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歙县会馆看尽数百年观念博弈
王茂荫
清樽夜话黄山树
彩笔朝题紫陌花
这是清代学者鲍桂星为北京歙县会馆所撰联。歙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距黄山不远，联中“黄山树”有怀乡之意。紫陌即大路，“紫陌花”暗喻仕途成功。
据《歙事闲谭》记，有清一代，歙县本籍、寄籍（指长期离开本籍，居住外地）共出状元5人，即徐元文、金榜、潘世恩、洪莹、洪钧；榜眼2人，即江德量、洪亮吉；武榜眼1人，即鲍友智；另有探花8人，进士296人。歙县还出了4位大学士，7位尚书，21位侍郎。撰联者鲍桂星亦曾任内阁学士。故此联意态豪横，实在是底气太充沛、无法低调。
从清代后期起，歙县会馆日渐衰落。据2002年出版的《宣南鸿雪图志》载，其遗址“基本保留，只是沿宣武门外大街的一排房屋已被拆改”。
近日，西城区面向公众发布了第一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共7处），这是北京市首次规模推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歙县会馆也在其中。
诸多历史名人曾在歙县会馆留痕，它是北京会馆的活化石。期待在新项目帮助下，歙县会馆重新焕发生机。
歙县会馆有4处？
提到今宣武门外大街路西103号、105号、107、107号的歙县会馆遗址，不少材料称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是北京最早的会馆之一，实误。
在《续修会馆录节存原编记序》中明确写道：“自嘉靖季年，杨、鲍诸君倡起始；许、刘诸君蒇（音如产，意为完成）其成，旧在菜市中街，狭隘不称，乃营西城。”
“杨、鲍诸君”，指杨忠、鲍思；“许、刘诸君”指许标、刘嵩。都是旅京的歙县名流。记序的意思是，歙县会馆建于嘉靖季年（似为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在菜市口附近（今广安门大街东段）。明嘉靖四十一年（一说嘉靖四十二年，即1563年）移到“西城”，也非今址，在正阳门西则世庙，毁于明末战争。
清代初期，歙县人张习孔（官至山东提学佥事，相当于后来的省教育厅长）将牛穴胡同的私宅捐出，建新安会馆，作为旅京徽州人的聚点。牛穴胡同可能是天桥街道东北的牛血胡同，此处多宰牛户，故名。民国时改造香厂地区，将牛血胡同、高台阶巷合并，称留学路。
新安会馆狭小，同乡聚会只能借浙绍会馆。
乾隆五年（1740年），黄履昊捐出私宅，改建成歙县会馆。经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和嘉庆九年（1804年）三次改扩建，遂成后来规模。
会馆在永定门外下马社（俗称石榴庄，今丰台区南苑乡双庙村）另设义阡（公共墓地），始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初期仅3亩。
有会馆，打官司就是方便
歙县会馆遗址东西长55米，南北宽46米，占地超2500平方米。规模如此之大，与徽商崛起相关。
古徽州分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多山区，乏良田，人民被迫外出经商，歙人居其半。明张居正执政时，“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
明初鼓励商人贩粮到边，行“开中法”，以商人长途贩粮食数量，或在边地开垦上缴粮食数量，换取盐引，再用盐引到政府垄断的盐场换盐，销往指定地区。盐是必需品，且严禁私卖，商人获利甚丰。换盐引处在山陕，晋商、陕商得以把持局面。
后因盐引发放太多，政府收入锐减，明孝宗改输粮为交银，即花钱买盐引。因无需再到山陕换盐引，徽商纷纷进驻距两淮盐场不远的扬州，晋商、陕商亦来，却很快被排挤出局。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臣袁世振鉴于盐商太多，不便管理，改行“纲法”，即商人先缴巨额银两“认窝”，换某区垄断经营权，由此形成八大纲首，世代贩盐，其中4家出自歙县。清代亦如此，直到清道光年。徽商长期垄断盐业，控制全国财政的4/7。
徽商广建会馆，名义是“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踪迹所至，会馆义庄，遍及各省”，实际目的可能是“每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偿之，又以众帮众，无非为己身地也”。
道光七年（1827年）七月，内务府程氏兄弟侵义庄土地，被在京歙县乡绅告至官府，其中京官就有10人，均为御史、员外郎等，程氏兄弟后援仅1名候补知县，自然惨败。
在商不言商，只想当大官
一般来说，会馆是为商人服务的，可北京的歙县会馆却出现了去商人化。
据邹怡的《善欲何为：明清时期北京歙县会馆研究（1560—1834）》，乾隆六年（1741年）刚迁到新址，歙县会馆便立《会馆公议条约》，提出：“创立之意，专为公车（指来京考试的举人）以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官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
科举三年才一次，房屋空置怎么办？《会馆公议条约》称：“谒选官及外任来京陛见者，皆听会馆作寓，每间输钱三钱”。可能是费用太高，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订公约时，改成“每间输钱一钱”。
宁降价，也不给商人住。
