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谷《唐朝背影》 三 关中平原北部,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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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北部,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脉,它位于“东方帝王谷”的北侧,与南部的秦岭遥相对峙。这道山脉在陕西礼泉县境内,突兀而起一座山峰,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这就是九嵕山。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的发妻长孙皇后病逝,唐太宗遵皇后遗言“依山而葬”,选择九嵕山作为自己和皇后的归宿之地,定名为昭陵。自此开创了唐代 18座帝陵“依山为陵,凿石为穴”的陵寝制度。

以名画《步辇图》来看,唐太宗身材魁梧,宽额深目,长着一副弯曲蓬密的络腮胡子。虽然唐太宗李世民出身于汉族军人世家,先祖李虎是北朝西魏的八大柱国之一,但因为祖上与胡人世代联姻,李世民形象性格颇有塞外草原民族的特征。

甘肃陇西草原,曾经是放牧军马的马场,这里相传是李世民家族的发祥地。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战马相伴,特别擅长骑射。李世民曾说自己自幼喜好弓马。他随身的武器是一张巨大的弓,名叫柘木弓。他的箭,比一般的箭要大出 1 倍,百步之外,能洞穿门阖。他 16 岁参军,18 岁随父李渊揭竿而起,23 岁成为天策上将军,打败隋末所有叛军,统一全国,这样的军事才能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贞观十年,李世民发布《九嵕山卜陵诏》,诏书中说:“佐命功臣,义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

李世民把大臣们比作船桨,他说想起各位贤臣的功劳,仿佛船只离不开船桨,没有一天忘记过。所以若灵魂有知,愿意与群臣们将来在地下“居止相望”。

唐太宗首葬长孙皇后于昭陵后,即制《九嵕山卜陵诏》,号召文武大臣及皇亲国戚死后陪葬昭陵。在唐太宗的号召下,大唐的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以陪葬昭陵为荣。

从贞观年间开始,直至开元年间,有数百位显赫人物陪葬昭陵,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王陵园。前后陪葬昭陵者有宰相 13 人,丞郎三品 50 人,功臣大将军60 人,还有众多嫔妃、王子、公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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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陵,总面积 20000 公顷,周长 60 公里,不仅是大唐第一陵,也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

李世民手下的大将秦琼,贞观十二年(638)病死后,陪葬昭陵。秦琼之墓,位于礼泉县袁家村,这位《隋唐演义》中的主人公,历史上先为瓦岗寨大元帅,后追随李世民做部将,大唐开国后封翼国公。

而传说中以三板斧著称的唐朝开国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程咬金——程知节之墓,位于昭陵上营村西果园中。

还有以尚书左仆射总领百司多年的大唐第一宰相房玄龄之墓。在他的墓前是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房玄龄碑,碑文长达 2000 余字。

在昭陵博物馆内,可以看到大量的“三绝碑”,即墓碑主人、撰写碑文者、墓碑书丹者都是著名人士,比如欧阳询所书的温彦博碑、王知敬所书的李靖碑、赵模所书的高士廉碑、殷仲容所书的马周碑。可以说在昭陵陪葬的初唐文臣武将中,后人耳熟能详者比比皆是。

这些文臣武将不仅在唐朝威名赫赫,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名人榜上也常常名列前茅。这也让后人无数次追问:为什么在唐太宗的贞观时代,会涌现这么多的人才?

乾隆皇帝曾经认为:贞观之治来源于初唐绝佳的君臣关系,而唐太宗最为后人称道的本领就在于“用人”和“得人”,很多人才甚至是被他从敌人那里吸引、提拔出来的。比如被后世老百姓尊为门神,当时号称“武艺天下第一”的尉迟敬德,出生于山西朔州,隋末天下大乱时被盘踞山西的刘武周招入麾下,与唐军交战时刘军大败,于是尉迟敬德就投奔了李世民。

