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与先秦岭南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

摘自:广西博物馆http://www.gxmuseum.cn/a/science/31/2012/2464.html
洪德善
【提 要】本文根据银山岭墓底设置腰坑和大多数墓葬随葬铁器的情况,结合文献的记载,认为该墓地原定为战国的墓葬应改断在秦至西汉前期,其墓主身份有秦平岭南的士卒、“衣补”和西瓯抗击秦军的士卒,但最主要的是南越国戍边吏卒,大部分墓主的族属为西瓯。
【关键词】平乐银山岭 墓葬时代 墓主身份 族属
【作 者】洪德善 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中心硕士生 昆明 650091  
     广西平乐银山岭地处五岭山脉都庞岭的南侧、古代跨越五岭山脉的重要通道之一的湘桂走廊东侧。197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此发掘古代墓葬165座。发掘报告推断其中战国墓110座、汉墓45座、晋墓1座,因无随葬器物发现时代不明者9座①。
     关于发掘报告中被推定为战国时期的110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目前仍有较大的分歧,不少学者提出了见仁见智的观点,主要有战国西瓯人墓葬说②、战国楚地越墓说③、西汉前期南越国人墓葬说③、西瓯抗击秦兵南下的屯戍吏卒墓葬说④、南越西瓯戍卒墓葬说⑤、秦戍边吏卒墓葬说⑥。以上观点主要是运用类型学横向比较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在笔者看来他们大多忽视了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与特定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即使有些观点如“秦戍边吏卒说”以非常敏锐的眼光注意到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但又生硬地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孤立地看问题,因而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有的只是提出观点却又缺乏详细的论述。基于以上情况,本文就发掘报告定为战国时期的这部分墓重新分析,就其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等问题略陈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特征
     根据发掘报告的研究表明,这批墓葬的规模均较小,形制简单,普遍有在墓底设置腰坑的现象(110座墓中设腰坑的有87座,占墓葬总数的79%),有24墓葬设有二层台,有的墓底铺一层卵石。随葬品陈放位置比较固定,组合也比较有规律。其主要组合为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具体可区分为五种形式:一、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30座;二、陶纺轮+生产工具+生活用具,37座;三、兵器+生活用具,17座;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15座;五、其他4座。其中有青铜兵器的墓不出陶纺轮,有陶纺轮的墓则不出青铜兵器,显然应与墓主的性别有关。有青铜兵器而无陶纺轮的应为男性,有陶纺轮而无青铜兵器的当为女性⑦。出土随葬品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铁器数量和种类的不同寻常。这批墓总共出土器物1044件,其中陶器360件,铜器377件,铁器192件(包括铜铁合制器11件,以下均同),玉石器115件。这批墓葬出土数量如此多的铁器,即使在与岭南临近的岭北地区同时期规模相当的墓葬中也是难得见到的。我们把银山岭这批墓葬(110座)与湖南衡阳公行山战国墓(102座)⑧做一个比较(图一),可以看到:银山岭战国墓所有出土器物中陶器占34.48%,铜器占36.11%,铁器占17.33%;衡阳公行山战国墓所有出土器物中陶器占74.53%,铜器占19.40%,而铁器仅占3.09%,要远远低于银山岭战国墓,二者出土器物结构比例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衡阳在战国时属楚地,“楚国是当时冶铁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就是同时代出土铁器较多的湖南楚墓也是无法与之(指银山岭墓地,笔者注)相比的”⑨。由此可见银山岭这批中小型墓葬出土这么大数量的铁器在岭南地区乃至岭北邻近地区都是一个特殊现象,从这一特殊现象入手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我们还可以看这样一组统计数据:(表一、二、三、四)
 
 
表一长沙楚墓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⑩
 
 
表二湖南资兴古墓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⑪
 
 
表三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⑫
 
 
表四广州汉墓出土铁器统计分析表⑬
 
     从表一、二可以观察到湖南长沙、资兴出土铁器墓葬的比例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基本上是呈稳定的上升趋势,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但直到战国晚期的长沙楚墓有铁器出土的墓葬占墓葬总数的百分比也只在10%左右,资兴战国晚期墓铁器所占比例较高,也只达到40%左右。从表四可以看到银山岭墓地出土铁器的高峰是始于战国,持续到西汉前期,有铁器出土的墓葬所占墓葬总数的百分比高达80%以上,而到目前为止在广西以至岭南地区都尚未发现战国时代的重要冶铁遗址,将这批墓葬的时代定在战国时期,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我们对银山岭战国墓的年代提出修正,根据表五广州地区在秦至西汉前期有铁器出土的墓葬所占墓葬总数的百分比达到顶峰、西汉中期以后出土铁器的墓葬的比例又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的规律来看,银山岭墓葬随葬铁器的演变趋势应与其是基本一致的,而这样的演变趋势又有违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规律。综合以上因素分析,银山岭墓地出土大量铁器只能理解为外部作用力下引起的一场文化突变。二、与岭南其他地区战国墓的比较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广西战国墓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土葬,竖穴土坑墓;二是岩洞葬。岩洞葬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葬俗,在此暂不作讨论。
     武鸣安等秧共清理战国墓86座⑭,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的随葬品分为实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几大类共205件。其中青铜器86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46%左右,以兵器为主;陶器54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26%左右,全为生活实用器;铁器1件。因其断代的主要依据是出土器物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多有相似,但目前对银山岭战国墓的断代认为改断在秦到西汉为宜,因而有学者亦提出安等秧墓葬的年代也应推后⑮,这是值得商榷的。仔细对比起来,二者仍是有差别的,除墓葬形制安等秧没有腰坑、墓底铺石的现象外,出土陶器也未见有银山岭战国墓中出土的鼎、盒、壶等器形,铁器极少,仅见1件。这除了是族属不同外,还是有时代的早晚之别,安等秧墓葬定在战国还是准确的。岑溪花果山也是广西境内较大型的战国墓地,1991—1992年清理战国墓14座⑯,墓葬形制与器物组合与银山岭战国墓相似,但从出土各类器物所占的比例来看也有区别。这批墓葬共出土器物49件,其中铜器30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61%左右;陶器14件,占28%左右;铁器1件。
     再来看与广西毗邻的粤西地区的战国墓。1977年广宁铜鼓岗发掘战国墓22座⑰,都为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共357件,其中青铜器295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82.6%强;陶器39件,占11%弱;未见铁器。广宁龙嘴岗发掘战国晚期墓9座,共出土器物230件,其中青铜器166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72.1%;陶器42件,占18.2%;未见铁器⑱。德庆的一座战国墓出土器物19件,其中铜器15件,陶器1件,未见有铁器⑲。肇庆北岭松山发掘的一座战国墓为土坑木椁墓,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共出土器物139件,其中青铜器108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78%;陶器21件,占14.7%;亦未见出有铁器⑳。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岭南战国墓出土的器物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青铜器的数量位居出土器物的第一位,普遍超过50%以上,而陶器所占的比例都比较低,低的在十分之一,高的也不超过十分之三,二者所占的比例相差悬殊;二是少见或是未见铁器;三是无车马器出土,即使是肇庆北岭松山这座规模较大的战国墓亦是如此,由此推断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尚未使用车具,这与《汉书·严助传》所载“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大抵相符的。而银山岭“战国墓”则与此不同,出土器物中陶器占34%左右,青铜器占36%左右,二者所占比例大致相当,铁器所占的比例为17%左右,这不仅是在岭南就是岭北临近地区的战国墓乃至汉墓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银山岭“战国墓”有8座墓葬中共出土车器盖弓帽8件,这些小型墓出土的车器只可能是内陆带来的,此类车器在岭南也只是在秦汉以后的墓葬中才能见到。
三、“战国墓”时代的探讨
     我们认为,银山岭墓地的这些特殊现象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的。出土金属器按其用途来看绝大多数是实用器,青铜器中最多的是兵器,其次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铁器绝大多数是生产工具。墓主应系女性的37座墓不出兵器而出陶纺轮。由此我们推测这批墓葬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即较长时间的军事对抗状态下的产物。在以上各种观点中基本也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些墓主生前所从事的职业:亦兵亦农的屯戍吏卒及随军眷属。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就是秦平岭南和南越国的建立,因而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应该是秦至西汉前期(也即南越国时期),正是在秦汉之际这种较长时期军事对抗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前述的墓葬文化特点。在这种军事体制下,为保证平定岭南战争的胜利,秦朝中央集权政府着重保证武器军备的供应和生产工具的供给,大批的铁制工具输往岭南,才使得这批墓葬有如此数量之多的铁制工具出土。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发兵50万分五路进军岭南,东面三支秦军进展比较顺利,西面两支军队由湖南进攻今广西聚居的越族,起初进展也较顺利,但以屠睢为首的一些秦军将领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导致战争形势逆转,西瓯人“相置桀俊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王洁红译注:《淮南子·人间训》,223页,广州出版社,2004年。。再加上道路艰险,后勤粮草军备难以为继,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其后虽开凿了灵渠,沟通了湘水和离水,并在今兴安建“秦城”囤积军需,后勤补给的难题有所缓解,但军粮转输始终是个大难题。“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814页,岳麓书社,1988年。这虽说的是秦攻打北方匈奴的军粮转运情形,我想对于转输岭南战争所需军用物资的情形也是符合的。且“北胡南越”的战事,使国家和社会已不堪重负,为解决军粮供给的困难,乃令吏卒屯戍岭南越地,由政府分配生产工具,闲时从事农业生产。这在《史记》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又使尉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逃遁。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817页,岳麓书社,1988年。为保证战争需要,秦政府将大量先进的铁制农具输往秦军岭南戍地,并有学者经研究认为银山岭155座汉墓出土的凹口锸、条形锛、中长剑等种类的铁器在形态结构和制作技法与中原地区铁器相同,显然是直接从中原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传入的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31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因此这些铁器中的大部分应是秦平岭南时通过特殊的军需供应渠道进入岭南的。
     南越国建立以后,为增强自己的实力,致力于发展生产,刻意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内陆大量换取铁器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牲口。“银山岭战国墓随葬铁器的普遍程度比之楚墓还甚,这说明西瓯实际生活中使用铁器已相当普遍”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形的。直到西汉初,“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以此作为遏制南越国的主要手段,可见铁器在岭南都还属于紧缺物资,主要依赖从内陆输入。又据《汉书·食货志》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由此可见,在汉武帝平南越以后的岭南地区仍需由内陆输调大量铁器,因而这批墓葬不可能早到战国时期。
     《广州汉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和《西汉南越王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是目前岭南地区秦汉时期墓葬最重要的两个断代标尺。我们来把银山岭的战国墓与广州汉墓的第一期也即是秦至西汉前期的墓葬做一个简略的比较。二者墓葬形制基本相同,主要是竖穴土坑墓,有的有棺无椁、有的有棺有椁,部分墓底挖有圆形或方形腰坑,一般内置一件陶器;银山岭有的墓底铺一层卵石,广州汉墓则因地制宜多以海沙回填;出土陶器中一类是仿铜陶礼器的鼎、盒、壶、钫的组合,多属于泥质软陶,另一类是瓮、罐、瓿、三足罐、小盒、三足盒,都为泥质硬陶;从两地出土的泥质硬陶的器形、纹饰、刻划记号、胎质、硬度来看都颇为近似。银山岭“所出'米’字纹、方格纹,或刻划有弦纹、水波纹、绹纹的轮制泥质硬陶(有青绿釉陶)瓿、三足瓿、三足盒、盒、鋬耳罐、三足壶等器物均见于广州西汉前期墓,也见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银山岭出土大量的铁器,但从其器类、器形来看,与广州汉墓第一期出土铁器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二者差异表现在广州的硬陶制作比较精细,器型较多;这一时期银山岭仿铜陶礼器的组合不如广州汉墓稳定,广州182座西汉前期墓中,成组出土鼎、盒、壶、钫的有49座,银山岭墓成组出现的几率非常低,随葬品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都以实用器为主;银山岭都是单人葬,广州汉墓中合葬已开始出现,带墓道的土坑墓也开始出现。通过比较,我们看到银山岭战国墓与广州汉墓第一期的共同点是主要的,并且出土金属遗物的组合中铁器主要为生产工具、青铜器主要为兵器,与“秦国农工工具多铁,兵器多铜”的特点相吻合转引自梁云,赵曼妮:《南越国铁器与秦国铁器之比较》,《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155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具有秦汉之际的特点,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兵器同样也是以铜质为主。银山岭战国墓所出的陶瓿、三足盒、罐、盒等相类的器形亦见于贺县铺门河东高寨西汉前期墓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4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银山岭“战国墓”与定为西汉前期的13座墓亦无明显的差异:从墓葬形制来看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5座有腰坑,2座有卵石铺底;在出土器物方面,陶器都常见杯和纺轮,鼎的制法和造型以及盒、杯的形制都相同或相似;铁器以锄、刀等生产工具为多见的特点亦相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由此我们认为它们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时期,即秦至西汉前期的墓葬。
     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也不否认银山岭“战国墓”与广州地区的汉墓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时代的差别,而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墓主身份以及墓主主体部分族属的不同,银山岭秦至西汉前期墓的墓主是屯戍的士卒及随军眷属,所以其随葬器物以实用器为主而少陶礼器,而广州汉墓第一期的墓主主要是南越国的贵族官吏,所以其随葬器物相对精美,器形也较为丰富;银山岭墓葬的墓主族属大多属西瓯,较多的保留本民族的特点,南越国的贵族官吏大多数是随赵佗南下的中原汉族,更多的呈现出中原文化的特点。二是广州是南越国的政治中心地区,而平乐地处南越国的边陲,它们的文化面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地域差异,因为中心地区的文化在向周边传播的过程中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保持完全的一致性。再则广州地区作为南越国的政治中心,最上层统治者又来自中原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显然要比平乐地区大。三是在关于南越国与西汉王朝的关系问题上目前虽尚存在着“汉之诸侯国论”和“非汉之诸侯国的独立政权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刘瑞:《南越国非汉之诸侯国论》,《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也尽管南越国与中原王朝有过对立和战争,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二者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并没有长时间的中断,西汉政府时有使臣出使南越国,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在位时,也曾遣太子婴齐入长安宿卫,婴齐在长安娶邯郸樛氏女并在即位后立其为王后。这些较为频繁的往来使广州及其邻近地区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和速度是南越国的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原汉文化在整个岭南有一个由东向西的传播的过程,在今广西则有一个由东北向南及西南传播的过程,区域的文化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我们认为银山岭“战国墓”与同一墓地的西汉前期墓无明显的差别,但差别肯定还是存在的,否则发掘报告也不会将其划分为两个时代。如西汉前期墓出土器物中新出现了陶四联罐、文帝时的半两钱、铁长剑、铁刀等。我们将它们归为一个时期——秦至西汉前期,但这一时期历时百余年,因而这123座墓葬无疑会有早晚之分,三组打破关系即M14打破M26、M5打破M6、M132打破M146,亦支持这一观点。
四、墓主身份和族属
     各家研究对这批墓葬的墓主身份并无大的分歧,正如前文所说的基本认可他(她)们是在此屯戍的士卒和其眷属。而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所反映的文化风格比较复杂,既有较多楚文化的因素,也含有某些秦文化的风格,同时还具有大量越文化的特征,有关论文都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正是这些复杂的文化现象使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一方面正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带来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这些屯戍吏卒来自不同的地区,很可能其族属并非单一。根据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及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士卒来源多处:有的来自北方,如秦尉赵佗,河北真定人,应有随从士卒跟随其南下(当然这部分人作为赵佗的亲信,其墓葬不大可能在银山岭,大部分而应在广州附近);也有的来自秦地;还有的来自楚国故地。因而墓主有一部分是秦军士卒亦是有可能的。另外有37座墓出土有陶纺轮而无兵器伴存,其墓主应为女性。她们中的一部分应是适应屯戍吏卒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衣补”,不排除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成为随军眷属。据《史记》载:“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子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856页,岳麓书社,1988年。当然这只是这些随军眷属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应还有秦屯戍吏卒娶当地越族女子为妻,与越族通婚。但我们认为从这批墓葬的随葬品及其组合和丧葬习俗来看,其主体应该是越人。有学者在经过排比分析后认为“平乐银山岭墓葬属青铜越墓”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270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还是属越文化的。其次,墓底设腰坑的葬俗在中原地区流行于商周时期,大墓有殉人,中小墓多殉狗,如安阳大司空村发掘122座商墓,有腰坑的就有104座《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春秋战国以后这种葬俗在中原已基本不见。银山岭墓葬较普遍设有腰坑,而且在岭南这种葬俗的流行年代集中,在地域上已成片分布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应是历史上同一民族的丧葬习俗,与中原腰坑葬俗所不同的是银山岭墓葬腰坑绝大多数埋一件陶器而不殉人、殉狗,这种情形与临近的岭北地区的湖南资兴战国到西汉前期的越人墓相同。资兴战国墓中的Ⅳ类器物组合墓,墓葬形制与银山岭相似,3座有腰坑,陶器组合未形成固定的形式,礼器少,以实用生活用具为主,与另外Ⅰ、Ⅱ、Ⅲ类器物组合墓有明显的差别,应是百越文化的葬俗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西汉前期的A类墓仍然沿袭这一葬俗,墓葬形制虽已不见腰坑,但都是无墓道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有罐、杯、三足盒、小盒、纺轮、越式鼎等,少见陶礼器,其墓主应是越人的后裔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第一类器物组合的54座墓中,5座有腰坑,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第二类器物组合的墓葬有明显的差异,而与平乐银山岭、资兴西汉A类相似。这种差异“应属于民族风习在葬仪上的反映,这类墓的墓主应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即南越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45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联系周边地区的情况分析,银山岭这批墓葬绝大部分属越文化是没有疑问的,再结合相关史籍记载其墓主的主体部分族属为西瓯越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那为何其文化面貌如此复杂而让诸多学者各持己见呢?一是战争将各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二是逾岭南下进入今广西境内的秦军士卒绝大部分应是来自临近的岭北地区与西瓯同属百越民族的楚国故地的越族,并且北方士卒南下岭南,为适应岭南的生产生活环境,也会主动吸收采用当地的一些因地制宜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就连南越王赵佗亦入乡随俗,“弃冠带”、“魋结箕倨”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714页,岳麓书社,1988年。,以“蛮夷”自称;三是徙民与越族杂居、通婚,加速民族融合,是秦经营岭南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四是逾岭“谪戍”之人中多有赘婿、贾人、有市籍者,“秦民见行,如往弃市”班固:《汉书·晁错传》,2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怨愤之心难平,政治、文化上与秦王朝的背离心日重,而推动了他们更亲和于当地的环境和土著越民;五是秦平岭南以后,虽继续在此屯卒戍岭,但秦朝短暂而亡,这些屯戍吏卒也可能更多地融入当地的民族中去了。
     也正是这些大规模的战争和人口迁徙,再加上繁重的徭役使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856页,岳麓书社,1988年。从而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此背景下,病重临死的南海尉任嚣急召南海龙川令赵佗面授机宜,委佗以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南越国由是建立,国都设在番禺(今广州),历五世,共存在93年。
     南越国建立起来以后,这种士卒屯戍制度在今平乐一带是否还在延续呢?持“秦戍边吏卒说”的作者认为它已不复存在。其理由根据《史记》的记载大致有二:其一是秦末南海尉赵佗闭关自守的关口是横浦关、阳山关和湟谿关,经考证此三关关口都不在今广西平乐银山岭,因此赵佗的边关防士卒不会驻扎在此;其二是西汉吕后执政时,南越王赵佗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使焉,东西万余里”。由于西瓯成为南越国的附庸,南越国也就没有必要在此长期驻军提防西瓯容达贤:《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的时代与墓主》,《百越文化研究》,402页,厦门大学出版社。。笔者认为不然也。南越国建立起来以后,西瓯已不是其防备的主要对象了,这是事实。但它必须要面对更大的对手,那就是内陆的中原王朝。在“以天下一统为治边的政治目标和根本原则的中原王朝”孙建民:《中国历代治边方略研究》,8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以力服之”平定岭南的战争在中原王朝稳定下来以后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上演,把“方外之地,化外之国”的南越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而“以德化之”,对于这一点赵佗应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且综观赵佗一生,从作为秦平岭南的主要将领,到顺势立国,为人君再为人臣,以及治理南越(王)国,可以看出其有把握全局的雄才大略。因而在立国后迅速建立边境防御体系应是赵佗首先加以计议的大事之一,从史籍的记载来看,这种中原王朝对南越(王)国的军事威胁也是现实存在的。西汉建立以后,汉高祖在位时(公元前202—公元前195年),因国力贫弱等原因,无力对南越用兵,乃遣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在边境地区开关设市,南越国可以通过商品交换从内陆获得急需紧缺的物资,首要的肯定是“金铁田器”。但南越王国北面为长沙国,“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148页,岳麓书社,1988年。吴氏异姓而王历五世因无嗣而国除,这在汉初分封的异姓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为何?可谓汉王朝用心良苦也!“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越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班固:《汉书·高帝纪》,53页,中华书局,1962年。在这汉高祖封吴氏为长沙王的诏书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番君”吴芮秦末为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当时的越族聚居地之一,且是“从百越之兵,诛暴秦”,可见其在越人中是有比较高的威望的,也熟悉越地的习俗和环境气候;二是其受封之地是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郡,而实受的只有长沙和豫章两郡,后三郡在南越王赵佗的控制之下,由此可见汉王朝的用意是非常明了的。且两国的实际边界并非完全依照天然的分界线——以南岭为界,而是呈“犬牙镶入”之状,这种郡界划分法在秦平岭南之后为防止岭南地方势力利用自然险阻割据自立就已实施,有学者通过对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绘《地形图》和《驻军图》研究后认为汉长沙国与南越国的边界线亦是如此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5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南越王赵佗岂能不懂得汉高祖的良苦用心!不会感觉不到这潜在的威胁,必然会采取措施应对,在边境的险要之地设置关隘,屯兵戍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谭其骧先生考证,秦始皇平岭南时,于灵渠附近筑有“秦城”,秦末赵佗击并桂林,在秦城西南十里置“越城”与之对峙转引自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5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其时南越国对中原王朝的防范和警惕也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据《史记·南越列传》载:“且先王(赵佗,笔者注)昔言,事天子之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果然,到了高后执政时(公元前187—公元前180年),改变了高祖时对南越的政策,禁绝关市铁器,别异蛮夷。赵佗认为这是长沙王从中作梗,意欲依靠西汉中央政权帮助吞并南越国。“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试想如果南越国没有长期以来的军事准备,就不会也不敢轻易采取军事行动进犯有中央政权支持的长沙国。
     在赵佗称帝并进犯长沙国边邑之后,西汉中央政府随即采取行动,高后派隆虑侯灶率军攻打南越,因适逢暑湿,士卒染疫,兵不能逾岭,岁余而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1页,岳麓书社,1988年。由此我们亦可知西瓯归附南越国是在西汉高后以后的事情了,而并非从南越国一建立就“役属”。那么在西瓯附属南越国以前,南越国依靠什么力量来构建最初的防御体系呢?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利用秦朝屯戍于此的士卒。推测其情形应该是在赵佗的恩威下,那些秦时的屯戍士卒转变成为南越国的戍关士卒,继续屯关守碍,只是服务的对象发生了改变。这是有可能的。赵佗原本是秦平岭南战争时的主要将领之一,在秦军中地位较高,威望较大,其发布的军事命令是能得以在原秦军吏卒中遵照执行的(当然对抗命不从者也绝不手软,“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否则在秦末内陆社会动荡时,他传檄三关的命令不会奏效,南越国也就不会顺利建立起来。另外,秦时屯戍的士卒驻屯边防的时间长者已逾十年,他们与当地越族杂居、通婚,而内陆动荡,交通阻断,回归内陆已是艰难,归顺赵佗的南越国也就是大势使然。当然这只能是南越国兵员的一小部分,且是无以为继的,南越国大量兵员的补充必须依靠当地的西瓯越族。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前面提到的,西瓯已不是南越国主要防御的对象,但首要原因不是因其归附南越国,而是由于秦平岭南的战争,历经数年,西瓯终为秦军所败,其势力被削弱,平定岭南后在其地设郡县,徙汉民与之杂居,使其原有的社会制度受到冲击,一部分西瓯越人已被先进的汉文化所融合,“但更多的部分则由于居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的民族传统”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63页,民族出版社,1999年。仍比较落后,赵佗称其为“裸国”,短期内不能构成对南越国的重大威胁了。当然,就是在西瓯归附后,南越国对它还是有所防范的。“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825页,岳麓书社,1988年。这里的桂林监居翁就是南越国派往西瓯地负责监视西瓯越的。因为西瓯势力的衰落已经“役属”于南越国,必然要承担起南越国边境藩屏的任务。因而我们认为赵佗的南越国必然会在此屯戍士卒主要防备长沙国及中原王朝,其兵源除一部分为中原内陆南下秦军遗留的戍卒,大量还得依赖于西瓯越。也正是南越国对西瓯的这种既要控制又要利用的政策,使虽受秦平岭南战争冲击但仍保留“自我民族传统”的西瓯日渐强大而致于其后“瓯骆相攻,南越动摇”的局面。但为何在《史记》中只提到他传檄横浦、阳山、湟谿三关,而没有提到越城岭附近的关隘呢?这应是赵佗在策略上的考虑。首先,此三关皆在今广东境内,驻守三关的将士是直接隶属于南海郡尉赵佗,他可以直接对其发号施令。而平乐在当时属桂林郡,尚未在其控制之下,轻易传令给驻守此地的秦所置长吏士卒恐生意外变故而乱其谋略。其二,横浦、阳山、湟谿三关都位于秦所开辟的通往岭南的两条新道上,绝此三关也就断绝了中原势力南下岭南进入南越腹地的快速通道,此乃当务之急。然而秦时也开辟了沿湘水南下,经湘桂走廊到桂林郡治及象郡的通道,这也是由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通道之一。但由此道进入南越腹地相对较远,对赵佗而言,尚可从长计议。在赵佗“击并桂林、象郡”建立起南越国后,必定不会忽视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不可能不加以重点布防和构筑南越国在湘桂走廊的军事防御体系。而银山岭秦汉墓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种军事屯戍制度的反映。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把平乐银山岭墓葬中发掘报告定为战国中晚期的110座墓葬与定为西汉前期的13座墓葬统一定为秦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段是比较合理的。其墓主不排除有一部分是秦平定和经营岭南时的屯戍吏卒及其眷属和西瓯抗击秦兵的吏卒,但大部分应是南越国时期的戍边士卒及其随军眷属,墓主的主体部分应是西瓯越。特别是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墓葬材料不断的增多,与银山岭墓葬具有相似文化性质的墓葬也已出土较多,为我们探讨此类墓葬的族属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如墓底设置腰坑的做法,也已有学者撰有专文讨论这一问题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但这种葬俗是否可以看作战国秦汉时期西瓯墓葬的特点、它来源于何处、其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为何在这一时间段内在岭南一些地区兴盛起来以及这一葬俗是否与古苍梧国有关系,继而有关岭南地区先秦、秦汉时期墓葬的年代序列和族属以及战国、秦汉时期岭南的社会性质等问题都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注释: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②     蒋廷瑜:《广西考古四十年概述》,《考古》,1998年第11期。
③     吴铭生:《资兴旧市战国墓反映的楚、越文化关系探讨》,《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109页,岳麓书社,1982年。
④     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⑤     黄展岳:《两广汉墓的发掘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43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⑥     黄展岳,麦英豪:《从南越墓看南越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44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⑦     容达贤:《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的时代与墓主》,《百越文化研究》,3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⑧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⑨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编、周世荣编著:《湖南古墓与古窑址》,1~20页,岳麓书社,2004年。
⑩     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
⑪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120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⑫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⑬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⑭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487~526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⑮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文物》,1988年12期。
⑯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⑰     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岑溪花果山战国墓清理简报》,《广西考古文集》,213~22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⑱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111~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⑲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87年第7期。
⑳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
21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期

