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冬冬、梁雨萌丨清人褚逢椿生平及其公羊學成就考述
注：此文發表於《歷史文獻研究》第46輯（廣陵書社，2021年）。此據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爲準。感謝陳冬冬老師授權發佈！
清人褚逢椿生平及其公羊學成就考述
陳冬冬 梁雨萌
摘要：褚逢椿是清嘉慶、道光時期詩人、書畫家、經學家，家傳《公羊》之學，著有《公羊測義》一書。《測義》一書具有墨守與變通兼備、以禮學治《公羊》的特色。褚氏《測義》及其他著作因家貧未能刊刻，現已失傳。但該書與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淩曙《春秋公羊禮疏》同樣具有信守《公羊》家法、以禮治《公羊》以及重視鄭玄禮學的特色。特別是以禮治《公羊》的傾向，對晚清公羊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詞：清代 公羊學 褚逢椿
褚逢椿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著名書畫家、詩人。逢椿出身于江蘇長洲褚氏家族，為褚寅亮曾侄孫，家傳“三禮”及《公羊》之學。書法以隸見長，詩名亦盛，時人譽為“吳門十子”之一，[1]著有《公羊測義》，謹守《公羊》家法，與家學一脈相承。由於褚氏家族著作多已亡佚，學界對褚寅亮的相關研究較為罕見，對褚逢椿的學術成就也未加措意[2]，其經學家身份更无揭橥者。但褚氏家學在當時實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褚寅亮被《清史稿》譽為“世稱絕業”，褚逢椿也被時人稱作“何氏之功臣”。由於褚逢椿著作散佚、記載零星，本文擬利用褚氏及其交遊對象文集中的內容，考察其生平行跡及學術思想，說明其學術在清代公羊學史上的地位。
褚逢椿生於江蘇長洲，家族世傳經學。七世祖褚受書以《春秋》名家，曾叔祖褚寅亮精於《春秋》、三禮[3]，是乾嘉時期著名經學家。
褚寅亮字搢升，一字鶴侶，號宗鄭。生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卒於乾隆五十六年（1790），享年七十六歲[4]。乾隆十六年（1750）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5]。著有《公羊釋例》三十卷、《周禮公羊異義》三卷、《儀禮管見》三卷、《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勾股廣問》三卷等。但其著作皆藏於家，散佚幾盡，今僅見《儀禮管見》。[6]褚氏與錢大昕同年而相友善，錢氏稱許褚氏“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褚氏早年從事公羊何休之學，認為《春秋》三傳中僅有公羊一家傳承漢學，堅守公羊家法。對於禮學鑽研亦深，致力於禮經研究三十年，其治禮“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所據”[7]。《清史稿》中稱當時學者傳習何休公羊之學的，僅有莊存與和褚寅亮兩人。公羊大義“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不傳於世”，莊存與僅能“默會其解”，而褚寅亮“能闡發之”，撰成《公羊釋例》。又根據何休“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之說，比較《周禮》與《公羊傳》禮制異同，撰寫《周禮公羊異義》，“世稱為絕業”[8]。
長洲褚氏一族自褚受書至褚寅亮，褚寅亮傳其子鳴翙，[9]再及逢椿。褚逢椿承何休“墨守”之旨，以禮治《公羊》，可謂嚴守家學。
褚逢椿生平事迹集中见于張肇辰《迂褚傳》一文，又零星見載於時人詩文，現考述如下。褚逢椿字錫庚，又字仙根，自號迂褚，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人，诸生。[10]生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11]卒年約在道光二十五年至咸豐元年（1845-1851）之間。[12]父號菊儕，生母陳氏，[13]繼母陸氏。妻為乾隆丁酉科舉人何曉巖之女。[14]
褚逢椿“生有異稟，六歲即能詩”。[15]“年十一歲從師受《春秋公羊傳》，讀而好之”。[16]嘉慶五年（1800），十四歲，就業於平江書院，與張紫琳、朱駿聲同學。[17]嘉庆十三年（1808），二十二岁，“萬承風和圃取入邑庠”。[18]此後專心科場，一度擱置經學研究。道光二年（1822），三十六歲，“嘗佐吳慈鶴巢松學幕，一遊中州”。[19]慈鶴父“吳曇繡方伯主講紫陽，特重迂（褚逢椿）”。[20]逢椿或因此得入慈鶴幕中，“方伯子巢松侍講視學中州山左，並偕迂往”。褚逢椿佐學幕四年，道光六年（1826），“已侍講歿，仍主其家，為公子督課，四方有以厚幣招者，率謝弗往，或以迂笑之”[21]。褚氏因科場失利，困於省闈[22]，年近而立而重習《公羊》之學，其《公羊測義》據張金吾《公羊測義序》所署，成書在道光七年（1827）閏五月以前，可能正是在吳氏幕府時所撰。道光八年（1828），四十二歲，在金陵旅寓，[23]或为其一生中最後一次遠行。褚氏生母早逝，事繼母陸氏至孝。[24]其父母晚年身體狀況不佳，隱居小獅林，褚氏侍奉益謹，中年後不復出遊。[25]