尉迟敬德虽然归降,但仍有很多人对他不信任。他随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刘武周部下的一些高级将领纷纷从李世民的手下逃跑。为防不测,李世民手下的将领把尉迟敬德囚禁了起来,并建议李世民早点杀掉他。李世民却说:他是那一批投诚的人中最有能力叛逃之人。他要是想叛,怎么会等到现在呢?马上放人。李世民还亲自接见被缚的尉迟敬德,为他解绑,并好言相慰。一番感人的话语,让尉迟敬德就此下决心终生追随李世民,这才有后来尉迟敬德的单骑救主等种种汗马功劳。

尉迟敬德与夫人苏氏的合葬墓,位于九嵕山东南约20 公里处。尉迟敬德,因军功显赫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第七位。

漫长的战斗岁月,使贞观君臣不仅成为一个荣辱与共、利益攸关的政治团体,也给传统的君臣关系注入了一种可贵的战友深情。

李世民正是成功驾驭了这些英雄豪杰,用 7 年时间完成大唐统一的战争。大唐王朝的三分之二疆域,都是他和功臣们打下来的。

在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有 6 块青石浮雕石刻,这就是任何一本介绍中国艺术史的图书都不会漏掉的、闻名世界的雕塑珍品——昭陵六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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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骏每块石刻宽约 2 米,高约 1.7 米,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

这是李世民 6 匹战马的真实名字。这 6 匹马都曾作为李世民的坐骑,跟随他在大唐统一战争中南征北战。

李世民首先是一个身先士卒、力战沙场的战将。他当过侦察兵,也做过断后掩护,甚至还有独身一人在对方阵营睡着的记录。他是一个神射手,并且曾经手刃十数人——据此推测其近身武功也相当了得。

李世民最重视骑兵,他手下最精锐的部队名为“玄甲军”。《资治通鉴》记载:“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皂衣玄甲。……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

皂是黑色,玄也是黑色,玄甲军即是一支穿黑衣戴黑甲、让人望而生畏的王牌军。以玄甲军每次当前锋的战斗状态来看,它应该是一支重骑兵。

昭陵六骏东面第二骏名叫“青骓”,苍白杂色,是李世民在平定窦建德时所乘之马。石刻中的青骓身中5 箭,均是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箭却多射在马的后部,由此可见骏马奔驰的速度之快。

昭陵六骏中唯一一个有人像的浮雕,是大将丘行恭与李世民的爱骑“飒露紫”。这个浮雕的来由要从一场战争说起。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渊命李世民率兵 10 万征讨洛阳王世充。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城外的故马坊激战,想查看敌人阵势的情况,找机会杀出敌阵。虽然阵形被打散了,但王世充部下的江淮精锐也不是等闲之辈,与唐军殊死力战,李世民的坐骑飒露紫在混战中被射倒,危急万分。关键之时,大将丘行恭冲到身旁,勇杀数敌,并让李世民骑上自己的战马,换下了身受多处箭伤的飒露紫。石刻记录了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时欲拔而又不忍的感人场面。

在大唐建国 7 年后,全国的统一基本实现。此时的秦王李世民功勋卓著、声势浩大,一批武艺超群、智谋非凡的武将文臣也都围在李世民身边。因此李世民和胞兄太子李建成的关系日益势同水火。

唐太宗昭陵的主门是北司马门,中国古代建筑讲究坐北朝南,南门一般为正门,而昭陵却以北门为重,也许是因为长安皇城的玄武门即是北门,而李世民的一生命运与玄武门息息相关。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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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清晨,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射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此举结束了多年的兄弟相争,也令李世民顺利登基,改元贞观。

2013 年,警方和西安市文物稽查部门收缴了一方墓志,墓志上只有 55 个字,却因为具有重要意义,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方墓志的主人正是被李世民杀死的太子李建成。在墓志的志文中,李建成的谥号“隐”字明显被更改过。谥号是对一个人的最终评价,刻写之前必定经过反复讨论,至于李建成的谥号则一定为唐太宗亲拟,然而刻写之后又匆匆修改了。据推测,墓志之中,应当是改“炀”字为“隐”字。可见李世民的心中对于李建成和玄武门之变,一直是纠结的。因为得国不正,所以李世民几乎用一生来告诫自己,时时要有危机感。

