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墙盘铭文看周人的治国理念
摘要：史墙盘是迄今所见记述西周诸王最为系统的彝器。该器铭文代表了周王朝的正统理念，造句谨严，用辞考究。铭文叙述周文王、武王的功勋业迹,主旨是强调周文王得上帝眷顾，膺受大命，堪当完成大命的重任。铭文还强调治理国家要像武王那样刚毅雷厉，要有危机意识。天降大任于周文王的理念，对于树立周人的文化自信心，作用巨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文武之道”，肇端于史墙盘铭文出现的时候，反映了当时王朝政治理念的变化。自两汉以降，历代王朝莫不奉“文武之道”为至高的治国理念，每以“文武之道”为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作为古代中国治国理念中的智慧结晶，“文武之道”是一项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
关键词：史墙盘 周文王 周武王 “文武之道”
作者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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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P55—P67
责任编辑：晁天义
20世纪70年代，陕西扶风县庄白大队发现西周微史家族窖藏的百余件青铜器，史墙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该器盘底铸有284字的长篇铭文。铭文前半历数诸王历史（见下图），后半则细讲微史家族的变迁。
这是迄今所见彝铭中评述西周诸王勋劳最为系统者，可以说是极为精练的西周王朝史。铭文用辞典雅考究，造句章法谨严。史墙盘铭文开宗明义，首述文王、武王功业。内容如下：
曰古文王，初戾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抚）有上下，
受万邦。
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挞）殷畯民，永不（丕）巩狄，虘（
）
伐夷童。
参照专家考释，并附以己意，可以先将铭文大意述说如下：
从前的文王，初来理政的时候，上帝就将美德和大任授予他。所以他能够普遍地得到上下神灵的佑助，聚合接受万邦的拥戴。威武刚强的武王，征服四方，挞伐殷商以治其民，长久保持危机感，并伺机攻伐夷童，扩大成果。
这段铭文的主旨有二：一是阐明因得天命，即天降大任，而拥有的自信；二是阐明文武两代不同的治国理念。现将铭文的关键之处补释如下。敬请专家指教。
一、“上帝降懿德、大甹”主旨是天降大任
先讨论“懿德”。在周人观念中，周文王是一切美德的化身，如仁慈、孝敬、庄重、诚恳、不畏辛劳、勤政、礼让等，皆寓于文王的事迹之中。那么，文王的美德从何而来呢？史墙盘铭文(局部)一种说法是这美德是文王所固有的。一种说法是上帝所赋予的。史墙盘铭文即持后一种看法。
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盖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需要。商周之际，为了回答上帝（亦即“天”）为何将大命赐周的问题，周人就强调文王之美德远胜于商纣王。《诗经·大雅·皇矣》说上帝决定将大命赐予谁的问题，考察夏、殷两国均不满意，后来“乃眷西顾，此维予宅”。汉儒谷永曾引用此诗句，颜师古注云：“乃眷然西顾，见文王之德，而与之宅居也。”
之所以把大命赐予周，是因为上帝看中文王的美德。此美德显然是文王所固有者。西周初年，周公述此事谓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尚书·康诰》）是说闻知文王明德，很高兴，这才降大命给他，亦不言此美德为上帝所赐。《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意是说，周文王敬事上帝，其德行正直不邪，这才能受到方国的拥戴。正直之德为文王固有，非上帝所赐。
西周中期以降，周人需要特别颂扬上帝之伟大的时候，就说这美德是上帝所赐。作为西周中期器的史墙盘自然要顺应王朝理念的发展变化。铭文所云“上帝降懿德”，是言文王美德为上帝所赐的典型之论，另如《逸周书·祭公》记周穆王语谓“皇上帝度其心，置之明德，付俾于四方，用应受天命。”亦强调文王之明德为“皇上帝”所授置于其心者。