褚逢椿著有《行素齋詩集》十卷、《行素齋文集》二卷、文外集一卷、《桐蔭叢話》二卷、《桐蔭筆談》四卷。《行素齋詩集》於咸豐元年（1851年）付梓；文集與外集合計三卷，版行於咸豐四年（1854年）。《桐蔭叢話》成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夏，《桐蔭筆談》著於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二年（1822年）夏，皆為褚逢椿與諸弟在清籟閣避暑時手跡。南京圖書館藏有咸豐元年（1851年）本《行素齋詩集》十卷、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行素齋文集》、《文外集》三卷。上海圖書館藏有咸豐四年木活字版《行素齋文集》《文外集》三卷。蘇州圖書館藏有光緒元年（1875年）吳佳椿抄本《行素齋詩集》十卷。另有《午月樓詞》一卷、《清籟閣集》一卷、《駢文》一卷、《詩》一卷、《試帖詩》一卷，成書時間不詳。最能體現褚氏經學思想的是其所撰《公羊測義》一書，可惜目前未見傳本，可能已亡佚，卷次不詳。僅存《<公羊測義>自序》一篇，見褚氏文集，文集另有《書汪鈍翁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後》一文，亦可顯示褚氏公羊禮學思想；又張金吾《愛日精廬文稿》中有《<公羊測義>序》、《覆褚仙根問禘郊宗祖書》二文；从这几篇文章中仍可窥见褚氏公羊学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發其覆。
二、褚逢椿公羊學思想
褚逢椿在其《公羊測義》自序中說，十一歲即從師學習《春秋公羊傳》，可見其家春秋公羊學傳統，但後來因為困於科舉功名，中輟了這種家學培養，直到三十歲後始“翻然愧悔”，於是自立程課，重讀《春秋公羊傳》，並“隨筆疏之”，由于家貧，不能聚眾書考證博引之，只好改“就所知所聞以測注疏，就注疏以測傳，就傳以測經”，[26]遂成《公羊測義》一帙。張金吾《<公羊測義>序》将褚氏之言加以细化，云：
傳有可據則據之以測經，注有可據則據之以測傳，傳注兩無可據則旁采《春秋繁露》、《白虎通》及諸經正義中所引公羊家說暨緯候諸書，據之以測經傳，非公羊家說而義與公羊合者間取一二以相佐證，外此者不敢雜也。[27]
度深曰測，蓋以《公羊》義例精深，故名也。其書名為“測義”，大抵不單條舉義例，而更加推演考據。就傳測經、就注測傳之說，是褚逢椿推演考據之原則。考察《春秋》經義，當以《公羊傳》及何注為首要依據。同時，褚逢椿以為傳、注兩無可據時則應旁采文獻，旁采文獻應優先《春秋繁露》及《白虎通》，二者不足據時可旁采諸經正義所引公羊家說及讖緯諸書。對其他學說，褚氏並不一概排斥，而是認為在前述證據不足時，也可引用義理相合的非《公羊》家說相佐證。褚氏解《春秋》，以《公羊傳》與何休《解詁》為主，旁及董仲舒《春秋繁露》及東漢章帝時諸儒討論經義所形成的《白虎通義》，這表明其“墨守”何休公羊家法，而非公羊家說又有助於解說公羊義理的資料也取佐證，則體現出褚氏在新時代背景下的變通思想，這與常州《公羊》學者之“深閉固拒”有較大區別，既是褚氏解經原則，也是其經學思想的特色与意義所在。
以禮治公羊，是褚逢椿公羊學思想的又一特點，這可從褚氏《書汪鈍翁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後》（以下簡稱《書汪鈍翁後》）及張金吾《覆褚仙根問禘郊宗祖書》[28]（以下簡稱《覆褚仙根書》）中窺見一斑。褚氏在《公羊測義》撰成之後，將之寄給張金吾，以向張氏咨詢禘郊宗祖諸說，去信今已不存，無由窺見全貌，但張氏文集《愛日精廬文稿》保存了他的復信，復信坦率地列出了褚氏《公羊測義》在“禘郊宗祖”等禮學諸說的四大不足之點，並一一加以辯駁，很鮮明地體現出二人在公羊禮學思想方面的不同，從而讓我們能夠據以推斷褚氏公羊學的基本內容與特色。
“禘郊宗祖”，據《禮記·祭法》，“謂祭祀以配食也”。據鄭玄注，禘即祭昊天於圜丘，郊即祭上帝於南郊，祖宗即祭五帝五神於明堂，祖宗通言，實則為一。[29]對於禘郊祖宗的祭祀對象、配享對象、儀式場所和儀式時間，歷代學者多有爭議，其中以鄭玄、王肅各持一說。从《覆褚仙根書》中可以看出，褚逢椿從鄭玄說，張金吾從王肅說。張氏先列出褚氏四點不足：
以圜丘與南郊為二也；以《祭法》之禘為圜丘配祭昊天上帝也；以祖宗為大饗五帝於明堂，配祭以文、武也；以南郊為建寅之月祀感生帝也。[30]
这就是说褚氏主張區別圜丘與南郊为二种不同祭祀仪式，即同鄭玄所主張的禘即祭昊天於圜丘，郊即祭上帝於南郊。并認為《祭法》之“禘”的儀式地點在圜丘，配祭昊天上帝；祖宗之祭為祭祀五帝於明堂，以文、武配享；以建寅之月祭祀感生帝於南郊。張金吾所持王肅說，則認為郊與圜丘為一。