先秦岭南的政区归属

蔡 平

今两广地区旧称岭南,秦平百越,于其地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1](p253)这是岭南地区有明确政区设置及归属的最早文献载录。至此,岭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纳入中原统一王朝的政治版图,并对其实行有效的政区管辖。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称:“从始皇二十八年起,到始皇三十三年止,前后经过六年的时间,秦始皇终于实现了'南至北向户’的政治理想,把岭南地区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2](p36)类似表述,在岭南史、岭南历史地理,尤其在岭南政区沿革研究中,已是共识。然而,岭南问题研究又无法回避“三郡”之前的历史单元。先秦岭南政区归属认识的模糊,将直接影响到诸如岭南越地与异域文化关系、越人族群构成及分布等细部问题研究的客观性。

限于史料,对秦平诸越,于百越地行郡县制之前岭南政区的归属问题,拟从古九州与岭南之关系、“楚庭”说、战国时期楚国南界三方面展开考察。

一、古九州与岭南之归属

“州是我国历史传说时代行政区划的单位。”[3](p4) “九州”之述,首见于《尚书·禹贡》,《舜典》又有“肇十有二州”之说,但并未指出十二州的具体名称。东汉马融、郑玄以为,十二州之名,除《禹贡》九州之外,尚有营州、幽州、并州,而且此三州为九州所析置,在范围上与九州是一致的。

九州之说除《禹贡》外,尚见于《尔雅》、《周礼》和《吕氏春秋》,它们均有冀州、兖州、扬州、荆州、豫州和雍州,而青州、徐州、梁州、幽州、营州、并州在四者中则互有出入,合起来正是舜之“十二州”。九州的划分,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疆域形势。“十二州、九州,都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以自然地理特征为原则而划分的、假想的行政区。”[4](p7)在这一假想的政区布局内,处于西南者为梁州、南者为荆州、东南者为扬州,岭南位处中国版图的南极,可能与岭南越地发生地缘关系的只能是此三州。

梁州东界为今豫、陕两省交接的商洛地区和鄂西北十堰市的郧阳,其东部为古豫州界;由此向南至今重庆东北部巫山县,与古荆州接界。东界比较明晰,南界则意见分歧较大。《禹贡锥指》谓“自宜宾以西至会理,凡在泸水、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宾以东至巫山,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5](p261)大致是以长江作为梁州的南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今川江以南,乌江下游地区亦为梁州之域。虽然如此,梁州距岭南越地尚远,春秋时为巴、庸、濮、糜、褒诸国之地,相当于今四川东部、贵州北部、陕西、甘肃南部和重庆的大部分,与岭南在地域上不发生关系。

荆州四至:北界豫州,其界线由湖北南漳向东,至河南淮河上游一线。东界扬州,其界线自淮河上游过湖北省东部,沿湘、赣而南。西界梁州,其界线从湖北西南越四川东南,至贵州东部。南界至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全州等地,相当于今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接南岭一线。古荆州与岭南地相接。《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四”:“桂管经略史,管州十二:桂州,梧州,贺州,昭州,象州,柳州,严州,融州,龚州,富州,蒙州,思唐州。《禹贡》荆州之域。”[6](p917)这是今存史志文献中,关于岭南之地属《禹贡》荆州之域的最早记载。十二州之属,大致相当于秦之桂林郡地。称今广东属地为《禹贡》荆州域者较少,仅有“连州”、“连山”二州,位处湘粤桂三省交接地,广东西北部;属今广西的桂州、昭州、梧州、柳州等位于广西东北部。

《禹贡》之九州(舜十二州)中,居于中心者为河汉之间的豫州(本周地),其正南向为荆州——楚地,东南为扬州——越地。扬州之西境与荆州接界。如果古九州中之扬州与岭南地发生地缘关系,便只有其南界。宋人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地理门·辨古今州郡区域》曰:“古扬州之南境:今广南东、西路,汉交州九郡之地,晋交、广等州列郡,唐之岭南道。”[7](p396)这只是一个结论性的描述,章氏并未详加考索,实难令人信服。《禹贡地理今释》引胡渭语云:“扬之南界,经无可见。据《通典》以潮阳隶古扬州。盖自江西大庾岭东南,群山绵亘,以达于广东潮州府之揭阳,即扬之南界也。”[8](p37)今人李民对古扬州之域的表述,其南界所及大致与此相当:“扬州地域包括今浙江、江西、福建全境,及江苏、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广东北部。”[9](p63)《舆地广记·禹贡九州》所列属古扬州地名57个,其中“吉、南康、南安、福、建、泉、漳、汀、邵武、潮”等地为其南界。

由此可知,岭南之地在《禹贡》九州中,只有粤东潮州的部分地区可归属古扬州之域。然而,在现今关于岭南历代建置沿革研究上,仍有坚持将岭南越地划为《禹贡》扬州之域,认为:“既然粤地或南越地属《禹贡》扬州或古扬州之域,而海南岛本属粤地或南越地,那么,海南岛显然也属《禹贡》扬州或古扬州之域。”[10](p7)这是通过对史志文献的引述,证明岭南越地属《禹贡》扬州之域,进而推出海南岛也为古扬州之域。尽管大量史料记述,将岭南与古扬州联系起来,但随之而来的又是众多疑问的产生。今存史志文献中,明确记述岭南为《禹贡》扬州之域的是《晋书》,称两晋交、广二州为“《禹贡》扬州之域”。[11](p464)两晋交、广二州地,相当于汉武帝平南越国后所置岭南九郡地,即指岭南的全部。九州是有明确方位指向的,上古中原华夏中心区的正南为荆州之域,荆州的正南正是岭南。如果称岭南为九州之域,或缴外或南裔,则应为荆州而不是扬州。今岭南地区东部沿海的闽江和瓯江流域,《禹贡》时代是否为扬州之域,本就值得怀疑,何况处于其更南的岭南呢?《晋书》修成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撰者为房玄龄、令狐德棻、李延寿等唐初史臣,虽然记述两晋旧事,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唐人的观念。开元二十七年(739),先后由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四位中书令参与撰成的《唐六典》,亦承袭了唐初史臣之说。其卷三“十道”云:“十为岭南道,古扬州南部辖境,今包括广、循、潮、漳、韶、连、端、康、冈、恩、高、春、封、辩、泷、新、潘、雷、罗、儋、崖、琼、振(以上归广府管辖)、桂、昭、富、梧、贺、龚、象、柳、宜、融、古、严(以上归桂府管)、容、藤、义、窦、禺、白、廉、绣、党、牢、岩、郁林、平琴(以上桂容府管)、邕、宾、贵、横、钦、浔、瀼、笼、田、武、环、澄(以上归邕府管)、安南、欢、爱、陆、峰、汤、苌、福禄、庞(以上归安南府管),共七十州。东、南靠海,西尽各蛮,北据越城、都庞(一说为揭阳)、萌渚、骑田、大庾五岭。”[12](p95)唐玄宗时修成的类书《初学记》“州郡部”亦曰:“岭南道者,《禹贡》扬州之南境,其地皆粤之分。自岭而南至海,尽其地。”[13](p192)先唐史籍并无如此明确称岭南为《禹贡》扬州域者,至唐则纷然载之典册,这种将《禹贡》时代九州之域扩大化的理念,其思想原点便是在主观上使“天下九州,内效中域,以尽地化”。[14](p163)唐得天下,分海内十道与三代九州之域一一对应,疆域空前广大,前所未有。至此,唐人将无限拓展的《禹贡》九州之域,在现实和观念上固定下来,便成为后世统一王朝理想的疆域模式。宋以后,虽然历代疆域盈缩有变,但在人们的观念中九州即是 历朝君主所君临之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秦始皇定天下,岭南内属,其自然成为历代九州之域。

宋人承唐人之说,论沿革仍溯源《禹贡》九州,只是宋时九州范围较唐之九州大为缩小,但岭南之域依旧。《新唐书·地理志》曰:“岭南道,盖古扬州之南境,汉南海、郁林、苍梧、珠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等郡。”[15](p1095《通志·地里略》“开元十道图”:“十曰岭南道,古扬州南境。”[16](p553)《玉海》卷十八《地理》“郡国下”:“岭南,古扬州南境。”[17](p350)《太平御览》卷172《州郡部十八》“安南都护府”条引《方舆志》:“安南府,今理宋平县。古越地。《禹贡》扬州之地,号为百越。”[18](p841)《方舆胜览》、《舆地纪胜》“广东路”条则均称“广东路,《禹贡》扬州之域。”在述及两广各州府沿革时,属《禹贡》扬州之域者,有广州、英德府、韶州、潮州、梅州、循州、南雄州、南恩州、恩州;属九州之外,扬州南境者为邕州、交州。仍是众说不一。

综合史料所记,先秦岭南之地的归属系于三者:其一,属《禹贡》扬州之域或扬州南境;其二,属《禹贡》荆州之域或荆州南境;其三,属古越地。属《禹贡》扬州之域者,大致相当于秦南海郡地;属《禹贡》荆州之域者,大致相当于秦桂林郡地;属古越地者,大致相当于秦象郡地。这是从中心地向边地外化意义上的分野,带有很强的虚拟性。相对而言,究其实者,今广西东北部应为《禹贡》荆州之域或南境,今广东西北部的连州为《禹贡》荆州之域,东北部的潮州、梅州应属《禹贡》扬州之域。《舆地纪胜》卷八十九《广南东路》“广州”条引《皇朝郡县志》云:“以今日之地里考之,潮州旧隶扬州,连州旧隶荆州,未可尽以为九州之外也。”[19](p2820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就文化而言,连州当为荆楚文化区或楚越文化过渡区;梅州和潮州当为闽越文化区或闽越文化、南越文化过渡区。称先秦岭南两广之地尽为《禹贡》荆、扬二州之域或完全与《禹贡》荆、扬二州无关,从学术研究而言,都不利于相关问题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二、“楚庭”说与岭南之归属

战国时期,秦、魏、韩、赵、燕、齐、楚七国中,偏于南者为楚。春秋晚期,楚之东为吴、越两国。越灭吴后,楚越并峙于南土。待楚国击灭越国,遂成为尽占吴越旧地、幅员辽阔的诸侯大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20](p1751对于不断向东、向南开疆拓土的楚国,其国境所范围是否已达岭南越人之地,历来论者多有引“楚庭”之说为论。那么,“楚庭”说所揭示的楚越(岭南越地)领属关系怎样呢?