其次讨论铭文的读法。这句铭文，唐兰先生译为：“上帝降给他美德，一切大定。”即将“大甹”作一句读。另有专家将“大甹”，读若“大辩”，解为大治，亦为“大甹”两字单独成句的读法。这种读法，增加了“大甹”的主词，属于增字释经，似不可从。裘锡圭先生译此句为：“给他美好的德行和有力的辅佐。”将“大甹”连上面的“上帝降懿德”一句为释，优于唐先生将“大甹”单独为句的读法。
再讨论“大甹”考释问题。现今所见专家的相关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兹分述如下。唐兰先生举班簋、番生簋铭文中的“甹王位”为例，认为“大甹”即“大定”。根据是孙诒让曾释这个字为
,《说文》训
为“定息也”。
和“宁”是一字，意即“安定”。这是第一种说法。裘锡圭先生说西周金文数见“甹王位”之语，“大屏”当指有力的辅佐，“屏”字的用法与《尚书·顾命》“建侯树屏”，《诗·大雅·板》“大邦维屏”的“屏”字相似。读“甹”为“屏”，于音训方面完全可通，并且文献用“屏”来指“捍卫王位”之例较多。所以此说，是学术界许多专家认可的解释。这是第二种说法。
检讨以上两说，笔者以为尚有再商讨的余地。首先，铭文“甹”字并不从“血”而是从“由”，这从铭文这个字的字形
，可以明显看出。并且我们现在还找不出在古文字中从由、从血可以相互转换的例子。因此，孙诒让的说法就缺少了依据。另外，说上帝使周王室“大定”，固然可以，但相关铭文的语意会有扞格之处。使天下大定，虽然与上帝有关，可是从铭文首段称颂周文王这一主旨看，如果“大甹”真是“大定”之意，那也是周文王的直接功劳。而铭文将“大甹”系连于上帝行为之后，而非是周文王的功劳，可见“大定”之说还有再讨论的余地。
其次，若谓“大甹”指有力的辅佐，则与史实难以牵合，《史记·周本纪》载归于文王之贤士有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七人，“皆往归之”。其中伯夷、叔齐为隐士一类人物，以反对伐殷、不食周粟著称。辛甲大夫为殷之臣而投周者，未见其有建树。另外四人，加上太公望、南宫括等，皆为周武王时建立功业者，而非周文王时即有卓越功勋。古代文献记载，周文王以其文德治国理政，他修筑灵台时“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诗经·大雅·灵台》），此言庶民以子事父的热情前来助周文王之事。《史记·周本纪》载，虞、芮两国争讼，因慕周文王之文德而讼平。《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型）文王，万邦作孚。”郑笺：“天之道难知也，耳不闻声音，鼻不闻香臭，仪法文王之事，则天下咸信而顺之。”当然，一定要说虞芮讼平、庶人子事文王、万国咸服文王，都是上帝之安排，也无不可，但毕竟隔了一层，若去掉这一层，那就是文王个人德操魅力的直接影响。由此看来，铭文的“大甹”既然是上帝所赐，那就不大可能是指辅佐之人。
上古文献中，确有以“屏”为“辅佐”“捍卫”之意的例子，如《逸周书·尝麦》“以屏助予一人”，清儒丁宗洛谓：“屏，辅也。”朱右曾引用丁氏此说，赞成释“屏”为“辅”。《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以蕃屏周”，孔疏：“以为蕃篱，屏蔽周室。”“屏”有捍卫之意。要之，“屏”字用若“辅”“捍”之意，皆为引申义，并且皆用如动词，尚未见到将“屏”用为表示人物（如“辅佐”）的名词者。《尚书·顾命》“建侯树屏”，《诗·大雅·板》“大邦维屏”，“屏”皆指周王朝封建的拱卫王朝的诸侯邦国，非是某一个人。这种“屏”与史墙盘铭文所言上帝赋予文王之“大甹”，还不是一回事。拱卫王朝的诸侯国为周所分封，而非上帝所赐。另外，“大甹”在铭文中需连上句读，若独立成句，则缺失主词而难以通顺。总之，上帝降辅佐给文王之说，证据似嫌不足。
笔者认为，分析“大甹”之意，需注意到铭文的思想逻辑。铭文谓“上帝降懿德、大甹”，意指上帝赋予周文王者有二：一是“懿德”；二是“大甹”。关于周文王美德的古代文献的众多记载，皆是“懿德”的注脚。那么，“大甹”指什么呢？这需要从铭文字义开始分析。“甹”字初见于西周中期诸器，到西周后期的毛公鼎铭文中则附加“口”旁。其字形变化如下：
孙诒让考释毛公鼎铭文中“甹朕位”的“甹”字时指出：鼎铭“甹”字当为
字之古文，《说文》彳部“
”，从“
,
声”，而言部无“
”字，盖误脱也。“
”从“言”此从“口”者，小篆从“言”之字古文多从“口”。后来，容庚、裘锡圭先生考释这个字，皆称引孙诒让此说。孙、容、裘诸家的这些考释皆甚确。将这个字读为“屏”之音，亦不为误。然而，在此铭文中当就本字读，而释为“
”，似比诸家将它通假读若“屏”字为优。
