遍，爱不释手，他又把这篇文章传于其他的判官，众人一致击节叫好。
毫无疑问，这本应该是一张位列头名的试卷，然而欧阳修却自信地认为，在当世众多的举子之中，能够写出这种出类拔萃的文章的，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一人。于是，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偏袒的闲话，欧阳修将本已题向头名的笔锋一转，给了一个第二名。苏轼就这样错过了一个做天下第一的机会。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过在九百多年之后，我们再调转回头去看，这个当年的第一名与第二名，于苏轼在后人心中的地位来讲，又能有什么差别呢？
欧阳修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他对苏轼才华横溢的欣赏毫不隐瞒，也毫无顾忌。他曾当众对同僚高声叫道：“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还有一次，在和儿子吃饭的时候又谈到了苏轼，他笑着对儿子说：“小子你记住，再过三十年，全京城里没有人再谈论你老爸我的文章，到那时侯，他们谈的说的佩服的嫉妒的都将是这个苏子瞻啊……”这话固然是一句戏言，但我们从中也隐隐约约地看到，新老两代文坛领袖之间的接力棒正在悄悄地交接着。

4．
正当年轻的苏轼“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一个噩耗从千里之外的家乡传来：母亲去世了。
程家小姐（请允许我仍用这个称呼）直到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夫君和两个儿子已经高中的消息。可以想象，在丈夫和儿子远赴赶考这一年多的日子里，她曾无数次来到城外的玻璃河畔，向着东北的方向望着盼着。她在自家的庭院里徘徊，孤零零，遥想着当年教儿子读《汉书·范滂传》的情景：那一次，小苏轼突然问道：“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骄傲地抬起头，欣慰地笑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那一年，苏轼只有八岁，自己也只是三十出头。时光荏苒啊，当年自己的满头乌发转眼已染上一层青霜，当年那轻柔娇好的腰身也变得佝偻起来。她把自己的青春和最好的华年都用来相夫教子，而最终，却没能亲耳听到自己魂牵梦萦的那个消息……
苏轼父子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其时，程家小姐已经去世多日了，一家人乱成了一团，悲不自禁，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是这样描述的：“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5．
一年零三个月的母丧过去了，苏轼决定和父亲、兄弟举家东迁开封，离开这片伤心地。
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京城里的人们并没有将苏氏父子遗忘。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具体的工作就是为皇帝作传。而苏轼和苏辙兄弟在欧阳修的推荐下，都通过考试获得了朝廷赐予的等级。据说，有一次宋仁宗读到兄弟二人的功课，也就是写给朝廷的策论文章时，非常兴奋。策论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只知道这个仁宗皇帝回到后宫的时候，竟得意忘形地对皇后说道：“皇后啊，你知道我今天下午都做了些什么？哈，我今天已经为我们的后代选好了两个宰相呢！”
苏轼的第一份工作叫做凤翔府判官。凤翔，位于今日陕西省宝鸡市的附近。这是苏轼夫妇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兄弟，独立在外生活，日子非常难过。由于苏轼已经名声大噪，上门拜访结识他的人络绎不绝。但凡诗人，不外乎两种处世哲学，一种是怀疑一切，另一种是相信一切。苏轼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喜欢广交朋友，并且认为天下并没有坏人。这种单纯的想法对于初涉宦海的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幸好有他的妻子王弗时时在一旁提醒与叮咛，其时，王弗“贤内助”的作用体现得非常重要。
苏轼在凤翔结交的这些所谓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对他日后进行了迫害，也有不少人在他受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当然也有极少的几位真朋友，一直给予他支持与帮助。我们就挑一位最有意思的人来说吧。
陈糙，号季常，是凤翔太守的儿子。这位凤翔太守是武将出身，在性格上与苏轼颇合不来，甚至可以说是交恶。然而他的这个儿子却是性情中人，为人豪爽不羁，最爱骑马打猎，饮酒赋诗，很对苏轼的脾气，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个陈季常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怕老婆，传说他的夫人非常凶悍，稍不如意便对郎君非打即骂。这事被苏轼知道了，他是很顽皮的一个人，喜欢拿朋友开玩笑，便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陈季常：“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手落心茫然。”这诗写得很损，将好朋友奚落了一番。陈糙看后，哈哈大笑，不以为然，继续怡然自得地过着他惧内的生活。后来，“河东狮吼”便成了一个很经典的掌故，甚至被后人几度改编搬上舞台和荧幕。然而就是这个被苏东坡笑话怕老婆的陈季常，在苏轼生命中的最低潮，被贬黄州的期间，几次来看望照顾这位老朋友，非常义气。

