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思：金元散曲的兴起和衰落
明清时期人们习惯称呼的元曲，一般是指戏曲，即金元时期在北方流行的杂剧。散曲是诗歌，它又分为小令和套数。小令和词调同源，套数源自宋金时期的说唱诸宫调。它们的兴起，在元杂剧之先，后来才平行发展。但总的看来，散曲的成就不能跟杂剧相比。
元人多数称他们用曲调写的诗歌作乐府。到明初的朱有燉，才称他写的小令叫散曲，以区别于套数。因为套数是由多只曲子依照一定的调性组织起来，而小令是一支支独立的曲子，可以各自分散。把小令、套数一概称为散曲，是现代研究元曲的学者吴梅、任中敏等为了区别有科白串连的戏曲和无科白串连的清唱曲而确定下来的。
元代著名散曲作家钟嗣成，写了三首〔醉太平〕小令：
绕前街后街，进大院深宅。怕有那慈悲好善小裙钗，请乞儿一顿饱斋。与乞儿绣副合欢带，与乞儿换副新铺盖，将乞儿携手上阳台。救贫咱波（咱波，语助词）奶奶！
这三首小令里所着意形容的人物，实际是个从文人落魄成为文丐的人物。从他们的衣着身分看，跟鲁迅小说里的孔乙己差不多，精神面貌却大不相同。这一是因为他会写鸳鸯字，会唱鹧鸪词，这些玩艺儿对娼楼妓馆有用处，可能会换得一顿饱餐，碰巧时还可以衣着一新，铺盖俱全。不象孔乙己的满口之乎者也，叫人一句也听不懂，只能成为鲁镇酒店里群众的笑料。二是他认为贫穷的人才风流可敬，而有钱的人却是村蠢可笑的，因此他宁可做悲田院的下司，开叫化子的学馆，做穷风月的训导，也不愿跟富贵人打交道。这见解也比孔乙己高明。
当然，他们原来就是封建文人，很难摆脱出身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勾阑混久了，又沾上市井流氓的习气，甚至还讨妓女的小便宜，加入玩弄她们的行列。他们也自以为风流，其实是下流。
这种人物在文学史上出现不是偶然的，汉赋里没有，魏晋南北朝乐府诗里没有，唐诗里同样没有。柳三变在词里自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已经看到这种人物的雏形，但还没有成长为董解元、钟嗣成等散曲中的人物。他对浮名的鄙弃是有限的，因此后来又改名柳永去考进士。
钟嗣成在《录鬼簿》的末尾说：“右所录，若以读万卷书，作三场文，上取巍科，首登黄甲第者，世不乏人。其或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亦多有之。但于学问之余，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官换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诚绝无而仅有也。”钟嗣成把当时的文人分作三类：第一类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第二类是在山林岩壑过隐士生活的；第三类就是他推尊为“绝无而仅有”的散曲戏曲作家。第一类的作品是写给作官的或准备作官的人看的，向来称它廊庙文学；第二类的作品是写给已经退隐或准备退隐的人看的，向来称它山林文学；第三类的作品是为勾阑或瓦肆的演出写的，他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勾阑妓女，瓦肆艺人，以及环绕这些妓女、艺人看演出的中下层市民，因此可以称为勾阑文学或市井文学。
勾阑文学或市井文学的作者，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所决定，在作品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或美学情趣就跟读书做官或乐道守志的封建文人有别。加之蒙古贵族凭武力侵入北方直至统一全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停止科举，断绝文人仕进的道路，文人的社会地位一下子从所谓“四民之首”下降到“八娼”“十丐”之间。他们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孔门圣学，就怀有一种鄙夷不屑的态度。钟嗣成在《录鬼簿序》里说“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余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啗蛤蜊，别与知味者道。”让那些讲性理之学的“高尚之士”去吃圣门的冷猪肉罢，我们还是喝我们的蛤蜊汤。这话说得相当幽默。它透露了当时散曲作家所受的压力，也表现他们敢于跟圣门理学分道扬镳的勇气。正是这种思想倾向和美学情趣，使他们抛弃了封建文人凭科举进身的道路，也抛弃了温柔敦厚的诗风和婉转缠绵的词调，为我们留下了象《醉太平》、《醉落魄缠令》那样“移官换羽，搜奇索怪，以文章为戏玩”的散曲。
根据近人隋树森的《全元散曲》，元散曲有作者一百六十多人，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套数四百多套。在数量上远比不上四万八千多首的《全唐诗》，二万多首的《全宋词》。这主要是由于封建文人对民间通俗文学的歧视，专攻散曲的作家在当时就“绝无而仅有”，流传下来的作品自然就少了。