按鄭玄禘、郊之說，禘以祀昊天，郊以祀上帝。《祭法》曰：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31]
有虞氏之禘以黃帝配享，夏后氏之禘亦以黃帝配，殷人之禘以嚳配享，周人之禘亦以嚳配。所祭為昊天，所配非皆其祖者，以昊天必以有德者配之故也。而王肅則據《大傳》、《喪服小記》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將禘視作廟祭，以為追祀遠祖，以始祖配享。王肅此說與《祭法》義相違，《祭法》言禘郊祖宗，以祀之大小排序，若禘為宗廟之祭，則郊為郊天之祭，當在禘之前。且如王肅所說，禘嚳、祖文、宗武皆為宗廟正祭，為何要在三個宗廟之祭中混入一個郊天之祭？又《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如王肅之說，契、稷為諸侯，商、周以為始祖，及商、周為天子，乃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嚳。此又不合於禮之說，禮言“諸侯不敢祖天子”[32]，以諸侯而祖天子者，夏亡而杞郊禹是也。
對於《大傳》、《喪服小記》之說與《祭法》矛盾之處，鄭玄也做出了解釋。他將《大傳》、《喪服小記》之“禘”視作廣義的“禘”，“凡大祭曰禘”[33]；而“禘郊祖宗”中的“禘”為狹義的“禘”，即冬至圜丘之祭。廣義之“禘”既包含《祭法》之“禘”，也包含《祭法》之“郊”。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禘”，即被解釋為《祭法》所稱之“郊”，即南郊之祭。南郊之祭所祭上帝是五位大微神帝，“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34]，“其祖之所自出”是指王者始祖的感生帝，分別以五色對應五位神帝，蒼對應靈威仰，赤對應赤熛怒，黃對應含樞紐，白對應白招拒，黑對應汁光紀，不同朝代是不同的“統”，對應不同的感生帝。南郊之祭在正歲正月祭祀王者始祖的感生帝，以王者的始祖作為配享者，正歲正月即夏正建寅之月。[35]鄭玄如此解釋，與“不王不禘”原則亦相符合。
儘管鄭玄對“禘”的解釋較為複雜，但其理論核心始終是堅持“以祖配天”的機制和由此奠定的“不王不禘”的原則。只有“有天下”者的始祖才是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因此只有王者才有權祭天，而諸侯、士大夫及其始祖都是普通人，因而他們無權祭天。[36]類比鄭說，王肅之說的核心是“以祖配祖”，自天子至庶人各有其祖，都可以進行宗廟之祭，“不王不禘”的原則也就隨著上自天子下及卿大夫的同樣祭祀祖先的禮儀而被消解了。[37]歸根結底，鄭玄一派與王肅一派關於“禘”之含義的爭論根源於《喪服小記》、《大傳》和《祭法》中對“禘”的不同說法。面對經文本身的矛盾，鄭、王兩派採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闡發的方式，鄭玄堅持“不破經”、“隨文解經”的辦法，而王肅則以“求是”自任，並不介意違背經文。
褚逢椿之持鄭氏論，蓋因鄭氏禘郊宗祖之說“義與公羊合”。雖然張金吾認為鄭玄之說不合《公羊》之義，然察其主旨，每代各祀其“感生帝”之說與公羊家三統說之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王不禘”所蘊含的禮制規則與《公羊傳》所據之義一脈相承。“隨文解經”、“不破經”的治學方法與“墨守公羊家法”的治學路徑也是殊途同歸。
《覆褚仙根書》中，褚逢椿與張金吾討論的雖是禮學之事，但處處言及《公羊》之義，在探討禘郊祖宗的具體細節時，以《公羊》大義作為標準，合義則取之，不合義則舍之，貌似論禮，實則以禮治《公羊》。逢椿曾叔祖褚寅亮鑽研禮學三十年，又精研公羊學，以禮而及公羊，可謂褚氏家學傳統。褚逢椿援引禮學諸說，以公羊之義一一勘合的做法，正是其“取非公羊家說而義與公羊合者佐證公羊”的體現。
褚氏《書汪鈍翁後》一文則體現了他用公羊傳解釋《周禮》的用意。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又字鈍菴，號鈍翁，又號玉遮山樵，江蘇長州（今屬蘇州）人。既是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也是清初吳中經學創始者，著有《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喪服或問》一卷、《詩問》一卷、《易經解》一卷、《易問六十則》《春秋雜義》及《春秋論》一卷等經學著作，多收入其文集《鈍翁前後類稿》《續稿》中。汪氏《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一文見《鈍翁前後類稿》卷十六《經解三》，他以為《周禮》鄭玄注八十一女禦、二十七世婦、九嬪、三夫人及王后，周王凡十五日御一遍的理解是錯誤的，這是漢儒“好為新奇之說”“殆不足信”。褚氏則認為汪琬過於拘泥地理解了鄭玄之意，“先儒之文質而略，後人不以詞害義，會而通之可矣”，並引《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為證，[38]說明古之君王諸侯聘齊嬪妃之後，其中年老、亡故不再續娶之例，則八十一女御禦、二十七世婦、九嬪云云，未可據實信之。昭示出褚氏以公羊學詮釋禮經的一贯學術傾向。
