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社工的难与易（下）
（图片来自网络）
前几天，笔者在“社工客”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驻村社工的难与易（上）》（点击标题了解）不成熟的文章，这是对名为“消失的左眼”公众号《社工驻村论：为什么一定要驻村？》（点击标题了解）心血来潮的一篇随感文章，文章的成功发表让我感到既开心又焦虑，开心的是能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聆听我对驻村看法的声音，焦虑的是我要赶出关于易的部分的文章了，而这篇文章不会像之前心血来潮写得那么顺畅，易的部分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易的部分其实是对策，个人认为，虽然在《驻村社工的难与易》这篇文章（后面简称“前文”）中多多少少都有关于对策的影子，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首先是加强社工人的专业价值认同感，吸引性政策引流返乡青年。
前文有谈到，驻村须招募到足够的持久的人方能开展各类的服务，而社工人才流失率严重和薪酬待遇、社工专业价值理念、地方吸引性政策福利、社工个人发展空间等等因素密切相关。要让驻村社工坚守田野，绿耕的经验也有了答案，首先是先要培养一线社工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的认同感。助人自助、社会公义、人权、关注弱势群体的声音、相信人的潜能……这些带有社工色彩的价值理念是绿耕人所坚守的，有了对社工专业价值理念的认同，才有坚守田野和弱势群体相伴同行的热情和力量。
作为一名在本科大学读了四年社工专业的学生，对社工价值理念的认识及认同从接触社工专业就开始了。一直记得，第一次上大学社工课，老师曾讲过的“捡海星的故事”和“一根蜡烛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意味深长，海星喻为弱势群体，是一个个生命体，频临死亡的海星有很多很多，一个心怀慈善的人看到这场景后，他能够理解海星的感受（海星渴望回到大海却无法回去的凄凉、无奈），有了切身体会的感受后就开始一个人的“捡海星”的行动（引用绿耕张和清老师的观点就是“心动”和“行动”），有人笑他傻“海星这么多，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他将握在手里的海星一个个扔回大海里，说“这个在乎，这个也在乎”。后来我为故事添上一些结尾，假设他的善心带动了一群人跟着他去捡海星，更多海星的生命就可能被救回来，故事还没结束，如果一群人捡海星的行动被媒体发现登上了头条，更多的人就会关注这个捡海星的行动，故事还没结束，恰好捡海星行动的头条被相关的立法者或者热心公益人士看到了，又引起了公益人士创建为救海星行动而成立的慈善团体，引起立法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这带动的将是整个社会慈善的文化氛围。
对弱势群体亦是如此，当社工看到弱势群体的贫困现状时，从内心深处会感受到服务对象生活的艰辛与苦难，而对“苦难”理解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正如“消失的左眼”所提到的“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是常见的从个体、负面层面去解释苦难的说法，那么，我们倡导的正是从结构的／外在的、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苦难”，也就是绿耕张和清老师所讲过的在“心动”与“行动”之间还有一个核心环节——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将我们的私人生活、个人困境以及成就等均视为个人置身的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结构的折射。
举个实习中遇到的例子：在输入南沙社区白村（化名）长者基本情况数据时，发现很多长者都患有不同症状的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中风痛风等，同工在汇报长者需求方案计划时曾谈起过的：“在个案家访过程中，我们为困难长者送上健康小药箱（家庭常规药物如驱风油）后，问过长者有无其它需要，这些家庭贫困的长者说希望能看得起病，希望政府能多点补贴来买药”。微观上看，长者吃不起药是家庭贫困的原因（个体自身原因）；而宏观来看，长者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和整个社会医疗体制、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等紧密相连（结构性原因）。结构性障碍是社工难以改变的，却又是社工在服务中常遇到的问题，倘若没有为弱势群体长期相伴同行的信念，社工在这个行业就难以坚守初心而选择离开。“捡海星的故事”考察的是读社工的学生自身对专业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即是个人价值观和社工专业价值观的吻合度。
时光易逝，本科四年的社工理论学习已经成为了过去式，记忆里大学专业老师授课的知识渐渐淡忘了，可老师曾授课的场景、对专业价值认同的激动、对敏感群体的实践故事……
像留声机那样在耳边回放着，“一根蜡烛的故事”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曾记得老师说，一名初出茅庐的社工就像一根蜡烛，点燃蜡烛后，仔细观察烛光的变化，发现烛光刚燃烧时火焰从小变大，燃烧一段时间后（到了蜡烛最大最亮的最高点）火焰渐渐变弱，最后烛蕊摇曳在烛泪中直至熄灭。社工的热情也像正在燃烧着的蜡烛，刚开始时社工的工作热情像旺烧的蜡烛一样地大，渐渐地蜡烛燃尽热情尽。为何社工热情会减退？社工减退的热情是社工的个人价值与机构价值冲突、社工行政指标压力、服务过程中因制度性障碍而无法帮助到服务对象等多种因素综合起来的结果，还记得老师讲过的“其实社工也是弱势群体，社工仿佛是一个垃圾桶，来自各方（政府、合作方、机构、服务对象）压力而负面情绪越积越多，也常常需要督导来释放内心负面情绪的压力”。
