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随着外籍神父的逐渐离开，国籍神父在窘境中突然被推到风口浪尖……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广西中外神父合影
天主教会曾于咸丰元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一日(1851年11月7日～12月3日)于上海董家渡主教公署举行过一次主教会议，后称董家渡主教会议。
会议讨论了有关在中国成立圣统制，选举总主教，培育中国籍神职人员，宗教礼仪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关于选举总主教问题，会议作出只有外籍司铎(即神父)有被选举权的决定；在选举主教方面，虽然中外司铎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却对中国本籍神父设置障碍，董家渡主教会议反映出中外司铎在选举总主教、主教的地位上的不平等。
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的《夫至大》通谕，为此作了理论准备。通谕强调培养本地神职人员，让本族人有能力接收管理本地教会的任务已刻不容缓。
中国首批国籍主教虽然只有六人，但他们的祝圣却给普世教会及中国教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提升中国及中国教会的地位并且加快天主教在中国本地化的速度同时奠定中国教会圣统制的基础。
1933年，梧州。陶质纯神父。他是第一位梧州教区的中国籍神父。
1940年，Dietz神父在广东江门与本地传教士洪神父合影
安国教区孙国帧主教与神父们合影
安国教区是中国第一批中国主教担纲的国籍教区之一，中国神父成为主流
天主教顺德教区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有中外神父21名，修女29名，修士2名，信徒2万多人。前排中间赵志良神父。
赵志良：1892年生于沙河北掌村虔诚公教家庭， 1921年正定教区主教座堂晋铎，成为沙河教会史上第一位本地神父，传教于宁晋巨鹿邢台任县沙河等地，1948年任顺德教区代理主教，1967年7月16日在监狱为主殉道，终年76岁。
1931年，华尔实会长在抚顺与当地中外籍神父合影
雷鸣远与于斌合影
但是，许多外籍神职没有认识到中国教会本地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至于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外籍主教被关进集中营，很多教区成为无牧之羊，给教会带来重大损失。
到了国共内战时期，教会没有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以至于在后来众多外籍主教被迫离开以后，留下了很多教区没有主教的困境，这也是造成后来教会内部困扰的重要因素之一。
50年代徐家汇教堂，前排左起:金鲁贤,朱开敏,龚品梅。
中国教会突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而驾驭这艘伤痕累累大船的是没有了船长、大副、轮机长、缺少经验仓促上任的新手，他们的航程注定艰难坎坷、命运多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