三、褚逢椿公羊學的亡佚与評價
褚逢椿之公羊學足成一家之言，其著作散佚、學術不傳於世的原因為何？或與缺乏後人傳承、家贫未能刊刻、学术交流不多有關。
首先，褚氏家族經學研究後繼乏人。乾嘉時期江浙地區“家學”之風頗盛，如武進莊氏、寶應劉氏、績溪胡氏等一批學術家族，其學說以家族血緣為紐帶進行傳承發展，褚逢椿之學也在其列。長洲褚氏家族所存資料不多，據現有材料可大致推得褚氏學術的源流綫索。褚逢椿家傳《春秋》的傳統至少可上溯至七世祖褚受書，逢椿曾叔祖褚寅亮研習《春秋》、尤精三禮，由此不難看出褚逢椿學術之淵源——褚寅亮從事禮經三十年，專主鄭學。當時《公羊》之義式微已久，學林能解釋、闡發何氏之義者惟武進莊存與及長洲褚寅亮。[39]褚寅亮的《周禮公羊異義》正文雖不可見，仍可謂為清代最早專論《公羊》傳、注與禮制關係的著作。[40]即便今天所見的對褚逢椿學術經歷和觀點的記載只有隻字片言，仍不難看出褚氏家學對其影響，尤其體現以禮治公羊和墨守何休家法兩個方面。褚氏家學從逢椿七世祖受書傳三代至曾叔祖寅亮而得大名於世，又從曾叔祖下傳三代，至褚逢椿而又有著述，為學者所知，自逢椿以後，逢椿子、孫輩未見載籍，更無傳承家學者。這一點上，與莊氏、劉氏等家族其子、弟、徒、孫紛紛從事經學，在傳承方面的明顯優勢，顯然有別。
其次，褚氏家境清貧，無力負擔刻書之資。即或能刻，數量亦十分有限。因而其著多為家藏，並未廣泛傳播。褚寅亮一生著述頗豐，但其著大多收藏家中，並未付梓，傳至逢椿輩幾已散失殆盡[41]。褚寅亮著作傳至曾孫輩便散失幾盡，褚逢椿的著作也面臨相似的窘境。褚逢椿本人以諸生終老，沒有穩定薪俸，在他為照料雙親辭去吳家幕僚之後，經濟更為困窘。褚逢椿的知交朱綬曾在詩中描述過他的生活環境：
嗟乎哉！君獨長年守丘壟。手中毛錐不得力，身上褐衣敝無色。賣文為活比乞食，朝廚斷薪饑至夕。讀書千卷言不出，如無一書氣深默。公卿知君絕幹謁，道逢世流遭眼白。霜風慄憀抱愁疾，窮交三五來歎息。屋角枯桑鳴策策，病妻呻吟徹四壁。[42]
詩歌雖不免誇大，但由朱詩仍可大約想見褚逢椿中年家境。家徒四壁，勉力溫飽，妻子臥病在床更令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朱綬“賣文為活”之說與汪鳳章《書行素齋文集後》一文提到的“中年常攝冥職以事近誕”可相佐證，《行素齋文集》中收錄不少墓誌、靈表、遺像讚，褚逢椿中年後的收入可能大多來源於此。寫作墓誌、靈表的潤格不多，加上為妻子治病的花銷，褚逢椿的收入恐怕僅能勉強糊口，否則也不至有“身上褐衣敝無色”、“朝廚斷薪饑至夕”之語了。這樣的生存環境下，刊印著作無疑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與此同時，褚逢椿的家族也無力為他提供經濟援助，供其刊刻著作。據褚逢椿回憶，在他幼年時，他的叔祖母、姑母都不得不抵押服飾以供家用。
嫁逾年，姑丈折閱困甚，姑母悉出嫁時衣被簪珥以償債。[43]
因見太孺人日制荷包數枚易錢以為炊，宵分一燈，垂燼猶不輟。[44]
褚逢椿本人及其家族的拮据令他無力刊刻著作，據其友人汪鳳章記載：
今余友沈濟之以其文集、外集若干卷示余，讀之簡古條潔，頗似魏晉駢體，雅近六朝，恐就湮沒，爰偕同志鳩貲用排字板印行之。顧余聞褚君中年常攝冥職以事近誕，同志外不以語人，然其為人之聰明正直而一可想見矣。[45]
褚逢椿著作有傳本者如《行素齋詩集》、《行素齋文集》，都是褚逢椿身後由他的朋友們集資出版的。以褚逢椿中年以後的經濟狀況，《公羊測義》一書可能未能付梓，更無由傳世。
再次，褚逢椿性格清冷迂闊，不擅交際。其詩文、學術“同志外不以語人”，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並不願意與他人交流，著作傳播的機會也就寥寥無幾。與褚逢椿交遊親密的幾位友人中，除張金吾外，他人詩、文集中甚至未曾提及褚逢椿作《公羊測義》一事。連當時人都所見不多，況乎流傳後世。
褚逢椿的性格使其著作在他生前不為當世所知，家境又導致其著述刊刻不多、傳布不廣。其晚年及其身後又逢清季動亂，江浙一帶首當其衝，著述散佚俱盡也是可以想見的了。
儘管褚逢椿的公羊學著作佚失不傳，但其思想價值是不可忽視的。褚逢椿的同時代學者、藏書家張金吾在《公羊測義序》中，對當時的公羊學發展面貌有所概括：
我朝經學昌明，治經之士兼及《公羊》。其所纂述，若《通義》、若《禮疏》、若《問答》，其較著者也。仙根……發憤力學，積三十年，鉤沉索隱，成一家言，名之曰《公羊測義》。
今天下為《公羊》之學者，蓋舉世不三四人。而此三四人者，又不獲聚處一方，商略名例，敷陳疑滯，質所見之同異，以求歸於至當，且各抒所得，合成一書，刊徐氏之野文，就邵公之繩墨，豈不甚善？而何以不旦暮遇之也！[46]
張金吾的一番評價對評估褚氏思想在公羊學學術史上的價值有重要參考意義。他對褚氏之學的評價極高，張金吾將褚逢椿此著與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淩曙《公羊禮疏》、《公羊問答》相提並論，認為可並稱為當時公羊學代表作。