6．
三年的任期满后，苏轼回到开封进史馆任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最挚爱的两个亲人先后离他而去了。分别是他的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
伤心的往事不想多说，就此一笔带过吧。
居丧两年零三个月之后，苏轼重返京都，时年三十三岁。他政治生涯舞台上最浓墨重彩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7．
在神宗即位后的几年里，有宋一朝的政治舞台上是可以称得上群星闪耀，热闹非凡的。活跃其间的，不乏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韩琦、文彦博、苏辙、范仲淹……我们跳出这一串眼花缭乱的名单，只谈苏轼与王安石。
在苏轼初登庙堂的时候，正赶上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那时的朝廷几乎成了战场，每日的臣会都会爆发一张唇枪舌战。王安石的变法，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列出的那些名单。在这场所谓的“流俗”与“通变”的较量中，虽然“流俗派”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获得最初胜利的却是“通变”派。原因很简单，一是当时的大权俱在王安石手中，二是“通变”派的支持者虽然不多，但只要有下面这一个人就足够了，那便是欲有一番作为的年轻皇帝宋神宗。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都是有利有弊的。实事求是的讲，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是出自一片强国富民之心，没有任何沽名钓誉或者一己之私，但是，他确实是有些急于求成，并且太理想化了。苏轼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的危害，并且予以指出。但无奈王安石已经草木皆兵，又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一点也听不进去和自己相反的意见。他对待异己的方法不是压制就是贬罚，他变法的决心固然可以理解，但采取的做法实在很不聪明，致使大量的人才无法发挥出才能，最后自己也落得个众叛亲离……
苏轼的性格很直，虽然当时他的官位还很卑微，但也绝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去忍气吞声逢迎别人。渐渐地，这两个人在政见上变得水火不容。
其时，北宋王朝的政坛已是风起云涌，人员变动翻天覆地。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短短两年间都发生了什么：
公元一零六九年，王安石当政不久，御史中丞吕晦第一个向皇帝弹劾他的新法，结果惨遭革职；
同年，明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不满王安石整肃御史台的做法，进行反抗，遭到流放。
两月后，老宰相富弼向朝廷提出辞职归隐，后被降职为博州太守；
公元一零七零年二月，元老重臣韩琦和张方平，申请告老还乡。
当月，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也遭贬降；
九月，内阁大臣赵怀提出辞职；
同年，老臣曾公亮，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职；
次年九月，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辞去一切职务，归隐于安徽富阳。
皇帝，是个好皇帝，年轻有为，励精图治；臣子，也都是好臣子，不消说这些所谓“流俗派”的人物，个个高风亮洁，为文为政均流传后世，就是他们共同的政敌——王安石，也绝不能说是个坏人，在他势力倒台，身死之后，复为宰相的司马光发出了一道命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我不知道如何来评价这场政坛斗争，但很明显，这不是能用孰对孰错这样简单的评语概括的了的。文人们的理想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然而理想的实现总要经过百转千回，让后人产生无限感叹。
在当时的情况，王安石已然一手遮天，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苏轼的政友们或隐或退或被贬罚，一个一个都离庙堂而去。时年苏轼三十六岁，血气方刚，一身傲骨，仍坚持与王安石的斗争，向皇帝三上万言书，洋洋洒洒，据理力争。
结果等来的是一纸贬为杭州通判的圣逾。

