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凉寺瓷窑遗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城西20公里的大营镇清凉寺村及韩庄村，占地面积100多万平方米，是一处文化遗存保存较好、文化面貌最为丰富的窑址。从宋初到明代有500多年的烧造历史，这里又是北宋五大名窑之首汝窑所在地，对我国乃至世界陶瓷史具有较大的影响。
一种看法认为，汝州一带北宋至金代的青釉瓷统称为汝瓷；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试掘，发现10余件天青釉御用汝瓷，因其和传世汝瓷一样，所以认为汝窑就在清凉寺。但这次发掘并没有发现烧造这些瓷器的窑炉和作坊，直到1999年至2002年在清凉寺村中发现烧造汝瓷的窑炉、作坊等遗迹，才确定了汝瓷中心烧造区。为了将汝窑汝瓷与其他青瓷有所区别，遵循考古惯例，结合文献记载，我们将宝丰清凉寺窑址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烧制御用天青釉汝瓷的清凉寺汝窑。另一部分是汝窑烧造区以外烧制青瓷、白瓷、钧瓷、黑瓷、白地黑花、白釉珍珠地和三彩等窑为清凉寺窑。
清凉寺汝窑窑址瓷片堆积层
（一）区域划分、民窑区考古、汝窑考古
依据地形、地貌将清凉寺窑址划分为4个区，一、二、三区为民窑烧造区，四区为汝瓷中心烧造区（即汝窑）。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试掘，发现10余件天青釉御用汝瓷，初步认为，汝窑在宝丰清凉寺。1999年至2002年，在汝窑中心区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清理揭露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19座，以及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多处重要遗迹，出土作坊具、窑具和瓷器等各类文物及标本近150万余件（片），主要是出土了大量的天青釉汝窑瓷器，尤其是有些器类为传世品中所未见。
清凉寺汝窑遗址发掘现场
（二）汝窑汝瓷的烧造年代
在清凉寺窑址尚未发掘之前，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在《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推断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间。汝窑址发现后，叶喆民依据文献记载及大营镇历史沿革，认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在宋元祐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李辉柄提出汝窑就是官窑，烧造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1111年）至北宋灭亡（宣和六年，即1125年），其间仅有14年时间。
根据汝窑考古发掘的地层和遗迹的相互叠压关系，汝窑的生产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青绿釉刻划花为主，满釉支烧的不多，支点较大，作不规则圆形。重要的是，在地层和窑炉内出土的钱币皆是“元丰通宝”，证明汝窑的创烧时间不早于宋神宗元丰年间。
第二阶段，依据汝窑停烧前作坊内出土的一枚“政和通宝”钱币，表明汝窑在宋徽宗政和年间还在烧造。由此可推定，汝窑的停烧时间在北宋末年。
北宋晚期汝窑天青釉刻划云龙纹大盘口梅瓶，高30.4厘米，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北宋晚期地层出土2011年至2014年，为配合汝窑博物馆遗址展厅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汝窑遗址区进行了3次发掘，发掘面积近2200平方米。揭露的主要遗迹有窑炉、作坊、过滤池、澄泥池、水井和灰坑等。出土一大批素烧器，与以往发掘不同的是素烧器占90%以上，成品器不足1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素烧器不少器形在御用汝瓷成品器中不见。除此之外，还发现一批 “类汝瓷”和明代窑炉及瓷器，进一步丰富了清凉寺汝窑、清凉寺窑的研究内涵。
（一）素烧器
汝窑遗址前4次发掘出土遗物以成品器为主，约占99%以上，素烧器占不足1%，这些少量素烧器多出现在金、元地层和灰坑内，极个别的出现在汝窑停烧前的作坊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器形在汝窑的成品器中不见，且流行于金代。2012年在清理展厅西墙地基时，发现了数十个素烧器堆积坑，出土素烧器约百万件（片），其中有些堆积坑地层清楚、数量多、保存完好（如H32），坑内出土素烧器近8万件（片），其中80%以上的器形在御用汝瓷成品器中不见。
北宋晚期 素烧花口水仙盆 2012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
器形有仿商周青铜装饰出戟瓶、长方委角托盘和有别于汝窑成品器中的圈足盒、花口水仙盆、碗、盘类器等。素烧出戟瓶、长方委角托盘出土数量较多，是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之一，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成品器。仿青铜器出戟瓶、长方委角托盘，收藏家中有成品器残件和完整器，皆认为出自汝州张公巷窑。
过去陶瓷界认为这些素烧器是专为祭祀所用，没有施釉成品器，现在看来值得进一步发现研究。就现有收藏界这些成器标本看，它的胎、釉与汝窑有着明显差异，我们认为它不是北宋时期汝窑的产品。
北宋晚期 汝窑天青釉 铺首耳方壶 2000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
北宋晚期 汝窑天青釉兽足瓷炉 2002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2014年，在距离汝窑中心烧造区最近的一个探方的地层和灰坑内，发掘出土一种青釉瓷器（2011年发掘也出土有少量此类青釉瓷片），不仅数量较大，而且堆积集中。从器形来看，此类瓷器明显继承了汝瓷的品种，有盘、碗、熏炉、瓶等，盘类约占出土量的90％，形体较大。这类瓷器釉色类似汝瓷，也有天青、青绿、卵青和月白，但釉色光亮，玻璃质感强，玉质感不及天青釉汝瓷，胎质细腻坚实，胎色灰白，少有香灰胎。
北宋中期 白釉瓜棱腹双系瓷罐 1988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区出土