孔廣森 (1751-1786)，字眾仲，一字撝約，號顨軒，山東曲阜人，孔子七十代孫。進士，官至翰林檢討。受業於皖派經學大師戴震，擅長公羊學、大戴禮學和音韻學。其《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是清代第一部《公羊》新疏。淩曙（1775-1829年）字曉樓，一字子升，清江蘇江都（今揚州）人，國子監生。著有《公羊禮疏》、《公羊禮說》、《公羊問答》。考察褚逢椿、孔廣森、淩曙的公羊學著作，可發現以下共同點：
其一，信守《公羊》家法。張金吾稱褚逢椿《測義》：“然確守一家，不敢尺寸出入，蓋何氏墨守之遺旨也。以子應母，如膠投漆，不謂之何氏功臣不可。”[47]認為該書嚴守何休《解詁》之學。阮元稱孔廣森《通義》：“廣森深沉解剝，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于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48]認為此書能繼承胡毋子都、董仲舒、何休等漢人師法。淩曙《禮疏序》稱：“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探東國之微言，闡西河之至教，依經立注，厥功偉矣。”亦對何休《解詁》大加肯定。[49]三人均總體上繼承漢人家法。
其二，以禮學治《公羊》。前述張金吾《覆褚仙根書》言《測義》多涉及“禘郊宗祖”等禮制問題。孔廣森《通義》注重分別《公羊傳》中的周禮、殷禮。例如，隱公元年《通義》云：“《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50]認為《春秋》以七等之科褒貶諸侯是周禮。又如，隱公五年《通義》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51]認為“初獻六羽”是“變文從質”的殷禮。淩曙《禮疏序》云：“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52]認為禮制切實可靠，而徐彥疏忽略於此，故撰《禮疏》以彌補。三人均將禮制當做解釋《公羊》的鎖匙。
其三，重視鄭玄禮學。張金吾稱褚逢椿《測義》：“先生禘郊宗祖之說，大抵皆鄭氏康成之說也。”[53]孔廣森“作堂于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于康成”，[54]十分推崇鄭玄。淩曙《禮疏》“自鄭氏《三禮注》……苟有合於何義者，罔不甄綜”。[55]引鄭玄《三禮注》以解何休。均在不同程度上援引鄭玄禮說而治《公羊》。
張金吾所描繪的由褚逢椿、孔廣森、淩曙構成的，嘉慶末、道光初的公羊學發展圖景，有著特殊的學術意義。孔氏、淩氏、褚氏分別生於1853年、1775年、1787年，《通義》《禮疏》《測義》據序言分別成書於1783年、1819年、1827年。此時，常州學派第一代學者莊存與雖然已經成名，但其代表作《春秋正辭》要到道光七年（1827）才刊刻問世，與前述成書最晚的《測義》同時；常州學派第二代學者劉逢祿生於1776年，略小於淩曙、大於褚逢椿，代表作《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成書于嘉慶十年（1805），晚於《通義》而早於《禮疏》《測義》，與前述三人處於同一時期。孔廣森、褚逢椿均屬於皖派學者，淩曙屬揚州學者，重視鄭玄而被時人視為符合漢人家法，表明在這一時期乾嘉學風的公羊學者已形成規模。蒙文通《經學抉原》云：
前乎廖師者，陳壽祺、喬樅父子，搜輯《今文尚書》、《三家詩遺說》，而作《五經異義疏證》，陳立治《公羊春秋》，而作《白虎通義疏證》，皆洞究於師法，而知禮制為要，然大本未立，故仍多參差出入，廖師推本清代經術，常稱二陳著作，漸別古今。廖師之今文學故出自王湘琦之門，然實接近二陳一派之今文學，實綜合群言而建其樞極也。[56]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專案“晚清《公羊》學研究”（編號：17YJCZH018）的部分成果。
[1]〔清〕郭則沄撰，卞孝萱、姚松點校：《十朝詩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3頁。
[2]關於褚寅亮、褚逢椿家族學人的研究，僅見董洪利、金玲《褚寅亮生平事蹟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4期），對褚寅亮的生平事蹟進行系年，並對相關疑點作了考釋。
[3]褚逢椿《<公羊測義>自序》云：“昔七世祖以《春秋》專家，曾叔祖鶴侶先生習於《春秋》、三禮”。（〔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26頁b）