“楚庭”,最早见于晋人顾徽《广州记》。其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 这是关于“楚庭”说最常见的一则材料,它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越人“高固为楚相”;二是“六国时广州属楚”。

首先,从越人高固为楚相事隐含的楚越政区关系看。据《百越先贤志》载:“高固,越人也。世在越,称其高傒之族。”[21](p16)高固本是春秋时齐国世卿高傒之后,高傒与管仲、鲍叔等共同辅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成就霸业。后因高氏为田、鲍强族所败,有的南逃至杨越地,年久混同于越人,故世称高氏为越人。至战国时期,由于楚国势力的南扩,高氏与其他杨越人一样被迫南迁南海,所以又成为南海人。他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南越来,“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22](p221)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时,用高固为相。高固作楚相,距高傒氏鼎盛时期的齐桓公时代,已有三百多年之久。长期与越人共处,致使其在越地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很高威望。楚威王用高固为相,并非令其远赴楚都郢以理相事,而是一个虚位,以此笼络高固经营岭南越地。对于高固来说,则是顺水推舟,一方面立楚庭以示受楚国节制,另一方面可以在南海独立延续越俗。按照屈大均之说,“楚庭”作为宫室的建立,在与楚国的政治关系上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并不具有行使楚国治理方略的意义。

其次,从“六国时广州属楚”一语看。广州之名,始于东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23](p466)从此“广州”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一个大行政区划名称,而非指广州城,当时广州的州城一直在番禺。顾徽的意思,表面看来是说两晋时期作为一个大行政区域的广州在六国时是为楚国所属,实际上是解释为何取名为“楚庭”的。至于作为岭南代称的广州大区,是否真的归属于楚国,却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

“楚庭”之说的另一则重要材料,出于明末清初番禺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其《宫语》“楚庭”条曰:“越宫室始于楚庭。初,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本扬越,至是又为荆越;本蛮扬,至是又为蛮荆矣。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尉佗仿之,亦为台以朝汉,而城则以南武为始云。”[24](p460)

关于楚子熊恽受命镇抚南方夷越、得千里楚地之事,《史记·楚世家》亦有相应记载,却未言及南海。屈大均所谓楚成王熊恽镇抚扬越之后,南海便臣服于楚,意指南海亦夷越地,成王南征夷越当及于南海。罗香林认为“所谓夷越当即扬越,自为楚熊渠所兼并后,其种裔部分同化于楚,部分逐渐渡江南徙,与自夏商时代即栖处于今日湘黔赣桂粤之交之越族,混杂而居,与浙闽等地之越,并各自据地为雄,以种落繁多,夫是有百越之称。” 又说:“楚人略地,本循汉水顺流东南,故先庸,后扬越,后至鄂,扬越界庸鄂间,则其最早地望当在汉水流域中部。……鄂即武昌,庸在今竹山县,扬越在庸鄂之间,其地非汉水中游一带莫属。”[25](p76)从春秋初期开始,楚国就不断蚕食那些散漫而无组织的扬越人地区,迫使扬越人节节南退,由江北转入江南,当时的澧水、沅水、资水流域几乎都被三苗、百濮所占据,只有湘江流域分布着越人,因其文化落后,为扬越南迁提供了回旋的广阔地区。因此,早期的扬越,主要活动于长江中游两侧及湘江流域。

随着楚国势力进一步向南拓展,除一部分扬越人不甘臣属于楚国而不断南迁以外,大部分扬越人都融入楚人系统,楚国势力南扩的结果是“南海臣服于楚”。那么“南海”是何所指呢?史载楚国最早征“南海”是在共王时代。《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楚共王卒,其子囊谋谥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26](p1002《国语·楚语上》略同,谓“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徐元诰释“南海”谓:“群蛮也”。[27](p487)《荀子·王制》中关于“四海”的一段话,最能说明“南海”并非实指今之南海:“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綌、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王先谦《集解》曰:“海,谓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28](p161)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楚国攻灭郑国,郑伯便请求庄王将自己流放至南海,“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29](p1702这里的“南海”正是王先谦所说的荒僻绝远之地。

至楚悼王时期(公元前401—前381),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南攻扬越,夺取今湖南的三苗、百濮和扬越地区,但是否越过南岭呢?《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载:“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范祥雍《笺证》引王念孙之语认为,“南收杨、粤,北并陈、蔡,皆谓取其地也,但若言攻,则非其指矣。《史记》作收者是也。”[30](p369)清人程恩泽《国策地名考》认为,所谓“杨粤”,“大约今广东广州府等处皆是。”何建章释“杨越”:“又称扬粤,今广东省地。”类似的记述又见于《史记》,“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31](p242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则更为明确:“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32](p2831悼王距共王已过了150多年之久,时已至战国时期,吴起的变法使楚国一跃成为诸侯中的强国,也仅至于洞庭、苍梧,可见共王时期的“奄征南海”、“抚征南海”至多不会越过这一界线。《后汉书》对此说得很明白:“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岭外,置南海、桂林、象郡。”[33](p2835战国早中期,楚国的南征,除融合今湖南境内的杨越人外,不愿臣服的杨越人均被赶往南岭及以南地区,而开岭南越地是秦人灭六国之后的事情。《史记》所谓“南收杨越”,也仅限于五岭以北楚越交界地带,而岭南杨越人慑于楚国的声威,表面上对楚称臣,并建“楚庭”以示对楚国的归顺,则是一种缓兵之策,实际上,楚国并未往岭南杨越地派官员行使管辖。也许楚国最终的目标便是纳南越于彀中,但还未等其实现目标就为秦国所灭,而灭楚后乘势进军岭南越地,将岭南越地归入中原政权统一版图的是秦国。因此,岭南越地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方才真正意义上全境向北臣服。后来南越国赵佗初期向汉朝的臣服与此如出一辙。

周夷王和周惠王时楚子伐杨越立楚亭又作何解释呢?“亭”本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中有石碑,碑上铭文。楚国时,对新征服之地往往都立亭以为领属,后来亭成为民间坊里区划单位,亭有亭长。刘邦曾为“泗水亭长”,《史记正义》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主亭之吏。高祖为泗水亭长也。”[34](p343)楚立亭皆可称为楚亭,楚亭并非特指,只是今广州越秀公园中越秀山上还保留有一座建于清代的刻有“古之楚庭”四个隶体字的石牌坊,可以显示它与楚国的历史联系。所以,高固为相的楚威王之前,历次南征扬越楚子皆立楚亭以为记,虽说是南海事楚之后,方建楚亭,却不是在岭南越地建有楚亭,而是在楚国南方征得的僻远之地立有楚亭。高固之前的楚亭与高固为楚相后独掌岭南越局时建立的楚亭是没有关系的,它的建立,说明楚国经成王、庄王、共王以至悼王、威王五次较大的经营,至战国末期才对岭南扬越人有了形式上的统辖,其方式是以完全同化于杨越人的高固代理,这也开了秦汉经营岭南越地“以故俗治”的先声。楚国虽然没有直接对岭南越地施以行政管理,却为后世中央政权经略岭南提供了启示。

七国时期,后成为秦南海郡所属地区主要是北来杨越人的活动范围,形成秦以后的南越族。杨越从百越族系中的消失,是楚国征伐的结果,也可以认为是楚国灭了杨越,而越岭南迁的杨越人至秦时则称南越了。居于南海西部的西瓯和骆越则是杨越以外的越人土著分支,楚国未与其发生关系。

三、楚国南界与岭南的区域归属

楚国南界是随着其势力的拓展不断向南推移的,何时与岭南区域发生联系、发生怎样的联系,则要从楚国发展的历史去考察。

楚国初为周成王所封时,所处环境十分恶劣,《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记楚右尹子革与楚灵王对话时,回忆西周初年出任早期生活状况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35](p1705而且,楚国当时的境土很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又说:“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36](p509)以江淮为界,是文献中较早的关于楚国疆域范围的记录,但已不是立国初期的狭小区域了。淮为淮水,江却不能理解为长江,早期的楚国疆域虽比立国丹阳时已有很大拓展,却也不可能拥有北界淮河,南界长江的广大地域。按照石泉先生的考证,“汉水及荆楚地区某些河流古亦称江”,[37](p67)那么,“楚介江淮”之“江”应指汉水,更具体而言,“江”当为汉水北上源的丹江。淮水水系复杂,支流众多,其上源为流经河南汝阳的北汝水,其发源于豫西伏牛山,伏牛山是淮水水系和汉江水系的分水岭。“楚介江淮”,正是说楚国的范围介于伏牛山区与丹江之间,其中心为淅川流域。这一范围才符合楚国早期疆域的实际情况。对此,石泉、何光岳、俞伟超等都有较为详尽的考证,看法也较一致。

至楚王熊渠时,楚国势力沿汉水向东南发展。《史记·楚世家》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38](p1692周夷王为西周第九代君王,夏商周断代工程把他在位定在公元前885年至公元前878年间。杨粤,也作扬越。熊渠于周夷王时代,利用周王室衰微,无力控制诸侯的时机,就近攻伐庸蛮、扬越。楚国起初所征服的都是江汉之间的小国,至楚文王(公元前689—前677)时,楚国才成为独霸一方的大国。《史记·楚世家》云:“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称霸,楚亦始大。”[39](p1689成王(公元前671—前626)熊恽时,楚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王既交好于诸侯,又礼敬于周天子,因而周天子赋予楚君特权,让他镇服南方夷越,以确保中原的安宁。楚国正是利用周天子的授权,趁机吞并江汉诸国,不断扩充实力、拓展疆土,而致“楚地千里”。此番征伐中,本居于江汉之间的扬粤人首当其冲受到楚的征伐,而被迫放弃江汉沃野,向南、向东迁徙,故至春秋战国时期,杨粤人已经遍及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的是今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

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楚国围攻郑国,攻下郑国都城,郑伯对楚庄王说了一番示下称臣的话语:“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40](p1702庄王之前为穆王,在位12年。穆王三年(公元前623),攻灭地处今河南信阳市东北、濒淮水的江国。《汉书·地理志》汝南郡之“安阳县”注引应劭曰:“故江国,今江亭是”。[41](p1563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又沿淮水东下,灭掉位于今安徽六安和河南固始境内的“六”、“蓼”。《汉书·地理志》曰:“六,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蓼,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42](p1638至穆王八年(公元前618)又伐陈。可见,穆王时期楚国疆土一直是向东沿淮水两岸发展。庄王在位时期的疆土又有所拓展,灭庸、灭舒、伐宋、伐陆浑戎、围郑,这些小国除庸位处汉水以南外,其它均为穆王时期征伐区域基础上的拓展。因此,楚国至庄王时期,势力范围仍然没有突破汉水与淮水流域。郑伯所谓“宾之南海”,是一种婉辞,意思是希望把自己放逐到南海。其中的“南海”并非后世所称的岭南地区,而是楚国淮、汉以南广大夷越(扬越)区域。当时楚国的疆域范围甚至没有越过长江。

庄王后嗣为共王(公元前590—前560),《史记》未载楚国攻伐的对象。《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记述共王子囊为其谋谥之语:“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43](p1002《史记》所载,西周时期楚人所伐蛮者,唯有“庸”。对“庸”的征伐起自熊渠时代,至庄王三年(公元前611)方始告灭。区区一个庸蛮,历经数百年才略定,南方广大的夷越地区,共王时代不可能完全据有。因此,共王抚有的“蛮夷”,主要是指早期楚国西南部山区的庸蛮等族;奄征的“南海”则指居于以“鄂”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及以南扬粤地区,至多达于“云梦”。有论者称“'奄征南海’或'抚征南海’无疑都是指征讨岭南而言,此时楚国与岭南发生了政治关系”,[44](p157)与史实是不符的。

《战国策·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章”,记载了苏秦对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的一段话:“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清人张琦《战国策释地》曰:“洞庭在今(湖南)岳州城西南一里,一名巴邱。……古苍梧,汉零陵郡也。今(湖南)永州府至广西全州地。”《战国策》中的“苍梧”,为汉以前文献中出现的、关于楚国南境唯一明确的地名。后来《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45](p2831吴起相楚悼王在公元前381年以前,即战国中早期。威王距悼王时代未远,《战国策》和《后汉书》,作为不同时期的两部文献都提及楚国南境的“洞庭”和“苍梧”,可以肯定,楚国至威王时期的确南界已至苍梧。然而,战国中期楚国领有的“苍梧”究竟指何地,历来存有极大的争议。

据钱穆先生考证,最初的“苍梧”之地还不在今湖南地区,而在汉水以北的丹江流域,其后转移到湘水流域,是由于“楚人南迁,北方雅名胜迹,皆已移植”的结果。[46]Pp279)又据徐少华所考,“楚人于战国中期即在其南境的今湖南一带设置了洞庭、苍梧两郡,秦始皇二十五年,于王翦'定荆江南地’后,随即设立的洞庭、苍梧两郡,实承楚国故治而来。”[47](p323]楚秦苍梧郡约始置于战国中期,主要范围在苍梧山以北,以今湖南长沙、郴州为中心的湘水流域,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左右改为长沙郡,前后延续了100多年。汉苍梧郡又继承了楚、秦苍梧郡的名称,但位置却南迁至楚、秦苍梧郡以南数百里的今广西梧州一带。后晓荣也认为,“秦苍梧郡范围大致包括今湖南南部和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其辖地跨南岭,实为战国楚势力的延续,并为西汉初年南越国所继承。”[48](p429)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曰:“盖汉苍梧郡,为今广西梧州、平乐、广东肇庆三府及湖南永州府之永明、江华二县。是时,楚地跨有蛮粤,未必不至于此。”[49](p747)综合各家论者,对于楚国南界的争论,皆是围绕“苍梧”地望而展开的,远则过全州至湘水上源与漓水上源交界处,近则为零陵郡,即今湖南永州一带。无论远点还是近点,苍梧毕竟只是楚国南界上的一个点而已。如果仅限于一个点,而且这个点还无法确定其可靠位置,断不会出现后来如此多关于战国时楚国南界已越过五岭,而至秦之南海郡地的说法。那么,除了西线苍梧以外,楚国在东线的楚越交界地带的南界又当至于何地呢?

《通典·州郡十四》云:“秦始皇略定扬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塞上岭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岭是。骑田岭二也,今桂阳郡腊岭是。都庞岭三也,今江华郡永明岭是。甿渚岭四也,亦江华界白芒岭是。越城岭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临源岭是。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也。”[50](p4911《通典》说得非常清楚,秦始皇南征杨越大军是分为五路的,先期是守住五岭,因为这是由北向南的必经之路。这里没有说首先攻克五岭要塞,而是派兵把守五岭,说明在秦兵南下至五岭之前,五岭要塞已经不为越人所控制。那么,又是由谁控制呢?显然,秦征岭南杨越人之前,已灭楚国而尽有其地,秦人是从楚人手里接过了五岭要塞的控制权。因此,可以断定,秦兵越过五岭关塞南平杨越人之前,五岭地区已为楚国所有。否则,秦始皇所派出的五路人马不可能如此顺利越过南岭而径直将杨越略定。秦在军事解决岭南百越之时,东线大庾岭关、骑田岭关、萌渚岭关、都庞岭关的几路大军都没有遇到多少阻力,而西线越过越城岭关,通过湘江而进入漓水的一支秦军也是顺利通过,秦将屠睢为西瓯人所杀,浮尸数万的情况还是秦军深入西瓯人领地之后发生的。

秦征杨越之前楚国已经在军事上据有五岭,至少是占据了五岭的关塞。于此尚有其它材料可以佐证:《舆地广记》卷三十五“广南东路”称,韶州、南雄州、连州、英州“春秋为百越地,战国属楚”,卷三十六“广南西路”称桂州“古百越之地,战国属楚”;《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九“岭南道”谓循州、贺州“战国属楚”;《舆地纪胜》卷九十《广南西路》也说静江府“古百越之地,七国时服于楚”。明确了宋代的韶州、南雄州、连州、英州、循州、桂州、贺州等战国时属楚。也许有论者会提出质疑,“属楚”不必为楚所控制,但《舆地广记》等地理志书在记录各州的领属时,分明是以秦平百越,置岭南三郡为界线的。如果秦之前不属楚国,则全部直接标明“古百越之地”或“春秋、战国为百越”。诸如“潮州”条:“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秦属南海郡”;“融州”条:“春秋、战国为百越,秦属桂林郡。”如果以上宋代两广韶州等七州亦为越人控制,为何不与其它各州一样记述呢?为何单单将这七州提出而注明“战国属楚”呢?分明是以示区别,区别就是七州之地在秦平杨越之前已经为楚国所有。