北宋晚期 汝窑青绿釉双系瓷瓶 2002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
北宋早期 白釉瓷碗 1988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区出土这类青瓷既具有汝窑汝瓷的因素，同时也有汝州张公巷窑青瓷的某些特点，因出现在汝窑烧造区，为了和汝瓷、张公巷瓷有所区分，我们暂且将此种青釉瓷命名为“类汝瓷”。
北宋晚期 白釉珍珠地划花“福XXX”瓷梅瓶， 1989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区出土
北宋中期 青釉五管瓷瓶标本 1998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区出土
北宋晚期 青釉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2015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
北宋晚期 青釉划花凤纹瓷执壶 2015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三）元、明窑炉及瓷器
2014年，在汝窑中心烧造区东南部，揭露出元、明时期窑炉3座，作坊2处等遗迹和瓷器，也是本次发掘的新发现。这些窑炉形制、结构基本相同，皆为马蹄形窑炉，形体较大，由烟囱、火门、窑床、火塘、窑壁、出渣道、出渣井7部分组成。其形状与禹州神垕2013年发掘揭露的明代窑炉类似。
北宋晚期 柿红釉瓷盒 2015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
北宋晚期 黑釉红彩花卉瓷盏托标本 1989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区出土其烧造的瓷器除少量满釉比较精致外，都是轮制，比较粗糙；器形主要以碗、盘、罐等生活用品为主，釉色主要有黑、酱、黄等。残次品堆积区位于汝窑烧造区的西南部。清凉寺元、明时期窑炉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清凉寺窑的烧造历史、窑炉形制结构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近年来，为配合汝窑遗址博物馆展厅建设，我们先后对汝窑遗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大量素烧器和 “类汝瓷”青瓷的出土，是这几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尤其是较多仿商周青铜礼器的出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关于它的年代是北宋还是金代，说法不一，我们根据地层、出土器物，结合其他资料，谈谈它们的年代、性质。
北宋晚期 青釉内凸线花口瓷钵 2015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一）素烧器的年代与性质
1999年至2002年，汝窑中心烧造区先后3次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出土素烧器极少，可复原仅3件，器形是盆和盘，分别出现在汝窑汝瓷的成熟期地层（第③、③B层）和汝窑停烧前作坊的釉料坑（F1K3）内，由此表明在汝窑停烧之前已经开始采用二次烧成新工艺。2012年发掘出土的这类素烧器比较集中的灰坑，位于元代层下（③层），其中有不少素烧器的造型与刘家门窑址北宋末年、东沟窑址金代完全一致。
北宋末-金代 素烧仿青铜器出戟瓶 2000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该坑内伴出的白地黑花碗和黑釉凸线纹罐残片等，为这批素烧器的烧造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南宋官窑出土的仿青铜瓶类器模具、素烧器与宝丰清凉寺窑出土的模具、素烧器几乎完全一样。就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清凉寺窑出土的仿青铜素烧器不会早于北宋末年，至于私人藏成品器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这批素烧器皆模制，规整大气，工艺复杂，多数是分段模制，粘合而成，其性质大部分应该是用来制作官用瓷器。
北宋晚期 青釉瓷炉 1989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区出土“类汝瓷”集中发现于元代层下（③层）的灰坑和金代层（④层）堆积当中，北宋晚期层（⑤层）则仅发现少量典型的天青釉汝瓷，从地层关系来看，这种瓷器的烧造年代晚于汝窑汝瓷。从同地层出土遗物看，没有发现晚于金代的遗物，故“类汝瓷”不会晚于金代。“类汝瓷”所居位置是汝窑中心烧造区域，继承汝窑继续烧造御用瓷器是正常之事；这批瓷器器形大，规整，胎质细腻坚实，釉色莹润，满釉支、垫烧，根据以往判断官用、民用的标准，应是官用性质，至于是北宋还是金代的官用瓷器，还有待于继续发掘和深入研究。
北宋中期 青釉印花海水游鱼纹瓷碗 1998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区出土
北宋早期 青釉印花瓷盏 1988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区出土
（三）元、明窑炉及瓷器性质
根据地层和窑炉、作坊的分布及出土瓷器的特点，这些窑炉是以家庭为单位制作民用生活用瓷的。
北宋晚期 青釉刻花枝叶牡丹纹瓷盒 2015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一是素烧器的大量出土和 “类汝瓷”器物的出土，初步整理后认为，遗迹遗物的年代相同，皆应是汝窑停烧后的产物，年代大约在宋末或金代早期。素烧器的大盘、花口盘、莲花口盘，“类汝瓷”中均有出土，且大小一致，应该是“类汝瓷”盘的素烧遗物。
北宋晚期 汝窑青绿釉划花龙纹瓷盒 2000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仿青铜器的出戟瓶、长方形委角托盘、瓜棱瓶、荷叶形器盖、花口盒、花口水仙盆等，在汝窑遗址发掘中没有发现上釉烧成器。这些新发现必将为汝窑、张公巷窑、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的研究提供重要材料。
北宋晚期 汝窑天青釉三足瓷洗 2000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二是明代窑炉及瓷器的发现，丰富了该遗址的烧造内涵，弥补其烧造历史段的空白，对研究中原地区陶瓷烧造史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