[4]任兆麟《刑部員外郎鶴侶褚公墓表》云：“公以乾隆五十五年卒，享年七十有六。卒之明年十月，葬吳縣十九都珍珠塢之兆。”（〔清〕任兆麟：《有竹居集》卷十，《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8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5頁下）又錢大昕《疑年錄·續疑年錄》云：“褚搢升七十六：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生，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卒。”（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12頁）
[5]〔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傳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190頁。
[6]《儀禮管見》現有《粵雅堂叢書三編》所收咸豐十一年（1861）刊本，正文三卷附錄一卷，又有《皇清經解續編》所收十七卷本。
[7]〔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儀禮管見>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6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頁下。
[8]〔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傳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190頁。
[9]錢泳《履園叢話》云：“（褚寅亮）子鳴翙，號觀亭，以孝廉為湖北通山縣知縣，能傳家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8頁）
[10]張肇辰《迂褚傳》云：“迂姓褚諱逢椿，字錫庚，又字仙根，長洲學增廣生，迂褚其自號也。”（〔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序文第1頁a）又孫克強、裴哲編著《論詞絕句二千首》有“褚逢椿字錫唐”句（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37頁），不知何據。
[11]褚逢椿生年不見记载。褚逢椿《朱薇卿亦淨居詩序》云：“僕年二十始學為詩，時朱酉生少兩歲，已藉藉有詩名。”（〔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24頁a）褚氏自稱長朱綬（酉生）兩歲。据董國華《墓誌銘》云：“庚子春，病喉痹，謝計吏，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家，年五十有二。”（〔清〕朱綬：《知止堂詩錄》卷一，《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6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頁下）朱綬卒於道光二十年（1840）春二月，享年五十二歲。則褚逢椿應生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
[12]褚逢椿卒年亦不見記載。《行素齋文集》為褚氏身後校訂刊刻，刊刻時間在咸豐四年（1854）。張肇辰《迂褚傳》云：“迂甫死，余即創為一稿，覺阿和尚覽之，弗善也。余自知未當，棄之。今忽忽又三載，終不能以一言踐迂諾。”（〔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序文第1頁a）张氏為文集作序時，距褚逢椿身故已有三年之久。该序未署年月，成文必在文集付梓之前，即褚氏之卒當早於咸豐元年（1851）。又褚逢椿作《顧侍蘐寄盧吟草後序》落款道光甲申七月（〔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23頁b），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故推褚逢椿卒年當在道光二十五年至咸豐元年（1845-1851）之間。
[13]據褚逢椿《郭孺人靈表》云：“孺人予姨母次女……孺人……父根梅公，母陳安人。”（〔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下，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2頁b）郭孺人母即逢椿姨母，與逢椿母為姊妹，則逢椿母當姓陳氏。
[14]〔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下《外舅乾隆丁酉科舉人曉巖何公墓志》，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1頁a。該文云褚氏岳父姓何，則妻當姓何氏。
