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父亲不再恓惶
父亲不再恓惶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霜寒雨垂，我跪拜在简州早春冰冷坚硬的山地上，远处朦胧的丘陵滑进我迷茫的眼帘，近处墓碑两根燃烧的红色蜡烛缓缓叙说。天，我不知道亮了或者没亮。纸钱，被晨风裹挟着，飞过我茂密的头发，像萤火虫一样醉舞，飘落在灌木丛中。
有一些轻轻地哭声穿透黑暗。我没有哭。
那个黎明，雨细得像雾。我内心拼命挣扎着，四十出头的我，如何面对一片苍凉。
我清醒的知道，从现在起，父亲，是真真的没了。
二十五年后的这个暮春三月，比往年要长，要冷。想到父亲病床上的最后日子，倏然阵阵的伤痛。
“忍住顷刻回望，就忍过恓惶”。这句歌词出自哪里。远去的父亲，他蹉跎所措的来路又在哪里。我试图拾起父亲几串散落的脚印，回望，却已看不清父亲瘦削的背影。
一
时间倒回去许多年，川东重镇内江。
初中尚未毕业的父亲，离开史家街，爬上一辆破旧沧桑的长途汽车，车轮启动，发动机喘气卷起尘埃，家乡，渐渐被淹没在了身后。
一九四六年早春二月。父亲随我爷爷去了昆明，做百货店学徒。
父亲前脚走，内江本家的叔伯，拎了一块宝肋肉上门来，恳求奶奶把我父亲“抱”（过继）给他，做“名义上的干儿子”。精明的叔伯说，你们家几个男娃娃，少一个也不影响延续香火。我奶奶，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心善，不忍拒绝，便遂了叔伯的意。未料的是，土改时，叔伯内江乡下那十余亩土地和浮财，不多不少给划了个“小土地出租”。父亲原本的城市贫民出生，就此成无奈。
我父亲后来说，是奶奶害了我们全家。父亲说这话，一声叹息而已，并无对我奶奶有咬牙切齿之恨。妈妈则对我说，你爸爸，一辈子输在这个出身成份，他吃不上香喷喷的政治饭了。
二
一九五三年春夏秋际，简阳石桥的一些周末，三个干部模样的年青人，相行在古老发亮的石条路上。齐耳短发列宁装的是我妈妈，鸭舌帽麻呢大衣的是我爸爸，干部帽中山装的是妈妈早在内江的男朋友，姓邹。妈妈把自己和邹的事告诉了爸爸，也把自己和爸爸在谈恋爱的事告诉了邹。邹和爸爸左右在妈妈身旁，青春洋溢的仨青年，老街的一道市景。
邹说因为他爱我妈妈，妈妈愿意跟哪个好，他都能够接受。妈妈呢，考虑跟爸爸同一个单位，天天能在一起，爸爸又教妈妈写阿拉伯数字，又教打算盘，就决定和爸爸正式恋爱啦。
妈妈说，嗯，真的，那会的年轻人，就这么简单。
不过，我还是宁愿相信，妈妈说爸爸年轻时“像泡在水里头一样清亮”的那双眼睛（书面语言“水汪汪”吧？），应该是她选择爸爸的原因。
恋爱一帆风顺，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婚礼就在银行会议室。一片喜气洋洋中，糖果、暖水瓶、水杯摆上桌。行长讲话：大家不要光吃糖啊，听我说几句。行长是证婚人，他说的什么，爸爸说记不得了。妈妈说我就记得他说我们是新年第一对，要把婚礼办得有新气象。行长话一完，就喊大家，来，跳舞。
那个时代流行交谊舞。我猜想，身着浅黄色麻子点点西式中长呢子大衣的爸爸，何等的风度翩翩舞姿飘逸，妈妈被搂着，自然心旷神怡乐不思邹了。父亲，那阵该是让同事们羡煞不已。
那天晚上开始，我爸爸就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跟妈妈一起了。
三
一年后，爸爸张开双臂迎接我。
生我的那天，妈妈还在上班。下午2.00点钟妈妈开始发作，爸爸忙把她送回家。然后慌脚忙手地一溜小跑到保健站，接了医生和两个实习生。喊实习生坐在我妈妈脚下，回头给吓得心神不宁的妈妈说：“你不要怕，等会要生了，需要使劲时，可以拿脚攒劲蹬着她们——她们要帮你的。我给她俩说好了的”。说完，丢下妈妈，转身又一溜小跑去上班。
