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须有利于扩大就业
蔡昉：数字经济发展须有利于扩大就业
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发展数字经济也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共享发展的理念。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即人文视角，应该成为相关领域研究以及决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着眼点，以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同时使这个大趋势的成果得到充分的分享。而成果分享的根本途径应该有利于扩大就业，并且从初次分配领域促进工资增长。虽然从理论上说，新技术应用在“破坏”一部分旧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新岗位，但是，由于现实中存在的几个实际问题，即第一，破坏岗位与创造岗位的两个过程所对应的劳动者群体不同；第二，破坏的岗位在数量上往往少于新创的岗位；第三，转岗通常有时差和落差，往往会降低就业质量和工资待遇。因此，创造数量更多、质量更好岗位的目标，并不能自然而然达到。
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一个就业优先政策的更高版本，以不断有效地解决就业的总量、质量和结构矛盾。首先，提高公共就业服务效率，降低自然失业率。需要公共就业服务以及政府与社会合作促进就业的机制，有效率、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和职介等服务，以提高就业岗位在数量、技能、时间、地点等方面的供需间匹配水平。其次，数字经济催生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要求社会保障体系和机制与之相适应。一方面，加快推进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无疑是解决途径之一；另一方面，随着与数字经济发展相伴的就业形态变化，很多户籍人口也将难以充分被社会保障所覆盖，因此，还需按照增强普惠性的方向探索社会保障的新模式。
原文链接：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具有分享性
在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改革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进一步畅通，多数地区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下乡带动农民形成规模效应、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实现产业融合式发展，提升产业增值收益，解决农民就业增收难题。当前，产业发展中仍然存在农民主体性参与不足、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组织程度不高等问题，使得农民并没有更多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因此，需要重点发挥三项机制。首先是供需平衡机制。寻找比较效益更高的产业是破解难题的关键。要以市场为导向，立足自身特色，让有效供给与需求实现精准对接。农民供给的产品和服务要与市场需求相匹配，重点是在生产供给、产前、产中及产后服务和带动农民进入市场等方面提供支撑。其次是产业融合机制。适应经济规律发展，农村产业发展要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服务业发展，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传统农业变为“六次产业”。'1+2+3'等于6，'1×2× 3'也等于6，不论是加还是乘，“六次产业”给农业带来丰富的发展空间，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增值收益。最后是产权保护机制。为激发农民主体性参与，需提供选择性激励，制定“产权明晰、责权明确、分配合理”的产权制度，形成多元化股权设置，建立日常性的监管参与和财务公开机制。
原文链接：如何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从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到成都打造“蓉漂”品牌矩阵，再到厦门变“筑巢引凤”为“三顾茅庐”，都反映出城市人才竞争态势已经进入到创造人才“回弹效应”的新阶段。活力决定引力，只有用得好、留得住人才，方能更好地吸引人才。
首先，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导向，吸引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将产生最大的立志报国“回弹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都将是人才集聚的高地。其次，以营造创新人才生态环境为抓手，吸引优秀人才安居乐业，将是最好的拴心留人“回弹效应”。创新创业人才并不是孤立发展的，需要靠他们所处的人才生态环境的滋养、孕育、适配和成就。再次，以科技创新攻关和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为引领，吸引全球优秀创新人才“揭榜挂帅”，将创造最强的不拘一格“回弹效应”。人才创新活力靠钱“砸”不出来，要靠新的治理理念、方式和能力来激发。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需要从解放科技人才管理体制入手，着力破解“揭榜”的评价发现机制、激励保障机制、培养支持机制、流动配置机制、经费管理机制、产权保护机制、技术决策机制等问题。
原文链接：形成人才竞争优势“回弹效应”
当前，困扰我国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因素之一，就是子女的教育升学问题。近期，“1:1普职分流”“50%孩子上不了高中只能上职校”等消息流传网络，令不少家长感到担忧。有意见指出，普职分流不仅会激化城市教育内卷，加剧教育资源失衡，而且会造成人才浪费，掐断家庭和孩子的盼头，传递给育龄夫妇的信息是，谨慎生娃。
从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来说，普职分流方式是合理的。然而，职业教育在我国却不受待见。原因有三，其一，职业教育被视作低于普通教育一个层次的教育，不少地方对职业教育自我矮化，如用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以本科率评价高中办学。其二，职业院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无法灵活调整专业和课程，存在以学历为导向办学的倾向。其三，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不断提高学历门槛，人为制造了学历高消费、唯名校论。
显然，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是采取普职融合的高中教育方式，不在初中毕业时分流，而在高中毕业后分流，家长的焦虑依旧难以消除，而且技能型人才培养会出严重问题。我国已经提出要把职业教育办成类型教育，形成淡化学历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关键在于，必须有实际的行动，如推进扭转地方以升学为导向发展教育的功利政绩观，清理歧视职业教育的教育管理与评价体系，遏制各地引进人才时存在的学历高消费现象。
原文链接：消除歧视，化解“普职分流”焦虑
近年来的污染地块治理实践表明，我国的工业地块治理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仍存在地块调查监测方式简单、修复模式粗放、风险管控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此，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应持续强化地块调查、修复及风险管控“三环节”。首先，强化初步调查，保障地块安全再利用。其次，推进精细调查，实现精准治污。再次，加强信息公开，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监管作用。此外，需以可持续理念构建污染地块土水协同治理新范式。
