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爱雪：我的自行车

孙爱雪

那是一辆笨重、老旧、三角杠间吊着一个黑色车兜的自行车。父亲初次把自行车骑进村庄的时候，道路两旁的村人羡慕得眼球都要掉出来了。那是1972年，那时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

自行车在我面前，像父亲在我面前。它驮着我的童年，走南闯北，赶集、看病、走亲戚。车把上挂着亲戚给的棉鞋，车兜里装着卖过红薯片后买回的一包盐或者是一瓶豆油。

父亲在自行车的前杠上绑上织袜机，后座上绑上一个摇篮，把我放在里面，带着我，以织袜维持生活。到一个庄上，有织袜子的，他把我抱下来，把织袜机卸下，一边织袜子一边看着我。人们拿出家里纺好的棉线，交给父亲。袜子织好了，给五分钱，没有钱，给两个鸡蛋，遇到吃饭，端一碗热饭，就抵工钱。

有一天我们回来有点晚，走到青林河的堤口，天黑了。父亲觉得车子越来越沉，于是他停了下来，摁一下后车带，一点气也没有了。他怕骑坏了已经七孔八洞的车胎回家不好收拾，就把我抱下来，把织袜机卸下，翻过车子，把轱辘上的里胎外带扒下来，摸摸索索好半天才补好了胎。于是我们继续上路。前面的路越走越黑，我们辨不清家的方向，不知道在哪里拐弯才是回家的路。父亲带着我走了大半夜，我们又回到了青林河的堤口。看到了冰冷的河水在堤下闪着诡秘的寒光，父亲知道走错了路。

父亲蹬了半夜的车，他累了，饿了，于是把我从车上抱下来，掏出车兜里的膜，在黑夜里啃，又剥一个煮熟的鸡蛋喂我。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荒郊野外吃着父亲给我的鸡蛋，我不知道父亲因走错路怎样懊恼，更不知道还要走多远的路才能回家。跟在他身边，小小的我，依偎着他，他就是我的家。

父亲用单薄的衣襟裹住我的身体。他倚着自行车睡着了，我也睡着了。那一夜，我们在青林河的堤口等来黎明的曙光才动身回家。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从童年到少年，我和父亲，父亲和自行车，紧密相连。

从我上学开始，漂泊不定的父亲安定了。那辆绑着摇篮、带着织袜机的自行车被父亲改为板车，他要在家务农了，自行车的作用不如板车大。他在魏楼的修理铺里，自己改造车子。当一前一后的两个轱辘转移到一左一右，从那时开始，村里的人们就看到我父亲拉着自行车改造的板车，日复一日地行走在村里的小路上。

1979年，我考上了许庄的初中。我们村子里只有两个女生在那个学校，去许庄要经过一个叫王堤口和一个叫高庄的地方，大约有六七里路。一天三次回家吃饭，来回六趟。初中一年级，我和另一个女生一起来一起去，我们俩形影不离，谁也离不开谁。二年级，多了一个留级的和一个转学来的，我们四个就有了分离。先是转学来的骑了一辆舅舅送给她的旧自行车，接着留级的那个家里用十六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和我一起的那个女同学也因姐姐高中毕业而接手了一辆姐姐的自行车。

当时，我非常羡慕她们，我想像她们一样：骑自行车上学。

我去给谁要一辆自行车?人家的孩子在父母的呵护声里，小鸟一样叽叽撒欢。越来越老的父亲像枯竭的泥土一样，再也没有足够的养分滋养我这棵倔强的幼苗。父亲常常是在我步行回到家时还不知道已经过了做饭的时间。看到我放学回来，他先是惊愕，继而移动老迈的身躯给我做饭。我一边帮父亲做饭一边想着又要去晚了，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心存侥幸，暗暗地希望在路上被谁带上一段路程。我急匆匆地走在上学的路上，一遍遍想着还有谁没有过去，不住地回头看看。香菱带过我，秀秀带过我。

有时，她们从我身边过去，小声说：先走了。

我委屈得无法抑制，我觉得她们欺负了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的委屈是那样轻贱，我的自尊是那样容易受到伤害。我的敏感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多，常常自己刺伤自己。

冬天的夜晚，月亮照耀，回家的路漫长得像一袭水晶长袍，冰凉而晶莹。晚自习后的我们在月亮的皎洁里一起走，自行车徒劳地跟在她们旁边，因为冷，她们和我一起徒步。路上，我从一个同伴手中接过自行车，一只脚踏在脚踏上，学骑自行车。天分，来自极度爱慕，灵敏，来自极度渴求。我几乎是没有预习，就生硬地坐在了车座上。自行车带给我的压抑，带给我的孤单，带给我的惶恐，迫使我要驾驭它，要制服它，要在它旋转的速度中达到心理的平衡和满足。我不在意它对我的摇晃，我不怕它的东扭西晃。我没有恐惧，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学会骑自行车。