宋元时通俗文学作家有书会的组织。组织在书会里的作家被称为书会才人。为了交流创作经验，提高艺术水平，在同一书会里的才人，有时还举行竞赛。元代在大都有两个影响最大的书会：一个是玉京书会，关汉卿、白朴等属之；一个是元贞书会（元贞是元成宗的年号，在1295—1297年），马致远、李时中等属之。他们都兼写杂剧和散曲。马致远的散曲流传较多，也最著名。他曾被推为“战文场曲状元”，大约就是在书会的创作竞赛中夺得锦标的。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务官。他的散曲有近人搜辑的《东篱乐府》。其中有一题作“秋思”的〔双调·夜行船〕套数，颇能表现他散曲的成就和风格。下面摘录的是其中的两只曲子。
这套曲子大约是他退出官场归隐田园时作的。洋溢在全篇里的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当然是毫无可取的。但他对秦宫汉阙的衰败表示了快意，把官场的争名夺利比作苍蝇争血，蚂蚁排兵。连那“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北海太守孔融也不放在眼里。他把自己的乡村环境、隐居生活写得如此美好，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诗人们所可能采取的对庸俗社会的一种批判手段。它的精神跟陶潜的田园诗有其一致之处，只是表现得更泼辣，更刻露，就另是一种意境。
同题还有一首〔天净沙〕小令，相传也是马致远的：
它象一幅水墨画，寥寥几笔，勾点出一些富有特征的事物，构成萧瑟凄清的意境，寄托关山行旅的凄苦心情。象张继《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温庭筠《菩萨蛮》词：“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现代的读者很难体会作者在这些名章隽语里所抒发的心情，但作为一幅古画来欣赏，还是可以的。
比关汉卿、马致远等时代稍晚，杂剧、散曲的创作逐渐南移，另一个作家睢景臣在扬州的一次散曲创作竞赛中获得头名。这次竞赛的题目是“高祖还乡”。别的曲家大都从刘邦胜利归来，怎样威加海内，气壮山河着想；他却别出心裁，通过〔般涉调〕这样一篇著名的套曲，掀开汉高祖的神袍，揭示这个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流氓本相。作者设想了一个参加迎送的庄稼汉，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运用带有泥土气息的语言，活灵活现地介绍它的全过程。在他看来，皇帝车驾前的蟠龙飞虎旗，不过是“蛇缠葫芦”、“狗生双翅”；他们的头踏仪仗，不过是黄金镀的苦瓜甜瓜，枪尖上挑的马镫；那被王乡老、赵忙郎毕恭毕敬接出车来的大汉皇帝，原来是个惯耍流氓、赖帐不还的刘三儿。元朝统治者把自己高抬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皇帝”，对无意冒犯銮驾的小百姓，动不动就“全家杀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睢景臣对皇权的大胆嘲弄，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和反抗精神。在艺术创作上，他撇开一切书本材料和传统手法，从日常生活里组织素材，提炼语言，翻空出奇，涉想成趣。这是书会才人在配合勾阑说唱技艺时闯出来的一条新路子。出于作者的小市民意识，他在蔑视封建皇权的同时，也流露了对“喂牛切草，拽耙扶犁”等农业劳动的轻视，这是必须指出的。
以逃避现实的态度，鄙薄封建社会的功名；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玩弄封建社会的神圣，是元代不少散曲所共同表现的思想内容。这在当时不利于封建统治，对通俗文学的发展也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所揭露、批判的对象，正在成为历史陈迹；而洋溢在这些作品里的小市民意识，如追求个人享受，爱讨别人小便宜等，对读者只有害处。倒是作者为通俗文学写作的态度，以及作品的民族形式，还有值得吸取和借鉴的地方。
词调和曲调都是长短句诗体，跟五七言诗不同。比之词调，曲调又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曲调在正格之外可以加衬字。
请看下面这支无名氏的曲子：
曲调的特点之二是平仄合押。即在一支曲子里，不管是平声结束的句或仄声结束的句，都要押韵。因此较之平仄分押的词调，用韵要密，不论朗诵或歌唱，都更顺口动听。象《满庭芳》末三句，秦观词上片作“金钩细，丝纶慢卷，牵动一潭星”。下片作“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只结句押韵，而同名散曲则句句都押韵。
曲调的特点之三是不避字句重复。用字重复，词家所忌，散曲往往以此见长，为了接近口语，衬字用的“了”、“的”、“儿”等助词经常重复出现。词里“逢双作对”，而曲里三句相对的“鼎足对”则经常出现。曲的风格一般要比词泼辣、奔放、骏快，跟这种句法有关。