那么,楚国何时疆域南界已至南岭山脉地区的七州之地呢?其时间的前限无法考定,但后限是可知的,即秦灭楚之时,楚国是据有该地的。秦人直接从楚国手里接管了七州之地。也许楚国晚期的疆域已不是其历史上最广大的,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所考定楚国疆域的北、东、西三面均已不保,唯有该书中不知因何故空而不述的南部疆域是稳定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楚国至悼王之前,其疆域仅至于洞庭以北地区,至战国中期的楚威王时期,南境已至五岭地区,而最远处是在战国中后期达到的。将《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舆地广记》、《方舆胜览》等书的记述联系起来,楚国南界东起循州,向西经南雄州、韶州、英州、连州、贺州,至静江府(桂州),恰好东西连成一条线,这也正是南岭山脉南界北纬24°线所在的部位。循州以东的梅州、潮州为闽越地。《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广南东路”:“潮州,《禹贡》扬州之域,古闽越地,秦属南海郡,秦末属南越,汉武平南越复属南海郡。”[51](p3103“梅州,《禹贡》扬州之域,古闽越地,秦汉并属南海郡。”[52](p3135静江府(桂州)以西则为西瓯、骆越地。在闽越、西瓯、骆越之间,楚属七州之南的临海地区,才是秦时的南越(杨粤)之地。楚国已经将杨粤人压缩在惠州至梧州之间一个狭长的滨海地带。因此,史籍所载秦始皇略定杨越,实际上应包含有杨越、西瓯和骆越在内的百越诸族。其中对杨粤的略定异常顺利,而费尽周折,并一度遭受重创的是在西部的西瓯之地。略定百越之后,原为闽越之地的梅州、潮州与五岭关塞以南的南岭山区曾为楚所属的各地重新调整为南海郡,原西瓯之地置为桂林郡,原骆越之地置为象郡。

楚国的南界明晰以后,可以对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政区归属做一个总结了。至秦始皇略定岭南百越地之前,今广东潮、梅二州主要属闽越之地,今韶关、清远、河源的大部分地区属楚国,今广西贺州、桂林的大部分地区属楚国,今两广其它地区为传统的百越之地,分为杨越(南越)人、西瓯人、骆越人所属。


 作者:蔡平,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晋人顾徽撰, 元代陶宗仪辑《广州记》,见鲁迅、杨伟群点校《历代岭南笔记八种》。此处所引《广州记》的文字材料,与诸论者所引《太平御览》卷一八五“居处部”十三“厅事”辑晋裴渊《广州记》一段文字不同。裴渊《广州记》曰:“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年(羊)衔谷茎(萃)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象其瑞焉。”

 楚悼王时用吴起为相,南攻扬越,《史》《汉》诸书均有记载,事又见《路史·国名纪》,其曰:“吴起为楚收扬越者,扬州之分,宜即蛮扬。”

 何氏引于鬯《战国策注》曰:“泽传'攻’作'收’,又《南越传》索隐引策'吴起为楚收杨越’,故王杂志谓'作收是’。'南收杨粤’,'北并陈、蔡’,皆谓取其地。”并加按语曰:“杨宽《战国史》引此句已据王念孙《读书杂志》说改'攻’作'收’”。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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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齐鲁学刊》2012年第3期)

古文献中,“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先秦古籍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族,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或“诸越”(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等),广东被称为“南越”。隋唐以后,“粤”字意义收窄,指岭南地区,或称“南粤”。直至近代,两广仍然称“两粤”。民国以后,以“粤”字作广东省简称。古国时期,广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大致是岭南苍梧古国统治地域,而广东的东部和东北部则是闽越族系和扬越族系所建古国。广东地区,从古国时期开始,就是多种文化汇合并存的地方。

西瓯[ōu]
西瓯,又称西越,是先秦时出现在岭南的方国 ,西瓯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广西柳江以东、郁江以北、湘漓以南和西江以西的广大地区。
《百越先贤志自序》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为西越也。郭璞注《山海经》说:"瓯在闽海中,郁林郡为西瓯。"南越国时期,西瓯方国已不复存在,而是与南越国政权捆绑进入封建郡县制社会 。西瓯、骆越人演化为今天的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少数民族。
《旧唐书·地理志》载:"贵州(今广西贵县)郁平县, "古西瓯、骆越所居",又说党州(今广西玉林县境)"古西瓯所居。潘州(今广东高州县):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
史载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非民族共同体。
《汉书》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南面称王。"《百越先贤志》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西瓯,又叫西越,或与雒越并瓯越或瓯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有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浙江东部的瓯江流域一带,又有另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岭南、西江、浔江、桂林一带。为示区别,人们便称浙江一带那支越人部落为东瓯,而称在西江、浔江、桂林一带的那支越人部落为西瓯。《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赵陀向汉朝夸张地称:""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百越先贤志自序》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为西越也。
郭璞注《山海经》说:"瓯在闽海中,郁林郡为西瓯。"《旧唐书·地理志》载:"贵州(今广西贵县)郁平县, "古西瓯、骆越所居",又说党州(今广西玉林县境)"古西瓯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潘州(今广东高州县):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
西瓯,《汉书》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个子矮小瘦弱),南面称王。"《百越先贤志》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西瓯,又叫西越,或与雒(骆)越并瓯越或瓯骆。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前221年),有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浙江东部的瓯江流域一带,又有另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岭南、西江、浔江、桂林一带。为示区别,人们便称浙江一带那支越人为东瓯,而称在岭南、西江、浔江、桂林一带的那支越人为西瓯。
由于地理上北方中原与南方岭南距离甚远,先秦时期中原人与岭南人少有往来,以至先秦古籍文字上关于西瓯部落的记录廖廖无几。百越众部落当中与北方中原往来较多的是地理上较接近中原的于越(春秋越国的前身),于越在商周时曾北上当过周成王的宾客,也曾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交换北方中原的丝帛和手工产品。涉及到西瓯部落的文字记录较为详细的是西汉史籍《淮南子》。
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 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 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百越军盟主)。而越人皆入丛 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 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而广东地区的政治实体较为松散。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西瓯,具体点,就是现在广西的玉林市、贵港市、梧州市、贺州市一带。那么,西瓯有无首都或首府之类呢?有人认为是在玉林,也有人考证认为在贵港。不过,古籍又有记载:"越北有城廓邑里也,处溪谷之间,丛竹之中","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想传不过等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夹以森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腹蛇猛兽。"
从这些古籍的表述,可见百越民族多数都聚居、敬居、绕寨、游走于山川要塞,森林丛竹之中。百越种姓繁多,光在西江流域一带,较大的就有两支,一支西瓯,一支雒越。雒,同骆,是山区的水田,即现在我们所说的"公式"。这个"公式"字,读广州话第三声[long3]时,所表示的是地势较高的能取水灌溉的旱水田。读广州话第五声[lang5]时,所表示的是地势较低洼的水田。雒人,或骆人,即耕这些田的人,雒(骆)越,则为耕这些田的越人。瓯雒,则西瓯、雒越的会称,是百越部落中比较落后的一两支以耕田为主,但其制作工艺技术高超。在罗定、云安出土的饰物、钢鼓就十分精良,被作为国家一、二级文物由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是百越文明的见证。
骆越有部分逐步南迁。到战国末年,迁徙到了今越南河内一带,成立了瓯雒国,是越南京族(越南的越族)、黎族、水族、老挝龙族的祖先,创造出璀璨的"瓯雒文化",即越南东山文化。
百越,又称古越族、古越人,或越族、越人。"越"或写作"粤"。因古代"越"、"粤"是相通的,到近代才较为区别。先秦时期,古籍中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江西湖南一带)、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
因西瓯与雒越类更接近,地缘又相邻,都是较其他支系相比是欠发达族类,所以人们多数都会称为瓯雒。瓯,古文与区、沤均相通。有人认为,温州多产陶瓷,西瓯又有陶器的含义,所以,瓯就是温州,温州人就是瓯人。也有人认为,瓯较古老,而陶瓷较后,这样就难以解释。
有专家研究,"瓯"不是华夏词汇。古籍记载:"东南曰扬州……其译薮,曰具区。""区"即"沤",指浙江境内众多湖泊,湖泊或濒海地方被水包围的岛屿。在这些被水"沤"(包围)的地方生活的人就是"沤人",即"瓯人"。
《山海经》中也有"瓯居海中"的说法。又有人考证,"区"则"曲",二者同义。故山林险阻崎岖曲折之地谓之"区",即"瓯",居此地者,即为"瓯人"。在东面江浙地区居住的越人--"沤人"是"瓯"。在岭南西部地区居住的越人--"瓯人"也是"瓯"。他们都是"瓯越"。为以示区别,所以,习惯上称江浙一带的越族"瓯人"为"东瓯",岭南西部一带的越族"瓯人"为"西瓯"。
两次秦瓯战争后,百越逐渐衰亡。以秦始皇的雄才大略、野心和贪念,使其兼并了六国,征服了岭南。客观上使华夏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跟着开始了征服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据西汉史籍《淮南子》记载:"秦始皇派遣国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杀南野之境,一军结余干之水。"也就是说,秦始皇的军队,从江浙挥军直捣福建江西而至广东番禺成为大本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从番禺、江西、湖南、贵州、广西五方面包围西瓯,经过残酷而持久的激战,双方都牺牲主帅。"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簿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亡,杀尉屠睢,仗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从这记述中可以看到,西瓯国王(君)虽然牺牲,但西瓯人不肯投降。在新首领"桀骏"的带领下,进行艰苦的丛林战,情愿与禽兽为伍,也不肯作秦的俘虏,并采取夜间战术,设下埋伏,夜袭秦军,使其中计,主帅屠睢中毒箭坠马而亡。死伤几十万人,血流成河,使秦军不敢掉以轻心,在几年的战争中,都是人不脱甲、马不卸鞍、箭不离弓。
由于岭南地形复杂,山岭崎岖,运输十分困难,监军禄不能将粮草及时运到岭南,影响了战事。于是派几万兵士凿通了今广西兴安县东面向北流入湘江的海洋河和西南面流入漓江的大溶江,使两条河相连,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北方的粮草源源不断地顺利供应给进军岭南的秦兵,使秦朝士兵及时得到补给。仗打了几年,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开凿建成了"灵渠"以后保障了供给,才取得了征服岭南的基本胜利。而且,这条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的秦凿渠,后来一度称为零渠、陡河、兴安之河、湘桂运河,如今称为"灵渠",全长37公里,水面宽十几米,大天平主坝长344米、高200多米,结构有铧嘴、大天平、小天平、南渠、北渠,涉水天河、水涵、陡门、堰坝、堤坝、桥梁等独具特色的人工运河,稍不留神便成为了"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因为开通了秦凿渠,解决了粮草的运输问题,保障了供给,才能深入西瓯地区中心,连续、继续作战。屠睢战死之后,秦始皇重新派伍器、赵佗为正副首领,又率30万(一说50万)大军二征岭南,在东西北一齐夹击之下,才基本控制了"西瓯"地区。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当时只是击败了西瓯主力,占领了西瓯的主要活动地区。广大山乡村野仍在越人手里,并且经常偷袭、骚扰秦军,还曾经攻击过番禺。所以,赵佗又带大军从番禺出发进剿西瓯。史称"第二次秦瓯战争",也有人说这是第一次秦瓯战争的继续。"第二次秦瓯战争"的惨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第一次秦瓯战争"。所以,秦瓯战争之后,千百年来,在西江两岸的高山密林里,在狂风暴雨的漆黑之夜,仍然会有人隐约听到人喊马嘶,以及"一、二、三,冲"、"一、二、三,杀"的喊杀声。经过了无比惨烈的"第一次秦瓯战争"和"第二次秦瓯战争"之后,秦始皇可以说是征服了岭南,并在岭南设置了三个郡:南海郡,今广东大部分地区;桂林郡,今广西东北部及广东西部小部分地区;象郡,今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越南中北部,甚至到达云南东部及贵州南部。云浮,时大部分属桂林郡,新兴(旧称临允县,因县治临近允水即今新兴江而名)及南面小部分属象郡。
西瓯--祖先的土地上曾经辉煌过的地方--不论是国、国家,还是部落联盟,在"秦瓯战争"后彻底解体了。西瓯,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符号。那么,西瓯解体了,或说已经灭亡了。但是,那些人呢?西瓯越人,去了哪里呢?这似乎是个谜团。百越西瓯之人,在秦朝军队的强势攻击下,只能向南败退,一部分留下融入当地,一部分漂泊海外。而向南败退的,带着对秦军的愤怒与仇恨在东南亚站稳了脚跟,重新设郡、立国,或重组联盟。对秦的仇恨铭记于心,言必称"秦"、"秦呢",或恐惧、或仇恨。这"秦呢"的说法,以故事或历史的传播,传到次大陆与东印度部分融合,印度语读支那,再由印度传向西方,写成英语即变成China。这即是世界称中国为"China"的起源,历史上有此一说。
发展
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如果不是秦始皇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西瓯、骆越两大方国必然在战争中兼并,合二为一,实现岭南统一的格局。 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群雄逐鹿,发动频繁的方国战争,岭南也不平静,也存在着本土自发的方国战争,岭南岭北的国家文明运动轨迹,大致是相近的。
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特别是在广东地区,从古国时期开始,就是多种文化汇合并存的地方。古国时期,广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大致是苍梧古国统治地域,而广东的东部和东北部则是闽越系和吴越系所建古国。 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珠江三角洲露出海面,形成肥沃的平原地貌,是待开垦的处女地。于是东部的闽越、吴越族系西渐,西部、北部的苍梧、瓯、骆族系东渐、南渐,共同开垦珠江三角洲,形成多种文化汇合。在这里发现的有段有肩石器较多,就是文化汇合的物证,有段石器源于吴越、闽越地区,有肩石器则是源于瓯、骆地区的邕江、郁江流域。
就某种意义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可能要高于广西地区,主要原因是那里是多族系、多文化汇集的地方。文化只有交流才有进步提高,生产技术的交流就必然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正因为是多族系、多文化汇合地带,就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权威的、能号令各小方国的政治实体,整个社会是松散的方国林立格局。而不像广西地区,在战国前后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的相对统一格局。因而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南越国时期,作为独立实体的西瓯、骆越方国已不复存在,而是与南越国政权捆绑进入封建郡县制社会 。
乌浒人(后称),是当年西瓯部族在贵港本土原住遗民,分布在郁林、合浦、交址三郡地区 。从汉至唐的历史典籍里出现的俚人、僚人,到宋时改称獞人、撞丁,明清两代又有狼人、土人等不同称呼,都与先秦时的瓯骆越人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直到隋唐时期,广西大部地区尚是少数民族--僚人的聚居地。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贵州有府,一曰龙山。"唐代实行州府县三级区划,在今贵港北部龙山地区设置龙山府,隶属贵州,管辖整个龙山盆地。
光绪《贵县志》载:"北山上盘武宣,下连浔郡,错综百余峰,延袤数百里。唐贵州牧尝教植茶树于此,土人赖之,俗呼其地为龙山。"北山皆属土山,山势高耸入云,光热条件良好。唐代州官因地制宜,在山区传授栽种茶树,平原则种稻,这是地方州官兼"劝农事"的一个体现。今平天山上仍遗有高山茶园,顽强地维系着"北山茶"的千年血脉基因。旧志所言"土人",隋唐时期称僚人,今之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前身。
骆越是很早以前就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古老方国(境域:今广西南宁、百色以及南到越南中北部地区 )。据考证,骆越文化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骆越人是远古、夏、商、周乃至汉代生活在广西的古代部族,是现代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
甘桑石刻文载商纣王突围建国
考古者 39905 2019.07.11 摘自:https://www.clzg.cn/article/76163.html
   2019年7月10日,甘桑石刻文研究会议暨阶段性成果展示会在广西平果县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上海、江苏、陕西、浙江、湖南、广西、云南、四川、重庆、贵州等省区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会议。这是继2013年以来相关内容研究的第四次会议,也是甘桑石刻文2006年发现以来,对甘桑石刻文解读实现了零的突破的意义深远的会议。

甘桑石刻于2006年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马头镇甘桑地区,在2012年考古发掘之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市场1000多片。目前掌握400多片的线索,刻写总字数近两万字,《骆越史》选择其中QC021正面刊载的7个图像、3个数字卦;背面刻写的178个文字(词组)集中破译,釆取以数字易经、史前文明出土数字、甲骨文比对、壮语注音等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方法,解读出了以下石破天惊的历史之秘。

年代经过修正后的石刻文以图文并茂的内容介绍,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即辛丑兔年殷历一月初二甲子日,周历晚于殷一个月,亦即周历二月初二甲子日的黎明时分,岁星中天,出现了木星合月的特殊天象。周武王大军正在向殷都展开合围,商纣王在此之前使用鸡卦占卜,分别得出被围困之"困",要迅速撤离之"遁",寻找定居建国于高山之"坤"三卦,断然决定突围南迁。
       于是,左手执钺,头戴王冠的商纣王和一位妇人冲锋在前,在由大象、飞鸟军事集团总共767人队伍的簇拥下,成功撤离殷都。突围第七天,正是午日正月初八,周武王派出追兵,商纣王派出40头战象进行狙击,以牺牲12名将士的代价,在元宵节击退追兵,带着755人的队伍,长途跋涉两个月后,于公元前1122年前农历三月初六到达左右江流域,在三月初八建立骆越国。
      骆越国建立之后,突围南迁而来的商纣王成为第一代骆越王。他们视甘桑其地为来自中原之后的第二个故乡。为了与当地土著西瓯国融洽关系,他们于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派出使者团队全力沟通,经过115天的工作,迁徙而来的骆越人与当地土著西瓯人在八月中秋节这天未日一达成协议,并在八月十八戌日举行结盟庆典。
        3119年前,这年属于午年,也是商纣王突围南迁建立骆越国,以骆越王执政的第四年的农历七月初一,羌人出兵进犯骆越国,骆越王手举环首刀率领国人保家卫国。不幸身中毒箭,医治无效致死,于当月初十入土为安。临终前告诫族人,每年要用300天坐上大船巡视江海,哪怕只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扎根、生长在这里,建设甘桑。
        原来,商纣王早就突围南迁建国,甘桑石刻文记载了这一重大的历史真相。本来,《尚书》就没有写商纣王被杀,晚于商纣王时代上千年的《史记》,却歪曲事实,把商纣王之死,把坊间传闻当成了历史,真是贻笑大方!

