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徐志摩
韩石山先生
新文学革命中,“新月社”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一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徐志摩是灵魂人物。也许是文名太盛、俗名太艳之故,他思想精进,富有社会担当的一面被遮蔽了。今年是徐志摩诞辰120周年,11月19日又是徐志摩在济南遇难86周年。
11月1日和2日,本报记者在北京考察徐志摩的寓居地,并采访了著名作家、徐志摩研究专家韩石山先生。
采访韩石山先生非常愉快。在北京丰台区一家叫榆林镇筋饼春饼的小店,啜一口自备的清茶,抿一口山西汾酒,来一勺山西老醋,吃一筷子山西小菜,晋人韩先生就来劲儿了:“世人对徐志摩的了解,仅止于对他的诗歌与散文的欣赏,津津乐道于他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对其个人品质和社会理念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徐志摩是一个思想精进,很有社会担当的人。他回国后,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治与思想方面的论争。撇开那些风流韵事,我们才能走近真正的徐志摩。就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徐志摩吧。”
韩先生有资格说这个话,早年以文学创作成名,近三十年来,他又潜心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接连出版了《徐志摩传》《徐志摩诗歌全编》《徐志摩散文全编》《徐志摩全集》《徐志摩图传》《徐志摩集》《徐志摩书信集》《徐志摩评说八十年》《徐志摩作品新编》《四季志摩》等十余部著作,堪称“志摩专家”。
徐志摩先生
从1987年春赴浙江海宁寻访徐志摩故居算起,到现在,韩石山对徐氏的关注,已整整三十年了。他坦言,早先还自信满满,如今越来越迷惘,不时会纳闷,对这位江南富商的儿子,自己究竟懂得多少。天才?最简单的归拢,也是最无奈的躲避。朦胧间,他有个不太确切的看法,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徐志摩的意义,作为一个警示,要大于作为一个天才的存在。
韩石山说,“百年来的新诗运动,自从失去建立新格律的信心,等于走上了失败的途程。能留下两行诗作,或是一个近似格言的句子的,均堪称优秀。比如卞之琳的《断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又比如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徐志摩,一首一首的诗作,让人看了还想背诵,背诵了还想不时地吟咏,这是不是在警戒?非真正有天分的,轻易别打新诗的主意。多少文化人,未必是品质恶劣,或许是一时的不慎,造成婚恋的错乱,便被人斥为下流,误了前程,甚至误了终生。而徐志摩,一生都在烟花阵里打滚,妻有前贤后艳,女友有旧雨新欢,有他心仪的美人,也有暗恋他的佳丽,临到故去,竟没有一个对他有怨怼之言。其前妻张幼仪,晚年曾对同姓晚辈说:'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这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喝上酒的韩先生,越说越兴奋,特别是说到民国名媛们:“至于徐志摩的女友,更是感人。徐志摩去世后的第三天,几位名士夫人,聚集在凌叔华家里,默默垂泪,张奚若夫人说:'我们这一群人里怎么能缺少他呢!’陶孟和的夫人说:'这都是造化的安排!’这是不是在警示人们,浪漫、轻佻,都不是罪过,单看你的品质,值不值得那么多的女人喜爱,甚至依恋。”
韩石山分析,“单就新文学革命来说,胡适有号召力,有理论上的能力,但缺少文学创造,他的新诗只开风气不为先,第一本叫《尝试集》,只是尝试了一下,是顺口溜或者古词的白话。到了徐志摩,一下子在创作上就上去了,诗歌的实绩就出来了。几年前,我说过一句狠话:学写新诗而不心仪志摩者,如同不秉烛而夜行,临深渊而不知惊悚。”
韩石山先生著作《徐志摩图传》
微醺中,韩石山先生的思绪已经回到了徐志摩存在的那个年代。韩先生很“自负”,一般人不入他法眼,而70岁的他评价只活了35岁的徐志摩时,发出由衷的赞叹:“徐志摩这个人啊,是真的很了不起!1918年出国前,先后在国内读过北京大学预科、上海沪江大学(浸信会学院)、北洋大学法预科、北京大学法科,人家都是凭本事自己考上的啊。1918年去美国,他父亲送他去美国的时候要让他当银行家,他立志要当中国的汉密尔顿(Hamilton),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在美国建国过程中,贡献仅次于华盛顿,尤其文化建设上,办报纸开民智。徐志摩要当一个汉密尔顿,想做中国的社会领袖,对中国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作出努力。这点人们过去忽略了。他有这个理想,一直注重文化建设,从更高层次上引领古老的国家往现代化上走。他到美国后,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
在美国,徐志摩先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选学课目是《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等。因学分不够,他在抵美后的第二年夏天,又进入康奈尔大学暑期班修了4个学分。
但徐志摩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美国当时正经历一战的冲击,物价上涨,物资匮乏,但人们毫无怨言。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韩石山说:“徐志摩与同宿舍的董任坚、张道宏、李济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
韩石山先生著作《徐志摩诗歌全编》
在中国政府承认丧权辱国的中日“二十一条”后,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
与其穷居,不如张扬。徐志摩约了李济、周延鼎等人,在1918年12月21日抵达波士顿,并在次日来到了哈佛大学。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
1919年底,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后,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极具压迫感的新环境,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让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成了中国学生口中的“鲍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转而关注社会问题。
1920年,徐志摩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想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
