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荟萃的《家》为什么遭到巴金本人的全盘否定？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家》改编自著名作家巴金的同名小说，描写了19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了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张瑞芳和金山在话剧《家》中饰演瑞珏和觉新

《家》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1933年由开明书局出版单行本。40年代初，《家》先后被吴天和曹禺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和重庆两地上演，引起巨大轰动，成为抗战时期最卖座的四大话剧之一。

陈云裳和刘琼饰琴表妹和觉民

1941年，新华影业公司第一次将《家》拍成电影，作为该公司成立8周年的庆典之作。影片动用了本公司及兄弟公司华成、华新的全部班底，由卜万苍等10为导演共同执导，沪上四大名旦陈云裳、袁美云、顾兰君和陈燕燕分别饰演琴表妹、梅表姐、瑞钰和鸣凤，当红小生梅熹、刘琼和王引分别饰演觉新、觉民和觉慧，此外还有王元龙、黄耐霜、李红、陈娟娟等多位明星，电影皇后胡蝶只轮到淑云这样一个小角色。

照当时的说法是，唯有《红楼梦》才能装得下如此之多的男女明星，而《家》堪舆《红楼梦》相比，是明星集大成者。

时隔12年后，香港中联影业公司又拍了一部粤语版的《家》，除汇集了吴楚帆、红线女、张瑛、黄曼梨等众多粤语片明星外，该片在布景上追求豪华绚丽，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服装也弄得十分漂亮。

1956年，上影厂第三次将《家》搬上银幕，由陈西禾和副手叶明联合执导。陈西禾是巴金的老朋友，之前他曾将巴金的《春》改编成话剧，拍摄电影《家》是他的一大夙愿。在改编和拍摄过程中，他力求忠实于原著，坚持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拒绝用任何美感的东西去取悦观众，在他看来，高公馆就是一座行将就木的黑暗大院，生活在其中的人宛如行尸走肉，他一定要拍出这种暗黑的感觉。

这一版的《家》，演员阵容同样堪称豪华，不仅集中了上影厂的主力班底，还从上海、江苏等地的话剧团体招募力量。作为主线人物的觉新和瑞珏由孙道临和张瑞芳扮演，其中孙道临刚刚演完《渡江侦察记》，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王丹凤和江苏话剧团的张辉分别扮演鸣凤和觉慧，张辉是第一次演电影，而王丹凤从香港归来后已经5年无戏可拍，5年里生了3个孩子，这是她在上影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黄宗英也因为是阔小姐、姨太太的长相，建国后一直得不到出镜的机会，这次她终于有机会饰演梅表姐。

在1941年的版本中，由于饰演琴表妹的陈云裳是新华影业力捧的明星，所以琴表妹成为了全片的女一号，但在这一版里，她沦落为配角，由汪漪扮演。

因为当年饰演觉民的刘琼年岁已大，不适合给比他小8岁的孙道临演弟弟，所以便找来了上海人艺的章非。

片中的高老太爷由魏鹤龄饰演，韩涛、程之和阳华分别扮演他的三个儿子高克明、高克安和高克定，实际上，阳华比演他哥哥的程之还大了9岁。

陈西禾（后排右二）与主要演员

早在剧本阶段，巴金就曾建议陈西禾不必太拘泥于原著，该突出的突出，该舍弃的舍弃，这样才能显出改编者的创造性。 然而陈西禾并没有听从这个意见，结果，由于篇幅所限，如此众多的人物在一部两小时的影片中无法充分展开，像是在舞台上演过《家》的孙道临和张瑞芳都觉得演得不够过瘾。

尤其是孙道临，他饰演的觉新缺少人物性格的铺垫，在软弱和不抵抗主义之间简单划上了等号，结果为了表现他的软弱，导演为孙道临安排了多场哭戏，以至于在拍摄现场得到了“孙大雨”的绰号。

果然，影片上映后，社会反响不一。一些热爱巴金作品的观众致信给《大众电影》杂志编辑部，认为影片不够感人，像一篇流水账。编辑部将这些来信转给了巴金，并请他对此发表意见，于是巴金写了一封洋洋七千字的公开信。

巴金（中）与导演、主演合影

信一开头，巴金就坦率承认：“我并不喜欢这部影片，因此我也害怕听见人提到它，面对着你们这些忠实的观众的意见，我感到一种负罪的心情。”信中，他几乎全盘否定了影片的编剧、导演、摄影到布景、服装、道具，并逐条指出了影片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巴金与陈西禾、孙道临交谈

巴金说：“作为影片的观众，我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影片抓住了不少的东西，样样都不肯放手，但样样都是一瞬即逝，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好像影片只是在对我们讲故事，并不让我们看清楚人物的面貌和内心。”巴金举了瑞珏和觉新为例：“像瑞珏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不让她在银幕上、在我们的面前多停留一些时候，让我们看清楚她的可爱的精神面貌，那么她的命运也许更能紧紧抓住我们的心，激起我们对旧社会的更大的恨。又如觉新，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匆忙地闪来闪去，不肯停下来为我们打开他的‘灵魂的一隅’，让我们看到他的内心矛盾？”

巴金其实已经意识到，影片在塑造人物上的缺陷并非单纯是技术原因，而是受到当时的流行观念的束缚，不敢放开手脚去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复杂的人性。影片中的人物，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在处理上往往被简单化了，“甚至不敢让觉新享受一点‘闺房之乐’，免得观众误以封建婚姻会给人带来幸福”。巴金曾诙谐地对编导说过：“即使你把觉新同瑞珏婚后的幸福生活描写一番，影片的青年观众也不会回家去请父母用花轿给他抬一个陌生的新娘来。”巴金还恳切地呼吁，在表现旧社会时也不要过于简单化：“让女演员们打扮得漂亮点吧。我认为这才合乎当时的真实生活。”

当然，巴金是在特殊背景下写这封信的，当时电影界正在进行反右斗争，他只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导演处理不当，也好为某些领导的指手画脚开脱。结果，陈西禾落下了一个导演水平不高的名声，在《家》之后再也没有得到拍戏的机会。

相比于同时期的《祝福》，《家》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改编，上映效果未达到预期。为满足观众，上影剧团召集全体演员用曹禺的剧本排了一出《家》的话剧，在上海连演数十场，后又赴全国巡演演出。

不过，从今天的角度看，1956年版的《家》仍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与其他版本相比，导演现实主义的处理手法不仅加强了影片的悲剧效果，而且真正体现了电影艺术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