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韩彦” 征文 | 韩彦人印记 | 作者：陈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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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知韩彦村、韩彦人是1964年秋季的事。那年我14岁，去济源二中读书（学校在王屋公社）路过韩彦村。我们村距离王屋虽然有四五十华里的路程，来往还全靠步行。由于带的行李多，除了铺盖、食品外，还带着五六十斤粮食，是父亲挑着担子将我送到学校的。步行刚进入韩彦村地界，就看到路旁竖着几通碑。由于在其他地方没见过这玩意，我很好奇：“啊，这石头上还能刻字！”说着，我就凑近去看。父亲告诉我，这地方叫韩彦村，碑是当地老百姓为姓范家立的，他们家世代行医且医术高明，并且告诉我，前几年在我们家里抢救妈妈的那个戴眼镜的范大夫就是韩彦村的人，他爸爸范允怀很有名气。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韩彦村，韩彦有名医。

韩彦人在我脑子里第二次打下印记是1971年10月的事。那时我带一个民工排在王屋山水库工地的白后沟开凿隧道。那是一个济源水利工程史上最长的隧道，全长1700米。所有到这里来的施工人员都是指挥部精心挑选的。全部人员实行连排编制，“三八制”作业。韩彦村的民工也在这个连里，排长姓曹，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人。在他的带领下，韩彦人特别能战斗，每逢评选先进，总少不了韩彦人。当时的隧道作业由于缺乏通风设备，洞内严重缺氧。尤其是在每次工作面掘进爆破之后，洞内浓烟滚滚，需要消耗很长时间。在当时“时间就是金钱”口号激励下，为了抢时间，人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往工作面冲。遇到晴好天气还好一点，遇到阴雨天气或逆风天气，洞内的浓烟就会迟迟排不出去。由于洞内严重缺氧并弥漫着有害气体，身体弱一点的人和年纪大一点的往往走不到工作面就会晕倒。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力壮的民工就立即将他们背出隧洞，解开衣襟，放在阴凉的地方呼吸新鲜空气，待脑子清醒后，念一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后继续作业。在这方面，韩彦人的表现尤其不一般，以致成为大家的榜样。至于韩彦人为什么特别能战斗，本人初步的看法是他们毛主席著作学得好。

第三次“认识”韩彦人是2005年左右的事。那时我已在济源日报社做记者。一次到下冶去采访碰到多年没见的老同学常正德，当我问起他在学校里代什么课时，他答所非问，说近几年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参与了村里革命纪念亭建设，他和他的另一位老同学充当了资料挖掘人的角色，就这一件事就干了四五年时间。

当我说他是不务正业时，只要能把这件事干好，就是人家不让当教师也值得。

“有这么重要吗？”

常正德一本正经的讲起来，且越讲越上劲。

他说他从记事起就听村里的老人们讲韩彦村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故事。老人们说当时的韩彦村党支部是济源最早的党支部，党支部和党员们的会议就是在村里的那片大老坟召开的，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村里还有一个叫卢多山的老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地下党员。

那是一天黄昏，当局保安大队悄悄进村，将地下党人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杂货铺包围起来。恰巧绰号“小老李”的地下党员李锡珍大约在半小时前已前往韩彦西疙瘩卢多山家商量进货事宜。卢多山是赶牲口的，来往于阳城、垣曲、济源、洛阳一带，常给杂货铺捎带丝线之类的物品。

来人将杂货铺砸开，搜索无果。随即分头将可疑的地方逐家逐户进行拉网式搜查。

这时“小老李”在卢多山家已听到村里的狗叫声、吆喝声乱成一片。他警觉地对卢多山说，不好，可能有人来抓我，必须马上离开，免得连累你们。情急之下，卢多山将“小老李”拉至牲口圈旁一萝卜窖前，掀起窖盖，让他立马钻了下去。留下小缝盖上石板盖子，随手将垫圈的两箩头土倒上。这时敌人破门而入，卢多山神色自若，一锨一锨地往圈里扬着土，还不时弯下腰捡土里的石头。来人东找西看，翻箱倒柜，折腾半天，也没发现什么情况，只得离去。

