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多“非人”形状，为何五帝多“人形”？江苏学者宣称破解谜团

在上古神话传说中，有一个令人困惑之处，即在黄帝之前，帝王往往都是“非人”形象，相传伏羲、女娲、黄帝是“人面蛇身”，炎帝是“牛首人身”，蚩尤人首兽神、铜头铁额、八臂怪物，但黄帝之后的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史书上的这些帝王多是人类形象。

我们都知道，无论伏羲、女娲，还是炎帝、黄帝，都是正常人类，不可能是“人首蛇身”或“牛首人身”等莫名其妙的形象。既然如此，为何文献中黄帝之前帝王“非人”形象居多，黄帝之后“正常人类”形象居多，三皇五帝形象变化的背后有什么原因？江苏学者宣称破解这一谜团，原来道理极为简单。

01：文字出现之前，先民们如何传承信息？

根据文献记载，文字出现之前，上古先民记事的手段无非是口口相传、结绳记事、图画表达这三种。其中，结绳记事最为先进，口口相传与图画表达属于结绳记事的辅佐手段。

所谓结绳记事，绝非简单地仅仅记录数量，而是至少可以记录方向、时间、数量这三个要点。学者刘正英认为：首先，上古先民将方位上分为八方，以自身所在地为原点；其次，在时间上分为春夏秋冬，或许还有细分，并将春夏秋冬与东南西北对应，比如南方热就代表夏天，北方冷代表冬季；第三，将1—9的数字与八个方位和中心点对应，于是数字就与方向、季节、数量一一对应了起来。在结绳的旁边，再挂上画有某件东西图像的木片等，那么与其他部落交易的东西，或在某地发生的事情，那么所发生的什么事就比较清楚了。

考古发现，距今超过六千年的陕西半坡遗址，距今超过五千年的青墩刻符中，曾发现大量刻符，学者判断极有可能属于数字，属于结绳记事思维的一种。（下图，南美记事的结绳）

02：文字出现之后，先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

100万年之前，人类开始使用语言，结绳记事出现之前，一些重要的事情只能依靠语言代代相传。结绳记事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事情就通过结绳来记录。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逐渐出现了，于是先民们舍弃了结绳记事，开始使用文字记事。然而，这时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还原或转译结绳记事记载的内容？

按照刘正英的研究，在文字产生之前，河图洛书与八卦图相配合，是结绳记事的工具书。也就是说，古人转译结绳记载的内容时，需要根据河图洛书给出的“公式”去解读结绳内容。

但我们都知道，即便如今，对于同一段文字记载的先秦或汉唐历史，不同学者解读都可能大相径庭。与这个道理差不多，结绳记事、口口相传、图画表达这三种手段比文字表达更为含糊，一旦相距时间久远一些，由于信息量稀少，加之缺少了相应的时代背景，就更难正确转译出来。

总之，结绳所记录的信息在转化为语言或转译为文字时，必然存在因为不了解古人结绳规则或不了解先人时代背景等原因，而曲解了结绳所记载的内容的现象。

03：三皇五帝形象变化，根源在于信息转译？

结绳记事时代，想要记载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人的名字，只能用大家共同认可的图画或实物来表达，可以大概想象一下：炎帝名字或叫牛，或炎帝部落图腾为牛，大家都认同以牛（或牛头人身形象等）来代表炎帝，所以在记载炎帝事迹时，就在结绳的前端或后端挂上一片画有牛图像的木牌，结绳表达炎帝所做之事，图像表达炎帝这个人，两者结合就是炎帝事迹。与此同理，伏羲、女娲、黄帝等人的事迹，应该也是这么记载的。

相传炎帝在南方，考古发现湖南先民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种植水稻，表明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农耕，而农耕往往需要耕牛，因此出现这种牛崇拜不足为奇。需要注意的是，炎帝可能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个部落领袖的固定称呼，牛头人身或是代指这么一个会农耕的部落。

根据史书记载，黄帝命令史官仓颉造字，开启了中国的文字时代，但文字出现之后，在整理结绳记事的档案时，首先就面临信息转译的问题，该如何识别结绳记载的炎帝这个人名或事迹呢？

由于相距时间久远，先民们转译结绳记载的内容时，往往已经无法正确释读出炎帝了，于是在破译伏羲、炎帝等人名上，可能就是误以为本来姓蛇或图腾崇拜蛇的伏羲是“人首蛇神”，本来姓牛或部落图腾崇拜牛的炎帝是“牛头人身”。

通过考古和史书记载，刘正英判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简单，问题就出在对结绳记事的信息转译上。

黄帝之后文字出现，可以更精确地表达，因此黄帝之后历史上的帝王再也没有出现“牛首人身”或“人首蛇身”的形象了。至于部落诸侯级的祝融“人面兽身”等，可能是文字还未普及，一些部落还使用结绳记事，导致后人转译时出现误解。

笔者认为，上古史上的任何一个现象，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凭空出现，必然会符合一定的逻辑，以黄帝为界前后人物形象差别如此之大，其内在原因极有可能就是记事手段不同导致的。尤为重要的是，三皇五帝人物形象的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仓颉造字或黄帝时期出现文字的历史结论。

参考资料：《黄帝二字溯源——刘正英破译的中国千古文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