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上）
五代十国的混战
刘知远死后，其子刘继祐即位。刘继祐为集权，滥杀功臣宿老，激起了天雄军节度使郭威的反叛。郭威攻入京城废汉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
留守太原的后汉宗室于是称帝建政割据山西，史称北汉。于此同时，在南方地区也形成了广泛的割据态势。
主要割据政权有：先后割据四川的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割据湖北江陵的南平（高氏），先后割据淮南、江南、江西的吴（杨氏）、南唐（李（徐）氏），割据两广的南汉（刘氏），割据今浙江的吴越国（钱氏），割据福建的闽（王氏），割据湖南的楚（马氏）。
五代十国延续了五十多年，直到宋朝统一。各个割据政权发展职业军队以图争霸，或圈地自守意图世代割据。藩镇问题一直困扰着五代，藩镇手握大量职业军队，但往往首鼠两端，契丹人两次入侵都是河北藩镇临阵投敌才得以成功。为了压制藩镇，从后汉开始，当权者极力加强禁军的规模，这为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外族君主统治：
大体而言，外族君主进行的统治可以分为五类。最恶毒的为蛮族君主以蛮族为基本盘对文明民族进行的殖民寄生统治并同时对文明民族实现极权控制。例如满清就是如此。
其次是蒙元和奥斯曼那样的蛮族寄生统治，同样是蛮族君主依托蛮族军队实行的高压专政，但控制程度较为松散，仅仅满足于盘剥。再次是契丹那样的对文明民族分而治之式的统治，大体只满足于收税。英国式的自治殖民地统治赋予了治下一定的自由，比契丹式的还好一点。相对来说，外族君主并无依靠外族作为基本盘，如同统治英国的德国汉诺威王朝君主一样的统治是相对来说比较能接受的，沙陀的统治就是如此。李克用父子并无依靠沙陀人作为基本盘统治汉民族，大体上不算殖民统治。
但汉民族的民族情绪决定了后唐的统治毕竟不如汉人君主容易被汉民族接受，《资治通鉴》记载，李克用的养子后唐明宗李嗣源有时候在后宫向上天祈祷“我是胡人，因为乱世所以被众人推举当上了君主，希望上天早日降临一个圣人充当真皇帝。”可见，纵使沙陀普遍被认为“汉化”，沙陀人也没有对汉族进行殖民统治，民族界限也是分明的。
民族是一个社会属性，只有身处民族社会中时，民族属性才有意义。同理衡量一个民族的地位必须考虑其作为整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单一个体的位并无特别意义。北齐被视为鲜卑政权就是这个原因。但民族界限的牢固，决定了即使在后唐这样的政权中，即使君主“一视同仁”，民族界限也是分明的。
五代的启示：
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后周太祖郭威要求根据实际变化以户口数定县等级：三千户以上称“望县”，两千户以上称“紧县”，一千户以上称“上县”，五百户以上称“中县”，五百户以下称“下县”，吏部以户部当年统计的各县户口数为据进行核定，结果定出“望县”六十四个，“紧县”七十个，“上县”一百二十四个，“中县”六十五个，“下县”九十七个，除去淮南郡县不算，得出中原、河北、山西、山东、关中等地户数为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二十户，户籍人口约900万以上。南唐的官方人口统计约500万左右。宋初开宝年间北宋基本统一汉地，人口统计总计官方数据上五代末宋初人口为2500万左右，相比唐朝天宝年间极盛时期人口下跌六成。即便将隐户算上，也不会超过4000万，安史之乱以来百年战乱，汉族人口相比唐朝巅峰下跌了近一半，且河北、中原被契丹两次蹂躏，由此可见，统一的汉族帝国的建立对民族利益而言非常有必要。
五代十国的另一个启示和教训在于，勿不可相信军阀保卫民族利益的能力。三国时期军阀们为了互相倾轧争先恐后引入外族人口作为劳动力和军队，酿成五胡乱华惨剧。五代十国时期军阀为了自己胜利向蛮族出卖汉民族利益，干出类似出卖燕云十六州之类的事情，证明了军阀和分裂是无法保护民族利益的，也是不可能抵御住蛮族的。
宋朝的建立与汉族社会再次统一
在反叛刘继佑的作战中，郭威的家属子嗣被刘继祐屠杀殆尽，便以其妻侄兼养子郭荣为继承人继承帝位。郭荣在位期间整顿财政，扩充中央禁军并压制藩镇，从契丹人手中夺回三个州，并占据南唐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全部疆土。
郭荣在位期间，赵匡胤因屡立大功逐渐高升，于公元959年掌管中央禁军。公元960年郭荣去世，赵匡胤谎称契丹南侵趁机率领禁军出京，伺机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调转马头回京废黜郭宗训，即位称帝建立了宋朝。
