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13氾论训诗解3周公三变应时权变

题文诗：

百川异源,皆归于海;百家殊业,皆务于治.

王道缺而,诗经以作,周室以废,礼义以坏,

而春秋作.诗经春秋,学之美者,皆衰世造,

儒者循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也哉.

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贵之不如,未作之时.

道其缺不,若道其全.诵先王之,诗书不若,

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也,

得所以言,言弗能言.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周公旦之,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

其身其言,若不胜衣,若不出口,有奉持王,

洞洞属属,而将不能,唯恐失之,可谓能子.

武王崩而,成王幼少.周公为继,文王之业,

履天子籍,听天下政,平夷狄乱,诛管蔡罪,

负扆而朝,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

声慑四海,可谓能武.成王既壮,属籍致政,

周公北面,委质臣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

无擅恣志,无伐矜色,可谓能臣.一人之身,

故而三变,所以应时.真情不变,真法常变,

变以适情.君数易世,国数易君,而其欲以,

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必不中权.
　　

【原文】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中权亦明矣。

      【译文】
　  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道”残缺才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根据理由；而这些言论的根据和理由，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行动不擅自决定，办事不自作主张；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胜任，生怕有所闪失，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年幼，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责，以摄政王的身份处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乱，诛杀惩处了谋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诸侯的朝拜，诛杀赏赐、处置决断都由他亲自做出，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这真可谓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作风，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做他所喜欢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这种不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