一是要加强原位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推广，急需构建“高效低扰”的原位修复模式，适应我国污染地块修复的实际需求。二是要创建污染地块异位修复新范式，严控二次污染，创建并推广“预处理-污废收集-土壤高效修复”一体化的土壤污染治理模式，在制度层面探索“治理与开发协同并进”的污染地块管理模式。同时，加强风险管控的制度建设和广泛应用。一方面，长期有效性是风险管控面临的突出挑战，在部分地块中，还可能存在污染物回弹现象，导致工程失效，形成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另一方面，风险管控的有效实施需要环境监管部门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进一步明确和优化污染地块名录的管理，确保实施风险管控的污染地块，通过风险管控效果评估和专家论证后，能移出名录，进入再开发的流程。
原文链接：工业地块污染治理重在解决哪些问题
西方学界在汉字结构的分析上存在较大分歧，且很多学者与我国主流观点差异较大。一些学者倾向于把多数“形声字”分析为“会意字”，另一些学者则声称汉字系统中并不存在“会意字”。这些阐释都有失偏颇。其一，忽视了汉字所携带的语音信息，有时甚至把一些形声字分析为会意字。其二，过于强调汉字对语音的记录，声称通常被分析成“会意字”的字其实都是“形声字”，“会意字”实际上不存在。
实际上，尽管甲骨文是迄今可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但并不能认为所有甲骨文都是象形字。最初的古文字是形象化的，但大量的象形文字会给书写者和阅读者增加记忆负担。于是，文字发展到限定符阶段（即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增加表义或示音的符号）。商代甲骨文含有限定符，也就是说，文字系统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距形象写词时代已很遥远。
西方文字与汉字有着性质上的差异。西方文字是表音体系，汉字则是表意体系。文字性质上的差异，使西方学者在看待汉字相关问题时本身就有所隔膜。又由于文字学研究背景的不同，西方学者在汉字结构的分析上难免与中国主流观点有所差异。例如，西方学者相信存在不与语言相联系、直接记录思想的文字，其中一些学者甚至试图创制一种表达人类思想的字母；又例如，语音中心论的影响。西方传统思维强调理性，其对文字学研究的具体影响是注重口语语音，认为口语语音可以凌驾于文字的其他属性之上；再例如，文字单向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任何文字都经历了语标文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的发展顺序，所有文字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罗马文字，很多学者都确信这一特定的方向是文字发展的唯一顺序。
原文链接：西方学界汉字结构阐释分歧辨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领域工作、各类要素相互交织，具有鲜明的整体性、时序性、关联性和层次性特征，在推进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好五大关系。
一、在时间上把握好远期目标与短期行动的关系。
二、在空间上把握好总体达峰与局部达峰的关系。
三、在手段上把握好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四、在路径上把握好技术驱动与结构驱动的关系。
五、在效率上把握好减排投入与产出效益的关系。
原文链接：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应把握好五大关系
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领导纷纷走进直播间，加入直播带货行列。每年“双11”期间，不少县长、区长、市长走进直播间推销地方特产。然而，地方政府领导直播带货也存在一些风险，必须及时防范化解，才能实现构建服务型政府、解决农特产品滞销问题、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地方政府领导直播带货风险表现：损害领导廉政形象，降低政府声誉，引发政府负面舆情风险，触犯相关法规。
地方政府领导直播带货风险规避策略：
加强对地方政府领导直播带货风险的评估，制定直播带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坚持公益性原则，加强对直播带货行业的专项监管。地方政府领导要做足直播带货功课，熟悉相关法规与伦理。坚持适度性原则，建立本地电商直播长效机制。制定扶持“直播+电商”政策，建设良好的电商环境。
原文链接：地方政府领导直播带货风险规避刍议
焦万尼·巴蒂斯达·维柯（1668—1774，以下简称“维柯”），意大利哲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巨大，其著名代表作有《新科学》《普遍法权》《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维柯的教育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人文教育、个人教育和人类教育三个方面，他将其教育思想理念放在一个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观照，贯穿于他的所有著作中，从而将一种整体性的教育思想关联起来，不仅为我们解读西方思想史上的教育哲学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还有助于从哲学意义上理解“教育”一词所承载的实践意义。
人文教育强调自我重塑。从1699年至1708年，维柯共有七篇演讲，每次演讲的内容都极为强调知识学问与生命学问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强调继承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传统，论证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求知（亦即求智）本性，他把这种本性称为“哲学本性”。在他看来，这种哲学本性可以打通并联结政治本性与宗教本性，从而培养优秀的公民。
德行和智慧是个人教育的核心。维柯关于个人教育思想的特质是基于他对人性堕落的反思。在他看来，心灵是最人性的东西，但是人的本性却具有多个方面的堕落。学习整体智慧可以克服和纠正人的堕落本性，能够使个人本性与社会本性达成和谐。在维柯看来，针对个人教育的最佳策略即是把“荣耀”和“尊严”当作人生的最好箴规。
道德与正义的教育即是人类教育。在维柯看来，文明出现的原因，“法律和人类社会产生的根源，在于高尚、道德以及对正义的热爱”。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德与正义的教育即是人类教育。
原文链接：维柯教育哲学思想初探
要实现评议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度装置，把不完全的程序正义转换或拟制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同时推进同行评议内外部治理变革。程序要件是同行评议有效运行的程序正义原则，为正当程序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指导。
学术同行评议的属性与价值是讨论其程序规制的前提。从评议主体和评议形式来看，它体现了学术评价的制度信任价值和可验证性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折射出学术评价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从评议性质来看，它是对被评议对象的价值判断，独立性、专业性和公正性是其基本特性。如何提高同行评议的公正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的实践命题。
第一，转换研究视角，确立同行评议的程序正义评议观。第二，确立正当程序要件，推进同行评议程序规制的法治化。第三，确立网络式治理模式，推进同行评议的内外部治理变革。
原文链接：以程序规制推进同行评议公正性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