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子 | 纸上的故乡
花洲文学
纸上的故乡
文|南阳子
过了戊子年，我就三十五岁了。有时候，躺在这个叫长安的老城里，像躺在没有温暖的沙发上，柔软得无所适从，光洁得没有体贴。在一些没有激情的日子，心里想： 要是在这个城市的郊外有一块土地多好啊，可以种庄稼或蔬菜，日子会滋润点。但某日，为了一场女诗人的诗歌朗诵会，我喝醉了酒，跪在长安街上向土地叩头，一半也是因为我的一无所有。玻璃的碎片割破了我的双膝，垢甲之后，伤痕累累。但凡有了这样的遭遇，我就想家了。我就真的想家了。
我的家在河南镇平侯集镇王官营村，距离长安城八百里外伏牛山的南麓。
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命运是怎么搞的，把我安排在这个城市。许多人说要和命运抗争啊。我觉得命运是不可抗争的，顺着走下去好了。我的命运和1999年夏天一辆拉大葱的卡车有关；与一个边缘的亲戚有关；与交通便利的312国道有关；说的好听一点，与唐诗有关；还与这个城市因写作而伟大的诗人作家有关。所以我就来到了长安了。盲目的流窜，放在微观的历史环境下，我属于典型的流民，放弃了土地和合法的身份，到这个城市办了一张暂住证。因为这个身份，担心半夜被警察叫门。多年前，我当记者的时候随警察调查过一个城中村，我亲眼看见一对老实巴脚的年轻夫妇被他们在夏夜凌晨叫醒后那惊恐的样子。我庆幸我有一张报社盖过钢印的证件，这个护身符蛮有意思的。我知道盲目流窜就是冒险，尤其是租住别人的房子，搞得再温馨，都是临时的。可是，我必须服从这样的安排。不是个人的安排，是命运如此。命运如此！
倘若我还住在家乡，没准还在继续我的教书匠生活，或者跟校长闹反了去做个小本生意。娶老婆也会晚点，或者还没有娶来。需要来点小心思，调整一下生活，采取非常手段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再说。摆出泼皮的生活法则，在我们村活得横一些，甚至练好喝酒和打架的生存本领，虎朋狗友的纠结一帮势力，也许还能让人在本能的村落里找到笨拙的尊严，也可能用这种手段弹压一下村里的一把手，闹大了大不了去镇上的局子里住上半月四十的，都不成问题。最后的结果是，镇上的当官的都认识咱了，都知道这个人不好惹，政府也不好对你咋样，反正每个村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混蛋指标。那我就觉得活的无法无天了。即便是没有结婚，也不是问题，可以寻一家漂亮姑娘，农忙了去她家“干活”，临到了日子，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先在他们家门口放半天鞭炮，他们不放人给我就丢人了。当然，这个是我的想象，但决不是幻想，我们村里现在还有这样的命运的人。可是我离开家乡了，吃不到这样的酒食，犯不了这样的流氓习气，距离土地上的“传奇”越来越远。
我觉得离开土地是可耻的。我来到这个城市无法预支未来，甚至无法顺从这个变裂的时代。故乡在身体里闹腾着，衰败着。从民国到现在，一切都在变化中消亡，破裂，转型。近百年的变化，城市是巨大的。城市是个螺旋状的气流，把我从故乡剥离出来，我的魂还在母土上爬行，但身体已经在城市里飞奔了，颇像那个写“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诗人，命运的驱使，已经身不由己。
两年前，我准备给故乡写一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因故停了下来。这部小说涉及到许多故乡的秘密，包括一些残暴的灵魂和事实。不知是因为我无法安抚这些历史，还是我个人故妄的写作态度，写作本身造成了现实生活里的许多莫名的伤害。我是信奉神灵的。我在出事的时候才返回故乡给一切我心目中的亡灵上坟烧纸，其中包括我自己的家族的爷辈们的灵魂。我觉得他们肯定在怪罪我，或者文字本身令他们蒙羞；或者我这个所谓的在城市里混了近十年的家伙还不配做这个历史的记录者。我越来越觉得，故乡已经变成了一枚过期的邮票，贴在任何一封信件上都已经不合适了。那就贴在我身上吧，这样我就无家可归但却可以离故乡越来越近了。当然，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的，就像在身体里熟悉自己一样，把故乡写在纸上。最后，再把纸上的故乡背在身上，去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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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
南阳子，原名陈润国。
河南省镇平县侯集镇王官营村人。
作家、美术批评家、策展人。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西安市青年美协理事、陕西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西安市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现为西安美术馆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