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氏文化】回忆母亲（文/巩凤灵）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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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巩凤灵

我的母亲叫王乌云琪琪格（王秀花），蒙古族,1918年出生在现在的库伦旗先进乡安琪马格村。2000年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到现在已有21个年头了。在这21年里，我常常梦见母亲那慈祥的面庞……。醒来早已泪水湿巾，再难以入睡。静静的夜，静静地怀念，静静地回首往事……母亲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一件件一桩桩无不浮现在我眼前…… 。

解放前安琪马格村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村子坐落在山下的一条深沟沟里，（我曾特意去看过）是有名的连草都难以生长的穷乡僻壤。（1961年政府将其整村搬迁到科左中旗的珠日河草原）在那个时代，村里不知饿死了多少穷苦人。据我舅舅说，在母亲十来岁的时候，外婆就离世了。家里生活有上顿没下顿，实在太难了。1933年，外公狠下心，把面黄肌瘦的女儿嫁给了我父亲。什么都没有，只有外公的一句话，子从父命。也许在她幼小的心中有一万个不甘心啊！难舍难分的父子情、兄妹情、故土情……，心如刀绞，泪水流成河……，母亲就这样跟着父亲远走他乡。也许外公的抉择是女儿活命的唯一。

母亲那段令人心酸的往事从没和我们谈起过。儿女们也没有谁追问过。大家都希望让久久的岁月静静地掩埋住母亲心底的哀伤。

从此以后，母亲跟着父亲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父亲到哪里扛活，母亲就搬到哪里,到处漂泊流浪没有定居的地方。

1936年，大哥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母亲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她希望能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生活。

但是在那个社会，尽管父亲拼命地扛活，母亲全力的劳作，仍然是过着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有时还要被抓劳工（那是强迫的无偿的劳役，且有很大的危险性）。父亲不得不东躲西藏的逃避，打工都是奢望。1946年，为逃避被抓劳工，从现辽宁阜新市霍家村举家逃到了现在的内蒙通辽市库伦旗三家子镇下扣河子嘎查，给一家地主扛活。因为是长工，东家给腾出两间装杂物的仓房，收拾收拾后全家就住了进去。

1949年，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打土豪分田地，我家分到了两间土房（原来住的那两间仓房）和几亩荒地。生活终于有了立脚的地方。就像漂泊在大海的狂风巨浪中的一条小船终于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母亲亲身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好，新国家的好。

于是母亲有了新的希望：希望多子多福，希望儿女健康，有文化有知识，将来能出人头地。

1953年，父亲舍弃小家，毅然奔赴朝鲜战场。家里上有年迈的爷爷，下有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当时大哥已经18岁了）1954年冬末，父亲从朝鲜战场上凯旋。在这段时间里，是母亲带着大哥支撑起这个家。是母亲凭着一个女人的坚强意志，使老人和孩子从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活下来。据姐姐回忆，当时没钱买棉花，（有钱也买不到棉花）母亲把旧棉花都给老人和孩子做了棉衣，自己就没棉花做棉裤了。在数九寒冬里，母亲只穿着一条单裤去离家半里多远的河边凿冰挑水。自己推碾子磨面，有时冒着刺骨的寒风去野外背柴草……。为了让老人和孩子活下来，母亲甘愿做牛做马，甚至把命都豁出去了——这就是母亲。

1955年冬，我大哥应征入伍。

母亲虽然不识字，可遇事想得开。她明明知道，大哥在家是多好的帮手。可她凭着老百姓朴素的感情也隐隐约约的明白大哥参军是一条出路，从军保卫国家为国效力是一条正路。母亲和父亲竟然同意了大哥的选择。

大哥走的那天早上，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一碗荞面，给大哥做了一碗面条。等大哥吃完面，母亲对大哥左嘱咐右嘱咐的。究竟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是个寒冷的冬天的早上，我们一家人站在大哥去镇里的路边送行。大哥戴着大红花和一行人从东面过来，到了爷爷爸爸妈妈面前，跪下叩头。然后和送兵的人骑上马向西走去。直到看不见了，母亲才缓过神来。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紧紧拉住我的手，几次擦拭泪水，几次哽咽……。

母亲的爱子柔情最具中国女性的典型。

1956年，政府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看我家住房困难，政府出全资给我家盖了五间土木结构的大房子，这是全村最大的房子。房子从那年初春三月动工，直到十月末才盖完。这期间都是母亲一个人给那些工人烧茶做饭，伺候工匠，还得照顾老人和孩子。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但母亲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那年十一月初，举家搬进了新房。母亲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饱经沧桑的脸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儿，笑得泪水纵横。打那以后，不管是谁，只要和我母亲提起我家房子的事，母亲总是忘不了那句话，“这都得感谢共产党的政府啊”。

母亲痛恨没文化，她深有感触生活中没有文化的难处。

母亲和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不管多困难，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读书”。有好心的邻居劝她说：“你让你女儿读书干啥？早晚有一天嫁给别人的。”母亲毫不动摇，告诉她们，我一辈子没文化，像个睁眼瞎，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像我一样。