关于“甹（
）”字，《说文》训谓“使也”。从其在文献中与他字通假使用的情况看，《说文》此训是正确的。其一，这个字可以读若“荓”。《诗经·周颂·小毖》“莫予荓蜂”，鲁诗“荓”作“甹”。“甹”“荓”古音皆为耕部字，“甹”为滂纽，“荓”为并纽，并、滂两纽是相邻近重唇音。由此可以说这两个字，韵部相同，声纽邻近，从音训上考虑，完全有相通假的可能。关于“荓”字，《诗经·大雅·桑柔》“荓云不逮”，毛传：“荓，使也。”《说文》：“
，使也。”段玉裁曾引此毛传说为《说文》此训之证，其二，朱骏声释“
”字，谓：“从彳、从言、会意，甹声。字亦作‘伻’。”《尚书·洛诰》“伻来”，伪孔传和蔡沈《书集传》皆训“伻”为“使”。以上两种通假，就音训而言是完全一致的。“伻”字和“甹”一样亦属耕部、滂纽。总结以上两种关于“甹（
）”字通假方式，可以看出，不管是读若“荓”，抑或是读若“伻”，皆以“甹”为“使”之义。这一点和《说文》之训“甹（
）”为“使”的情况相吻合，亦可证“甹”之本义，当为“使”。
我们再来看“屏”字。《说文》训谓“蔽也”，段玉裁引《诗经·小雅·桑扈》“万邦之屏”毛传“屏，蔽也”为例以证《说文》之训，还指出“屏”字可引申为“除”。“屏”之本义为“屏风”，后来引申出“屏障”“屏藩”等词，亦可用作“隐蔽”“退隐”“摒除”等义。值得注意的是，上古文献找不出将“屏”用若“使”的例证。由此可见，若读“甹”为“屏”，不合乎“甹”字本义。
我们说铭文“大甹”的“甹”，以音训可以通假为“荓”“伻”，可以证明“甹”字在上古时代确曾这样读过，并且用如“荓”“伻”这两个字的“使”之义。然而，此义是否即铭文“大甹”之义，尚需进一步讨论。
前面已经指出，史墙盘铭文首段讲周文王业迹的一段里的“大甹”，当以本字读，读为“”，意为“使”。王力先生曾举多例证明“使”与“事”同源，并指出：“同源字必然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事”“使”两字意义每有系连，“使”多用为指使，意谓委派任务，“事”则指所接受的任务。《尚书·甘誓》“六事之人”、《康诰》“外事”、《立政》“宅乃事”，王引之引《说文》“事，职也”为证，说明“官之职，谓之事”。《尚书》这些篇中的“事”，皆指职守、职责而言。《说文》史部“事，职也”，合乎古训。《国语·鲁语上》：“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晋语》“爵以建事”，韦注皆谓：“事，职事也。”所言“事”，意犹今语之“任务”。《荀子·大略》“臣道知事”，杨倞注：“事谓职守。”所谓职守，即应当完成的任务、责任。要之，铭文“大甹”，意谓“大使（事）”，指的是重大任务。史墙盘铭文所言上帝（亦即“天”）赋予文王的“大甹”，讲的就是赋予他以重任。
讲到上帝（亦即“天”）所委派的任务，我们不禁会想到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这句著名的话。孟子举舜、傅说、管仲等人为例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意谓接受天委派的重大任务之人，必当先受到各种艰苦磨炼和考验，方具备担当重任的坚强意志和能力。关于“大任”，赵岐注谓“天将降下大事以任圣贤”。他释“大任”为“大事”，甚确。我们再来看这段颂美文王的铭文，意思是说：“从前的文王，初来理政的时候，上帝就降美德、重任给他。”铭文“大甹”当理解为“重任”。铭文谓上帝降“大甹”给周文王，其意思略同于天降大任于周文王。铭文谓“上帝”所降，实即“天降”。上帝降“大甹”，意即天降大任。
“文王受命”是周人最为重视的传统理念之一。周人强调文王接受天命而统治天下，这是周王朝立国的根本依据。大盂鼎铭文谓“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大盂鼎，《集成》2837），《诗经·大雅·下武》称颂文王伐崇、作丰邑之事谓“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史记·周本纪》则直接说殷周王朝更迭是“革殷，受天明命”的结果，所云“受天明命”，即指文王所受之天命。西周初年，周公谓：“文王受命惟中身”（《尚书·无逸》），强调文王中年受天命。后来又对召公说：“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在昔，上帝割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尚书·君奭》）亦强调周王朝立国之基在于文王接受天命。
