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楷书大家华世奎，一个字100大洋

华世奎(1864-1941)是近代天津著名的书法大家，与吴昌硕早年同拜在杨香吟门下，所以有“南吴北华”之称。其书法源自庭训，真、草、隶、篆诸体，无一不精，尤善楷书。他初学颜真卿，取法篆隶和颜真卿的厚重、钱南园的骨架和力感，后从苏东坡的结构和草书中的颤笔汲取营养，最终创造出一种结体扁方、中宫收紧、用笔内敛、深遒而富有内涵的“华体”风格。

华世奎的大字气魄雄浑，骨力开张，结构凝重舒放，苍劲挺拔。他善于用羊毫大楷，饱蘸浓墨，行笔、住笔皆出中锋，追求法度，厚重之间亦显灵巧，肥不臃肿，一笔画，变化无穷。小楷工整而不乏灵巧，文人气息油然而出。与同时代的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并称“民国津门四大书法家”。

作为一名前清遗老，华世奎不仅仅是位书法家，还重视国学的传承和文物的保护，并热衷于文化教育事业。天津南开中学、高庄子小学和北京陈经纶中学等校园内，都曾留有他宝贵的墨迹。他还参与创建了崇化学会，关心天津广智馆和国文观摩社的发展，并亲自参与国文观摩社的义务教学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前，华世奎还曾经担任过《河北通志稿》编撰的总纂，负责编纂工作。

宣统退位，华脱离官场返回天津靠卖字为生。为“天津劝业场”题写匾额一事，最值一提。民国十七年天津劝业场建成，德商买办高星桥派人找华求写牌匾。按当时惯例，凡有登门求字者皆与帐房管事谈妥润格即可，华从不见求字的客人。但是高星桥派来的人却走进了华的书房，简明扼要地说明“劝业场”牌匾的尺英寸以后，遂叫人端来三百块现洋，客气地说：“区区润金，不成敬意。”华淡然一笑，领首将此事应允下来。

当时，还没有影印、照排、放大的技术。主家要多大的字，书家就得写多大，像“劝业场”牌匾属于榜书。写榜书是非常见功力的，不好写。事隔几天，华刚把牌匾写好，求字的人又送来二百现洋，面带难色地告诉说，因为一时疏忽，几乎贻误大事，劳烦先生在“劝业

场”前再加上“天津”二字。华听了心里很是不悦，吩咐仆人当即铺纸研墨，挥笔写就“天津”二字。

据华家后人华泽成回忆：求字当日，华世奎正在给弟子董凤桐和自己讲授孙过庭的《书谱》，这时仆人徐升走上楼说：徳商买办高星桥派人求写“劝业场”牌匾，并求见老爷一面，不知老爷见与不见。

华世奎听了，略作沉吟，淡淡地说：“请”。时至今日，这声淡淡的请，依然特别刺耳，因为按照当时惯例，凡有登门求字者，皆与账房负责人谈妥价钱即可，华世奎从不接见求写匾额的客人。但因高星桥在天津势力非同一般，华世奎却也不得不破了这条规矩，功夫不大，高星桥派来的“使者”走进书房，来者简明扼要说明“劝业场”牌匾的尺寸大小后，遂叫人端来300块现洋，非常客气地说：“区区润笔，不成敬意，馈赠先生一茶耳。”华世奎淡然一笑，首将此事应允下来。

不料事隔几日，华世奎刚把“劝业场”牌匾写好，那位”使者”便不期而至，他又送来200块现洋，面带难色地说：“因为一时疏忽，几乎贻误大事，烦劳华先生为'劝业场’再题'天津’二字。”华世奎听罢，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吩咐仆人徐升，当即铺纸研墨，挥笔题写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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