韩石山先生说:“徐志摩到了英国才知道,罗素到中国讲学去了。这样徐志摩就在伦敦住下来,认识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林长民当过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长,政坛失意后,就带着女儿林徽因到了伦敦,在林长民家里,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了。当时林徽因16岁,徐志摩24岁。”
韩石山先生著作《徐志摩传》
到英国后,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社会主义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开始了一些政治实践。比如,他曾随拉斯基夫人去伍利奇码头参观选举。这一时期,徐志摩给梁启超和蒋百里创办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谈的大都是政治话题。
1921年春,徐志摩在好友狄更生的介绍下,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即国王学院)就读。同年10月,也是从好友欧格敦那里,他得知罗素从中国回到英国并拿到了地址。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并在一个星期后如愿以偿。徐志摩发乎本心的崇拜、夸赞和尊重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常往返于剑桥与伦敦,聆听罗素的教诲,参加其倡导的各种活动。“在英时期,要论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人,还是罗素。……罗素给了他敏锐的社会意识。”韩石山道。也就在这一时期,徐志摩基本转向了罗素式自由主义的思想。
1922年8月,徐志摩突然决定回国,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主要原因是他的老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
韩石山先生著作《徐志摩书信集》
梁启超是一个干预社会、敢于担当的文人,其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可以说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在韩先生看来,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就是以其为首的“研究系”要做的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大计划。徐志摩从事的许多活动,比如创办“新月社”,接办《晨报副刊》,起意在中国模仿泰戈尔在印度搞的乡村建设等等,都可以说是梁启超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至少也和这个计划相呼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这是徐志摩新诗《石虎胡同七号》的开头,诗人把自己的意趣赋予小庭院的一景一物,把它们拟人化,还赋予它们人的性格、神态、动作。他写它们间的情意,写它们和睦融洽得像一个家庭,使整个小庭院洋溢着欢愉的气氛,充满着生机盎然的诗趣。
韩石山先生著作《徐志摩全集》
北京石虎胡同七号,是徐志摩从英国回来,在北京逗留时间较长的地方,这是明清时代的王府大院。后来“新月社”的牌子也是挂在这里,徐志摩还在这里接待过印度诗人泰戈尔。韩石山说:“1923年春,经梁启超推荐,徐志摩进北京松坡图书馆当了英文秘书。松坡图书馆有两个院子,其中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7号,是外文馆,徐志摩就住在这里。松坡图书馆是为纪念护国将军蔡锷而建的,梁启超担任馆长。”
石虎胡同七号院,还是新月社俱乐部的所在地。
在徐志摩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韩先生认为,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新月社”之名,出自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徐志摩曾一度出任《新月》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派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派的灵魂。”他给新月派带来生气,带来和气,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
11月1日下午,我们来到徐志摩曾经寓居的地方寻访,传说,胡同里原来有座古庙,庙前有座石雕小虎,胡同因此而得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易名为“小石虎胡同”,胡同很短,但成了繁华的商业街,熙来攘往的人群,已经无暇顾及这里曾经活跃过的一个文人群体。
韩石山说,最能说明徐志摩的诗在那一代人中影响的,应该是这样一件事。张幼仪有个弟弟叫张禹九,虽说徐志摩和他姐姐离婚了,但是他一点儿不反感徐志摩。他晚年在美国,他的孙女采访了张幼仪,要写一本书,他嘱咐孙女,写的时候,对徐志摩要留情。张禹九临终前留下遗嘱,说我死后,不要放哀乐,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就行了。
韩石山先生赠送徐志摩纪念馆字画
他没有文学青年的肤浅
“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毕竟是学政治经济的,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独立的思考,也常有发表的欲望。1923年冬,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一说要办《理想》杂志,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下《政治生活与邻家三阿嫂》《青年运动》等文章。回国后,到1926年徐志摩跟陆小曼再婚南下,是徐志摩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过去人们忽视了的,是他在传播现代社会理念,改造传统社会认知上的努力与贡献,从在国外所受的教育看,从他个人的兴趣看,这才是他用心最多、用力最大的地方,这一时期,他写的随笔,几乎全是社会论文,对社会上某一事件某一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宣传新理念,纠正谬识开风气。”韩石山特别放大声音强调了两遍,这也是他最佩服徐志摩的地方。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徐志摩在接办《晨报副刊》后,那里成了他传播现代理念的阵地。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现行的中国政治的意见,都刊登其上。