[15]〔清〕張肇辰：《迂褚傳》，〔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序文第1頁a。
[16]〔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公羊測義>自序》，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26頁a。
[17]朱駿聲《石隱山人自訂年譜》云：“（嘉慶）五年庚申，……六月十三日平江書院甄別……同學院者有蔣廷榮、譚瑞東、張紫琳、褚逢椿……。”（《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民國十八年（1929年）鉛印第3卷第5期）
[18]顧廷龍：《清籟閣文集跋》，《顧廷龍全集·文集卷（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833頁。
[19]顧廷龍：《清籟閣文集跋》，《顧廷龍全集·文集卷（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833頁。
[20]〔清〕張肇辰：《迂褚傳》，〔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序文第1頁a。
[21]〔清〕張肇辰：《迂褚傳》，〔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序文第1頁a。
[22]張肇辰《迂褚傳》云：“屢試列優等而困於省闈，詩名顧日益著。”（〔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序文第1頁a）
[23]〔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下《周菘疇所藏十三行跋》，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17頁a。
[24]顧廷龍《清籟閣文集跋》云：“幼失恃，事繼母至孝。”（顧廷龍：《顧廷龍全集·文集卷（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833頁）
[25]張肇辰《迂褚傳》云：“迂尤篤於內行，自其母夫人歿，無復進取志，尊公菊儕先生隱於卜所，居小獅林，常坐臥一樓不下，迂侍奉益謹，故中年後亦不復能出遊。”（〔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序文第1頁a）
[26]〔清〕褚逢椿《公羊測義自序》，《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木活字版，藏上海圖書館。
[27]〔清〕張金吾：《愛日精廬文稿》卷四《<公羊測義>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5頁下。
[28]〔清〕張金吾：《愛日精廬文稿》卷五《覆褚仙根問禘郊宗祖書》，《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0頁上。
[29]〔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四六《祭法第二十三》，《十三經注疏》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444頁上。
[30]〔清〕張金吾：《愛日精廬文稿》卷五《覆褚仙根問禘郊宗祖書》，《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0頁上。
[31]〔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四六《祭法第二十三》，《十三經注疏》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444頁上。
[32]參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二五《郊特牲第十一》，《十三經注疏》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136頁上。
[33]〔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三四《大傳第十六》，《十三經注疏》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264頁上。
[34]〔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三四《大傳第十六》，《十三經注疏》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264頁上。