我在那夜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对自行车的期盼像望星星望月亮那样随时在我心底升起。而事实在我面前却是那样地遥远和渺茫。

1983年秋，我考上了赵庄中学的高中，离家十几里路，路远的同学都有自行车。素素骑着她舅舅给她的自行车，开头几天带我。我感觉到那辆老自行车的吃力，像年迈的老牛一样，每前进一步都在大口地喘息，仿佛已经十分地衰竭，仿佛立马就要碎在地下。几乎每一次我都要从后座上蹦下来在后面用力推，人多的地方，也要下来，不堪重负的自行车几乎要撞到行人的身上。我和素素替换着蹬自行车，秋天的阳光不再浓烈，我的衣服和素素的衣服都湿透了。终于有一天，自行车的内胎从外带的裂痕处爆开，素素偷偷地补了内胎，外带处用麻绳缠住。

素素不能再带我了。我站在赵庄的街头，全镇的学生一个个流水一样从我身边流过去，我被他们像甩泥沙一样甩在岸边，那样无助那样寒酸。我感觉到他们经过我身边时之于我的嘲笑和冰凉。一个个生疏的脸，没有温度，只有漠然。自行车已经成了我生命里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它像空气和水，像食物和衣服一样，拥有它，我才能继续活下去。我感觉到我不能再坚持了，我几乎是希望素素再带走我一回，哪怕到那边没人的地方把我扔下。

素素经过我身边，她说：车子不能带你了

我说：你先走吧，我一会就到家。

她难过地从我身边过去。

而我的泪水，哗哗啦，不可抑制地暴雨一般地落下来。

我不上学了，我去找活干。

那个年代没有地方去打工，找一份工作比登天还难。我给公社书记写信，我的信写得凄楚而动情，打动了公社书记，他安排秘书给我回了一封信，并且让我去一趟。我见到了那个面色白净的秘书，他说，他很同情我，但是，工作不是一时半会能找到的，让我耐心等。

我一等就是半年。隔十天半月我就去找那个秘书，去了我就问：有工作了吗?仿佛工作就放在那里，是他不愿给我拿过来。

体态丰盈、面色红润的秘书被我找得有点不快，他面无表情地说：哪来那么随便就有的工作?我悻悻地回来。那年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步行去公社十分不体面，厚着脸皮问人家要工作，更是一件丢人的事。

无数日子的等待之后，我终于在一个新疆人办的饮料厂做了一名临时工。

临时工的工资是最低的，一月二十几块，还要干三个月的学徒。学徒期，没有工资也不管吃住。第一次发了工资，二十元。那年父亲

七十三，村庄里的风俗是：七十三，买个鲤鱼窜一窜。意思是到了七十三岁的老人要吃女儿买的大鲤鱼，窜过去这个坎。俗话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之说。

十七岁的我已经有了高高的个头，但却没有成人那样的主见。我把钱拿回家，交给父亲。我在纸上写出字，给父亲看：给你买个鲤鱼吃吧。父亲看看纸上的字，他花白胡须的脸上布满笑容，他说：不吃，吃那干啥，该活多大活多大。

父亲把钱塞到衣服的里面。

那年冬天，父亲不停地去茅房，回来时弯着腰，紧闭着嘴，脸色青紫。我看到他忍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我问他哪里难受，他不说。过了几天，他把我喊到他跟前，给了我五角钱，他说：你去李集杀猪的那家，买点猪油。我疑惑地看他，他说：去吧，我想吃点猪油。

后来我在茅房里看到一瓶开塞露。我意识到父亲一个人在家不舍得吃油，不舍得吃菜才导致严重的便秘。我知道，他是在节省每一分钱。

1985年，父亲终于给我攒够了180元钱，买了一辆自行车。，

新车的三角杠上和前叉子上都包着塑料膜，乳白色的泡泡膜，柔软得像一汪水，我把那些塑料膜重新裹紧，没有塑料膜的地方用布条子一一缠上，车前的牌子上，系一块红绸。

村与村间的小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往来穿梭。去文化站打印《水仙文艺》，去赵庄邮电局寄稿子，去县城学习裁剪，去城南一个叫梁寨的镇上开缝纫店，去冰糕厂上班，去姑姑家小住，去皮件厂做工。在自行车座上穿过阳光风雨、泪水欢笑，不停地漂泊、流浪。

在一次去冰糕厂的路上，我遇到了两个男人，二三十岁，骑着两辆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后座带着铁杠和绳子，看上去是山东的羊贩子。太阳泼洒着剧烈的火焰，正午的路上没有行人。他们在我后面，很快赶到我前面，经过我身边时，故意向我靠近，几乎撞倒我的自行车，另一个嬉皮笑脸地吹口哨：车子不错啊。

怒火一下子窜到我的胸口，我带着一种慷慨搏击的恼怒，骂了一句：流氓。便猛猛地向前蹬车子。我把车子蹬得飞快，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的大桥，嘴里叽叽咕咕地骂着。我想他们要是追上来，我就把车子骑到前面的大河里，淹死我也不会让你们的心思得逞。

我听到身后哗啦啦的车子响，我知道他们在后面追。到了大桥上，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我堵在桥中间。我想好了最坏的后果，真不行就往水里跳。我大声地喊：你们干什么?