这段话里的“宁”字，清季学者孙诒让等已经考定为“文”字之误。这段话，从汉代开始即传抄多误，郭店楚简《缁衣》篇引此段话后半部分作：“昔在，上帝割绅观文王悳（德），其集大命于氒（厥）身。”刘起釪先生说“这是未经汉代干扰的先秦《书》篇原句，至为珍贵”，是很正确的。这段颇为费解的话，历经学者反复诠释，始可卒读。今取于省吾、刘起釪等先生说，将这段话意译如下：“我们继承和发扬文王之德，天就不会厌弃文王所受的天命。……从前，上帝一再赏识文王的美德，所以将治理天下的大命集于他的身上。”
通晓了《君奭》这段话的意蕴，我们会发现它和史墙盘相关铭文之意有着相似之处。铭文谓：“曰古文王，初戾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两者都强调文王有美德，都指出上帝降大命给文王。只不过铭文强调文王之美德为上帝所赋予，而经文则认为其为文王自身所固有，史墙盘铭文与《君奭》所言只有此点稍有区别而已。要之，若联系到周人所拥有的传统的“文王受命”观念来认识铭文，可以推测铭文“大甹”，当即大任之意。其具体所指即大盂鼎铭文及《尚书·君奭》篇所言的“大命”。
细绎铭文之义，可以知道，史墙盘铭文一方面强调周文王受天之青睐而拥有“懿德”，是赋予他完成“大命”的美德和能力；另一方面，又说天将“大甹（即大任）”降于文王，实质上是强调周文王治理天下四方乃是天命在肩的结果。
二、史墙盘铭文与“文武之道”
微史家族历任周王朝史官，史墙对于历代周王的称颂，应当视为正统的王朝理念的表达。铭文述诸王业迹的字数如下：文王25字；武王24字；成王14字；康王8字；穆王8字。关于文王、武王的评述，不仅字数多，而且内容翔实重要。
史墙盘铭文对于文王的赞颂，与西周时期的彝铭及《尚书》诸篇所言一致。在西周前期的社会观念中，文王之特点是：其一，敬事上帝（天亡簋铭文、《尚书·立政》）；其二，接受天命（天亡簋、何尊、班簋铭文、《尚书·无逸》《君奭》等）；其三，德操高尚（《尚书·无逸》《康诰》等）；其四，开辟西土（《尚书·酒诰》《康诰》等）。分析史墙盘所载内容，无出以上四项者，只是“受万邦”之辞，有些夸张。
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史墙盘铭文对于周武王的业迹的叙述。西周前期观念中，多言其继续文王之业，攻克殷商，大盂鼎铭文说武王“嗣文王乍（作）邦，闢氒（厥）匿，匍有四方”，何尊铭文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就是典型的表述。然而，文献和彝铭皆无武王单独承受天命之说。周人认为武王的业迹皆为承继文王事业的结果，西周初年，周公执政的时期，曾发布一系列文诰，这些文诰每一篇都盛誉文王，却很少提及武王。偶尔提及，也是系于文王后言及之，《尚书·君奭》所语，就很典型，是篇谓：“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在昔，上帝割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西周前期说到武王，总是系连在文王之后，如《大诰》“宁（文）武图功”，《洛诰》言“扬文武烈”“不迷文武勤教”，《顾命》云“嗣守文武大训”等，单独叙述武王之功业仅仅是《君奭》所载下面几句话，谓“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意思是说周武王时，还有文王时的四位辅政大臣存活于世，他们辅助武王大奉天威，绝灭商纣。这四位大臣使武王威德遍覆天下。这段称颂武王的话，实际上还是在称颂文王善得贤臣，并延及于武王受惠。周武王一直活动在文王光环之下，就连他率军伐纣，也是“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以为取胜的保证。可以说，在西周前期的王朝正统理念中，周武王即令是开国之君，也只是附文王之骥尾而受到尊重。《礼记·中庸》篇所云“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在先秦时期的儒家看来，武王的伟业，只不过是先王的余绪而已。
此种观念的转机，已经是西周中期的事情。恭王时器乖伯簋，铭谓：“王若曰：‘乖白（伯），朕不（丕）显且（祖）玟（文）、珷（武），
（膺）受大命。’”（《集成》4331）此器铭所言的王为周恭王。尽管附在文王之后，但武王已经是接受天命的君主之一。其在王朝理念中的地位，已大有上升之势。这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周王语称武王和文王一道受天命的记载。比乖伯簋时代稍晚的史墙盘不仅明确提出“文武长烈”的说法，而且用大段的话肯定周武王的功绩，这都是前所未见的尊崇武王的观念。