8．
杭州，人间天堂。
一提到杭州，便会不由自主想到西湖。历史上的西湖有两个时期最为美丽，一个是白居易的西湖，另外一个，就是苏东坡的西湖。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这是前朝的杭州太守白居易吟咏苏小小的诗，他也许没有想到，二百多年后，真的会有一位苏姓后人，同样踏着自己的足迹来到苏小墓前，慨然叹息。
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七一年的十一月，苏轼在一阵秋风涌起的时候来到了杭州。心灰意冷的他，一下了马车，便匆匆赶到西湖，掬起一捧已有寒意的湖水，洗去一脸的征尘，幽幽地说：“我累了，就在这好好地歇歇吧……”
杭州的闲适与苏轼的才情，融合得天衣无缝。苏轼到了这里才发现，“人间天堂”果然是不虚此名。“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从那一刻起，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甚至于超过了他的家乡眉州。
朋友——永远是苏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主题。他生性旷达豪爽，总以真心实意待人，为此，他受过不少伤害，但也得到了不少一辈子也隔不断的好朋友。在杭州的这段日子，他结识了诗僧参寥，以及两个忘年交——被后世称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和晁补之。
此时，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已经去世八年了，现在的苏夫人是王弗的小堂妹，比苏轼小了整整十一岁的王闰之。闰之比起堂姐来，少了一份干练，但她的温情与柔顺正是丈夫所深深怜惜的。她从不对丈夫的事情指手画脚，只是默默地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他。苏轼由于朋友多应酬多，难免会出没于烟花柳巷，会见各色人等，但是在丈夫回家之后，闰之从不追问，也并不怀疑。当世有很多女子在研究如何驯夫，方法万千，却终究失败，而早在九百年前的王闰之却已掌握了最高明的驯夫术，方法只有五个字，那便是：信任与体贴。公元一零七四年，在苏轼三十九岁的时候，闰之相中了杭州十二岁的歌女朝云，并一手操办为丈夫纳为侍妾，这恐怕是王闰之一生中做出的最大的一个决定，然而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个决定是多么的英明无比！
杭州，就像一幅风清云淡的泼墨山水，苏轼已经把自己的人生踪迹融入了其中。西湖畔、酒楼上、寺庙里、小巷中，处处都能寻到他的身影。然而，闲适的生活并没有能改变他疾恶如仇，为国为民的性格，贬谪的境遇也未能让他三缄其口，遇到看不惯的事情，他仍然会说出来，写出来，这一性格，为他日后遇到的那场灾难，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他曾先后两次在杭州任，看到人民深受湖患之苦，便下决心治理西湖。亲自动手疏浚湖水，以湖泥筑成长堤，全长二点八公里，后世称之为苏堤。苏堤风光旖旎，晴、雨、阴、雪各有情趣， 四时美景也不尽相同， 尤以春天清晨赏景最佳，绿杨拂岸，艳桃灼灼，晓日照堤，春色如画， 故有“苏堤春晓”之美名，位列西湖八景之首。
“苏公当年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如今的杭州人谈起苏东坡来，依然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那情形，仿佛在谈论的是自家的一位远方亲戚。走在今天的苏堤之上，春风醉人，美美地吟上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恍如隔世一般，恍恍惚惚一低头，苏东坡的影子就在这一片湖光之中若隐若现……

9．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自称“老夫”的那一年，只有四十一岁，时任密州太守。
那几年，北方边界战事不断，辽国、西夏频频入侵，大宋王朝内忧外患。在公元一零七五年，大将王韶率军抵御西夏入侵，取得了宋朝开国后最大的一次胜利，收复大量失地，然而胜利之后，北宋朝廷竟然又向辽国割地700余里，以求安稳。
苏轼的心被深深得刺痛了。他恨不得自己跨上战马，像弯弓射虎的孙权那样亲率一队人马，奔到战场，上阵杀敌。但是他不能，他仅仅是一个因政见不合而被朝廷遗弃在角落里的小人物而已。
密州不是杭州，没有青石小巷的婉约，没有古寺梵音的飘渺，更没有西子湖畔那一片隐隐绰绰的湖光山色。这里有的是旱灾蝗患，残雪枯木，满目萧然……
孤独。苏轼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来自于心灵深处，无法排遣。老朋友都好久没有联系了，弟弟苏辙也长年在异地任职，闰之一直默默地在照料着这个家，实在不忍心再让她听我的牢骚了。昨天晚上，忽然梦见了去世十年的王弗，两个人相对无言，醒来时泪流满面。
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那一年的中秋，苏轼在月光下默默地喝酒。将人情世故，壮志未酬统统斟入酒杯一饮而尽。那一刻，他竟有了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感觉。他举起手中的杯子，高声向夜空喊着：你可知天上的月亮什么时候能够圆满？你可知地下的兄弟什么时候才能团圆？你可知天宫的殿宇会不会很冷？你可知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充满人间？
这天上人间的对话，一定把站在一旁的闰之吓坏了，她想必从没见过丈夫如此大醉，连忙上前去搀扶。苏轼怔怔地对妻子说：“闰之，去拿笔墨来，我要给子由写信。”月光下，苏轼饱含着深情为远方的弟弟写下这篇旷世的《水调歌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记住公元一零七六年的这个中秋吧，那一晚，月华如水，撒播着浓浓的人情……

