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殿堂 | 从奢华古盛酒器看中华帝国的贫富两极分化

这是件雍正涅白料嵌珐琅小葫芦瓶，高200×直径105mm 重量：495g，众所周知，清三代的料器与瓷器相比是个小品种，有点“小家碧玉”的感觉，但绝对是古代艺术品中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非常高的一个品类。涅白料是料器中的基础材质，艺术上追求和田羊脂白玉的质感，惟妙惟肖，有的涅白料甚至远远超过一般和田羊脂白玉的质感美。

上图的雍正料器葫芦瓶，如果没有见到它的初始状态，判定它是一件华丽精美的陈设艺术品毫不为过。但事实上，它并不是特意的陈设艺术品，只不过是个酒瓶子——实用器而已，如下图。

这件雍正涅白料嵌珐琅小葫芦瓶原本是盛酒器，瓶盖是瓷器的，外部施宝石蓝釉，口部用石膏类封泥密封，初始状态酒体尚有60%左右，酒体呈清澄透明的琥珀色，开封后酒香四溢，品尝发现有清晰的中药香。现状的照片是品尝中途还留有的酒体。

收藏家对藏品不但要有“看得懂”的能力，还应该具备“会欣赏”的素质，进而达到“能陶醉”的境界。如果看一件古玩而不会欣赏它的艺术价值，也不懂得更不去探讨它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价值，“玩古”的本来意义就不存在了。这瓶雍正时期的古酒其实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实物是无言的历史，实物不言而雄辩。

史载，雍正的时候依然战事频仍，电视剧中朝廷上下为年羹尧筹措军费的难度就知道当时国库空虚，并不充盈。为了筹集军费，以及各级官员藉此大发横财，不知道怎样压榨盘剥可怜的老百姓的！可是，就在那个时期，为朝廷制作的酒居然用的是如此奢华的盛酒器，凡是有宏观或微观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感到意外吧——区区一个酒瓶子，何须如此高成本？！何况，史书记载雍正可是历代帝王中脚踏实地并不挥霍无度的人。这件精美的料器葫芦瓶告诉我们一个铁打的事实，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的奢华是你无法想像得到的。

有一篇笔名“梁家何小学生”的网络文章，大意是金融学者James Macdonald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他把明代同期的世界各国归纳成两组，一组国家是“藏富于国”，一组国家是“藏富于民”。前者都是东方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是明王朝、印度、土耳其帝国，当时都很“繁荣富强”。后者是欧洲的城邦国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边村社构成的小国，政治制度是自治）如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意大利等，这些城邦国家都内靠向民众发债外靠向邻邦借贷生存，当时都“入不敷出”。但是其后的400年间历史发生了大逆转——东方那些“藏富于国”的“财主式的帝国”全都衰落了，西方那些“藏富于民”负债累累的国家基本上都成为了发达国家。

东方“藏富于国”的“财主式的帝国”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中华帝国。我国古代的“藏富于国”的理念是哪里来的呢？自从秦朝灭六国一统天下并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以来，秦以后的社会制度哪里是什么“封建制”而是地地道道的“君主帝国制”，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以秦代帝国的体制为范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实质上更是“家国”，即“朕即国家”或“国家即朕所有”的思维方式来实施国家统治的。《诗经》中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历代帝王以及为帝王拍马屁的臣子们作为了法理依据。

由于强烈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理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就一直是极端富有和极端贫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财富极度不公平的分配方式造成强烈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每当赤贫的国民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就“揭竿而起”，由于社会集聚了高度的仇恨压力所以朝代的更替都是血腥的。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是正金字塔形，而社会财富分布则相反，是倒置的金字塔形——天下财富高度集中在居于社会顶层的皇亲国戚和鸿商富贾等少数统治阶层。

想想看，乾隆朝的大贪官和珅死后200多年的今天仍然被《华尔街日报》评做“千年来世上最富之人”！据说和珅一家拥有的真金白银就相当于清朝政府15≈2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就是这个史称“康乾盛世” 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国的DGP已经占到了世界的32%，毋庸置疑的世界“首富”，可是当英国传教士马嘎尔尼来到自己心目中憧憬的“东方富国”一看，大跌眼镜——竟然是遍地乞丐，官府衙门临时用工的时候几乎可以任意抓捕而来使之劳役——民众毫无尊严可言，猪狗不如！

（中华帝国强盛期的版图）

（康乾盛世时的子民）

然而，历史戏弄和嘲笑了曾经的“财富”的主人——他们收刮的天下珍宝以及精心酿制的美酒重见天日，无言地述说着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