赵匡胤开国后，在公元961年以杯酒释兵权，从禁军的军头手中将禁军指挥权收回。
965年，赵匡胤解除了禁军将领兵权，派遣他们前往外地充当节度使，分散统兵权，各部分直接对皇帝负责，消解了禁军篡位的可能。
赵匡胤强化禁军并弱化地方军和藩镇，坚决实行募兵制，并将地方尤其是藩镇中的精锐士兵全部抽调到禁军，组建了19.3万人的中央军。随着中央军的日益强大，具有绝对优势的赵匡胤派出文官剥夺藩镇的行政权，设置转运使负责后勤并解除藩镇的经济自主权，彻底摧毁了藩镇赖以维持的根本。
赵宋开国后，延续后周的脚步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宋采取先南后北方的
方针，963年收回南平；965年收回四川；970年消灭南汉收回两广；975年消灭南唐收回江南、江西；976年年末，宋太祖去世，其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
978年吴越国和闽国主动归降，979年宋太宗灭勾结契丹的北汉。宋太宗志得意满，不封赏苦战疲倦的将士，强行集结疲惫的军队继续攻打契丹以期收复燕云十六州。
后勤不足的宋军顿兵幽州城下月余，因天气酷热而士气低落。不久契丹援军与城中守军两面夹击，宋军猝不及防溃散。高粱河战败使宋朝失去快速统一民族社会的可能，不得不陷入和契丹人的长期战争。
由于战败后众将曾有拥立新君的举动，赵光义愈发疑神疑鬼，开始选用无能但又忠城的潜邸之臣为前军统帅。公元986年赵光义兵分三路征讨契丹。但东路军由于部将不服命令冒进，在粮道被断的情况下强行进军，最终人困马乏大败于岐沟关，西路军副将杨业在后撤途中不幸战死，宋廷损失惨重，丧失进攻能力，只能转入防御姿态。
契丹部队长于骑射，肉搏和攻城能力不出众，面对结阵宋军在战术上没有优势，一旦冒进便有惨败的危险，因此双方互有胜负。
无能的藩镇：
自安史之乱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后，各镇普遍呈现出战斗力低下、军心浮躁、内斗频繁、不服指挥、军纪极差的特点。唐宪宗曾派遣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等其他大体听从命令的节度使，讨伐叛乱的藩镇，兵力数十倍于对方的联军作战三年仅推进40华里，且扰民甚重，空耗军饷数以百万计，这就是典型的养寇自重。后来唐廷派出中央禁军出身的李愬，率军9000人仅用一个冬天便击败了为祸淮西三十年的吴氏。
安史之乱后的河北三大藩镇内部存在普遍的下克上现象，150年内魏博节度使9次易主，皆是士兵叛乱诛杀上一代节度使全族后拥立新长官，直到李存勖横扫河北的时候，三镇各自的控制范围几无变化。后唐、后晋时，河北藩镇多次投敌，酿成燕云十六州沦陷、开封洛阳被契丹人攻破的惨剧。后周朝郭荣与北汉、契丹联军恶战于高平，几为临阵脱逃的节度使所害，宋太祖赵匡胤第一次征伐北汉时随从的地方藩镇军大都一战即溃。因此后汉、后周、宋朝都致力于强化禁军，以防上述事项重演。可见在腐化以前，中央集权的职业军队远胜军阀。
长期的战争使得宋与契丹都感觉疲倦，尤其是人力物力占劣势的契丹方面，契丹高层迫切的希望能通过一次战略进攻迫使宋朝与之达成议和。公元1004年，契丹君主和太后萧氏率军20万大举入侵。
由于契丹人攻坚能力贫弱，外加无法在宋军不自乱阵脚下消灭宋朝边境主力军团，于是选择契丹军凭借大量马匹带来的机动性绕开河北所有大城重镇与在定州的宋军大兵团，避免主力决战，全力向黄河和开封进发，不管在其身后有近十万成建制的宋军主力。
在契丹军推进下，宋廷中枢一度出现混乱，但在宰相寇准劝说下宋真宗赵桓（其父赵光义，其本人公元997年继位）御驾亲征，当年十一月宋契丹在黄河边的澶州对峙，契丹军由于持续分兵已呈孤军冒进之势，且事实上的指挥官萧挞凛已被宋军用巨弩射杀，已无继续推进的可能，但宋真宗惊恐于战场的危险选择议和。
当年双方疆土不变，但宋廷须每年向契丹人交纳银、绢30万。宋朝统一之路功亏一篑。
宋朝对契丹的岁币看似数量不大，但宋廷控制的疆域实则是一片贵金属储量匮乏的所在。
苏辙曾在《收支叙》中说，户部的白银收入“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后世根据《宋会要》记载发现宋朝一年产出的白银不过68.7万两，而因支付契丹的岁币，年产出白银的一半都要支付出去，这对稀缺贵金属的汉族社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压力，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宋仁宗时契丹人乘宋朝与党项人作战之机对宋讹诈，迫使宋朝增加岁币岁币十多万，宋廷国库的绢有五分之一要赠予契丹，大量铜钱也在这一阶段北流到契丹境内，直接供养了契丹国的商品经济，在战时绵延之际还要支付高额的岁币，契丹与宋朝的国力一增一减，岁币之举可谓无异于资敌。