10．
一生浮萍命，漂泊无所终。
在三年的杭州通判和两年多的密州太守生涯之后，苏轼的足迹又踏上了徐州这片土地。那一年，他四十二岁。
此时的苏轼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轻狂与气盛，他已在宦海之中沉沉浮浮了这么多年，也渐渐地有所领悟：与其和朝廷上那些当权者进行无谓的争斗，还不如在一方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些实事。
那时的徐州，正在为黄河的水患困扰不已。苏轼上任后的三个月，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浩浩汤汤地来了。
苏轼亲自来到抗洪第一线，布衣草屦，结庐城土，几过家门而不入。在他的组织、指挥和影响下，全城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避免了一场大水灌城的惨剧。苏轼“以身帅之，长城存亡”而战胜洪水的壮举，深得徐州人民的感激与敬重。
第二年，苏轼为了防止大水的再次威胁，一方面筑堤固岸，一方面加高城墙，并动工在城东门的要冲处建造了一座二层高楼，因为“水受制于土”，所以涂上黄土，取名黄楼，那一年的重阳佳节，苏轼大宴宾客，举行典礼，庆贺黄楼的落成，并高兴地写下《九月黄楼作》一诗留为纪念。从此，黄楼便成为徐州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处名胜。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晃晃悠悠，时光又过了一年零十一个月，苏轼接到了一纸调令，他人生地图的下一个目的地将是太湖之滨的湖州。而他还不知道，在那里，正有一场小丑跳梁的闹剧等待着他……

11．
其时，北宋朝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安石罢相已有三年，正在南京隐居。苏轼又重燃起了政治上的希望。他不停地向神宗上表，向他汇报民间的疾苦以及自己的主张。神宗皇帝每每读完，就如同他父亲当年一样拍案叫好。这引起了皇帝周围那些小人们的恐慌，他们感觉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苏轼的威胁。小人就是小人，终究是不敢与君子为伍的，他们决定，要先下手为强。
于是，丑角们披着忧君忧国的面具纷纷登场了。首先是御史舒亶，这个被余秋雨先生评为“检举揭发专业户”的小人，把苏轼的诗集以及在湖州的谢表呈给皇上，并摘出其中的语句断章取义地讲给皇上听，说苏轼如何如何对朝廷不满，又如何如何影射圣上；接着出场的是李定，当年这个人的父亲去世，他为了保住官位，竟然隐而不报，被司马光斥为“畜生”，就是这么一个人，竟也举报起苏轼来。他是从苏轼的出身、才学和社会影响方面来弹劾的，说苏轼出身低微，不学无术，滥得时名。这真是相当可笑了，只要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能分析出，“出身低微”也能算是一条罪过吗？“不学无术”的罪名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苏轼不学无术的话，如何能考得殿试的第二名？
一个小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堆小人合起伙来，破坏力是无穷的。在舒亶、李定先后登场之后，一群小人纷纷跟进，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拿出苏轼的诗、词、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其中还有不少曾经巴结过苏轼，结交过苏轼，甚至本身就是苏轼的朋友。
下面说的这个人就是苏轼的朋友，余秋雨先生说提到他的名字时就好一阵心痛。他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大科学家沈括。而且他所拿出来要检举的诗，竟然是苏轼和他在某一处分别时，特地写给他的留念。这种行为实在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余先生分析，以沈括当时的学问、地位和影响来看，之所以如此落井下石，唯一的理由就是嫉妒！我们也只能对他感叹一声“会科学，不会做人”了。
像这种文化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上，每隔一定的时期，便会如法炮制地上演。往往开始都是几个小人在颠覆黑白，然后在观看的人群中寻找嗅味相同的伙伴，一起掀起群众性的运动。而当权者往往从最初的怀疑发展成最后的完全认同，因为他可以不相信一两个人，却不能不相信大多数的人的说法。神宗皇帝便是如此，最初对这些小人的话，他并没有在意，但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他就变得有些犹豫不定了，于是他最后拍板：“那就把苏轼押到京来审一审吧……”
当凶神恶煞的官差到来之前，苏轼已经知道自己将被押解进京的消息，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多大的罪。从样子上看，大概是死罪吧。他有些绝望了，但还是强作欢颜地劝慰哭成一团的家人。
官差用锁链凶残地拷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自发来送行的湖州百姓站在路的两旁泪流满面，默默无声。
这是公元一零七九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中国文学史上最昏暗的一天。

12．
然而苏轼黑暗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持续四十多天的拷打，逼供。最终成就了这场著名的“乌台诗案。”
贬谪黄州。

