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的西迁

16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一方面侵略我国北部的黑龙江流域，另方面又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的西北部。准噶尔部贵族在沙俄的支持下发动叛乱，维吾尔族大小和卓也相继叛乱。

公元1758年10月(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乾隆在上逾中说：“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伊犁财必需大兵驻防。”于是在平定叛乱后，立即派人到伊犁一带治理军务，先后从黑龙江、热河、凉州等地调兵防守边塞，并准备在伊犁东北方的塔尔巴哈台驻兵。岁时伊犁将军明瑞深感兵力不足，便向乾隆皇帝请求增派锡伯族官兵：“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生，技艺尚可……于此项锡伯兵内，拣挑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

因为锡伯族忠勇善战，可以抵御沙俄的侵略，所以清政府同意明瑞的要求，于是抽调锡伯族兵计盛京404名、凤城45名、辽阳66名、开原94名、牛庄23名、广宁60名、熊岳51名、复州52名、岫岩28名、金州44名、盖州15名、锦州24名、义州61名、兴京23名、抚顺10名。另外又抽调锡伯族骁骑校末等军官20名。在15个城镇共选调骑射娴熟、骁勇强悍的锡伯族官兵1020人。盛京将军舍吐肯、丰盛额在奉旨挑选并安置遣住的锡伯族官兵奏折中称：“……于正月25日奉旨后，臣等即予为准备，由盛京所属各地锡伯官兵之内，视其户口精简，年富力强，马背技艺谙练，又能围狩猎者，拣选一千名。……发给兵丁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1.5两，每户发给整装银30两，应发帐篷、铁锅之折银6两，马6匹，牛3头，车1辆，其家属自备两个月口粮”(《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

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4295人，分成两队分别由盛京镶黄旗协领阿木胡朗，熊岳城协领噶尔赛带领，于公元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和四月十九日起程。在四月十八日这天，锡伯族同胞聚集在太平寺家庙，杀羊祭奠祖先。大家眼含热泪，共同追念父辈的恩泽，焚香请求祖宗保佑平安……，然后设宴为远征的亲人饯行。据记载饯行宴上，大家悲痛欲绝地说：以后再喝不到家乡的酒，吃不到家乡的饭，同根同族从此再也不能同桌共餐，再也听不到亲人的声音，以后相见只能在梦里……。人间的不幸莫过于骨肉同胞的生离死别，丰盛的酒饭一口也咽不下，满腹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骨肉同胞顿足牵衣无言唯吸泣”。

英雄的锡伯族人民离开了多年劳动生息的家园，踏上了西去的征途。他们出盛京后，直奔彰武台边门，往西北方向沿克鲁伦路和蒙古路西行。一路上爬山涉水，节风沐雨，餐风饮露。由于满族官员克扣饷银，沿途上得不到给养，人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艰难的行走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上。于同年8月24日、25日到达乌里雅苏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由于蒙古高原的气候变化剧烈，牲畜没有饲料，无法行走，只好在乌里雅苏台扎营休整。等来年春暖草青的季节再继续前进。但在此休整期间，牲畜由于长途乘骑驾驶，又缺少饲料喂养，加之瘟疫流行，造成大量死亡。锡伯族官兵都携带着老小，没有牲畜作脚力，在漫漫的征途上很难到达伊犁。通过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每两户给马一匹，驼一峰到伊犁后，照数交还。

锡伯族官兵借到牲畜后，带上口粮和茶叶，携着眷属，于公元1765年(乾隆三十年)l旧历三月初十，仍分做两队相继起程往伊犁进发。当走到科布多一带时，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连日宿住，等水稍退，穿绕科齐斯山而行，多受困数日。所剩兵丁之口粮只足月余之食”(《军机处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月摺档》)。从乌里雅苏台借的牲畜也倒毙很多。在这粮食将尽，畜力不足，道路又崎岖艰难的情况下，满族领队官员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强迫锡伯族兵民继续前进。后来粮食没有了，连发霉的面粉也吃不上，锡伯族官兵与家属只好采挖“乌株大耳”(一种野菜）充饥。单薄的衣衫早已破烂不堪，槛楼的麻片裹着疲惫的躯体，途中又出生了婴儿，没有衣被，只好用路边的枯草当襁褓。皮包骨头的母亲乳房干瘪，只好嚼野菜汁喂养婴儿。一些人由于日夜兼程，加之饥饿，劳累成疾，还没有到达伊犁驻地，就离开了队伍，长眠于征途上，为了不把亲人的遗骨扔在异乡的土地上，只好含悲把亲人火化，然后把骨灰装入泥罐中带走，以便60年后带回老家盛京安葬。清政府曾对西迁的锡伯族许下诺言，在伊犁地区只驻防60年，期满后可以返回原籍，其实这只是一个骗局。这支队伍忍饥挨饿，挣扎前进，终于在公元1765年(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此程只用了一年四个月（清政府规定三年时间到达)。这在锡伯族的历史上可谓是一次“万里长征”。锡伯族人民到达伊犁后，不但保卫了祖国的疆土，抵御了外患，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而且对开发建设西北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保存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留下了珍贵的一页。为了纪念这一壮举，锡伯族人民定农历四月十八为“怀亲节”。锡伯语为尼亚妈昂阿伯鄂哲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