  桂林2200年前归纳战国时代楚国治下,春秋形式图里的楚国地界廷长至桂林五岭,也就是漓江以北归属楚国的苍梧青阳治下,而漓江以南地区是百越西瓯治下。全、兴、灵、灌、恭、平这几个县归属楚国地界,考古挖岀很多楚国墓地和春秋战国时代文物,灌阳古城遗址亦是楚国苍梧郡青阳所在治地。
桂林地区并非秦始皇攻打百越西瓯后归纳华夏版图的,而桂林地区早于秦始皇两百年纳入华夏地图版块。秦军灭楚后在兴安筑建秦城,开挖人工运河灵渠,统一西瓯后并设立桂林郡。而桂林郡郡治所在地不明,广西有两地方在争夺桂林郡郡治所在地。一说法是指郡治桂平所在地,二说法是指来宾象州郡治所在地。但是,经过考古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桂平桂林郡治被排除。考古桂平总共岀土文物都是属于汉朝古墓,汉朝古墓只岀土一把秦军兵器,当然桂平亦不是桂林郡治所在地。然而,象州田兰村古城遗址岀土大量秦币和秦兵器总共600于杖,而象州田兰古城又亦是西瓯王城,广西壮族自治区猜测,象州是桂林郡郡治所在地可能性很大。
桂林在秦朝时代,这段时期的历史记录很少。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度,有桂林郡治就应该有县治,然而桂林这段秦朝历史里亦是空白的。我们回看兴安县秦城遗址,考古发掘秦城岀土的一砖一瓦都是按照秦皇宫级别筑建的,也有可能秦始皇南巡到桂林了。按照秦王朝制度,不是皇帝的行宫(离宫)是不能筑建同秦皇宫级别的,兴安秦城筑建超岀级别了。历史记载,秦始皇有过南巡,秦始皇巡游就是为了告诫天下,天下莫非王土,谁都不能对秦始皇造反,另一个巡视秦军按扶士兵士气。根据历史书记载,秦始皇南巡至湘江到福建,当然也有密秘巡游了桂林的可能性。桂林郡治也许就兴安秦城,这是个人推测,也没有相关官方报道,当然也有桂林的学者作过相当推理,因为桂林亦不是郡治所在地,县治总应该是有的吧?  始安县并不是秦朝策封的,始安县是汉朝策封的,兴安始安县古城遗并未岀土有楚汉时期一砖一瓦文物。而网络说法桂林是秦朝始安县治地,这是是根据汉朝始安县记载推理而来的。又有说法桂林是零陵郡治下,这是非常错误的。秦朝制度是郡县制,郡治就是相当于省行政级,而且零陵郡是汉光帝推行,零陵郡制是东汉时代。按照秦朝的桂林郡,湖南省永州哪里是秦王朝长沙郡地。哪么桂林亦不是郡治?桂林又没事县治地名?桂林又是被哪个县治呢?
导读:八百年楚国是我国历史上南方的霸主,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曾经具有重要影响。楚国的版图、灿烂的文明、筚路蓝缕的艰难创业史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都让人难忘。
楚国留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史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悲壮。
相传楚国先民是火神祝融的后裔,祖地在河南新郑。我们都知道黄河流域是开发最早的地区,所以相对富庶。到商朝时期,贵族为了获得这块富庶的土地就有意识驱赶楚国先民。在商朝的不断驱使下,楚国先民被迫走走停停不断南下。所以楚国先民迁徙是被迫的,楚国先民直到湖北荆山才完成初步定居,但是也是谋生。要想翻身还是借助了武王伐纣,通过加入讨伐商朝军队才初步获得地位。
楚国人参与讨伐商朝的目的就是为了返回祖地,但是周朝建立后似乎忘记了这个小部落并没有进行册封。到了周成王时才册封楚部落的酋长熊绎为子爵,作为最小的爵位封地只有五十里。而且没有把富庶的中原祖地封给他们,还是在当时处于蛮荒的南方册封了五十里。虽然楚作为诸侯虽然接受了中原的册封,也获得了封地和名正言顺的扩张;但是对于中原王朝已经不在热衷。与其年年进贡不如把精力都放在发展上,但是很快祸事来了。对于周王室来说进贡的诸侯太多他不一定记得,但是谁没有进贡那就是大不敬。所以才有了周昭王亲率领六军对楚国进行征伐,楚国自然不会束手就擒进行迎战。结果居然是周昭王落水,周朝大败。所以干脆自称蛮夷的楚国,就在南方的新家中 蓬勃发展起来。
早期的楚国以五十里子爵的封号,要想扩张必须进行残酷的战斗。更何况楚国周边本身就是蛮荒之地,充满彪悍的土著人。要想赢得生存和发展楚国必须能打,否则根据丛林法则就被被灭族。此时的楚国已经摒弃了对中原的认同和幻想,从楚王熊通开始自称蛮夷开始毫无理由的扩张。毫无理由就是在春秋时期不找什么大义的借口,只要对楚国有利就是动手的理由。所以楚国也是政变、弑君比较频繁的国家,熊通就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因为年迈的楚王熊通垂涎邻国随国的铜录山(青铜矿),就以白发高龄亲征随国。这段非常有意思:随国说我无罪;楚王熊通说我是蛮夷不用找借口,因为当年周王征伐我们也没有借口。
楚国先王都是彪悍尚武的,犹如湖北湖南人一样性格火辣。这和战国后期楚国的婉约、阴柔的楚风截然不同,也许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习惯彪悍扩张的楚国在获取青铜资源以后,无论是装备还是财富都大大增加。因此到楚怀王时期国力达到顶峰,不但占据了整个南方;而且在东北国土已经推进到山东半岛的齐国境内。楚国在灭越国后正式成为方圆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大国,从筚路蓝缕的五十里的子爵开始楚国付出了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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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书考证,越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贺循《会稽志》云:“少康,其少子号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而另一种说法,则见之于《国语》中韦昭注曰:“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於,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作为姓的始祖,可溯至甘肃、陕西乃至河南一带的季连部落。季连部落曾与以牧羊为业的羌族有大规模的联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变体,因此,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

商朝兴起时,剿杀季连部落甚烈,其族众七零八落,四处逃亡。在季连部落中,有一个重要的氏族——罗氏,逃亡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得以休养生息。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氏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县。在春秋时代,被楚国所灭,罗氏南下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391年,楚国南平百越,罗氏不得不继续南徙,直到岭南。

有学者认为,如今在两广交界地区,保留着大量带“罗”字的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欧山、罗霍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族人南下经过此地的遗痕。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芈”。

温州一带称为“东瓯”,温州古称瓯越,东瓯王驺摇是越王无彊次子蹄的六世孙,姒姓,欧阳氏。秦始皇平越后赐姓驺。闽越与浙越关系较为密切,在越王允常时代,即有越人进入福建定居。楚灭越后,不愿臣服的越人大量向福建迁移,形成了后来的闽越。若根据史籍蠡测,岭南越族与浙越、闽越,似乎同出于季连部落。然而,这种观点,仍带有中原中心论的偏见,它无法解释,在季连部落罗氏到达岭南之前,岭南是否有人类的活动?季连部落是岭南文明的开创者,还是中途介入者?距今14万年前出现的封开垌中岩人,谁是他们的后裔?

中华文明是多元的

中华文明是多元发展起来的,是多个地方各自独立地发生、成长,并非以中原为“一元始祖”,从中心向四面散播。各地的文化在成长的过程中,互相融摄,参伍成文,始成大方之直。封开是岭南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山海经》里的“封豕”,《淮南子》里的“封豨”,说的都是封开这个地方?西瓯人以猪为图腾,并非如季连部落罗氏一脉以羊为图腾。考古学家在封开曾发现大量东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戈、矛、镞、刀、钺等物,证明西瓯曾经是一个相当强盛的部族。它的文明早在中原人到达之前,已经存在,并非纯由中原人带来。如果说季连部落罗氏一脉确实从中原南下,那么,它也必须与当地土著相结合,才得以在岭南发荣滋长。

越人善战

秦始皇南行的足迹,最远止于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雾缭绕、让人望而生畏的五岭了。秦始皇生平未曾涉足,大部分北方人也没去过。去过的人几乎都没有回头。他们对岭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听途说,诸如“民如禽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之类。岭南越人被描绘为一群断发文身,禽声鸟语,干栏巢居的野蛮人,谁也不相信岭南是一个有文明存在的地方。

然而,当秦始皇遣兵南征时,才发现岭南越人显然比东南部的越人强悍得多。秦始皇在灭楚之后,很快降服了浙江的越族,又顺利征服了温州的东瓯和福建的闽越,但唯独在岭南,五十万秦军遇上西瓯越人的顽强抵抗。秦军屡屡大败,甚至连统帅屠睢也被西瓯人砍下了头颅。《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为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適戍以备之。

第一波移民潮

由此可见,岭南越人并非一盘散沙的野蛮人,他们有着十分严密的军事组织,相当强悍的战斗力。那些从高纬度北亚气候地区来的秦军,除了被越人打得晕头转向之外,亦深受溽暑、台风、山蚂蟥、痢疾的折磨。北人难以适应南方的暑湿气候,所以一提南方的“瘴疠”,无不胆战心惊。

屠睢死后,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军继续征讨岭南,并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达番禺,公元前214年,终于实现了他征服岭南的宏愿。

几十万的秦军再也没回到北方,他们永远留在了岭南,留在了桂林、象、南海三郡,开边殖民,年纪大的便解甲归田。沿着秦军入粤的路线,西江一带便成了这批移民落脚最为密集的地方,然后向珠江三角洲逐步扩散。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作为新移民的秦军将士,之所以在粤西而不是番禺聚居,并非因为番禺的越族势力过强,而是当时他们负有在西江流域驻扎戍守的任务。为了协助这些新移民安家,赵佗还专门上书秦二世,“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批妇女到岭南,名义上为驻军缝补衣服,实则与之成家立室,蕃衍子孙。

然须注意者,古书中所说的人数,往往言过其实,所谓“五十万大军”、“十万军工”、“万五妇女”,都不是一个确数,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即使接近事实,一万五千妇女与数十万秦军,亦不成比例,更多中原军士,还是要与当地土著成婚。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也证明,广府民系的体质特征与广西壮族有较大的相似性。而壮族是越人的直接后裔。

广州建城,始于任嚣。身为秦军将领的南海郡尉任嚣,在病榻弥留之际,遗嘱继任人赵佗:“番禺(即广州)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这是任嚣留下的唯一遗言,其言虽然简单,但意味深长。

任嚣所说的“中国人”是指中原汉人。如果岭南没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单凭一群离乡别井的逋亡人、赘壻、贾人,能够开宗庙、立社稷吗?对这一点,赵佗看得比任嚣更清楚,他知道,要开发这块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原岭南越人实行共治,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当地土著的习俗,不管这种习俗与中原礼教有多么巨大的差异,良则从之,恶则禁之。

许多富有地方色彩的事物,诸如广东人喝凉茶、穿木屐、睡瓷枕、住骑楼等等,推敲起来,无不与水土有关。古越人断发文身,曾令峨冠博带的北方人啧啧称奇,其实那只是渔民为了方便水上作业的一种打扮;干栏茅屋是因为广东地势卑湿,瘴气凝聚,毒虫蛇蝎猛兽又多,不得不筑巢而居,并非如北人所以为他们是野居穴处的“有翼,鸟喙”羽人。

文化上的误解,往往出于过分高明自许,自视如神,缺乏容受涵摄的雅量。而赵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建立南越国后,采取“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的政策,并不强行推广中原冠带,反而虚怀以容纳越俗,不仅任命土著越人做丞相,还带头与越人家族联姻。中原汉人与土著越人的通婚,在朝野都是很普遍的事情。

广东地区最大的族群——广府民系,便是在这种南北联姻基础上,渐次形成。以秦军所使用的“军话”为基调,亦因不断融入当地的越语,慢慢从方言岛的存在形态,沿着西江流域,开始了向广府话(粤语、白话)演变的进程。

事实证明,“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并没有令中原文化在岭南湮灭,反而注入了新的内涵,养成了岭南文化开放性的先天基因。南越国没有留下什么文献记录,但赵佗治理南越国长达六十年,开物成务,草创经营,史书上称赞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这种文理,反映在舟车、文字、音律、冕旒、衣食、人伦、政治等等方面,都为岭南文明开创了一片盎然的生机。

摘自:https://www.sohu.com/a/281786599_120044110《广州人的祖先,到底是汉人还是百越人? 》
 
顾颉刚:中国民族史概要

满族文化网2020-04-30 00:27 摘自:https://www.360kuai.com/pc/997e3e10b1acfe43f?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1.打破两个错误的观念人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来源,有两个不科学的错误观念,必须打破。

第一个错误,说中华民族自从三皇五帝以来,一直是统一的;又一直是封建帝王世代相传下来的。

其实不然,三皇五帝是许多民族在悠悠的远古时期的不同的神;后人才把这些神联系起来,成为许多民族共同的神,称作“三皇”和“五帝”。古人说自己是“三皇”、“五帝”生出来的,是黄帝的子孙。其实,这是不对的。

这个说法铁板钉钉般地定下来,就使得科学的民族史无法研究。

第二个错误,以为中国民族是在四面八方之中央,其他少数民族在四边,东方的民族叫做夷,西方的称为戎,那在南方的就叫蛮,而北方的则呼为狄。

实际上并非如此,古时,夷人、狄人各方都有。夷、狄、戎、蛮并没有某种固定的地域分配。

现今,我们知道的有“北京人”,山西“丁村人”,广西“柳江人”。这都是新发现的五十万年前到四五万年前的古人。这些古人,与今日之中华民族,究竟有何联系?还不知道,没有研究清楚。

今天的中华人,只不过四千年。而人类整个历史异常漫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数千年。可是,考古,可到达一万年;古生物学可到一百万年;地质学可以到几百万年。真不知,人类史从何时起始。

现在的有文字记载,又有文物为佐证的人类历史,仍旧是太短太短了。

2.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和发展

(1)商

古老的中华民族历史,有文字资料的,自商代的甲骨文起始,算来不过只有三千到四千年。

商人,是中华民族。它的东边为鸟夷人。

鸟夷人把鸟作为自己的图腾。凤鸟氏、玄鸟氏和爽鸠氏都是鸟夷。

鸟夷人所占地域极为广大。大概以山东为中心,最北到东北地区;南到江苏;西到河南。这些都有考古的根据。鸟族文化是黑陶文化。黑陶在山东、河南、东北、江苏等区域发现很多。黑陶的特点是薄,上面都有鸟头。这些是近些年才发现知晓的。

商的西边是羌人。羌人占地有陕西、甘肃一带。商人在河南、河北地区。同其他部落比起来,当时已算是很大的了。

商的南边是越,在甲骨文中无越的资料。因商同越的交往少。那时,商与南方、北方的关系少,而与东方、西方的关系多。

商的北面,仍是夷。夷人沿海而居。另外它的北边还有狄,但关系不多。

商代的中华民族大概如此。

(2)周、秦

商之后为周。周是羌人。羌人分成两支,一是姬姓,一是姜姓。都起源在渭河流域,陕西一带地方。姬姓同姜姓联姻。羊加男人为羌,羊加女人为姜。他们都以羊做图腾。

周人后来向南、向东方扩展。向南方扩展的是太伯。他沿汉水向东南发展到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建立了吴国。这当然不是太伯一人、一次行动所达成的,而是慢慢地逐步形成的,从而吴国为周所统治。那个地方原本是越人。

另外,周人向东扩展到了山西,再往东南到了河南。这一来,周人便同商人起了冲突,发生战争。结果,周灭了商。

周的地方大了。最初周武王时候,他们扩充到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地域就很庞大了。周武王死了以后,他的子侄起来叛乱。这就引发了周公的东征。东征名义上是平叛,实际上则大大开拓了疆域。河北、山东都被吞并了。这个地带原是鸟夷的居留地,鸟夷人被迫分散,有的留下,有的逃到南方,有的逃往西方,有的跑往北方。所以周公东征的地方愈大,鸟夷人的分散也愈广。

后来的秦人,姓嬴,是鸟夷的一族。周公把秦人从东方赶到了西方。后来的越国,也是鸟夷人,嬴姓。犬戎灭了周,东方的鸟夷人姓嬴的自东方搬迁到西方。总之,东方和西方的各族混合了。到了秦代,东方的各族的人,则为来自西方的人(秦人)所统治了。

狄,即犬戎,以犬为图腾,商时已有。到周时,同犬戎就近了。狄在西、北方,势力很大,地域很广。西部的在陕北地区,北部的在山西、河北地区,内蒙古全是狄人。战国以后变为匈奴。历史上的匈奴,来自狄人。

到了春秋时代,狄人分为白狄和赤狄两支,用旗的不同来划分。赤狄占地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白狄在河北的定县。

晋人灭掉了山西与河北的很多白狄和赤狄。到战国时期,秦又灭了陕西白狄。于是,狄更往北去。所以,战国到秦、汉,狄人都到长城以北去了。秦、晋、燕各国都营造长城。到战国时,晋国亡了之后,赵国、秦国、燕国全都造长城,为的是防御狄人。

秦、汉以后,匈奴力量大,地域比中原还要大,占有了蒙古和新疆。匈奴人善于骑马射箭,善于打仗。所以秦朝特别派了大将蒙恬去抵御匈奴。可是,仍然被匈奴人抢去肥沃的河套地带,直到汉武帝时候才夺回。

秦、汉时代,在北面以长城阻挡匈奴的战马。在南方,就开拓越。西周时吴太伯已到了越,这时又到南海郡和桂林郡(即广东、广西),还到了闽中郡(即福建)和象郡(就是越南)。

越南的越人,在古代原本和浙江的越人是相同的。浙江的越有瓯人,东瓯人在温州,西瓯人在广西。南方的越人,用船向南方去,十分便利。如同北方的匈奴用马,能开到远方。越人,矮小的身子,黝黑色的皮肤,所以也有人称其为马来种族。因为体格和马来人相同,这一种族,也许是中原人。再往南,则到了东南亚,好像匈奴人之到了西伯利亚。

所以,古代的中华人,分为三:

①在中间地区,中华先人,是东方的人和西部的人所合并起来的。

②在北边地区,匈奴人,向北扩展。

③在南部地区,越人。

因此,可以这样说:全亚洲,在远古的岁月里,曾是三族共同开发。古日本、古朝鲜可能是鸟夷人。因为鸟夷人说,其祖先是鸟卵所生。在朝鲜,现在有许多证据。

从商、周到秦代,许多民族合并起来,汉代以后就叫中华民族,这其中包括了许多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夜郎国,云南的滇国都并到一起。夜郎国,在汉武帝以前是独立存在的,到武帝时把它合并了。“夜郎自大”是怎么回事?汉朝使者到夜郎国,夜郎国王问道:“汉朝,比起我夜郎国来,孰大?”所以留下这个典故。比喻一个人不知天高地厚,而妄自尊大,人们就说他是“夜郎自大”。其实,他本不大。

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和发展,要归功于三个人:

①周公,他并下鸟夷,一直到了东方,到了海边。

②秦始皇,他并下了南方的越,到了福建、广东、广西。

③汉武帝,他发展到了云南、贵州。

四川,战国时,秦国就加以开发。四川,一是巴,在重庆;一是蜀,在成都。秦始皇之能够统一全中国,和开拓四川大有关系。因为,四川有米,打下巴和蜀之后,有了三个大地区,就可以攻取东方,东方却不能打四川。

内陆的小种族有许多许多。如蛮,它分很多个种族。对于蛮的开发,要归功于楚。

楚,本为东方的人,同鸟夷很近。楚人姓芊。楚以羊为图腾。原先在河南的东部,被周公一打,迁徙到汉水流域湖北一带。到了荆山,周公的力量达不到了,以后,它壮大起来。接着,南方的许多小种族都为它所合并。包括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各区域。楚曾派人打云南,没有成功。但南蛮的大部分是被楚所同化。

战国时,越国灭了吴国之后,楚国把越国灭掉。所以,楚在春秋、战国时代,地域最大,其周围有五千里。其次,才是秦。当时,许多人以为楚是要统一全国的;可是,楚却为秦灭掉。

春秋时代,有四个大国。即齐国、晋国、秦国、楚国。

齐国占了山东的大半(东北部),及河北的南部。

晋国占了山西的全部及河北的西部。晋国本在山西的南部,它向北发展,到了雁门关以南一带地方。

秦国,原先是在甘肃的东部——清水县。后来它扩充到陕西中部,再扩充到陕北以及陕南,加上甘肃的西部。到战国年间,秦国扩展到四川。秦始皇时,已经达到了福建和两广,这时的版图同当今的领域,就已经差不多了。

说到燕国,很有味道,它本来很小,可是到战国时期却大起来。它到了辽宁及内蒙古的东部。燕昭王向东北发展,到达热河、辽宁。这一扩充,主要是打击了朝鲜。原在辽宁、热河、河北、东北之一角的朝鲜人,便移到了现下的朝鲜。

朝鲜人称大河为滦。“滦”字变音成“辽”,又变为“凌”,这在韩音中,都是河。朝鲜人东迁,但是有一部分朝鲜人仍然留居在东北,这就是原名称的高丽。到唐朝,唐太宗又去打高丽,当时主要在今之鞍山一带区域。所以战国时的燕国很大。

战国时候有七个国家最大,即齐、楚、燕、赵、秦、韩、魏。

当时韩国、魏国在他们各国中间地方,被挤得无法向外扩大。韩国就是河南的中部和西部;魏国是山西、河南与河北的各一部分,这是最小的两个国家。

赵国往北发展,它原来在山西的北部和河北的西部,建都在河北的邯郸。

(3)汉

汉代武帝时候,到达河西走廊,又扩大到新疆及朝鲜半岛的中部和北部;再加上贵州(夜郎国)同云南。汉武帝的疆土大极了,中华民族壮大了,凡汉疆域内的人都说是汉人。实际上,人的血统很乱。

汉人不是单一的血统,是许多族的混合。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单于(即王)呼韩邪就向汉朝投降。汉宣帝时,匈奴来朝拜。汉元帝时,就把王昭君匹配给呼韩邪。在这个时期里,匈奴是投降,不是压迫汉人。

这时,匈奴分为一南、一北两支。向南的匈奴投降了汉朝。这一支中有一部分后来到了山西。向北的一支,北匈奴,到东汉中叶被大将窦宪打败。它向西发展到了中亚,再向西到了欧洲。现在的芬兰和匈牙利是北匈奴后人。

自此以后,匈奴没有了。南匈奴,变为汉人,北匈奴,变为欧洲地域的人。

(4)三国、两晋、南北朝

发展到三国时期,统一的中国分为三。这也有好处,可以再发展。

曹操打败了乌桓。乌桓是鲜卑人,鲜卑人原是西伯利亚人,鲜卑是西伯利亚的变音。他们占有热河一带,把乌桓强迁到内陆来。曹操打败乌桓,就向东北扩充。

刘备的西蜀向南扩充到云南,把云南和四川连成一片。

东吴向海上发展,派了朱胜驾上战船去清剿海盗,发现了台湾。这是大陆和台湾有关系的开始。公元三世纪,吴国派人到了台湾,占有并加以统治。只是吴国被灭掉之后,台湾就无人去管了。吴又开发了广东,名谓广州和交州(广东之西部)。本来,秦和汉代就已经到了广东,但无大开发。到三国时代,同化了。

晋统一了三国。但时间很短,不多久就闹起五胡十六国之乱。

五胡乱华,一个是南匈奴,在山西地带,起来闹。二是羯,这是由南匈奴分化出来的一支,也在山西(山西匈奴人多);还有鲜卑人(原是西伯利亚人)起来闹,他们在热河地带;再是氐人,战乱发生在四川;又有羌人,在甘肃、青海起来作乱。

五胡,都想抢占中原。所以,这时他们先后立起十六个国来。这十六国都在黄河以北,黄河以南的区域,属于东晋,都城在南京。

北朝的后魏最是强大,他们是鲜卑人。北魏开始在山西大同建都,后来发展到黄河以南,就迁都洛阳。北魏孝文帝下令,使自己的民族全部汉化。衣服穿汉服,语言、文字一概用汉语、汉字,于是北魏完全汉化。这个族的姓也改了,如姓拓跋的改姓元。他们不再姓两个字,只姓一个字。

同时,鲜卑族的一支由首领吐谷浑率部人到达青海,从事游牧,用汉文,并以他自己的名字作为族名。他们原先在东北,以后渐渐到达西北。

(5)隋、唐、五代

隋统一了南北朝。隋炀帝做了一件好事。他把运河连接起来,使南方同北方的文化易于交流。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河流全都是东西向的,自从运河开通并联系起来以后,就有了南北运行的河道,南北经济得以大畅通,使苏州、杭州、扬州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运河把木材、粮食、盐、食品运往南北,方便快捷。

到了唐代,唐太宗时候,疆土大大扩张。例如新疆,汉代已经开发,但没有设立郡县,所以仍有三十六国。到唐代,改设郡县,加强统治,进一步开拓。唐代在东北,设立了安东都护府,为的是治理朝鲜。又在新疆设置安西都护府;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从此,越南就一直叫安南;在内蒙古设置安北都护府。这一来唐的声名大极了。全世界能来的,全来了,阿拉伯、波斯、东南亚的人都来了。唐代的疆域,比起汉代来,更大。

唐代开始同西藏有了关系。藏人原是羌的一支,本名发羌。藏人读“发”为“拨”的音。读“大”为“吐”的音。所以称作“吐蕃”。这个“蕃”应读为“拨”的音。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藏王,有许多工匠随嫁而去,还带了不少种子,以帮助吐蕃建设工业、农业。又有些乐人,搞音乐,所以布达拉宫至今有唐乐。这一下子,唐和西藏成了甥舅之国。此后,西藏同中央有了亲谊。

唐代,外国人来得多,他们来中国,第一先登上广州,广州就繁荣起来。所以后来广东话中唐音最多,广东人自称为唐人,华侨在外国聚居自称唐人街。唐时,开发疆土极大。到五代就不行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为五代。汉人朱温篡唐,建立了后梁;沙陀(在今新疆)人李存勖灭梁,建立了后唐;沙陀人石敬瑭借着契丹(在热河)人之助,推翻后唐,建立了后晋;沙陀人刘知远乘契丹灭了后晋,建立了后汉;汉人郭威推翻后汉,建立了后周。五代前后不过五十三年。

说起来,五代时期倒也没有什么破坏。只是乱七八糟。此时,文化有一点进步!把古书刻在木版上,印出来。有个人叫冯道,他是三朝元老,办了这件好事。

(6)宋、辽、金

宋朝的疆域缩小了,是统一朝代中最小的。比之于秦和汉,比之于唐,数它最小。宋放弃了东北,放弃了河北的北部,即燕云十六州,都弃给契丹人(热河为其原居地)。宋太祖把南方的,大渡河以南的土地,从地图上以御斧砍去,全部放弃给大理国。宋最怕辽。辽是契丹人,这时已经占有了东北。每年宋都得送些金、银、丝等财物给辽。于是契丹愈加强大,常常要和宋打仗。所以杨家将的故事就发生在山西一带。

辽前后约有百年。宋、辽常开仗,宋常败北。辽成为大国,占有全东北。

金人起来了,金人是满人的祖先,是当地人,在吉林等处。金人受辽压迫过甚,就起来反抗,灭掉了辽。这也就是满人灭了鲜卑人。金人接着又去攻打宋。宋徽宗时,皇帝只喜欢字画和玩乐。最后北宋亡了国。北宋原在开封,宋高宗被迫到南方建立南宋,都城在杭州。宋和金,以淮河与秦岭为界,后来宋向金称臣。金先后不及百年,也就完了。

(7)元

不久,蒙古起来。成吉思汗原在外蒙古。人越向北方越勇,马越靠北边越骁。蒙原本还是个小部落。经成吉思汗东战西打,成为大国。

成吉思汗不打中国,他往西去打西夏,即宁夏,这里当时是藏族、羌人,一下子灭了西夏。他又打到中亚,打到俄罗斯,打到莫斯科。早先俄罗斯本不是统一的,蒙古人去攻打,倒使它统一起来。成吉思汗立了四大汗国汗国,罕即王,就是王国。在东北,立一个罕国;在蒙古有两汗汗国汗国;在中亚,也立了一个罕国。

这就把北冰洋以南(包括西伯利亚),长城以北,东到东北(除朝鲜之外),西到东欧的广大幅员的领土,全都统一在成吉思汗的统辖之下。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才打到中国来,并建都于北京,国号称元。另外那四个大罕国不在它的管辖之下。它有中国和东南亚(印尼除外)、印度支那半岛和朝鲜,通通包括在它的领域之内。元朝的地方,实在太大了。

在元代,蒙古人为首,色目人第二(一切外国人如波斯人、阿拉伯人、意大利人等),汉人属第三,南方人(即淮河以南的人)列为第四。由于元人种族压迫至甚,汉人的反抗亦最甚。八十多年以后,汉人朱元璋起事,灭了元朝。

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把欧、亚两大洲联通起来。总的说,元朝好处:一是戏曲的发展;二是欧、亚相通。

(8)明

明朝的国名,来自明教。明教即波斯的摩尼教。朱元璋把元人赶回蒙古去,建立了明朝。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重造万里长城。从前的长城都用土,宋以后改用砖,明成祖完全用砖。明代疆域比元代小。这时期没有朝鲜了,没有内蒙古了。长城以外,全非明的领土。西藏明称为乌思藏,置乌思藏都指挥使司。西藏的喇嘛教自元代传入到汉人中。

明代没有新辟的疆土,只有十八个省。云南设土司治理,安南、缅甸只是进贡。

明代移民是大事,从内陆各省迁徙大量人民去云南。所以云南话到现在还很好懂。

明朝另有一件大事,郑和太监下西洋,就是到南洋去。南洋的各个岛国他都去了,去过印尼很多地方。这给华侨开了路,此后广东、福建移居去南洋的更多。

(9)清

清朝地方大,元以后数清代地域最广大。

清时有了新疆,新疆地方自宋朝之后放弃了,到清朝重新开拓,所以名叫新疆。这一地区,是康熙时重开,乾隆定名。清时又开拓西藏。从明代以后,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喇嘛管政治,没有藏王。到清代在喇嘛活佛死去以前,最后用手一指,照此方向的远处寻找这时出生的小孩,抽签决定哪一小孩可继承活佛。而抽签人是清人,于是清人取得宗主权。清朝并不直接管理没有没有没有驻拉萨的办事大臣管大事。西藏只有庙没有王。

对蒙古也这样,清对蒙古也取得宗主权。蒙古有王。清政府在蒙古也设办事大臣,分设于两处。蒙古的盟族管政事,清政府不派人去管旗内的事。清人推行怀柔政策,常以公主嫁予蒙王。此外,又设都统,管军事,一设在绥远;二设在察哈尔。这两区在清代时候,都在蒙古范围。

清人对新疆,设伊犁大臣。清人即金人,他们自称是后金。在入关之前,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时,改名为清。清人把“清”“明”二字联起来,“清”在“明”之上。

满洲,不是地名,是佛教中的尊号。就是“曼殊”,变音成了满洲。

清代统治甚是巧妙。所管臣民汉人排第一,满人排第二,其次为回,再次为蒙、为藏。汉、满、蒙、回、藏,五个族。对于满以外的各族统治都实行怀柔政策。满人作为统治者,容易当官,却不能经商、务农、做工。只靠官粮。其大臣可以自己任意圈地成为地主。满人进关是大量的,以为不劳动可以吃饭。但到后来,当官的还行,普通旗人没有生机,就很苦了,其妇女当妓女的颇多。

清朝对于汉人采行科举制度,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对待心怀不满者,则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所兴文字狱多极了。在经济上,清人不大管,着力在政治上压迫。对于蒙、藏,尽量提倡喇嘛教,家中有两个男性就送一人去当喇嘛。所以,蒙、藏人口越来越少。蒙古少到百十万;藏人才二百万。

自唐朝开始,回教随阿拉伯人来而传入。唐以前,只信佛。回纥族,在南北朝时就多,他们也就是后来的维吾尔。相信相信相信相信伊斯兰教,所以名曰回教。阿拉伯人,最早先到新疆一带。突厥。唐代突厥强大,占有蒙古地带。后来很快就变化了,分为东、西突厥。一部分同化到蒙族中,一部分同化在维吾尔族。土耳其,原是突厥,所以,外国人曾称新疆叫做土耳其斯坦。新疆人的长相,有些像西方人,因为他们是突厥的后人,先在西方建立了土耳其国。

匈奴族,究竟属于什么族,有争论。有人说是蒙古族,有人说是突厥族。

蒙古族本身只是一个小部落。他在成吉思汗以后,发展起来,容纳了许多民族。

3.各民族神话中的祖先

(1)盘古开天辟地

盘古是南方各民族神话中的神,说他用斧开天辟地。苗人的这个神话,被汉人所接受。他不是一个族的祖先,而是所有苗族和瑶族人的祖先。苗族居住区域内,有盘古的庙,逢到节日就来纪念他。每一族的每一支,每一年都纪念盘古。

苗族和瑶族人,在东汉以后,向南发展。他们原来在湖南,却被楚国赶走了。现下湖南西部还有苗人。凡能种田的地方,都被楚人和后来的汉人给占了。

(2)三皇五帝的各种说法

盘古之下,有三皇。战国时说的三皇是:天皇、地皇、泰皇。这是秦人的说法。那时,人没有地位,所以三皇都是神,到汉朝,变了,说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

在秦始皇时候,他让大家议他的称号。大家说,古人云:三皇以泰皇为最贵。秦王说,自己愿意称作皇帝。皇帝是三皇五帝的简称。于是,决定尊称:秦始皇。

《楚辞》中用了东皇、西皇,是上帝的意思。道家说,天、地之上,还有道。道即太一,于是称秦皇为至尊。道家认定:无天地之先是混沌。这一说法又和盘古开天辟地,在天地之先,在天地之上的说法统一起来。

到汉代,改天、地、人,为三才。才的意思是材,是根本。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源于这三才。人,在天、地之中。这时,汉代才有了人。表示人力很大,能改天换地。后来,说天皇十二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这有两种意思:一是神话,是说天皇有十二个头,地皇有十一个头,人皇有九个头。二是一种理性说法,说是天皇传了十二代,地皇传了十一代,人皇传了九代。考究起来,历史上实际上没有三皇。三皇之说,是一种人的理性上的学说。三皇说,直到清朝,一直无变化。

再说五帝。五帝在古代的三本书中,有三种说法:

第一,《五帝德》,是《大戴礼》中的一篇。其中说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说法,司马迁所作的《史记》采用了。

第二,《易传》所说的五帝:庖羲(代表渔猎)、神农(代表农业)、黄帝(代表社会制度)、尧、舜。这一说法,更加理性化了。

第三,《月令》,《小戴礼》(《礼记》)中的一篇,说五帝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

以上三种说法中,都有黄帝;第一和第二说里都有尧、舜。《尚书》中,有《尧典》篇,讲尧与舜的事,又称《帝典》。后人说孔子编的古史书,叫做《尚书》,是古代史官的记录。说是孔子不信黄帝,所以只有尧、舜以下的历史。这样,自孔子之后,推翻了三皇,历史从尧、舜以后起始。近代康有为说,孔子不过是托尧、舜之古以改制,实际上没有尧、舜。

说到这里,得联系五行来讲,五行相克说从战国时候开始有的。汉朝发展了五行说,又有了五行相生说,意思就是:

这就是五行相生。把宇宙万物归为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克说,是这样的:这一五行相克之说,似乎更有些科学性。这是科学的根源,也是迷信的初始。算命来源于这里。自汉以后,采用五行说,以发展迷信。把什么都说成五行了。

在五行相生说以后,汉《小戴礼》中的《月令》就是说皇帝以下与人民百姓每月要做的事。

这些事要按五行的次序去做。例如:太昊(木,即种),是春,在东方;炎帝(火),是夏,在南方;黄帝(土),土王用事,每季有十八天,在此期内干一切的事。土事分于四季之中;少昊(金),是秋,在西方;颛顼(水),是冬,在北方。黄帝居中,四时皆有,最高。

西汉时期,这一说法甚是盛行。凡杀人,都要秋决,因少昊,用金于秋。那时候说,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西汉末年,有个刘歆,他想用五行相生说调和以上三种五帝的说法。他的新说法是:

①太昊伏羲氏  木

②炎帝神农氏  火

③黄帝轩辕氏  土

④少昊金天氏  金

⑤颛顼高阳氏  水

这是第一轮的五行。

⑥帝喾高辛氏  木

⑦帝尧陶唐氏  火

⑧帝舜有虞氏  土

这是第二轮的五行。

这乃是刘歆说法。他把五帝弄成为八帝了。汉光武帝刘秀,说自己得了上天给的赤伏符,也是火,因为汉是火德。曹丕称帝后,年号称黄龙,表示自己是土德。上述刘歆这个说法,一直保持到清朝。

现在研究起来,可能是:

伏羲氏——为一个社会时期。太昊,是天神,人拜天神之意。

神农氏——为另一社会时期。

轩辕氏——亦是一个社会时期,这时有了车。

这些都是有文字史料以前的历史,没有根据,都是人们的推想。

到战国时,有个韩非子,他又提出有巢氏、燧人氏之说。

这都是推想的,把社会人格化。《尚书》中有传说,有推想。

中国人用火已有四五十万年了。在那个远古时候,部落有许多,没有统一的皇帝。

(3)夏、商、周的传说和历史

现在的中国史,只能看到夏、商、周的史料。夏在周的文字史料里才能看到一点,可是仍然一直没有找到夏的器物作证。根据文字史料,商以前肯定有夏。至于夏以前的事,就无法肯定了。