能战的宋军：
宋朝的国家制度
宋朝的官僚制度延续自唐朝，但要繁杂的多。
在宋朝一位官僚的官职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官、职、差遣。官是名义上担任的职务，职一般指工资水平，差遣才是正式的职务。
宋代官僚
宋廷设立中书省为政事堂，专门负责主持行政事务，另设立参知政事为副相，与宰相合称为“宰执”；增设负责军事的枢密院，以枢密使为首，令宰相与枢密使对掌军政，号称“二府”；又设立三司，负责处理盐铁、度支、户部等事项，财政权被三司长官三司使接管；宋廷还另设审刑院，宰相不再拥有司法权，相权被大削，宰相只掌管全国的行政事务。
宋代的中央监察机关，沿袭唐代，下设三院，长官为御史大夫。此外沿袭隋唐设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九寺，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司天监六监负责专项事务。
地方上，宋朝实行虚三级制。最高为路，其次为府、州、军、监，最低为县。府由州升格而来，与唐朝一脉相承，是有着特殊地位的州，首都、陪都和皇帝担任过节度使的州都成为府，例如国都开封府、北京大名府等。
军多设在沿边地区，兼领县政，形同州级，后来军等同下州。监为管理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区而设，兼理民事。
宋廷于州上设路，以总地方，并在路级设置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与安抚司四机构，贯彻中央集权，监察地方。宋朝知州不用武官，又不使常任，地方官的来源文官化。
宋代兵制采取募兵制，由国家招募士兵并统一进行训练。宋代枢密院指挥调动军队，但管理军队则由三衙负责。遇到战事，皇帝一般调派帅臣出征。宋代军队有四种。
禁军直接受国家管辖，指挥(营)是禁军基本的建制单位。厢军属地方军，是各州府和中央机构的杂役兵，同时受州府和中央统管，主要负责后勤、工程与护卫。
乡兵，是按户籍丁壮比例抽选或募集乡民组成的地方武装，军民合一，不脱产，是辅助兵。
蕃兵是北宋西北部边防军，由陕西、河东与大白高国接壤地区的羌部甚至党项人组成，诸部族首领被封军职，率部族军戍守边境。
土军和弓手属地方治安部队，宋神宗变法拓边时，这支部队大展神威，在四川、荆湖肃清了当地的蛮部，汉族的聚居区得以扩张。
宋代科举制度发展成熟。唐代虽奠定了科举制，但唐时期世家大族尚未彻底瓦解，世家子弟依仗门第与人脉脱颖而出，甚至以贿赂的方式通过考试，唐朝有史记载的进士大半为高门贵胄之后。
后经过唐末五代时期战乱，残余的世家大族消散，平民化时代来临。介于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宋廷将文官和武官分野。
为了让文人成为官僚系统的主体，宋廷改革了科举制度。首先确立糊名制度，规定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全部密封，杜绝主考官和阅卷官徇私的可能。
其次确立考试时间，改唐朝每年一考改为三年一考。再次改考试内容。唐代至北宋前期的科举考试以诗、赋、论为主，诗与赋学习门槛高，不流行于民间，且无用于为政，后在王安石建议下被废除。
自此科举专考经义。最后是增加录取人数并降低报考门槛。宋朝科举改唐代不允许商人子弟参加考试，不问出身公平阅卷，使得科举成为了较稳定的社会向上流通渠道。时人有言“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据统计，宋代科举进士中，三分之二出身平民。
科举制和官僚制：
科举制本质是用官僚取代贵族，用文官取代军阀，实现君主个人的集权。可以运行的前提条件是民族社会处于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并且大贵族与世家因经济社会发展而衰败、庶族地主成为民族社会常态，因此君主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进一步剥夺贵族和军人权力。科举制从唐朝到宋朝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唐朝中期以后陷入节度使割据中，科举就不重要了。日本同样引入了科举制度，但由于和族社会依旧处在高门大族主导时期外加长期陷入割据状态，各地武士实质上掌握了权力，科举制就变成了公卿的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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