危机感使唐太宗无法居功自傲。在即位的最初,他甚至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如何做一位让世人心悦诚服的明君?如何尽快安抚好饱经战乱的苍生,治理好满目疮痍的国家?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根据对隋末长期战乱的观察体会,李世民感悟到,政权好比一艘大船,要想大船能够驶得稳行得远,最重要的不在水手,而是船长要做好。所以李世民提出了“正人先正君”。

而在“正君”方面贡献最大的首推魏徵。在昭陵主峰西南,有一座依山开凿的陪葬墓,和唐太宗一样“依山为陵”,这是唐代所有大臣陪葬墓形制中级别最高的,这座陪葬墓的主人就是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魏徵。

魏徵原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职,也曾建议太子杀掉李世民,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后不仅没有处置魏徵,反而爱惜魏徵之才,魏徵也回报知遇之恩,成为著名谏官,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 200 余事。

魏徵曾经对皇帝的一件家事进谏过。

在昭陵出土的 400 余幅壁画珍品中,有一幅无疑是其中的杰作,壁画仿自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之作《洛神赋图》,画面流丽飞动。这幅绝世珍品出土于长乐公主墓。

墓中还出土了一方精美的辟雍砚,这是公主生前的实用之物。长乐公主天生丽质又精通书画,作为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女,深受李世民宠爱。

可惜长乐公主 23 岁时突然暴病而亡,唐太宗悲痛地将她安葬在距离九嵕山主陵最近的地方。这一墓葬是迄今发现的公主墓中地位最高的,在其陵墓中出现了三道石门,几乎是以太子之礼下葬,充分显示了长乐公主在唐太宗心中独特的地位。

长乐公主 13 岁下嫁于长孙冲时,李世民下令:照妹妹永嘉长公主出嫁时的嫁妆数量翻 1 倍,陪送长乐公主。这道圣旨刚下达,就招来了魏徵的抗议。他引经据典,认为公主的嫁妆绝不可以超过姑姑。李世民心里不痛快,但也说不过魏徵,只好从其言。李世民回宫后向长孙皇后说明了原委,长孙皇后感叹:我和陛下乃是夫妻之情,说话时往往都还要注意你的情绪脸色,魏徵不过一介臣子,就敢犯颜直谏,真是维护社稷的国家栋梁啊。

魏徵墓碑的碑额用蟠桃作为装饰,这在昭陵所有石碑中仅此一例。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借 3000 年才开花结果的蟠桃,寓意魏徵是千年不遇的人才。

后世公认魏徵对贞观之治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建议唐太宗改变治国方略。

李世民登基两个月之后,一场关于治国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之间展开。唐太宗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以封德彝为代表的一群大臣都认为:治乱世必须用重典。但是魏徵认为,乱世之民人心思治,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经历长期战乱之后,老百姓都渴望安居乐业,统治者应该顺民心,行王道,施仁政。

唐太宗最终听取了魏徵的意见,从而制定出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从战时体制及时转变为解兵罢战,以民为本,轻徭薄赋,发展经济。

唐太宗后来感慨地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首先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同时以农为本,发展生产,减轻徭赋,让百姓休养生息,提倡诚信道德。结果仅用了 4 年就天下大治,牛羊满山坡,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远行不必带干粮,物价低到斗米 3 钱。

马上打天下转型为下马治天下,唐太宗是建国伊始的皇帝中做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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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道治国,就应该“用法务在宽简”。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大臣对《隋律》和唐高祖武德年间修成的《武德律》大事精简。贞观十一年(637)修成的《贞观律》宽平简约,审慎周详,不仅确定了整个唐代国家法律的基本内容,也让贞观法制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刑法典范。

要想让大唐这艘大船开得远开得稳,还要保证它日常运营得好,国家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制度、人才制度。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都在贞观年间得到发展和完善,这是唐太宗留给后代最大的财富。