13．
黄州，是苏轼涅磐的地方。就如同引子里所写的那样，从黄州，走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苏东坡。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首诗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写的，经历大风大浪洗礼的他，已然变得宠辱不惊。从生死线上走了一趟的苏轼，此时的心态，就如同这黄州的天气一般云淡风清。对于迫害他的那些人，他似乎没有什么怨恨，反而是嘲笑起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了。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很贫苦的小镇，比不得杭州，也比不上徐州，甚至连密州都要差一些。苏轼所担任的又是一个协团练副使这样的微小官职，薪俸少得可怜，却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实在艰难。初到黄州时，他暂住在定惠院这个寺庙里，转年冬天，他在黄州城东一块不大的废旧土坡上，亲自开荒种地，搭建草屋，并在房壁上绘上雪景，名日“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在苏轼的笔下，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人对于物质上的窘困已经毫不在意，从此过起了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
现在与苏轼朝夕相处的，不再是朝堂上那些尔虞我诈的大员，也不再是追逐在身后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政客，而是普普通通的农夫、药师、酒监和樵夫。他们每日里聚在一起，谈论的不是国家大事、经济世道，而是耕种的方法，烹调的技巧以及天南海北的逸事。
平时，也会有不少朋友来看望他，黄州太守徐大受来了，武昌太守朱寿昌来了，那个怕老婆的陈季常也来了，还有闻名后世的大画家，当时只有二十二岁的米芾，也慕名来到“雪堂”与苏轼谈诗论画。他们围做在破旧的“雪堂”里，喝酒吃肉，嬉笑怒骂，好不痛快。
在元丰六年一个夏天的夜晚，苏轼解衣欲睡，却看到一窗的月光，于是一时兴起，来到承天寺去找好友张怀民，两个人在植满松柏的院子里散步，踏着碎了一地的月光，默默无言，却又好似说尽了千言万语。后来，苏轼仅用了83个字写就了《记承天寺夜游》，记录了那一晚的情景：“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每每读到此句，便觉得唇齿留香，仿佛心中铺满了一层恬静澄澈的月光。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讲，君子应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到却非常困难。我们应该感谢黄州，甚至我们应当感谢那群小人们，没有这段生活的磨砺，我们又怎么能得到一个物我两忘，超然世外的苏东坡呢。细细数数呵，苏轼在黄州时期完成的作品：《定风波（莫笑穿林打叶声）》、《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记承天寺夜游》、《前、后赤壁赋》等等等等……这些作品风神潇洒，韵意深刻，照亮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夜空！

14．
四年的黄州生活，苏轼已经习惯并爱上了这种艰苦而恬静的日子，以至于在皇帝开恩把他调到条件更舒适的汝州时，他竟有些犹豫不决，恋恋不舍。
接下来的这些年，苏轼的生活实在印证了那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俚语，我们且用一笔流水帐来计算一下吧：
公元一零八四年，在去汝州上任的路上，他路过庐山、石钟山，留下了那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途经南京，特意去拜访了隐居在此的王安石，两位当年的政敌，多年之后再次重逢，无限感慨，唏嘘不已。那一年，苏东坡四十九岁。
五十岁时，苏东坡自请在常州居住，得皇帝允许。谁知没过多久，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自常州赶到登州后才五天，又接到调令，要求其立即回京，任礼部郎中一职。
在开封的那三年，苏轼又陷入了党争之中，当年他曾强烈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急功近利，如今，“流俗派”重新当政，新法尽废，苏轼又反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行为，认为新法中也有不少确实可行的方法，值得肯定。他这一行为又惹恼了当权者，苏轼的日子很不好过，于是在公元一零八九年，他五十四岁的时候，自请外调杭州。
故地重游，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在杭州的两年里，他疏浚了茅山、盐桥二河，修筑了苏堤，并上疏太湖灾情，做了不少实事。
五十六岁那年，苏轼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同年八月，又被调往颖州出任军州事，不到一年，出任扬州军州事，紧接着被召回京先后任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五十八岁那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九三年的八月，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闰之在京城去世了，这对苏轼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还未待从悲伤中缓过来，一个月后，又是一纸调令，命他去定州出任军州事。
苏轼近十年奔波的官宦生涯终于要告一段落了，但并不是因为他就此可以安享晚年了，而是一场更大的灾难等待着他……