散曲可加衬字，比之诗文更见通俗。前面提到的《醉太平》小令、《借马》和《高祖还乡》散套，大都从人民的口头语言中组织词汇，形成散曲所特有的鲜明泼辣的格调。但有些作家也选取前代诗文里部分还有生命的语言，和人民的口头语言配合起来运用，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象下面这首张鸣善的《水仙子·讥时》：
铺眉苦眼早三公，捋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刚来（大概意）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你们把位至三公、禄享万钟的英雄人物吹捧为“岐山鸣凤”、“南阳卧龙”“渭水飞熊”；在老百姓看来恰恰是“五眼鸡”、“两头蛇”、“三脚猫”。象这样把诗文中常见用语跟人民群众口头语言配合起来运用，形成一种“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调调儿，是从市井流传的曲调向文人创作的散曲过渡的现象。
封建社会的民间歌曲在引起文人的注意时，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新诗体。但在文人中流行稍久，词句愈趋典雅，内容转益空虚，就从一种生气勃勃的新诗体向死气沉沉的旧形式转化。这时民间一种新的歌曲就代之而起。词调如此，散曲也如此。
散曲作者虽然跟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的作者有别，但也跟他们有不同程度的联系。金元时期的市民阶层还没有形成为足以跟封建统治阶级抗衡的力量，为勾阑杂艺写作的曲家不少就向廊庙或山林转化，成为官僚、隐士，或替他们帮闲凑趣的文人。这时他们写的散曲，从思想倾向到艺术风格，都跟书会才人大异其趣。这在前期作家如杨果、卢挚等人的作品里已露苗头。到后期乔吉、张可久等的手里，就在散曲中出现了以典雅清丽为宗的一派。现录张可久的小令二首，以见一斑。
对青山强整乌纱，归雁横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杯错落，玉手琵琶。人老去西风白发，蛈愁来明日黄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 ——〔双调·折桂令〕《九日》
蕊珠官，蓬莱洞，青松影里，红藕香中。千机云锦重，一片银河冻。飘渺佳人双飞凤，紫箫寒月满长空。阑干晚风，菱歌上下，渔火西东。——〔中吕·普天乐〕《西湖即事》
格调还是散曲，词家传统的手法，如属对的工整、词句的凝炼，全用上了；而散曲里常见的口语、衬字全不见了。他们这样写是为了张扬雅道，消遣闲情。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只能替末代王朝的士大夫起粉饰太平、自我陶醉的作用。
后期散曲作家比较值得注意的还有张养浩和刘时中。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他的散曲《云庄乐府》，充满了隐居乐道的消极思想。刘时中，江西南昌人，在元末江西大旱时，写了一套〔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描写了灾民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大户的趁火打劫，是散曲中富有现实内容的作品。
这些作品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等新题乐府的传统，比之乔吉、张可久等的作品，趣向虽有不同，却同样是封建文人案头欣赏之作，不再是为勾阑传唱而写的了。在乔、张二家的影响下，明代以来散曲作家如王骥德、施子野等，内容愈来愈苍白，词句愈来愈清丽、典雅，初期散曲作家泼辣、豪放的作风不见了，从而把散曲创作引向奄奄一息的道路。这时民间传唱的〔挂枝儿〕〔打枣竿〕〔银纽丝〕等小调就异军突起，又一次打破了词曲创作中死气沉沉的局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1年第4期文学史百题栏目
注：公众号推文转载自《文史知识》公众号2018年11月16日推文。
作者简介：
王季思(1906-1996)，学名王起，字季思，以字行。笔名小米、之操、梦甘、在陈、齐人，室名玉轮轩，祖籍龙湾区永中街道永昌堡。浙江永嘉人，生于南戏的发源地温州，从小就热爱戏曲。作为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季思戏曲研究著作颇丰。他重新整理《西厢记校注》，还带领弟子苏寰中等校注《桃花扇传奇》。他先后主编过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与《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很多作品被译成日文与印尼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有重大影响，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文化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