暮色时分，加班的父亲匆匆赶回家。我呢，还在妈妈的肚里头。爸爸饭也吃不下，又不好意思进屋看妈妈。他焦灼地踱在门外，来来回回。夜深，昏暗的路灯把他孤单的身影拉长变形。
凌晨两点，我的一声啼哭拔地而起，荒坐在门外的父亲，一下蹭了起来，冲进屋，两手搓着初冬的寒气，声音沙哑地说，生了，终于生了。他顾不上多看我一眼，就赶紧去给大家煮荷包蛋，再送一直陪妈妈的吴中秀大姐回家。
我出生后的那两年，是父亲的快乐时光。他穿上“银鹰”6号白背心，矫健的奔腾在篮球场上。妈妈牵着两岁的我，在场边为爸爸助威呐喊。投篮，“嗖”，球入篮筐，爸爸一笑，露出他那标志性的白牙，转身跑向我，弯下腰，汗唧唧的大手，在我头上一挼，又跑回场上。我扯起小喉咙喊：“爸爸加油！6号加油！”
四
什么时候起，父亲有了恓惶，再难见到他由衷的露齿一笑？
父亲曾在单位搞总务，当伙食团长，有过拿几个公家的信封、十几张信签纸回家。我曾在八十年代初期某个秋高气爽的周末，反复问爸爸，你确定没有拿过邮票？爸爸说，邮票就是钱，拿邮票就是偷钱，我想都不敢想。如此洁身自好如履薄冰的父亲，后来在运动中交代的贪污挪用问题，这竟是记下的一笔。
父亲从此不喜欢了热闹，篮球场上不见了他的英姿。我的母亲，大凡游行、庆国庆、闹元宵，都少不了她青春的身影。父亲生烦，他的口头禅是，家里面单位上疯几下就够了，何必还要去街上洋盘。
大跃进时期，父亲留下过的珍贵照片，是一张憔悴的写满时代烙印的留影。
干部下放劳动是哪年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是首批去的，他是下放到离家二十来里的棉丰公社，“三同时”（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个老单身汉农民家。姨婆给我说起过，那年头，你爸爸只有进城来挑粪，才有可能回家看一眼，最多，坐倒看他烧一根烟喝一口水，就站起来慌慌张张说，我该走了。姨婆说，你吃了午饭走嘛，你留下来看一眼文宪嘛，幼儿园都要放学了。
爸爸说，不行啊，回去晚了说不清楚。姨婆知道他饿，但是，她找不出一样吃的给父亲垫一下肚子。我的爸爸，饿着出门身上没有力气，还要担着一挑大粪，负重前行。
姨婆目送父亲，伫立在家属院子，像一棵绛溪河边风中摆动的芦苇，瘦骨嶙峋的身子瑟瑟发抖。
五
1960年代中期，用妈妈的话说，是在粮食总仓办财贸学习班，分两期办。第一期爸爸被派去帮厨搞采购，中午他骑起自行车，还给我们送点伙食团剩的白菜呀、莲花白呀回来。等我母亲第二期去时，才知道是反贪污反浪费运动。
有一天，一个政治积极分子，指到父亲说：你现在都还敢把伙食团的菜偷送回家，以前说你没贪污才怪，边说又边打他，鸡毛掸子打的，手板都打肿了。同时，又把妈妈调到爸爸那个组去，让妈妈看爸爸挨打，叫妈妈启发爸爸交代。母亲心痛得厉害，忍不住哭。某吃政治饭的人指到妈妈说，你再同情他，把你弄来一起打。把妈妈吓得不敢动了。
爸爸知道妈妈胆子小，给她递个眼色，装着冒火的语气，说，哭啥子嘛哭，我又没有死！你滚回去。
那时，母亲尚在哺乳期，不知是不是组织上动了恻隐之心，总之妈妈提前回家了。学习班的爸爸，每天早上照样排起队，继续去绛溪河边就着河水洗脸漱口，每从家门前路过，他总是低头疾行，不敢看熟悉的家一眼。萧瑟秋风还是吹开了窗户，妈妈使劲拉回来，掩面泪涌。而少年懵懂的我，伤心得一脚踢起一块冰浸的石头，石头飞向雨后的桉树，被惊吓的小鸟，箭一般逃窜。
六