1926年3月12日,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我军还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是时,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回北平后,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三一八”惨案,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闻一多、饶孟侃、杨世恩等人都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晨报副刊》上的《诗刊》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韩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各位学者,真正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徐志摩几乎是唯一一个。他先后受过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训练。像这样一个社会学家,当时中国几乎是没有的。包括胡适学历上根本没法和他比,一开始到美国学的农学,在国内没上好学校,后来转到哲学,沾了点儿边。所以徐志摩看问题,就没有一般文学青年的肤浅。
且看当年对苏俄的态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见识。1923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赞美苏俄公使馆前的升旗仪式,对苏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赞美有加。说那面徐徐升起的红旗,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那时他还没有去过苏俄,只能从表象上作出自己的判断。
1925年春,因为与陆小曼的异常的婚恋,响动太大了,决计去欧洲避避风头,便取道西伯利亚去了法国。经济上不甚宽裕,也是朋友有意资助,便应了《晨报》老总之请,沿途为报纸写一系列的通讯文章。这样,就有了从容观察苏俄的机会。毕竟有良好的社会学训练,又是本着如实报道的态度认真观察,如此一来,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馆门前看不到的真实的苏联社会,他后来还对胡适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委婉的批评。韩先生说:“徐志摩绝对不是一个格局很小的人,他有自觉的社会意识,有记者的敏锐,苦苦寻找启迪民智的路子,满心希望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人民都过上舒心的好日子。”
韩石山先生赠送徐志摩纪念馆字画
徐志摩像一团火,在他所处的时代,不遗余力地燃烧着；也像一颗星,闪耀在墨一般黑的苍穹。徐志摩和他的同代人一样,都在探索,他改造中国社会的宗旨,就是“理想主义”,做有理想的人,行有理想的事。
“关于徐志摩的死,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说,他所以急着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给使馆人员讲建筑,而搭了送邮件的飞机送命的。事实是,当时中国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飞机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为了拓展业务,送给徐志摩一张免票,这张票可随时坐航班的飞机。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电话问过机场,没有航班,只有送邮件的飞机,无奈之下,只好坐了这架小飞机。”韩石山先生说,“我认为,他所以匆匆离开上海,直接原因是与陆小曼吵翻了,急着赶回北京,还因为局势变化太快,他想有所作为。须知,从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去的,专机是送张学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向南京方面请示处理东北危急的方略。两人同乘飞机,又是好友,东北、华北的情况应该都能谈到。也就是说,沈阳方面,最近有大的变故,他是知道的。1931年11月18日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杨杏佛,杨杏佛不在家,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便成了志摩的绝笔。是这样写的:'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到湘眉处,明早飞北京,虑不获见。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这才是他急于赶回北平的真正的原因。”
对那段历史,韩先生梳理如下: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决定和外交官顾维钧一道,乘张学良的专机南下。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十几天。这十几天,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一次次的见面,竟成了彼此皆不知的诀别仪式。在徐志摩去世后的友人悼念文章中,这些“诀别”常被提及。其中与剧作家熊佛西最后的长谈,颇值得深究。“某夜,我们在勺园小集,记得正是深秋阴霾天气,北风呼呼地刮着窗纸,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熊熊炉火,一杯清茶,我们互谈心曲,他说往事如梦,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什么样的生活都已经历,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徐志摩去南京前后,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过,民族危亡激起了他体内的血性。
韩先生感慨道:“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末,对政治的热情一度有所消退,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了。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为时局担着心,为这个老大民族担着心。”
“现在对徐志摩的全面评价还太早,我们只能说徐志摩是个杰出的诗人,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改革家,社会活动家,他留给历史的遗产是丰富的。他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怀念,是对一个时代文化的永远的怀念。”韩先生最后说。
11月2日上午,我们在北京的锡拉胡同、腊库胡同、老北大旧址等地流连。这些地方,徐志摩曾经逗留过。看到今日的繁华,看到现代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自信的步履,“浪漫而不颓废”的徐志摩应该感到欣慰吧。
本文章转载自2017年11月17日《大众日报》
记者 逄春 阶王建
文案编辑：子研
徐志摩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