母亲抚育了八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有不同程度的专业文化知识。其中有六人从事教师工作，（姐姐后来调任企业领导）有当军官的，有当企业领导的，有经商的，有从事会计工作的。从这一点上说，母亲美好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了。我可以骄傲的说，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成功、最伟大的母亲，没有之一。

母亲的心底善良，是村民皆知的。从我记事时起，只要有讨饭的来我家，母亲都会尽己所能的给他吃的。有一年冬天，那天特别冷，晚上7点多的时候，突然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闯进我家，进屋就管我母亲叫娘。全家人都愣住了，谁都不认识她阿。她倒是不客气，拍着我母亲肩膀说：“娘，我饿了，给我点饭吃”。母亲问她：“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啊，你咋成了我的女儿”？她笑嘻嘻的说：“我们那儿管有发绺的老女人都叫娘”。原来她是辽宁朝阳的，去亲戚家走错路了。给她吃完饭，她在炕上倒头就睡，咋叫她都不醒。我们一家人都很害怕。母亲说：“大冷天，又这么晚了，一个女人，让她去哪里？就让她住这吧”。第二天，给她吃完饭，送走了她。后来听别人说她是个精神失常的女人。

邻里有时断顿了，（一顿饭没粮食可吃了）上门诉苦，母亲也会把自己仅有的分一半给他。让他们一家人续上一顿饭，免遭饿肚子。

母亲待人和蔼，又乐于助人，左邻右舍，前后街坊都愿意和她交往。尤其是我们家孩子多，男女全，又皮实，就连外村的经常闹病的孩子的家长，都来找我母亲，让闹病的孩子认我母亲干妈。想借我家孩子壮的旺气，让他家孩子病好了。母亲当然不会拒绝。前前后后，母亲的干女儿，干儿子足足有一个排吧。他们是否粘上了我家的旺气，只有天知道。

我家人口多，除了大哥从军在外，家里还有十多口人，村里人都这样说：“七狼八虎一支花，谁人见了谁人夸”。母亲每每听到这话，总是自豪地得意地笑，笑得阳光灿烂。其实他们那里知道母亲的含辛茹苦。农忙季节去队里干活，春天点种子，夏天间苗，有好几年，早晨和晚上去队里挤牛奶，还得给家里人做饭喂猪，抽空还要给孩子和大人做鞋做衣服。每到初冬，母亲更是忙得不得了。为了赶做冬装，在昏暗的油灯下常常做到鸡叫了才和衣而睡。天刚亮就又起来做饭。后来姐姐回村里学校教学了，帮了母亲的大忙。

那年，母亲养了一头肥猪，卖了猪，正够买一台缝纫机的钱。在姐姐和哥哥的撮合下，母亲一咬牙，买了一台上海蝴蝶牌的缝纫机。本意是减轻妈妈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劳苦。

第二年，二哥娶了媳妇。又两年，三哥也结了婚。再两年，二嫂闹分家。母亲想的开，和二哥二嫂把话说开了。树大分枝，儿大分家，谁也别吵别闹，我们也不想拖累你们，给你们四间房的檩木，（自己家有树木）盖好房你们自己过去吧。但二嫂想不要债务，却要那台缝纫机。那天傍晚，二嫂的哥哥领着三个弟弟来和母亲争理，母亲被气晕倒了。那时我已十八、九岁，气得不得了，又不敢和他们争吵。事后我和母亲说：“谁也别想要，我拿锤子砸碎它”。母亲怒斥我，他们做得不对，那是他们的事，咱们不能做错事，再说了，咱们不看曾面看佛面，给你二哥了，也不是给别人了。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事咱们就搁肚子里吧。

母亲虽然没文化，可从来没有和儿媳妇吵过架，不管是一起生活过的还是没一起生活的。也从不摆婆婆的架子。更不像那些村妇张口就骂人，粗话成堆。

后来，二哥家不幸遭了火灾，房子财物全被烧没了。八十来岁的母亲，给二哥送过去被褥，粮食，把我们给她的几百块私房钱全给了二哥。

母亲宽广包容的胸怀诠释了母爱的全部含义。

母亲比同村同龄女人要受累的多，因为子女比她们多。但母亲是幸福的。七十年代，母亲坐火车去过包头长子家，游览过天安门故宫。比起她的同村同龄人，算是开过眼界的。村里很多老人连镇里都没去过，汽车都没坐过，一辈子在村里转。母亲想女儿了，就去镇里姐姐家住上一阶段时间，顺便也能看看镇里的两个小儿子。住够了再回到乡下老家。母亲幸福地看到了九个儿女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事业有成，衣食无忧，生活美满。她的内心一定有满满的幸福感。

大哥离老家太远，母亲没法去给他看孩子。为其他所有子女都看护过孩子。就这一件事，普通的母亲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