早期公约允许歙商“每年二人轮流”管理，置两名歙人京官审议。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订公约时，改成“自本年为始，阄定京官二人轮流掌管”。
徽商与晋商同属“儒商”，但晋商认为“贾可以习儒，儒亦可贾”，徽商则坚持“儒为名高，贾为厚利”，经营一旦有成，立刻转向官场。安徽休宁会馆亦如此，馆规明确提出：“会馆乃冠裳之地，不得借贮凭物。”
会馆冷漠，歙商亦回报以冷漠。明代建馆和几次大修，共253人捐款，其中239人是官员。清代则以一人捐为主，捐款者多有企图。比如黄履昊，本是大盐商，乾隆下江南时曾寓黄家私宅“黄园”，并赐名“趣园”。捐建会馆前，黄履昊刚捐得五品刑部郎中，是乾隆年间在京的最高文职捐官。黄履昊捐私宅外，另捐1800两（项目全部获捐3014两），他后来果然被加恩为从三品。
有人修馆，没钱维持
在京任官的歙人吴炜为扩建会馆，曾趁两淮盐商进京时召集共谋，众人“乃议拨二千金邮寄京师”，可回去后却无人寄钱。后吴宽任内阁中书，抓住豪商徐士业、徐士修兄弟，终于完成扩建，徐家兄弟由商入仕，徐士修“累阶至二品”。
至于嘉庆九年（1804年）的重修，则是鲍漱芳独力捐资2100两，鲍漱芳的父亲鲍直道是八大纲首之一，鲍漱芳曾为官军平叛捐款，当上了盐运使。
商人不愿帮衬，会馆经营艰难。
据邹怡钩沉，歙县会馆主要经费来自三方面：一是强制本籍新晋官员捐纳，但平均每年才52两；其二是科举成功的同乡在会馆缴费设匾，每次不过几人，“兼有惜费而不题名者”；其三是投资放债，最多时年收利息192两。
这么点钱，怎么够花？好在从嘉庆十六年（1811年）起，额外多了一笔“邗项”。
“邗项”始于名臣阮元鼓动下，两淮盐商合力资助了在京的扬州会馆，内阁学士鲍桂星以此为例，召集两淮盐商向两淮盐运使阿克当阿申请资助，结果从工程款下每年支给歙县会馆3000两（后减为2400两）。扬州运河古称“邗江”，故此拨款名为“邗项”。
“邗项”被批准，因地方官每年要向收入低的京官支付“炭敬”“冰敬”等陋规，以换取工作上的方便，这笔钱应由私库支出。包装成“邗项”后，其中2500两明确规定划给在京中下级歙官，把私人支出转成公费，剩下的500两归歙县会馆使用。
“券门”究竟去哪了
传说鲍桂星对办成“邗项”极感自豪，为歙县会馆撰联：
钟毓本山川，问练水黄峰，几多人物；
科名关福命，知状元宰相，不在文章。
曹振镛看到后，将“不在文章”改成“不仅文章”，令鲍桂星叹服。曹振镛是歙县人，为官54年，因“多磕头，少说话”，历三朝不倒。名臣林则徐是他的弟子。
有了“邗项”，歙县会馆仍未挽回颓势。安徽原属江南省，清初才分省，徽州、安庆、合肥三地区文化各异，彼此不甚认同。李鸿章崛起后，力推省籍观念，捐银千两倡建安徽会馆，以为同乡“宦游、讌聚、栖止之地，所以联洽乡谊也”。除李鸿章兄弟捐银，淮军将领又出资万金。李鸿章亲笔撰联：
依然平地楼台，往事无忘宣榭警；
犹值来朝车马，清时喜赋柏梁篇。
安徽会馆在今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占地9000多平方米，强势如此，安徽下辖地区的会馆自然不敢抬头。歙县会馆亦如此，曾得官方托举，不得不受打压。
有趣的是，歙商不愿扶持歙县会馆，却积极帮助歙县义阡，明末便7次扩地，清代道光年间，扩至40余亩，到1947年时，达200多亩。
谁的效率高，一目了然，可惜时人被旧观念所误。
歙县义阡原有阳宅，后被毁，仅存古迹“券门”，于1986年5月成丰台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在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中，2011年时，有网友拍到它的照片，可后来再去找，却没找到。
会馆里最著名的住户
歙县会馆历史积淀丰厚，名臣曹文埴、曹振镛父子，“扬州八怪”之一罗聘，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考取前清“状元”、后成共产党员的吴承仕（吴承仕参加的是1907年考试，此时科举已废，此考改称举贡会考，第一名改称朝元），画家黄宾虹，小说家张恨水……都曾在此居住，但最著名的住户，莫过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
王茂荫生于商人家庭，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进士（时年34岁），任京官多年，未带家属入京，故在歙县会馆长住。《清稗类钞》载，权臣肃顺曾拉拢王茂荫，托人带话，王心动，准备第二天拜见肃顺，成行前，见会馆的厅中有一大镜，王茂荫对镜看了很久，突然说：“哪有姓王的干这种事啊？”于是称病不往。
1853年，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清廷因财务困难，准备铸大额钱，王茂荫指出，这会引发通胀，推高物价，建议发行纸币。次年，王茂荫上《再议钞折法》，提出纸币、银钱并行。他的建议被马克思得知，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中，他写道：“他（指王茂荫）受到严厉的申饬，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弄，不得而知。”
王茂荫确实受到斥责，被调离户部。晚年他奉命到山西查案，随员受贿，致其受骗，名声受损。1865年，王茂荫病逝，终年67岁，曾国藩称赞他说：“屋漏操修，尚同寒士，四海直声，卅年俭德。”
民国初年，王茂荫曾照的大镜仍在歙县会馆中，如它仍存于人世，不失为修身养德的好教材。（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