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慧秋：杨宝森先生留给我的印象

中国京剧老生一代宗师杨宝森先生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可当年我与杨宝森先生在一起合作演出时的情景仍是难以忘怀。

记得那是1955年我在天津作为“共和社”四大头牌之一去上海演出，回津后厉慧良加入“共和社”，我们又一起去青岛等地演出，再次回到天津时，就听说要组建天津市京剧团。因为我的家在北京，所以我返北京休息。在北京我和杨宝森住得很近，也可以说是邻居。他住在麻线胡同，而我住在后青厂，如果步行也就是走十分钟的路程。当时北京大部分京剧演员都住在南城。由于住得近，所以我和杨宝森经常往来，得知他要加入天津市京剧团，使我也萌生留在天津的念头。那时杨宝森的剧团“宝华社”演员有曹世嘉，金少臣，詹世甫，刘砚亭等。

杨先生说：“北京离天津只有二百四十里路，天津是京剧演员成名之地，天津不但有舞台，而且有广大的知音，那就是观众。”杨宝森的想法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另一方面我非常崇拜他的艺术和为人。他的为人忠厚在京剧界是人人皆知的。我之所以想参加天津市京剧团主要因素就在于此。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还允许演员个人挑班演戏时，我们舍去私人剧团走上国营剧团，这也是很大的突破，真是又积极又进步。于是1956年才由“共和社”与“宝华社”合并成立了天津市京剧团。

建团后我和杨宝森先生合作演出了《桑园会》、《三娘教子》、《大保国》、《朱痕记》、《珠帘寨》等。每当演出前我要和杨先生对戏时，他总是笑着说：“咱们场上见吧。”演出结束后我向杨先生请教哪儿有不对的地方，他还是笑声笑语地说：“我们合作很好，我很满意。”久而久之我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杨宝森虽是中国京剧“四大须生”之一，可是一旦你与他同台演出时，却觉得很轻松，这就是由于他非常尊重别人而且很谦虚，他给了你宽松而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条件，使你感到他平易近人，一下子紧张的心情全没了，所背的包袱也都甩掉了，所以演来得心应手。通过和杨宝森先生在一起合作，使我学到很多艺术，也学到了应如何处事做人。

杨宝森的生活趣事也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去山东济南等地巡回演出，每天演出结束吃夜宵时他从来不单独吃，而是叫上我们同他一起吃，为的是边吃边喝边聊。所聊的内容就是当晚戏演得怎么样，每个演员的唱、念、做哪些还需改进和提高。他说的时候很认真也很投入，这样的晚餐一直持续到午夜，人们忘记了疲劳，却兴致勃勃。杨宝森的与众不同就在此时，大家把丰盛的晚餐吃得已剩无几，他才开始慢慢地收拾那些残汤剩菜，只见他吃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这样的夜餐实际上可称为演出总结会。

在济南演出期间，我的一位同行(他家住在济南)知道我来演出，在后台找到我，他告诉我他的妻子久病卧床，生活很困难。一个家庭最怕的是漏房，破锅，病老婆。他妻子要住院，再不住院治疗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他找我给予帮助，我给了他一些钱。之后团里人告诉我，杨先生找你有事，我到了化装室，杨宝森先生拿出钱问我；“慧秋，听说你的朋友遇到难事啦?这是我一点意思，给他先解决燃眉之急吧。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大家都很不容易。”我正要说什么，哈宝山把钱接过来塞给我：“拿去吧，杨先生经常就是这样，和他共事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我站在那里感动得竟然一句话没有！

演出后的夜宵还吃出了《游龙戏凤》。有一次我和杨宝森先生去上海演出，晚上散戏后大家和他一起吃宵夜是照吃不误。那晚看上去杨先生很兴奋，这和晚上演出时观众的掌声分不开的。白兰地酒一杯接一杯，他又是笑了笑说：“慧秋，我们演《游龙戏凤》你看怎样?”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会和我演这出戏，因为杨先生从来不动此戏。没等我回答，他点了点头，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有如诸葛亮在城楼胸有成竹的样子，慢悠悠地说：“慧秋，我是在30年代和章遏云演过一次《游龙戏凤》，我还想演。我想这第二次和你演这出《游龙戏凤》，找时间我们俩说说戏。”看杨先生是认真的，因为他说要和我说说戏。当时我非常高兴。便问他我们几时演，他想了想：“回天津吧！”这太好了，于是我举起酒杯说：“杨先生，咱们干了这杯酒!”我们一饮而尽。上海演出结束回到天津后，杨先生便抽时间和我说《戏凤》，说戏时杨先生对正德帝和李风姐的唱，念，做及情感交流细微的小节骨眼要求得都很严，他既谦虚又认真，虽然他不常演这一类型戏，但他提出演这出戏表明他对京剧艺术更广泛的追求。这一次说戏如此精心，我想是由于他已有十几年未演该剧，他要对观众负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戏不是他的看家戏，他不能在场上留下任何遗憾。

《游龙戏凤》终于在中国戏院演出，并获得圆满成功。观众欣赏到杨宝森正德帝的风采，对于观众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最使我高兴的是，这出戏由天津广播电台录了下来，1987年我去上海演出时才知道这出戏的录音已被中国唱片公司录制成盒式带发行。这是我和杨宝森先生同台演出中唯一保存下来的资料，我和他的其他合作录音“文革”中已被销毁。这样，这出《戏凤》的录音我就更感到珍贵，它总是唤起我对当年与杨宝森先生同台演出时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