除了加强社工人的专业价值认同感之外，地方吸引性政策福利（薪酬待遇、优惠政策、社工个人发展空间的相关制度）也是十分重要的，返乡青年回流的观点个人认为是有利又有弊，但确实是一个政策趋势。对于社工专业应届毕业生或实践经验不足的社工来说，返乡后的社工面临的困难重重。家乡设立的机构类似新手，没有任何做实务的经验，而应届毕业生或一线社工的实务经验欠缺、地方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不高、地方权力结构固化、社会人情关系等制约着地方社会工作的发展，一线社工遇到困难时可能会有督导的支持，但督导是很忙的，假设督导在珠三角地区，一线社工在粤西地区，督导不可能飞来飞去，而通讯工具（微信、QQ、电话等）和面对面谈话是有差别的，所遇情况若十分复杂，督导是不可能及时给予社工支持和建议的。不可否认，返乡也有优势，返乡青年留在家乡就职确实能起到减少生活成本（时间、交通、房租等）的作用，返乡虽困难但也对一线社工来说，这也是一个成长的机遇。
在实习期间的一次分享会上，机构同工们讲起做社工的心路历程，曾记得一名同工说所说过的，刚开始来机构时，她什么也不懂，机构也很年轻，不知如何开展服务、如何和基层干部沟通交流等等，后来在不断的努力和摸索下，服务开展起来了，所做的工作也得到了服务对象和机构全体成员的认可，她觉得自己是和机构共同成长的。一个人从不懂到懂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机构从不成熟到成熟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关键是要坚持，不忘初心。除了微观的个体层面的努力之外，宏观的的文化环境及结构性制度不应成为障碍。宏观上的结构性制度即地方吸引性政策福利须完善，关于地方吸引性政策福利的制定标准应由政策制定者、社工专业评估专家、基层社工三方共同参与进行协调，一般来说，基层社工是少有话语权的，个人认为，基层社工的合理需求（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工作量、服务成效等制定工资标准和福利要求）应该受到重视。
其次是定位好外来者与村庄各利益方关系，思考利益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固化根源。
厘清外来者（学者、社工、合作方等）与村庄各利益方（基层组织、村里领袖、村民等）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偏离外来者的方向。“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而非伙计关系”大学老师曾讲过的，我深感认同，伙伴关系是双方平等的关系，各方有各方的立场，各方会因一个共同目标（为弱势群体服务）而进行合作，但在实践中，伙计关系仍在凸显，伙计关系是一种不平等关系，社工可能会成为政府的跑腿，在政府的原有体制框架下，难以真正地为服务对象发声，这样服务对象是不会有改变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伙伴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只有建立起合作的信任关系，社工才能合法性地进入田野，然后开展相应的服务。
对于错综复杂的村庄及村民关系的协调，先讲一个经历。
前几天，有一个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师姐小清（化名）看了我发表的那篇驻村文章后，找了我聊聊天，在谈话中她说我在实习困惑的情况正是她目前正经历的困境，小清说，她目前所在的服务点是家乡新设的，开展的服务是项目制形式的，目前在家乡站点仅有她这位正式一线社工和一个非社工专业的社工助理，小清是刚入行不久，真正从事社工行业的实务经验不足，如何村委基层干部打交道？如何处理村庄的权力结构、各村庄之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她感到很无助，有点丧失信心了，不知如何去做好这种协调关系，想问下我所在机构有无对症下药的“药方”。
以之前的量血压为例，面对这种情况，我也曾问过同工有没一些解决的办法，同工A说：“有想过分别在两个村落设站点，初步设想两条村都有社工的服务，隔壁村的长者也不用跑那么远来这条村活动，但在目前来看，没有办法实现每条村都有站点的，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史短，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也是一个试点，机构所开展的服务正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能力把服务全面覆盖到各个村落”。同工B说：“这种关系很难去协调，我们社工和村落领袖人物（有钱有权的村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我们仅仅是一个社工，有什么资格让人家听我们的，我们社工和村落里领袖人物谈话是不可能的，后来机构主任想要协调这种关系，可约了好几次都没成功，于是关系也就这样了”。