前面的一个靠过来：车子怪新，咱们换换!

他们是劫车子。没有想什么。我扛起车子向河水里扔去：捞去吧!

车子沉在河水里。两个人被我的举动吓呆了，他们灰溜溜地离开。

多年后想起这一幕我心有余悸。幸而他们是钱财至上，见财起了贼心。倘若是劫色，我注定是沉落河底了。

此后，我又攒集一笔钱，重新买了一辆自行车。

1990年，我结婚了，还是带着我的旧自行车。我给自行车换了新条，换了里带，换了新座子新铃铛。它像伴娘一样跟我走进了新家。

那时，村里还十分穷困，村西的根生去相亲，他红着脸找到我爱人，一阵叽叽咕咕。我爱人进屋推出了我的自行车，送他到大门口。根生两腿一夹，飞一样往西骑去。有了我的自行车，根生相亲异常的顺利，后来根生结婚的时候他媳妇家陪嫁了一辆新自行车，婚后第二天就有小伙子去借，根生的媳妇以自己要走亲戚拒绝了小伙子，小伙子满村子说根生娶了一个小气的媳妇。根生走在村里，见了人，原本好红的脸，更红了。

记不清我的自行车被村里多少个小伙子借去相过亲了。一般是，相完亲后去过礼，过完礼后去照相，照完相带着心爱的女友去看电影，还有婚前秘密的约会，两个人走在自行车的两边，所有恩爱的甜蜜的话都被我的自行车见证。直到把新媳妇娶进家门，我的自行车才完成任务。

那时自行车是身份的象征，像现在的小车。年复一年，自行车已不堪重荷，摇晃的后座先断了一边的车撑，又断了另一边的车撑。我爱人干脆把后座卸下来。卸下后座的自行车像没有头发的秃子，一个光溜溜的车轱辘突兀地支楞在后面，它寒酸得可怜，破落得冷清。我进城或走亲戚不愿意骑它，再也没有小伙子借它去相亲，它的黄金年华已经过去，它被弃置在屋子的一角，婆婆常把旧衣服或湿毛巾搭在车把上，有时把公公的老棉袄放在车座上晒。

三叔的儿子在城里酒厂上班，他来问我的车子，我说你骑走吧，别嫌难看。他说：我还嫌好歹啊，有车子骑就不错了。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破车子不会影响到他的形象。他骑了几日，送来五十元钱，他说：车子好骑，卖给我吧。我天天上班，要天天骑。我说：你骑啊，给你了，不要钱。他不肯，他固执地说：你嫌少是不是?你要不要钱，我就不要车子了。他放下五十元钱就走。我成全了他买车子的愿望。五十元钱，他不欠我半星人情。五十元钱，我欠了他一辈子说不清的愧疚，他是我爱人三叔的儿子啊，他们是堂兄弟，我能接他的钱吗?现实是：我如何把钱给三叔的儿子送回去?把钱送回去就等于不想让他骑车子，他可以理解为嫌钱少，或者理解为不想卖车子给他，他会失望地认为兄弟间一点情谊都没有了。他的确是需要那辆车子，而又买不起更好的。白白地骑人家的车子，在那个年代，又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是欠了一份无法偿还的大情，他将不能随心如愿、踏实地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子。

时间到了1994年，我爱人在县中医院做痔疮手术。我骑着他的飞鸽牌自行车去照顾他。我把车子停在楼下，刚到二楼，爱人问我车子放在哪儿?我说：放楼下。他说：赶快下去看看，这里小偷多。我立即返身下楼，可车子已经被偷走了。医院里的医生告诉我们说：这里每天都在丢自行车，医生的、病人的、看护人的，小偷猖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里偷一辆自行车，像到谁家地里拔一根葱那样随便自然。我听得毛骨悚然，也领教了小偷的快捷。

后来，我很快就买了一辆白色的轻便自行车。

现在，自行车已经是最落后的交通工具了，摩托车在马路上飞奔，电动车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村里每年都有把崭新的汽车开回来的，黑色、白色、红色的小车像流动的小房子在村子里缓缓滑动。

我想，我们家也应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