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三个钱包
钱，是是非地，是非人玩的是非物。
一家企业，如果不谈钱只谈情怀，那几乎可以断定是不靠谱的企业。
一个人，如果不谈赚钱只谈理想，那也几乎可以断定是不靠谱的人。
赚钱就像呼吸，不呼吸人就不能生存，企业就无法生存。所以企业家要谈钱，也不能只谈钱。因为呼吸是必须的，但是没有人可以以呼吸为目标。
那么，什么是钱呢？
经济学课中给出过定义。钱是通俗的说法，正式的说法就是货币。
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根本上是所有者相互之间的约定。
货币的契约本质决定货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一般等价物，贵金属货币，纸币，电子货币等。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
在原始社会末期，最早出现的货币是实物货币。
一般来说游牧民族以牲畜、兽皮类来实现货币职能，农业民族以五谷、布帛、农具、陶器、海贝，珠玉等充当最早实物货币。
但是因为如果充当实物货币的话，牛、羊、猪等牲畜不能分割，五谷会腐烂，珠玉太少，刀铲笨重，所以最后集中到海贝这一实物货币。
海贝可作颈饰，有使用价值，便于携带与计数，因此在长期商品交换中被选为主要货币。
众所周知，流通较广的古代实物货币为“贝”，因此中国汉字中和财富、价值有关的字大多与“贝”字有关。如：贵、资、贪、贫、财、购等。
回到现代经济中，货币起着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在宏观经济学中，货币不仅是指现金，而且是现金加上一部分有形和无形的资产。
因此，钱是约定，是价值尺度，是交换媒介，它来源于私有财产的民间交换，商品流通的需求促使了这种媒介的产生。
而后有了政府，政府赋予其法律的形式，钱从实物媒介变成纸币，纸币的下一步是电子货币，最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数字，一个代码。
无论什么形式，钱还是有着两个传统的功能，一个是交换的媒介，另一个就是价值的尺度，衡量哪个比哪个更值钱。
由于其特殊的功能，钱本身是有很多特性的，它有性格，也有是非和短长。
钱的是非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性、政策性的是非，这是比较刚性的；另一种是道德的是非，属于软性的。
企业的管理人在这方面就很需要平衡，比如有一些企业不断做慈善，但是在企业经营中又不断坑人，坑害股东，大家就会说，你不能对股东诚信，怎么能相信你对社会的慈善是真心的。
或者另外一些企业，企业经营中特别认真、特别诚信，但是你从来不捐钱，这样也有人会说，你对社会公益不热心。
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钱”这个字不仅仅是字面的意思，更不仅是物化的可见的财产。
钱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现金或资产，比如银行余额、房产、股票等，这是可以计算的，大多数人每天算的就是这个。
但除了可计算的财产，你会发现每个人可支配或者说潜在可支配的钱并不一致。这是因为钱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信用。
之前学习商学院课程，讲课中有提到一种境界：身无分文、富甲天下。举例是南怀瑾和毛泽东，对比胡润百富榜。
当然，第二个层次并不否定第一个层次，只是太多的人看不见它，所以，才需要特别提出。信用，和能撬动的资源不一样，和光同尘也是需要的。
但它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你在急难的时候，你可以借到或者筹集到多少钱，虽然这个钱在法律上不属于你，也必须是要还的，但是这是你可以支配的。
这种钱难以衡量，它是抽象的，但也是重要的。
无论对于公司还是个人，信用资源不能轻易打开，资源调用越多，信用越大，你也就越脆弱，越输不起。
还有一个层次涉及到每个人的心理，也就是心理钱包或者说心理账户，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感觉，也是人类非理性的一个表现。
让我们先来假设两个场景。
场景一：如果今晚你打算去听一场音乐会，票价为200元。在马上要出发之时，你发现自己丢了一张价值200元的电话卡，那么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
场景二：在出发前，你突然发现自己弄丢的正是200元的音乐会门票，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元钱买一张。这时候，你也会选择去听音乐会吗？
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nniel Kahneman及其合作者Amos Tversky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场景一，88%的调查对象选择了Yes；而在场景二，选择Yes的调查对象只占46%（注：原实验中票价为10美元）。
细想之下，人们对场景一与场景二的“区别对待”，其实并不“理性”。
因为无论丢失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门票，损失的金额都是200元，没有任何区别。
学者认为，这可能的原因在于，人们实际上把电话卡和音乐会门票归到了两个互相独立的“账户”中，丢失了电话卡并不会影响到音乐会的账户，而丢了门票则意味着似乎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
由此，1985年，查德·塞勒正式提出了系统的“心理账户”理论。
钱的第三个层次影响的是选择，不同情境下的心理感觉会让人做出不同的选择，自然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这样一看，你是不是也觉得，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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