夏时,称王为后。夏的王有名叫相的,又有个名叫皋的。《左传》上讲:“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崤,是山名,在函谷关以西,陕西的东部。周,常自己称作夏。周、夏可能是一族。夏,是从西方来的;周也是从西方来的。南阳,夏人的居留地,见《史记》。夏在河南的西部。中华二字来源于夏,夏与华,古时同音。因人们居于中间地带,所以称为中华。

夏、周都来自西方,又建立了大国。夏代有四百年,周代有八百年。时期很长。长期间来自西方的民族治理着中原之地,故曰中华。

禹,可能是夏时人们所崇拜的神。在《尚书》中,有《禹贡》篇。这是战国人所作。这一篇讲地理,把天下分成九州:冀州——山西、河北;兖州——河北、山东;青州——山东东部;徐州——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扬州——江苏南部,浙江、江西;荆州——湖南、湖北及河南的南部;豫州——河南;梁州——四川、陕西南部;雍州——陕西、甘肃。以上地域是战国时代七国的范围。

《禹贡》篇是为了向皇帝进贡而作的,分别讲各地、各地区、各个经济地理状况,连当时的水旱交通路线也写了。这是史书中很有价值的一篇。使人相信,中国自古以来是大统一的。

周时,在文字上已有禹这个人。中国的历史,先有神话,再到传说,再到历史。所以,禹可以有二个说法:一说有其人;二说无其人。或者说:本有其人,或传而为神;或者说,禹原为神,后为人。

总之,可以说,黄帝、尧、舜,用历史科学来考察,肯定是没有的。禹,可能有,可能没有。黄帝、尧、舜、禹,可能将来在甲骨文中,发现文字证据。

孟子说:舜为东夷之人。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的传说,怎么产生的呢?原来,古氏族社会,男人嫁出去。上一代人的婿为酋长,他再传位给下一代的婿。这保留了上古之民的让位残余。母系社会原为母性统治,后来转而变成女子的丈夫统治,他再让位给女儿的丈夫。这样,才有尧让舜,舜让禹的传说,在旧社会,我用了八年时间研究三皇五帝,才有了成果。我替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时候,我用了“所谓”二字谈三皇,说五帝。戴季陶是国民党要人,知道了以后,说是这样取消了中国民族的信心。为此,他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六十万元,后来托人说情了结此案。这是民国十三年(二十年代)的事情。我一气之下,到了燕京大学,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详细阐发三皇、五帝的考证及结论。

岭南地区百越部族——骆越、西瓯的发展历程

     骆越是先秦时期分布在东亚南部的族群,属于“百越”部族中的一大支系。“骆越”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本味篇》,其中提及“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意思是“越骆之菌”是非常好的调味料之一,“越骆”是骆越的倒装。与另外一支“百越”部族西瓯,相邻而居。
    历史记载,西瓯的活动区域大致分布在广东茂名—广西玉林—贵港—南宁以北,北面至湘南、黔东南;而骆越在西瓯之西,活动区域在广东茂名—广西玉林—贵港—南宁以南,南面达越南清化。
    事实上,无论从出土器物还是风俗习惯来看,岭南地区骆越、西瓯部族与东南沿海的闽越、东瓯,很有可能是系出同源:
    带有几何形印纹陶器一般认为,印纹陶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秦汉时期走向衰落。可能由越人创制,在越人生活的区域都曾经广泛使用。其特征是色多灰褐,陶器表面有几何云雷、米字、曲尺、方格等印纹图案,广泛发现于长江以南,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
   所不同的是,在福建闽侯一带发现的几何形印纹陶,偏于粗软;而广西除了几何形印纹软陶;还有呈灰白色的硬陶,较之软陶,火候较高,胎质较薄,年代也稍晚。很显然是,后期生产力的发展,工艺得到改良。(闽越与东瓯文化上是同宗同源,可参考:历史上,闽越与东瓯之间的关系演变)
   《史记 赵世家》:“夫翦发纹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卻冠秫绌,大吴之国也。”,《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两则史料分别说明了浙江与广西一带的人,都拥有剪发纹身的习俗。
    汉武帝时期平定百越地区,先东(闽越、东瓯)后西(骆越、西瓯),期间不断有当地越人反抗。于是,汉武帝把闽越、东瓯迁往江淮地区;把骆越、西瓯迁往汉水之滨。目的在于连根拔起,使其丧失托身之所,处在汉王朝完全监视之下。由此也表明了,汉王朝将这些部族当作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对待。
    上述表明两地交流频繁,保持了相对独立发展。“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秦汉之际,天下是大一统的趋势。无论秦始皇还是西汉政府,都在稳定中原之后,将目光放在了百越之地。平定东南沿海的闽越、东瓯之后,继续挥师南下。骆越、西瓯地区出土了“朱庐执刲”印、“劳邑执刲”印、“蛮夷邑长”印、“蛮夷里长”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史实:
 1、1984年海南乐东,1975年广西合浦堂分别出土了“朱庐执刲”银印章以及“劳邑执刲”琥珀印章。经鉴定,这两枚印章年代是西汉时期,但反映出的却是先秦时期的官制。所谓“执刲”是官名,原先是楚国分封小邑封君的爵名。两枚印章或许是西汉,或许是南越国分封骆越地区部落首领的印章;
2、汉“蛮夷邑长”印、“蛮夷里长”印。其中《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十二年,九真(郡)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可见,汉朝既设置郡县,同时又设置官员管理越人聚居区;

由此,结合《史记 勾践世家》这段记载: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於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史记 勾践世家》
1、说明了骆越、西瓯地区可能曾经臣服于楚国。越王无彊与楚国争霸中被杀,越国大败,没来得及处理身后事,导致无彊的子嗣相互争夺,越国四分五裂。比较可以确定的是其中无彊两个儿子无诸、摇,分别到了闽越、东瓯一带,成为了统治者。同理,很有可能其他越国王室,迁徙到骆越、西瓯地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被当地越人接受,减少统治中的阻力,得以在当地顺利地建立了方国。
   所谓方国是指高于部落,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但不具备了完善国家机构的联合城邦制国。《吕氏春秋·恃君篇》“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说明了方国这种联合城邦制国的特点,并不像中原王朝那样实行父系嫡长继承制,而是推举或共同承认一个盟主,也称共主。这些越王无彊子嗣所臣服的共主便是楚国,即所说的“服朝于楚”,这也解释了为何骆越、西瓯地区会出现楚国官名的印章;
2、说明了这是秦汉王朝实行羁縻政策的证据。所谓的羁縻政策是指秦国统一之后,对于归降的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封授“王侯”、“蛮夷君长”,由其代替政府管理当地的政策。一般这些地区交纳的赋税都不重,更多是臣服的象征;首领犯法,处理也从轻发落。此外,秦国统治还通过和亲,拉拢这些地区首领,以达到稳固边疆的目的。很显然,秦汉统一骆越、西瓯地区,继续实行羁縻政策,而官职则延续了当地使用楚国官名的惯例;
3、说明了这一时期赵佗归附与西汉中央政府,成为南越王。南越国成为了西汉的羁縻地区的同时,也在南越国内的骆越、西瓯地区设置羁縻区。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骆)田……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赵)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南)越遂服诸雒将。——《交州外域记》
    之所以南越王这样做,《交州外域记》记载说的在交趾地区(越南北部红河地区),也如同上述提及的方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内部拥有一套拥有组织严密的社会组织。骆王、骆侯、骆将(“雒”通“骆”),应该是指该地区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他们推举或共同承认的共主,就是所谓的骆王。如此则像铁板一块,加上“粤人之俗,好相攻击”的特点,是不会轻易屈服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政权统治,于是发生了南越王赵佗兼并象郡过程中,与当地安阳王的战争。
   即便南越王兼并象、桂林二郡之后,完成了岭南的统一,这种组织严密的社会组织也没有被彻底打散。赵佗只能派出“典主”,主持当地的政事,并不用粗暴的行政命令,干预到当地社会组织的正常运作,形成了南越国的国中之国,只是名义上的统一,相对的和平。以致于在西汉吕后时期,发生了南越国与相邻长沙国之间的战争,“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赵佗还得用金钱安抚骆越、西瓯这些“小弟兄”,防止后院起火。

先秦时期的广西地域早已有文明——西瓯古国和骆越古国

摘自:https://www.163.com/dy/article/FGU73PGE0520N3J4.html

前言:

很多人都以为,广西地区的文明是在秦朝时期才开始有。甚至很多人还以为,乃至广东地区的文明也是在秦朝时期才开始有。其实这是错误的,先秦时期的广东地区早已经有文明出现,比如驩兜国文明、缚娄国文明、阳禺国文明。而在广西地域,先秦时期也有了西瓯古国文明和骆越古国文明的出现,

一.先秦时期的广西地域是什么:

先秦时期的广西,属于中国百越之地,具体为中国百越中的西瓯部族和骆越部族。而其中西瓯部族,又称西越部族。先秦时期的广西地域,其实早已经建立起了方国。其中西瓯部族(西越部族)又称西瓯古国,其政治中心在今玉林市兴业县卖酒镇?骆越部族又称骆越古国。其政治中心在今南宁市武鸣区。

因此可以说,在先秦时期的广西地域虽然还没有设立正式的行政区划,也没有诸侯国。但是在当时的广西地域已经有了文明出现,即西瓯(西越)文明,和骆越文明。并且西瓯部族(西越部族)和骆越部族是今天壮族的祖先,除了繁衍出壮族外,还有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少数民族。

二.西瓯古国:

西瓯古国,其地域主要位于今天的广西哪里呢?《百越先贤志自序》记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为西越也。”而“译吁宋”,则是西瓯古国的君王,在抵抗秦始皇南征百越中英勇战死。

1.为什么说西瓯古国南到“郁江以北”?

根据史书《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贵州郁平县, “古西瓯、骆越所居”。 唐朝时期的“贵州”,就是今天的广西贵港市区(原贵县)。同时《旧唐书·地理志》也记载了:“ 党州,古西瓯所居” 。而“党州”,就是位于今广西玉林县境内。

2.西瓯古国向东还到达了今粤西地区:

同样是《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潘州,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所谓“潘州”,就是今天的广东省粤西地区茂名高州市古称。

3.西瓯古国区哪里了:

西瓯古国,对于秦始皇来说是志在必得,因为南征百越是秦始皇完成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最后一步。西瓯古国在南征百越的秦军强势攻击下,虽然作战勇敢、抵抗激烈,甚至还杀死了南征百越的秦军统帅屠睢。然后一统六国的秦军实在是太强大了,西瓯古国在秦军的兵锋之下只能节节败退,最后西瓯古国的君王译吁宋也战死了。

秦军取得南征百越的胜利后,于岭南百越地区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大郡。而西瓯古国的部族人民是何处何从呢?他们一大部分留了下来,融入了秦朝的统治之中。一小部分则是一路向南撤退,最后漂泊海外到了东南亚地区。南迁至东南亚地区的这一部分西瓯古国遗民,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他们的子孙后代已经是遍布东南亚各地。

4.西瓯古国的历史遗址有哪些:

广西桂林市平乐县张家乡燕水村,银山岭战国墓遗址。

三.骆越古国:

骆越古国,在西瓯古国西面和南面,其范围北起今广西红水河流域,西起云贵高原东南部,东至今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南至海南岛和今越南的红河流域。可以说骆越古国的范围比起西瓯古国的范围,是还要大的多的。不但包括了今广西半数以上、广东部分,以及今越南北部。但是骆越古国的中心却是在中国,骆越文化的源头也是在中国、骆越古国的主体部分也是在中国,这个中心和源头就是在今天的武鸣大明山南麓。

1.著名的邕江、右江,其实就是骆水、骆越水:

史书《旧唐书·地理志》 “在邕州宣化县处有关于骆水、骆越水的记载 :“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唐朝时期的“宣化县”,是邕州的治所,即今南宁市区。“驩水在县北”,即在南宁市区北,即现在的邕江,而邕江又是西江的一部分。可见著名的邕江、右江,其实就是骆水、骆越水,是骆越古国的母亲河。

2.骆越古国有多大:

清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交趾海,即泛北部湾,可见中国先秦时期的骆越古国范围是非常大的。

3.骆越古国文明:

骆越古国曾创造了灿烂而多彩的文化,学术界研究已知的骆越古国文明有多种文化,分别是:稻作文化、龙母文化、象形方块字、棉纺织文化、铜鼓文化、巫文化、航运文化、崖壁画文化、冶炼制造文化、三界观、太阳文化、玉器文化、干栏式建筑文化、柱子崇拜文化等等。其中骆越古国的稻作文化,对我们中华文明、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文明,都产生了较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4.骆越古国的历史遗址有哪些:

(1)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覃内村——岜马山岩洞葬;

(2)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元龙坡——最早最大的骆越墓葬群;

(3)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独山战国岩洞葬——随葬青铜器最多的岩洞葬;

(4)广西南宁市武鸣区罗波镇:罗波潭——古骆越文化中心;

(5)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和城厢镇:骆垌舞——独特的古骆越祭祀舞蹈。

四.先秦时期,中国百越还有那些文明:

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可见中国百越的分布是非常的广泛的,百越的部族也是很多的。

1. 今广东地域的南越部族文明;

2. 今福建地域的闽越部族文明;

3. 今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的东瓯(东越)部族文明;

4. 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的吴越部族文明;

5. 长江中下游、江淮之间的扬越部族文明。

结尾语:

广西地域在先秦时期,除了西瓯古国文明和骆越古国文明外,还有什么文明文化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关注。