15．
公元一零九四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那一年，章惇拜为宰相。
苏轼早在凤翔做判官的时候便与章惇相识，他就是当年拼命结交苏轼的人里面的一个。两个人曾一起游山玩水，指点江山。就是这么一位“老朋友”，在拜相之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以“讽斥先朝”的罪名，将苏轼贬至英州。在苏轼还未到达贬所之时，又下调令，贬至更为遥远的惠州。
苏轼当年没有拿到科举的第一名，但在六十岁的时候却拿了另外一个天下第一：他是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官员。苏轼对这一遭遇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在当年就预测过章惇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只是这一千五百里的路途，从中原走到岭南，实在是未卜之旅。他决定把家属交给弟弟子由，并遣散所有姬妾，只与朝云和两个小儿子一同前往。
朝云，便是闰之当年在杭州买下的歌女。她聪慧伶俐，善解人意，在苏轼的三任夫人中，最称得上是东坡知己。从当年的人间天堂到如今的荒蛮之地，二十年来，在苏轼众多的侍儿妻妾当中，只有王朝云做到了始终如一，追随着苏东坡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相依为命。
最终，朝云在苏轼六十一岁的时候死在了惠州，这位杭州姑娘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返还家乡，但这愿望终究不曾实现。苏轼将她葬在一片清澈秀丽的湖泊边，当地人从此不再称呼这座湖的原名，而改称“西湖”，湖旁边的那座小山亦改名为“孤山”，就是为了让这位可亲可敬的朝云姑娘，泉下有知，不至于觉得异乡孤单。苏轼亲手提写了一副楹联，是这样写的：
不合适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每逢暮雨倍思卿啊！六十一岁的苏东坡，在政敌的迫害下不曾流过一滴眼泪，然而在红颜知己的墓前，思想往事，一声长叹，不由泪下潸然。
苏轼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实在太出乎世人的预料了，当年韩愈被贬潮洲时，曾凄凉地对前来送行的侄孙说：“知汝前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然而苏轼来到了惠州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竟悠然自得，酣然入梦，一觉睡到大天亮。
惠州这地方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每日来拜访苏东坡的朋友络绎不绝，大家真心相待，其乐融融，甚至苏轼在此还学起了酿酒。
他的这种状态令那些迫害他的小人们大感意外，恐慌不已。他们本以为将苏轼贬至岭南远地便可断绝后患了，可怜他们永远不明白，小人也许能够驱驰君子的身躯，但决不可能驱驰他的灵魂。
他们决定变本加厉，将苏东坡贬至海南岛上的儋州……

16．
这一次真的是要远渡重洋了，贬谪地竟然到了中国的本土之外，这也足见那些当权小人们是黔驴技穷了。
然而苏东坡又做何反应呢？“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竟然满怀轻松，毫不在乎。这无疑是给了那些当权者狠狠地一棒，他们真的对苏轼无可奈何了。
实事求是地讲，儋州的生涯对于六十四岁的苏轼来讲，是非常难挨的。夏天炎热潮湿，秋天又多狂风暴雨，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但是当地的人民对于苏轼敬仰有加，人人争先善待这位鼎鼎有名的大文豪。渐渐地，随遇而安的苏东坡又找到了新的乐趣，他开始采摘草药，研究起医学来。由于当地难得好的笔墨，于是他又开始兴致勃勃地自己动手制墨了，只是手法实在不太高明，据说差点将自己的房子付之一炬。
苏轼就这样过了三年，恐怕连他自己都不再奢望，在他六十五岁的时候还有机会重返内陆。“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他曾经写下这么一首诗，赠给岛上的老人家。可就在他准备终老异乡的时候，远方传来了好消息。
那一年是公元一一零零年，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终于离开了这座天涯海角的孤岛，北上大陆。临行前留下诗篇，其中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之句，慷慨豪迈，六十五岁的苏东坡，底气依然十足！

17．
苏东坡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来的！他所到之处，当地百姓均夹道迎接，欢声雷动。
在返回大陆后的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一零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病逝于常州。
苏轼死后的二十五年，一塌糊涂的北宋朝廷，轰然倒塌。

尾声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正如苏轼自己所写的这阕《西江月》一样，他的一生如梦如幻，际遇起伏。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刻画了一幅空前绝后的人生地图。他也曾位极人臣，光彩夺目，他也曾壮志难酬，流放海外，然而无论荣辱贵贱，他皆已处变不惊。一颗平常心，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
“一蓑烟雨任平生”，在风雨之中，诗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然而他留给我们的故事，却在时光悠悠中，源远流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