时光荏苒，爸爸似乎又重新找回了快乐，那是在草池区的日子。他跟炊事员小付唱歌，略带低音的歌声，在低矮逼仄的银行走廊回响。藏族歌曲《逛新城》风靡一时，我的父亲占人家小付姐姐“便宜”，把“爸爸吔，哎！快快走，哦。”的“哎！哦”答应得脆生生的，引得同事轰然大笑。草池有戏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反对我们小屁孩去看川戏，说封建社会的戏，看不懂白花钱。但是有电影，爸爸就带我们看。只是我经常边看边睡，醒来，总是蜷在父亲的臂弯。
草池小镇，没有古井，只能到绛溪河挑水。六十年代的那条小河，水很干净，几可与如今的山泉媲美。父亲挑水，用的是单位伙食团的水桶，大约不下一百斤重。我家离河边有200米多吧，中间须穿过一个篮球场，一条马路，上一个缓缓的土坡和十几级石梯。哪怕父亲正是壮年，下雨天的话，挑水还是很累的，有时候得打光脚板，裤脚挽得高高的，脚趾非紧紧抓住滑溜的泥巴路才能行走。我总喜欢屁颠屁颠的跟在父亲后面，看他如何在河面上把水桶很巧妙的按下去，顺势一带拖上岸，水桶便满满的了。挑回家了，我就大声的喊，水来了水来了，好像是我挑回来似的。
七
我以为父亲不会喝酒。单位人也这样以为。
一次在三岔伙食团吃饭，几个同事喝酒，父亲走过路过，一个信用社会计拽住父亲，一定要他喝一口:“老陆，咋个都要喝一口？”父亲说，我喝了就没得你们的了哦！众酒友笑了，随便你咯！嘿，但见父亲拿起酒瓶，往为人民服务的土碗一倒，半瓶酒倒进碗里，父亲端起碗，一仰脖子，咕噜咕噜，没了。嘴里还说，不喝了，下午还要上班。转身就走，把一干酒友看了个呆。
一九七六年之后，日子有些好转。父亲在家有时就会喝酒。记得逢年过节会把酒杯摆起，叫我陪他喝。后来，兄弟工作以后，便是三个酒杯，然后，妹夫来了，便是四个酒杯。
与父亲喝酒，没有现在那么多规矩。比如喝多喝少自己倒，比如不必相互敬酒，完全可以由着性子喝。那时候的酒，应该是父亲自己去打的红苕酒为主。后来才逐步有了我们拿来孝敬父亲的瓶装酒。
家里的酒杯也是父亲买的，大约可以盛两三钱酒，父亲喜欢一口一杯。
父亲一辈子没有喝过啤酒红酒。
父亲过世后，上坟时用酒杯绕香腊纸钱洒一杯酒，算纪念父亲的仪式感。用的酒杯，还是父亲生前自己买的那些个酒杯。
八
一个粗糙的年代，将阳光父亲改造得那么恓惶。但是我仔细观察，倒察觉父亲骨子里不觉恓惶,只是“骨肉相看惆怅”。
妈妈反复说起，我们老陆是一个又能干又勤快的好丈夫，是子女的好爸爸。妈妈讲，只可惜他的寿命太短了，刚满70岁，我才45岁就走了，是得的淋巴癌走的，癌症包块实际上就是生气长的“气包”。妈妈一脸懊悔，说事后想起来很对不起他，但又弥补不起来了。
妈妈还说，我儿子但凡有点点出息，都是他自己的努力奋斗挣来的，我们两个老的一点本事没有。特别是他爸爸，是一个从不向人献话（低三下四讨好）的人。儿子想当兵，喊他找平时熟得很的公社武装部长，不去；想工作，喊他去给公司书记送几把石桥挂面，也不敢。
爸爸，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对不起”。今天，当我想给你说句“对不起”，可惜，何处去说呢？
1970年代初，我初中毕业没升高中，陶华曼老师说，这娃儿读书这么攒劲推荐不上高中，太可惜了。妈妈说，你在一九七一年的关口上，报名参军也报不到，爸爸说，当兵，贫下中农的子女都要不完，怎走得到我儿子名下。
我还记得，父母从石桥调回简阳支行。搬家那天李元璋行长也在石桥视察，石桥所长向他反映说我父母不自觉，把借公家的东西都搬走光了。李行长说，你看他们那么困难，自己床都没有一张，让他们继续借用嘛。每当谁不努力挣钱的时候，我总愿意给他分享我父母的这个破事，把“钱”的作用，高高举过头顶。
九
一九九三年六月八日，我的小双妹妹走了。她只有三十三岁。她走得很安详。
但是，父亲内心却是一片狼藉。