他的陆贞老师，村里的李振海、崔敬财、王寸士也不断向他们这些娃娃们提起韩彦村早期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故事。

常正德说，济源党史上说的黄背坪起义，韩彦的共产党人不仅提供了自己制造的枪支，还参与了起义并有多人牺牲。

一听到这，本人就有点惊奇了：关于黄背坪起义的事早就听说过，也多次看过相关资料。但说起义的武器是韩彦人制造和提供的这还是第一次。

常正德说那是真的，他还见过那些武器。他说那是1970年,他所在的村里唯一的一口水井因跌进一头小猪使水无法饮用，淘井的事迫在眉睫。由于淘井的难度大，在这里驻队的张性勇老县长让县里拨款500元资助。淘井工作开始，当人们用绳子系着下到井里时，借着手电筒的灯光所看到的一幕把他惊呆了：井壁的半中间是一个面积有四五平方米的龛，龛里还放着手榴弹、枪托、子弹之类的东西，总共有十多件。这是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而藏匿的武器……

第四次和韩彦人打交道并留下深刻印象是从今年春季开始的，这时我已参与下冶镇志的编撰工作。编撰工作是由已退休多年的原下冶镇副镇长卢耀庭主持的。他告诉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他要和镇里、村里在七月一日到来之前办一件大事：建成韩彦特支纪念馆，修改纪念亭的碑文。要我一定要帮这个忙。

我一听有点纳闷了，因为之前听常正德老同学已经介绍过，2004年已经建了纪念亭，现在为啥又要建纪念馆？

也许卢耀庭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作了认真地解释。

他说，那个纪念亭的建设总投资高达七万多元，他不仅是参与者，还是主持者，前后耗时四年左右。但建成之后在韩彦村却引发一场风波：先是李振海老人找到他非常肯定地说，纪念碑上刻的”1930年”韩彦特支成立是个错误，应该是1926年。李振海老人还向他举例说，当时人们把地下党活动和特支的成立叫做“闹红事”，有个叫卢书朝的民间艺人编了个“韩彦红事闹，做枪又做炮，鸡蛋碰石头，没有好结果”顺口溜到处说唱，无论是“闹红事”或“红事闹”，传唱的时间，都在1930年之前。他说他记忆最深刻的是赵山河送亲的事，那一天赵山河本应去送亲的，但由于特支的成立，赵山河把送亲的事放在了一边。按照山河亲人的年龄以及孩子出生的时间推算，特支成立的时间都应该是1926年。

除了李振海老人这样讲外，当初曾是地下党一员的张则法老人也这样讲。

卢耀庭再次查阅济源的党史资料，关于韩彦特支成立的时间，看到的仍是那个问号。

这时候，卢耀庭除了就自己的急于求成向老人表示道歉外，还向老人们保证，他一定要下定决心把这件事搞得尽善尽美。

鉴于当时的资料有限，卢耀庭心里清楚，这件事只有靠时间来解决了。

那是2015年，济源市按省里的统一部署启动了乡镇志编撰工作，已经退休六、七年的卢耀庭正好被委任为下冶镇志编撰的牵头人。在参加了省里、市里的多次培训会、推进会之后，卢耀庭也逐步由这个行当的局外人成为局内人，无论是资料的挖掘与整理，和之前的仅靠热情与激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虽然是镇志编撰工作的负责人，其他方面的工作他可以安排别的同志去干，但关于这一块资料的挖掘与整理，他要亲自去干，并且力求做到如当初向李振海等老人表态时说的“尽善尽美”。这时的有利条件是各地的基层单位志书写作已普遍启动，党史研究工作已经有了新的进展，这些都为搜集资料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私家轿车。从2016年开始，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经常来往在洛阳市、伊川、巩县、孟津、孟州与济源之间。因为当年的洛阳中心县委下辖的6个党支部全都分布在黄河南北的6个县市的6个村子里，它们是洛阳的李楼村，伊川的平等村，巩县的孝义，孟津的负图寺，济源的韩彦和宜阳的一个村子。每一个地方的党史研究部门、史志办公室、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都是他必去的地方，从事这项工作研究与资料挖掘整理的人员他要接触，对于那些偶尔还健在的当年地下党组织的参与人更是一个也不放过，有的甚至连续多次上门……