唐代人颜师古(581―645年)注班固(32―92年)修的《前汉书》说:“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东瓯也。”他们都认为西瓯、骆越、西瓯骆是一个共
越人由来
形成
关于古越族的来源,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越族源出于中原诸夏族,是诸夏族的后裔,即"越为禹后说";二是认为越族是由当地原始先住民发展形成的,即"土著说"。
史籍依据
持"越为禹后说"者,主要以司马迁《史记》中的《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历史文献为依据,认为越王勾践的祖先,是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无余的后代,之后形成分支散布南方各地而成"百越"。
有学者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史籍有这样的描述:"公元前333年(战国时期),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吴越之地。" 认为,自此越国人流散到南方一带,分化成众多的支系,故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文献中便出现了"百越"这一个新的称谓。不过,据科学技术的测定与考古的深入,该"百越源于越国分化"的观点难以信服。
研究百越族的中国学者宋蜀华认为:"勾践的祖父夫镡以上至夏少康庶子无余,世系不清楚;夏少康经商至周敬王共60余代,两者世系相差近1000年,把越王勾践说成是夏少康的后裔,实难信服"。此外,宋蜀华也认为夏文化和越文化截然不同,因为:"夏人活动地区从未发现过'印纹陶文化',而'印纹陶'流行地区也从未发现过'二里头文化'"。
考古研究
持"土著说"者,主要以考古资料和史籍的考证为依据,认为越的世系找不出勾践是夏少康后裔的直接证据,中原夏族和南方越族姓氏不同,彼此世系不清;诸夏族和古越族的分布地区也明显不同;古越族的文化特点也明显不同于中原族群。
对于古越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蒋炳钊表示比较认同"土著说",即百越族群是由当地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其理由是,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在百越各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早在几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那里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南方印纹陶已经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古越文化遗存。
考古学家将印纹陶分布区分为宁镇区、太湖区、赣鄱区、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粤东闽南七个次文化区,这与秦汉以后百越族几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基本吻合。这几个文化区都曾是古代越族的世居地,这同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分布是一致的。
据国际科学杂志《科学》发表的"亚洲人群遗传多样性研究"成果,全基因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在距今3万至4万年前,亚洲人开始从东南亚往北迁徙,逐渐遍布整个东亚直至中亚地区,形成了如今的东亚人群。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意味着,古代黄河流域的北方人祖先是先到达了南方百越,在南方那里繁衍,此后再往北迁徙进入黄河流域,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称谓
百者,泛言其多;"百"是指多数、约数,不是确数。据黄现璠著《壮族通史》说: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越与粤,古音读如Wut、Wat、Wet,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是"人"的意思。
另有观点认为,对于"越"的得名,较常见的说法是"越"源于"钺"(或写作"戉"),是一种扁平穿孔石斧,开始是生产工具和武器,后来逐渐演变成很薄的象征权力的礼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锦芳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因为至今越族后裔壮侗语民族的语言中将斧子、板锄(源于钺)读为"kwan"、"kwak",与"越"字汉语古音接近。但对于"百越"是对"越"多个支系的泛称这一说法,李锦芳认为是望文生义;他认为,其实"百"是中心词"越"的词头,越音"bak",是"把"的意思,"百越"即"把斧"。 韦昭认为百越之"百"是因越人有"百邑"而得名。
古时候中原(河南一带)人泛称中原四方的南方部落为"蛮"、东方部落为"夷"、西方部落为"戎" 、北方部落为"狄" ,"蛮夷戎狄"是夏、商、周三代对东南西北各方部落的称谓。 秦汉史籍泛称南方的部落为"越",而戈壁沙漠以北的游牧部落为"胡"(匈奴),故而北"胡"与南"越"并称。
据对古越人分布区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古人生活痕迹与文化遗存,时间上可远溯至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及南部沿海一带。较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主要有河姆渡文化遗址、草鞋山遗址、马桥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奇和洞遗址、郁南磨刀山遗址、缚娄古国遗址以及甑皮岩遗址等等。
江苏
1993年发现的南京汤山直立猿人化石表明,早在35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活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大江南北进入新石器时代兴盛阶段。据初步调查,江苏及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约有上千处,其中有苏州草鞋山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常州圩墩文化等。
草鞋山遗址发现了6000年前的陶鼎、罐、壶、杯、钵、盆等器类,个别比较大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做工精美的石器如钺、斧等,玉璜为该墓葬群唯一出土的玉器,另有带神秘图案的罕见文物出土; 在草鞋山遗址下文化层发现的3块炭化纺织品残片,经鉴定距今五六千年,是中国现已发现最古老的纺织品实物。太湖周边地区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数量众多,雕刻精美。
上海
现代考古发掘表明,上海地区至少有20多处原始社会遗址,属马家浜、崧泽文化类型的青浦崧泽遗址,距今已有6000年历史。上海先民采集植物籽实,猎取野生禽畜,捕捉鱼虾,进而以石器、动物骨角为工具,种植谷物、饲养家畜。
公元前2500年左右,上海地区进入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男女劳动分工,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陶器制作从使用慢轮进展到快轮,已出现原始手工纺织技术。
马桥遗址距今约4000年,具有典型的百越文化的特点,出土文物1000余件,除了陶瓷生活用具、石器、骨器,还有少量的青铜生产工具。
浙江早在100万年前,浙江已出现人类活动。浙江共发现83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点,其中七里亭遗址经证实,其属中国南方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共发现700多件刮削器、砍砸器、手镐等打制石器;七里亭下文化层距今至少100万年;七里亭遗址是全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为数不多的超百万年遗址 。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浙江有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多处,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 。河姆渡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以母系氏社、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为重要特征的河姆渡遗址呈现多个"考古之最":长江流域首个远古遗址、国内唯一星体集群遗址、最具海洋文化特征遗址。
福建
福建地区最早出现的人种为"闽人",是福建人种中的土著,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先人,几十万年的进化学习过程中,从茹毛饮血慢慢学会了打猎、用火,后来甚至学会烧制器具,种植水稻。
1989年,考古挖掘的漳州莲花池山遗址,距今40万年到20万年之间,是目前福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先人生活遗址。
1999年在这进行的考古挖掘的万寿岩遗址,该遗址找出了的石器75件,以及虎、竹鼠等化石,鉴定为已距今18.5万年,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比莲花池山生活的人更聪明了,懂得打猎。 还发现了距今1.7万年-7000年的奇和洞遗址;距今6000年的平潭壳丘头遗址;距今5000年的福州昙石山遗址。
广东
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发现岭南在旧石器时代早期(60万至8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早期古人遗址(韶关马坝镇马坝人遗址)。 相继发现的遗迹还有封开垌中岩人、西樵山采石场遗址、石峡文化遗址、宝镜湾岩画、金兰寺贝丘遗址等等。宝镜湾岩画遗址及广泛分布的贝丘遗址,呈现了早期海洋文化特征。
1996年惠州博罗"缚娄古国"遗址发现先秦时期的陶片,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2000年出土了包括青铜鼎、编钟等在内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铜器、玉器、水晶文物等,在气候潮湿多雨的岭南能发现三千年以上的金属铜器遗存实属不易;这些不仅证实了岭南在先秦以前并非 "瘴疠之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
广西
据考古发现,今广西地域早在80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桂林父子岩遗址、大岩遗址、甑皮岩遗址距今7000-10000年 。
距今10万-2万年前,在今桂西、桂南、桂北地区活动的古人类进入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社会初期。
约在5万年前,今广西境内古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约2万-1万年前,广西境内古人学会制造和使用钻孔砾石和磨尖石器。
距今1万-6000年前,境内古人逐步走出岩洞与河谷向平原和滨海地区发展今广西地区出现原始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
海南
最迟在1万年前,海南岛就开始了人类的活动。先秦至西汉时期,海南岛上分布着古百越人的一支--骆越。骆越人即是黎族的先民。
在三亚落笔洞遗址出土遗物和堆积物年代距今约1万年,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阶段。
出土的石器来看,包括了敲砸器、砍砸器等多种工具,可以基本满足狩猎、劈柴所需;而从遗址中发现的堆积物来看,大量的螺、蛤、蚌壳和大型哺乳动物化石等。
湖南
永州零陵区望子岗遗址距今3000至4000年前,是目前湖南本土人老祖先古越人最早的聚居地。
遗址看到了当时人们是如何建房的。当时的人们在地面掘坑,坑的周围插上木柱子,用泥糊住木柱成墙,搭上棚子就成了建筑,这种远古的建筑方式在考古学上称之为"半穴式"建筑。
在这些建筑的边上,从高到底延伸到已发掘遗址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当时的排水沟,雨水顺着房顶流到这条沟里,排到外面。
江西
武夷山地区的贵溪仙水岩悬棺遗址所处年代为3000年以前的春秋晚期,是当时生活在彭蠡泽东部水系的邗越人的古老葬俗。
考古者在棺内一男性古人的头侧,发现一束长约5厘米的头发,两端齐整,专家推测这可能与越人特殊的习俗有关,此外,在江西出土的不少陶器上,多处有蛇纹图样或蛇形贴耳装饰。
通过对赣东北、皖南、宁镇地区以及浙西北地区考古学遗存的调查和分析,发现邗越人不仅有规模宏大和较高水平的采冶业,而且有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这可以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得到证实。
越地诸部
史载
由于古代中原部族对南方古越部族的了解甚少,在文字上关于对"古越族"的最早记载是"于越","于越"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前身,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印证,"于越"最迟在商朝前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古越族和中原诸夏族早期的往来关系主要贸易。
《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郭庆藩集释引李桢曰:"诸越,犹云於越。"
《公羊传》:"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越人自名於越(于越)。《周礼·冬官考工记》又出现"吴、粤"名称。
《逸周书·王会解》又有"东越"、"欧人"、"于越"、"姑妹"、"且瓯"、"共人"、"海阳"、"苍梧"、"越区"、"桂国"、"损子"、"产里"、"九菌"等名称。
《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药》"诸越则桃李冬实"。
《汉书》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个子矮小瘦弱),南面称王。"《百越先贤志》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
宋朝人罗泌的《路史》又具体解释了百越的族称有:"越常、骆越,瓯越、瓯皑,且瓯、西瓯、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苍吾、越区、桂国、损子、产里、海癸、九菌、 稽余、北带、仆句、句吴(吴国前身),是渭百越也。"
古籍又有记载:"越北有城廓邑里也,处溪谷之间,丛竹之中","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想传不过等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夹以森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腹蛇猛兽。"从这些古籍的表述可见,百越支下的小村落多数都聚居、敬居、绕寨、游走于山川要塞,森林丛竹之中。
部族
吴越部族
吴越包括于越、句吴部族,是春秋时期越国、吴国的前身(地理位置即今苏南浙北一带)。于公元前2032年建立越国。公元前473年传至越王勾践击灭吴国后北上与当时中原诸国会盟并雄视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时,势力衰弱,公元前306年,为楚所征服;至公元前222年被秦所灭。 从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于越部族在春秋时期前较为强大,战国后衰落。
扬越部族
扬越,亦通扬粤。今长江下游的上海、江苏、安徽局部、浙江等皆古扬州之属;古扬州之地为越人所居,故曰扬越。关于其地理位置及范围史料上有不同的记载:如,《史记》记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之后为赵佗南越国领地",此通南越;也有用扬越来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此通地区、越国,《吕氏春秋》:"东南为扬州,越也 ";《尔雅》:"江南为扬州,越也"。主流说法是扬越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淮之间的一带。邗越与句吴同属扬越,句吴即是春秋吴国的前身,邗越分布江淮各地。
闽越部族
闽越部落即是闽越国的前身(今福建一带)。因分七族,故有七闽之称。闽越之"闽"源于图腾崇拜,闽越部落把蛇当作是部落的图腾;蛇在古语中又被称为长虫,就以虫为义,把该地称为闽越。闽越人在距今3000年以前(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已经创造出灿烂的独具特色的--闽文化;到了周朝,形成七个大部落,史称"七闽"。与闽越关系较密切的是附近的东南面于越,据传在越王允常时代,于越部族有人进入闽越定居,如铸剑能手欧冶子,曾受越王派遣,带领助手在闽北(今松溪县)湛卢山建炉,铸造质量优良的宝剑;福州市的冶山和欧冶池,相传也是欧冶子铸剑地。
南越部族
南越,粤通越,南越亦称南粤,地理位置即今广东一带(广东的简称"粤"源于此)。南越是存在于远古至秦末时期的古越族部族。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岭南地区出现不少古方国实体。广东境内,在珠三角地区有"驩兜国",在粤中地区今博罗一带有"缚娄国",在粤北阳山、英德一带有"阳禺国",在雷州半岛及海南有"儋耳国"、"雕题国"等等。当时广东地区是人口稀少 、政治实体较为松散。在秦统一岭南的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 。南越部落演化为今天广东地区的壮族。
东瓯部族
瓯,古文与"区"、"沤"均相通。有专家研究,"瓯"不是诸夏词汇。古籍记载:"东南曰扬州……其译薮,曰具区。""区"即"沤",指浙江境内众多湖泊,湖泊或濒海地方被水包围的岛屿。在这些被水"沤"(包围)的地方生活的人就是"沤人",即"瓯人"。《山海经》中也有"瓯居海中"的说法。
据专家考证,"区"则"曲",二者同义。故山林险阻崎岖曲折之地谓之"区",即"瓯",居此地者,即为"瓯人"。在东面江浙地区居住的越人--"沤人"是"瓯",在岭南西部地区居住的越人--"瓯人"也是"瓯",他们都是"瓯越"。为以示区别,所以,习惯上称江浙一带的越族"瓯人"为"东瓯",岭南西部一带的越族"瓯人"为"西瓯"。
建国
【吴国】
吴国(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473年),存在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姬姓诸侯国。周族首领古公亶父的儿子泰伯所建立,也称为勾吴(即句吴)。吴国国境位于今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浙江北部,太湖流域是吴国的核心。国都前期位于梅里(今无锡梅村),后期位于吴(今江苏苏州),是春秋中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在吴王阖闾、夫差时达到鼎盛。
吴国鼎盛时灭亡淮夷、徐夷、州来、巢、钟离、钟吾、邗等一众东夷之国和楚国属国而疆域大为扩张,成为东南霸主。吴国还曾击败郯、胡、沈、陈、许、蔡、顿、鲁,柏举之战攻入楚都迫使楚国迁都,夫椒之战南服越,艾陵之战北败齐,黄池之会会盟晋。前473年,越王勾践复仇吞并吴国。
【越国】
越国共传8代,历160多年,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主"。传说夏代姒少康的庶子姒无余,于公元前2032年在钱塘江以南一帯建立"越国","以奉守禹之祀",辖有今浙江全省及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地区,传至春秋中叶的越王姒夫谭已历近1500多年。
公元前473年,越王姒夫谭之孙、姒允常之子越王姒勾践击灭吴国,后北上与当时中原诸国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王"。
约公元前306年,楚怀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越国江东之地, 越国自此衰弱,越国人民流散到南方一带,分化成众多的支系部落, 但至战国末年,越国仍然能与楚国抗衡。 公元前222年,盘踞在宁绍平原、会稽山一带的越国继楚国之后为秦所灭。
【瓯雒国】
又称为瓯貉国或安阳国(前257--前206年)。都城为古螺城,在今越南河内东英县,其疆域主要包括今越南北部一带,后一度扩张到中国广西、云南部分地区。
前257年,蜀泮攻灭文郎国,于文郎国故地建立瓯貉国, 瓯貉之"瓯"即指代西瓯部落,而瓯貉之"貉"即雒,指代雒越部落。 前214年,秦朝南伐百越时,瓯雒国的西瓯诸部落曾经推举译吁宋为盟主以抗秦,终为秦人所败。 西瓯之地成成为秦郡县制中三十六郡之象郡、桂林郡的一部份, 而瓯貉国则成为秦朝的象郡。 公元前210年,南海尉任嚣发兵攻象郡瓯貉国,战后以今越南天德江为界,江北归任嚣方,江南归蜀泮方。 公元前206年,继任嚣之后控制南海郡的赵佗击灭瓯貉国。
【南越国】
秦朝南海郡郡尉赵佗乘秦末大乱之际,控制南海郡并隔断与岭北的交通,随后于公元前206年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包括瓯雒国在内)。
公元前204年, 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2年初,汉高祖刘邦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反而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封给长沙王吴芮。 公元前112年秋季, 南越王赵建德元年, 汉武帝所遣的十万大军分四路进攻南越王国。 公元前112年冬季, 路博德一军与杨仆一军先行会合,两军一同围攻番禺,后番禺降于伏波将军路博德,术阳侯及吕嘉出海西逃时被路博德捕获, 南越国灭亡,时为汉武帝元鼎六年,整个南越王朝历五王,凡九十三年。
【文郎国】
文郎国是雒越(骆越)部落所建立的首个王国, 公元前2879年雄王于在当今越南北部至广西南部一带建立文郎国, 历任国主皆号"雄王"。 公元前257年,文郎国为蜀王子蜀泮所灭。
据《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之一·鸿厖氏纪》记载: "分国为十五部,曰交趾、曰越裳....,以臣属焉。其曰文郎,王所都也。置相曰貉侯,将曰貉将〈貉将后讹为雄将〉。"史籍中关于雒越人的情况,出现过"雒王"、"骆王"和"雄王"的记载,分别见于成书于公元3世纪的《交州外域记》、成书于公元5世纪的《南越志》中。后来这几种史籍都已失传,这些零星记载被保留在《水经注》、《史记·索引》、《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中。这些记载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
【闽越国】
传说闽越国其国王族是越王勾践之后裔,楚败越后,徙至今福建省,于秦朝时为闽中郡"君长"。 公元前202年,汉朝封驺无诸为闽越王,都于东冶县(今福州),故其国号为闽越国。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企图诱使闽越国从己反叛汉朝,然而失败。 吴王刘濞叛乱失败后,其两子逃奔闽越国。 公元前138年,闽越国发兵围攻东瓯国国都,但因汉朝出兵援东瓯国,于是闽越兵解围而去。 后因东瓯举国徙往汉朝江淮地区,闽越国得以占有东瓯国故地。
公元前111年秋季,东越王驺馀善反叛汉朝,发兵侵汉朝并自立为"东越武帝"。 公元前111年冬季。闽越国权贵们杀东越王驺馀善降于汉朝,闽越之地从此成为汉朝版图的一部份。
【东瓯国】
据传东瓯国其国王族也是越王勾践之后裔,楚败越后,徙至今浙江省南部,于秦朝时为闽中郡"君长"。
公元前192年6月,汉朝封驺摇为东海王,都于东瓯(今温州),故其国号为"东瓯国"。
公元前154年,东瓯国跟从吴王刘濞叛汉朝,刘濞失败后逃往丹徒,被在当地的东瓯兵所诱杀,刘濞的首级被献于汉朝,东瓯国得以与汉朝和好。
公元前138年,闽越国发兵围攻东瓯国国都,东瓯王驺望向汉朝求援,汉武帝发会稽郡兵从海路援东瓯国,兵未至东瓯,闽越国闻汉朝来援后撤兵归国。 东瓯国故地逐为闽越国所吞并,东瓯国降而亡。
东瓯王的辖地,大致包含现今中国浙江省的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一带。东瓯在现在仍是浙江省温州市的古称。
百越地区开发历史
泰伯奔吴
陕西岐山周族首领古公亶父的儿子泰伯和仲雍为让父王实现灭商的愿望,把王位继承权主动让给弟弟季历,带着亲族来到来到还是蛮荒之地的苏南地区的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勾吴(即句吴)王国。泰伯、仲雍"断发文身",接受当地习俗,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并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当地,于是上千小部族,自愿归附于泰伯。
按照《吴越春秋》、《吴地记》及无锡地方史志的记载,泰伯在无锡梅村一带开凿沟渠、兴筑城池、教百姓农耕技术,促使吴地生产有一次飞跃性发展。周人是农耕技术一流的部族,他们的先祖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任命他为"农师"。相传泰伯在梅村一带"复制"周原创业经验,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穿浍渎以备旱涝",就是开挖沟渠、陂塘,以灌溉、排涝。泰伯还改进农耕方法,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令当地农业生产有了飞跃性发展。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改进,促进当地经济空前发展,泰伯遂营造城池、房屋,提升吴地文明形态。据《吴地记》所载,为了防止外患,泰伯带人修筑城池,"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梅村因此有"江南第一古都"之称。"泰伯奔吴",无疑是一次中原文化与东南百越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折叠秦统一东南沿海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分五路,平均一路10万,一路攻取东瓯和闽越(浙江、福建),两路攻南越(广东),其余两路攻西瓯(广西)。出兵当年就攻下闽浙随即在此地设置了闽中郡。在秦统一岭南的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秦军南伐岭南之初即占领番禺一带的广东地区并留军驻守,另外30万秦军西赴广西地区与当地的百越作战,虽然击毙西瓯部落首领"译吁宋",但主将屠睢之后却中伏身亡。前214年,秦始皇任命任嚣为主将和赵佗继续进攻广西地区的西瓯、骆越各部落,同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整个岭南由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 。秦始皇将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
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秦朝从中原迁来50万人,据记载,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 。当时广东地区人口稀少,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推动了广东的开发,到公元2年,广东人口有37.52万人 。秦末汉初,浙江南部出现了"东瓯国"、福建出现了"闽越国",岭南的赵佗则建立了"南越国"并统一了岭南地区。但最终分别于公元前112-111年被汉武帝征灭,其地改为汉朝的郡县;此后,"百越"这个名称就不见于史载,岭南地区的南越、西瓯、骆越等部落演化为今天的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壮侗语族少数民族。
建制
自秦对越战争将百越并入秦朝版图后,秦始皇将百越划分成数郡,并予划置入九州。到了汉朝,整个百越地区,即吴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雒越在分野中都划归于九州中的扬州。东汉未年将岭南的越地改置交州,到了晋朝重新将岭南的越地划属九州中的扬州,南汉后又将岭南的越地划属交州。此后百越地区长期置于扬州与交州州域。
12
西瓯部族
"西瓯"指广西一带的越人 ,西瓯越人主要分布在柳江、红水河流域以北的广西区域。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广西已出现的最早苍梧古国?其分布范围包括今梧州市、贺州市、桂林市东北部、湘东南、粤西北 。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在秦统一岭南的战争中,在广西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西瓯部落演化为今天广西地区的壮族。
骆越部族
骆,同雒,是山区的水田;骆人,或雒人,即耕这些田的人,骆(雒)越,则为耕这些田的越人。骆越是百越众部落中一支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但其制作工艺技术高超,在出土的饰物、铜鼓就十分精良。骆越人主要居住在今海南 、广西南部至红河三角洲及周围地区。骆越有部分逐步南迁,到了战国末年,迁徙到了今越南河内一带,成立了骆越方国、瓯雒国,是中国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壮侗语族民族以及越南京族、老挝龙族的祖先 。其创造出了璀璨的"瓯雒文化",即越南东山文化。
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 瓯、骆会称:西瓯与骆越,本为越之二支。瓯骆,则西瓯、骆越的会称,因西瓯与骆越地缘相邻,又在两境建立过"瓯骆国",所以人们多数都会称为"瓯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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