爸爸坐在政府大院草草搭起的灵堂外面，面无表情，对，没有任何表情。一双眼睛干涩呆滞，有些泪水残痕留在深深的鱼尾纹里面，不忍直视。大妹妹说，小双一走，爸爸就再没有恢复元气。女儿的早逝，是父亲永远的疼。也许还是，一道父亲的催命符。
小双妹妹的墓，在西峰岭附近的成渝高速旁，与父亲的墓相邻。不，应该是父亲的墓与小双的墓相邻，因为父亲晚走三年。父女俩相依二十多载，时光剪影渐模糊，但墓碑上，小双妹妹和父亲的笑容清晰依然。他们互相陪伴，无所谓孤寂，亦无所谓恓惶。
镜头推回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成都的陕西街上。
爸爸陪我妈妈，还有我和妹妹住在大姨妈家，妈妈在产院生下我的双胞胎妹妹。出院那天，大姨妈只煮了一碗面给妈妈，妈妈忍嘴留给爸爸，我和妹妹眼色可怜地望着，那碗面推过去让过来，爸爸不忍看，变戏法的，从兜里掏出两颗爆米花，堵住了我和妹妹的馋嘴。
回家。月子里的妈妈怀抱两婴儿，我的爸爸牵着我和妹妹，一家人挤上火车，回到简阳。当晚，在单位保管室一间小床上，挤了一夜。床，睡不下一家子，父亲，坐在一张凳子上熬过一宿。
那时，我家还在草池。简阳到草池还不通班车。父亲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让母亲抱倒婴儿坐，我和妹妹两个轮流挤在妈妈脚边边上。我坐一段，跑一段，两条短腿紧跟爸爸。三十华里，磕绊到草池。这一路，我们父子俩，毫无羞涩地在路边上随意撒尿，我甚至边撒边走，不亦乐乎。两岁的妹妹则被爸爸带到有遮拦地方，然后一跳一蹦的回来，跟在后面的爸爸，总是边撵边说：“慢慢的，别跑。”
生双双妹妹寄人篱下的尴尬，让爸爸好生的难受。他对妈妈粗俗的说，本来就供不起了，你还两个两个的生。
……
我父亲的名字叫陆光竺。
他病逝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院外面有一条街，街名小天竺。
竺字不常见，几分禅意。
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出现在他弥留间瞬时清醒的那个深夜。“文宪，我冷。带我回家。”我默默地握住他枯瘦如柴的手，看着他的眼睛，摇一摇头，又点了点头。
早春的寒气，穿过夜幕从窗缝袭来。我把冷风全兜进怀，不让父亲冷，可父亲的手，还是渐渐冰凉。医生护士开始进进出出，药味弥漫。我慌，我不敢呼吸，我木然，直到兄弟妹妹的哭泣声把我唤醒，透过泪眼看见，父亲罩上了白床单。
天亮了。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的太阳挂在窗外树枝上，我想伸出手去抚摸，去感觉早春阳光的柔软与细腻。岁月，催老了我的父亲；拥挤磕绊在人群中的父亲，遁入了天竺国，从此不必恓惶。
在父亲的灵堂里，那幅挽联出自他学疏才浅的大儿子：
上联：工作四十余载不求名利淡泊一世也荣光
下联：人间七十春秋辛苦一生光明磊落去天竺
灵感来自“竺”这个梵语。
横批为“不再恓惶”。
图片/网络
作 者 简 介
陆文宪，祖籍四川成都。1971年插队下乡，1976年招工进厂。1982年考取电大中文系。1991年考取政府机关公务员，2015年退休。有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
用诗和远方，陪你一路成长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冬歌文苑工作室
名誉顾问：戢觉佑 李品刚
文学顾问：周庆荣 王树宾 白锦刚
法律顾问：王 鹏
总编：琅 琅
副总：蔡泗明 倪宝元
编审：孟芹玲 孔秋莉 焦红玲
主编：石 瑛 赵春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