从2016年到2021年，经过长达6年时间的奔波，资料的挖掘工作终于有了新的进展：当年的李锡珍为什么不辞劳苦到到黄河以北、距离洛阳一百多里韩彦村来建立党支部，那是冲着韩彦村的吴振来的，他和吴振的相识，并非在韩彦村，是1924年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的兵工厂里。他们不仅在那里相识，共同进行武器制造，也是在那里加入地下党组织。当时在这家兵工厂工作的河南人也并非他们二人，还有和韩彦的西山枪局几乎同时成立的巩县孝义兵工厂的组织者。

在韩彦特支的成立时间上，李振海老人说的1926年也得到证实，除了当时的地下党员留下的文字资料外，还找到不少的旁证材料。例如在洛阳查到的资料说，洛阳中心县委1928年已经遭到破坏，数量不少的地下党员或被捕、或牺牲，或失掉联系，后来的洛阳中心县委是当时的河南省委派人重建的。这也间接证明，韩彦特支的成立在1930年之前。关于有关资料上显示的当时在韩彦特支一起入党的有李锡珍、吴振、党继新、薛志忠等7人的说法，他找到的答案是，当时的第一次会议有7人参加并举行入党仪式是准确的，但并非同时入党，这是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便公开的缘故，以致使党员与党员之间互不了解。1924年李锡珍、吴振等在武汉兵工厂入党的事就是最好的说明。不过他说，当时在刻制纪念碑时已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向当时的济源市党史研究部门请示过，当时的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再三表示，关于党组织的建立时间问题是个大问题，多少年来都是以已有资料为准的，韩彦的碑刻还是与已有的党史资料保持一致为好。他们当时在纪念碑上那样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过他说经过几年的再次挖掘，他对当年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先辈们当时开展的的革命活动、被捕牺牲的人数及情况、党组织被破坏后继续进行活动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继续发挥作用都有了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

卢耀庭说他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是当时的韩彦人吴振、南阳人李锡珍、孟津人赵俊德都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汉俊在武汉发展的共产党员，李锡珍、吴振在韩彦建立党组织、赵俊德在孟津建立党组织的时间既早于洛阳中心县委，更早于河南省委，是由李汉俊直接安排的。

“李汉俊！”

本人一听他将共产党的创始人李汉俊和韩彦党支部联系在一起，顿时感到惊讶！卢耀庭为了消除本人的疑惑，随即拿出一大罗资料来证明。

听卢耀庭讲到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参与的分了。我告诉他，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而我能干些什么呢？也不过是资料的整理与编排。

由于自己不仅是一个退休新闻工作者，有这方面的职业习惯，还因为自己是济源市老干部通讯组的一员。听说投资10万余元、可以置放20个版面，坐落在下冶镇韩彦村中央的中共韩彦特别支部纪念馆要在中国共产党前夕竣工，镇党委与政府还将其列为重要的文化工程时，笔者于2021年4月28日来到下冶镇的韩彦、朱庄等村，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采访。在这里的采访活动又一次在自己的脑海了打下印记。