在昭陵临川长公主墓中,出土了两通珍贵的石刻诏书,一通为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封李孟姜为临川郡公主的诏书;另一通是永徽元年(650),唐高宗加封其姐为长公主的诏书。通过这两通诏书,我们可以看到三省六部制度实际运行的情况,即使是皇帝封自家的女儿、姐妹,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要遵守国家一道道严密的组织审批规范。

一般诏书的形成,需要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复,尚书省颁行 3 个阶段。所以临川公主的册封诏书明显分为 3 个部分,经门下省审核后复奏皇帝,由皇帝“画可”后,付外施行,后面则是尚书省的文字,这段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签署的文字,表明尚书省遵旨施行。

由此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皇帝的权力还是很受制约的。三省中门下省的核心工作,就是约束皇帝。

在贞观时代,理论上,如果门下省的官员审核不过关不签名,圣旨就发不出去,哪怕皇帝在公文上亲笔画了“可”,门下省官员照样有权把圣旨打回中书省,叫“秘书们”重拟,甚至自己提笔上阵,在皇帝已经批准的敕旨上乱改一气再扔回去。这在制度上是允许的。

在如今西安的南城墙上,从西至东有六座大门,朱雀门位于南门的西边,而在唐代,长安城皇城南城墙的正门是朱雀门。1000 多年前,唐太宗来到朱雀门之上,正巧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从门前鱼贯而出,他不无自得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太宗所看到的,正是贞观时期科举制完善之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场景,它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千余年,是人才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

科举制是两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三种官员选拔制度,前两种分别是两汉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察举的执行人是政府的各级官员,从宰相到郡守均有考察推荐人才的义务。九品中正制的执行人却是多由豪门担任的名为“中正官”的专职官员,这才造就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政治。而无论察举或九品中正制,都不考试,结果使得考察成了形式。

科举是一定要考试的。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来选拔官员,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可谓开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先河。实际上同为选拔官员,科举与其他方式的本质区别就在于16个字: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今天西安曲江池畔建起的大唐芙蓉园,在贞观时代,正是新科进士们聚会的地点。诗人孟郊在四十五六岁经过第三次科考,终于考中进士之后,写下了千古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句道尽了万千寒门学子奔赴仕途前程的苦与乐。

唐朝能够走向盛世,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座高峰,就是因为唐太宗深知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人才荟萃,百姓富庶。

国家头等大事只有两件:一是让老百姓富起来,二是得人用人。所以,唐太宗呕心沥血建立健全选官制度,从打破家世不拘一格起用人才,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到严格考核,绩优升迁,用贤任能,罢黜庸才,整治腐败,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既要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又要让所有的官员都受到制度的约束。

唐太宗给唐朝设计了一张宏图,他在造一艘大船。这艘船不但有着明确的航向,更有着众多经验丰富的水手,加上严密的组织管理,各部门协调配合,井井有条。不过唐太宗并不是一位仅满足于守成的皇帝,他小心地行驶,不仅是为了躲避暗礁,更是为了立于潮头,让他的大船驶向更宽阔的天地。

作为一代天子,李世民始终不敢懈怠,在其《温泉铭》中,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泡温泉是为了治疗风湿病,此举是担心后世评论他奢侈倦怠。

唐太宗带来了贞观之治,开创了大唐帝国雄功伟业的基础,使得他的后代子孙继往开来,创造了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

摘选自作家和谷文史散文新著《唐朝背影》西安出版社

 

 和 谷

和谷,国家一级作家。1952年生,陕西铜川黄堡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历任《长安》《特区法制》《百年陕西文艺经典》主编,陕西省文联副巡视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
   《市长张铁民》《无忧树》等多部作品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报告文学奖、新时期散文奖和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著有《和谷文集》14卷、《柳公权传》、长篇小说《还乡》《谷雨》等60多部。舞剧《白鹿原》《长恨歌》《孟姜女》编剧。作品收入教材和北京高考试卷,翻译为英文、法文。
   从事文学创作之外,兼事书法绘画,画作《东原》《闺怨》《种豆南山》《北地》等入选《中国作家书画集》等多种书刊展览。曾获陕西省直机关书画奖项和陕西中青年书画家称号。
   黄堡书院设有和谷文学(艺术)馆。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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