中国既是一个行政色彩浓重的社会（政府的影子无处不在）又是一个人情关系的社会（尤其是在农村社区），外来者想要进入一个陌生的村落，想要真正地“理解”村庄及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首先就要和村庄各利益方（尤其是基层组织）建立好信任关系。而信任关系的建立，我也很认同之前“消失的左眼”公众号那篇文章一些观点，文章中谈到“以驻村达致深度理解”，强调我们要“主动”和“参与”，这个“参与”，不是单向的弱势群体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更要去参与他们／她们的生产生活；我们希望影响和改变他们／她们，那么首先我们要开放一个空间，让他们／她们可以影响和改变我们——至少这样才能发生对话。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态度，驻村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关于这种复杂的关系的处理对策，我认为要“主动”和“参与”，要主动打破已经固定的权力关系格局，不可避免地要和村落威权人物进行平等的“对话”。在“对话”之前，社工须做足“功课”，分析对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好应对的计划方案。假设“对话”成功，双方能进行合作；假设“对话”失败（复杂利益关系问题），村落威权人物不愿意进行合作，我们就要思考村里威权人物不愿意合作的根源。我认为，这可能和村落威权人物自身性格及价值观念、对社工服务认知度低、人情关系文化、社会流动下利己主义盛行等因素密切相关。
很早之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这本书谈过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虽然在剧烈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中，这种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中国（尤其是农村偏远村落）仍是一个关系社会，而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盛行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现代社会转型期，原有社会秩序格局遭到破坏，出现信任危机、道德滑坡等现象，亟待构建一个新社会秩序格局。要做的文化环境的改变是很难的事情，但也不是不可能。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社会关系的修复这需要多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合作，需要各方找到利益平衡点，达成合作共赢的目标。
最后是壮大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加大相对成功的农村发展模式宣传推广力度。
关于弱势群体的生计平台搭建持续发展，“消失的左眼”谈到，“互助的合作组织虽然朝夕必争，但也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因为我们怀抱的是这样的信念：如果一个社区的弱者能够组织起来、自下而上的改造局部的社会现状，那么整个社会的改变的希望和路径就是清晰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消失的左眼”这段话说明驻村社工是长期和服务对象一起同行的，要自下而上的改造局部的社会现状是需要时间的，而面对人的生命有限性、资源各方利益关系、自助互助合作组织何时独立等挑战，外来者克服这些挑战和困难就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壮大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加强专业人才专业认同感。壮大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即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就是要培养一批批志愿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人才，可通过团建培训、实地经历等方式来加强专业人才的专业认同感，留住足够的专业认同感强的驻村社工，才能进一步开展驻村的服务。
二是加大社工宣传力度，推广扶贫济困成功经验。在目前国人对社工认知度低的情况下，宣传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大众传媒、互联网等途径，可增加国人对社工认知度。除了碎片地区自下而上的改造局部的社会现状有所改变之外，要达到整个社会的改变，还需要推广相对成功的扶贫济困经验，前文谈到绿耕十几年的经验，谈到“这种走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对目前中国的扶贫实践来说是相对可行的，虽然模式仍在探索和发展的路上”，所以目前来看，绿耕的城乡合作模式算是一种相对成功的扶贫模式，这是需要推广的，而一种模式的成功推广是需要各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和支持的。对于如何推广、如何能够成功地说服支持方等细节上问题，我们需要向生意人学习。曾记得一位同工讲过，企业销售员做的是向顾客推销产品，我们社工做的服务也一样，只不过我们是向服务对象推销服务。如何成功地将产品推销出去？生意人有专业的一套销售说服顾客的模式，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推广服务，能否向生意人学习一下专业推销的模式呢？
作者简介
麦敏君，岭南师范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后记：文章多处引用张和清老师的《知行合一：我的社会工作行动研究历程》、消失的左眼”《社工驻村论：为什么一定要驻村？》以及费孝通《乡土中国》观点，特此声明！此外，本人是一名岭南师范学院大四社工专业的学生，在中山某社工机构实习一个月多，因自身的社工知识水平有限，本文写的观点个人都觉得有点虚，本想朝着具体的操作性的方向去写，但迫于社工实务经验不足，写不出细节上的解决对策，望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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