[35]參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二五《郊特牲第十一》，《十三經注疏》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129頁上。
[36]參見崔述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09頁。
[37]陳赟：《“以祖配天”與鄭玄禘論的機理》，《學術月刊》2016年第6期。
[38]汪琬《周禮九嬪世婦女禦辨》，《鈍翁前後類稿》卷十六《經解三》，《清代詩文集彙編》第94冊，第132-133頁。
[39]語見〔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傳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190頁。
[40]黃聲豪：《清代公羊禮學研究》，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所碩士學位論文，台北，2015年。
[41]錢泳《履園叢話》云：“（褚寅亮）著書甚豐，俱未刻。”（〔清〕錢泳：《履園叢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8頁）王昶《湖海詩傳》云：“群經咸有論撰。其書尚存於家，惜未登剞劂，後學無由津逮耳。”（〔清〕王昶：《湖海詩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37頁）褚逢椿《<公羊測義>自序》云：“曾叔祖鶴侶先生習於春秋三禮，幼時猶及見函丈，自恨不蚤自讀書，於時問業，迄今遺經散失，乃欲尋繹舊緒，豈獨貽蠡海之笑哉？”（〔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上，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26頁a）
[42]〔清〕朱綬：《知止堂詩錄》卷六《贈褚（逢椿）》，《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6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頁下。
[43]〔清〕褚逢椿：《書長姑母遺像後》，《行素齋文集》卷下，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11頁a。
[44]〔清〕褚逢椿：《書叔祖母陸太孺人貞孝節略後》，《行素齋文集》卷下，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12頁a。
[45]〔清〕汪鳳章：《書行素齋文集後》，〔清〕褚逢椿：《行素齋文集》卷下，咸豐四年（1854年）木活字本，第26頁a。
[46]〔清〕張金吾：《愛日精廬文稿》卷四《<公羊測義>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5頁下。
[47]〔清〕張金吾：《愛日精廬文稿》卷四《<公羊測義>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6頁上。
[48]〔清〕阮元：《儒林傳稿》卷四《孔廣森傳》，《續修四庫全書》第5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4頁上。
[49]〔清〕淩曙：《春秋公羊禮疏》卷首《春秋公羊禮疏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4頁上。
[50]〔清〕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頁上。
[51]〔清〕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頁上。
[52]〔清〕淩曙：《春秋公羊禮疏》卷首《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4頁下。
[53]〔清〕張金吾：《愛日精廬文稿》卷五《覆褚仙根問禘郊宗祖書》，《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0頁上。
[54]〔清〕姚鼐：《惜抱軒文集》卷十四《儀鄭堂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5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9頁下-110頁上。
[55]〔清〕淩曙：《春秋公羊禮疏》卷首《春秋公羊禮疏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4頁上。
[56]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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