侯守吾老人今年89岁，曾任韩彦村党支部书记多年，他告诉采访者，纪念馆建设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对死者的慰藉，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受过不平等待遇。他举例说，如现在的朱庄村（历史上和韩彦是一个村子）的老中医范允怀先生，当年不仅是韩彦特支革命活动的坚定的支持者，还从物资上、资金上大力支持，为此，他还与党继新结拜成兄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仅自己组织一班人（民团）抗击日本侵略者、维护社会治安，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参加八路军。但就这样一个人，就在他的家庭在土地改革中被划定为地主成分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享受到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还一度被列为专政对象。老人对此气愤难平，当一位干部家属找她治病时，他气愤地说，你找别人看病去吧，我是专政对象！好一个专政对象，我入党的时候，你们还不知在哪里呢！侯守吾说，说归说，范先生还是对其进行了诊治。

侯守吾说，当时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又何止范允怀一人呢!当年还有一位叫王凤鸣的革命老人，脾气倔犟，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从不盲从。对当时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等做法总是持批评态度，于是上边那些在这里驻队的干部们总是与他过不去。他气愤地告诉这些干部们，若不是我们当年掂着脑袋干革命，你们今天当干部，拉倒吧！不过，他后来享受到的待遇比范先生好一些。那位在这里驻队的县领导得知王凤鸣的革命经历后专门从县城赶来向他道了歉。

今年70岁的赵元亮、66岁的赵元宏兄弟告诉采访者，他举双手赞成纪念馆建设。他父亲兄弟4人，父亲排行老四。因为当年的地下党员党继新曾经在他们家住过几个月时间，又因为当时的地下党员（后来的特支书记）吴振是他们的姨夫，3个伯父赵三河、赵连河、赵六河都参加了地下党。由于他们的革命活动范围在豫西北和晋南地区，以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没有他们的音信，是山西的晋城、峰山的有关部门给送来了烈士证书才知道他们已经牺牲。

赵元宏说，据来人说，他的大伯父赵三河是在组织革命人士开会时被逮捕杀害的。为了捉拿他，敌人曾经悬赏五万大洋。他死得非常惨烈。由于他人高马大，练得一身绝艺，又临死不屈，敌人为了制止他的反抗，砍断他的脚部筋脉，用铁丝穿进他的锁骨然后将他杀害的。他的二伯父赵连河被敌人一个营围捕枪杀于山西峰山的一个山沟里。至于他的三伯父的下落，至今是个谜。

今年65岁，曾经担任朱庄村支部书记多年的卢多省告诉笔者，当年的纪念亭建设和眼下的中共韩彦特支纪念馆建设，他们全村人都是坚定的支持者。由于他们村当年和韩彦是一个村子，受到当年的地下党和范允怀老先生的影响，不仅参加革命的人数多，而且牺牲人数也最多。以他们卢家为例，他的伯父卢书英不仅参加革命早，而且在抗击侵略军的斗争中战功赫赫，直至牺牲。他心灵手巧，枪、子弹、地雷、炮筒全会制作，也因此，侵华日军对其进行疯狂的报复，将他们一家13口人全部杀害。对这样的民族英雄，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怎能无动于衷呢，搞个纪念设施建设来纪念他们，弘扬他们的精神，理所当然！

……

“党继新烈士当年还在韩彦村的百姓家住过几个月”！

加上在这之前，本人曾经在一位叫高景章的老共产党员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中写的1926年他曾与党继新、薛志忠一起参加韩彦特支成立会议的记述，更感觉到眼前的这个纪念馆建设的必要性。因为它连党继新、薛志忠开展革命活动的时间都改写了。本人看到的党史资料，说的都是1927年啊！

……

也就是到这时，自己才真正了解了韩彦村和韩彦人。

也得知，当年矗立在韩彦村大路旁的那个功德碑，记述的并不是韩彦人范允怀家族的全部。

当年韩彦人在王屋山水库工地上的那个出色表现绝非偶然，是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精神在新一代韩彦人身上的继承与弘扬!

作者简介：陈立新，河南济源日报社退休记者，济源市老干部通讯组副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