由此以降，在王朝正统理念中，武王的地位比之西周前期大为提升，关于文王、武王在周王朝正统理念中的地位及其变化，有着深刻的政治因素。西周初年，王朝理念必须阐明的就是周王朝立国之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商周之际的天命观念，而周文王正是接受天命之领袖人物，所以文王受命之理念，就是周王朝立国的根本。西周初年特别推崇周文王的根本动因即在于此。西周成、康、昭、穆时代既是周王朝封邦建国，推广分封制度的时期，又是开拓疆土、锐意发展的时期。成、康时期用兵的重点是讨伐东夷，昭王时期的重点则是讨伐荆楚和淮夷，穆王时期重点是西征犬戎。这个时期王朝所需之重点理念不在于文治，而在于武功，强调武王之威风和业绩正是时代亦即王朝政治的需要。
西周王朝历百多年的发展到共、懿、孝、夷时期，趋于鼎盛，但各种社会矛盾也在渐渐显露，新贵族新势力在兴起，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已肇其端。西周王朝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完备的治国理念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文武之道”的酝酿和形成。周孝王说：“不（丕）显文武，
（膺）受大令（命），匍有四方。”（师克盨，《集成》4467）周厉王说“文武勤疆土”（宗周钟，《集成》260），即文王、武王所勤劳地治理之疆土。周宣王说：“不（丕）显文武，
（膺）受大令（命），匍有四方。”（逨盘）又说：“不（丕）显文武，皇天引厌氒（厥）德，配我有周，
（膺）受大命，抚有四方。”（毛公鼎，《集成》2841）
总之，西周中期以降，武王在正统理念中的地位虽然还不能说与文王比肩，但谓之相差不多，却还是可以的。在此之后的周代社会理念中，文、武并称几成一句套语，周王朝理念中的“丕显文武”云云，表面上看是套话，但实际上却有深刻的寓意在内。其一是宣示自文武以来周王朝即是天命的拥有者，天下万邦臣服于周乃是天之大命；其二，要像文王那样具有高尚的德操，以求天命眷顾；其三，勤勉开拓疆土，史墙盘铭文所言“遹征四方，达（挞）殷
民”，可以说是对于周王所言理念的一个补充。春秋时器延续了这个传统理念，如秦公镈铭文称“蔼蔼文武，镇静不廷”（秦公镈，《集成》270），近年出土的春秋时曾国器曾侯與钟铭文称其先祖“左右文武，达（挞）殷之命，抚定天下”。是皆为彝铭辞语之例。
在周人观念中，文王、武王就是他们的保护神，其庙堂乐歌谓“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诗经·周颂·雝》），眉寿和福祉，全靠文武神佑。按照儒家的说法，就连“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这样的风调雨顺，以及贤臣的出现，也都是“文武之德”（《礼记·孔子闲居》）的结果。
榜样的力量无穷，自古已然。西周前期，周人将文王作为具有完美人格的榜样，其高尚的德操，天人共赞。在治国方略上，周人强调“仪刑（型）文王，万邦作孚”（《诗经·大雅·文王》）、“仪式刑（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诗经·周颂·我将》）。周王朝的统治者认为只要仿照文王的榜样，就能得到万邦的信服，让天下四方稳定。西周中期以降，武王地位上升，拥有开国之君的威武形象，其形象的特点是以严厉的手段挞伐殷商并制服敌人，所以《诗经·周颂·执竞》说“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他和文王的形象一起，也就成为周王朝治国理念中极佳的榜样组合。
关于周王朝以文王、武王为榜样的治国策略与理念，《礼记·中庸》载孔子语，说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言在方策上记载的文武之政，当即《尚书》一类的古籍简册所记载的文武业迹，这些业迹，即体现了文武治国之方略，亦即文武之政。除了提出“文武之政”以外，孔子还从政治的宽严、松紧、张弛的角度提出“文武之道”，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孔子所言的“文武之道”尚不止于是，孔门弟子子贡曾经指出人所习诵的“文武之道”，孔子莫不精研。他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论语·子张》）所谓“文武之道”的“大者”，即指根本的治国理念、方略、礼乐等；所谓“小者”即指治国的具体措施，如宽严、张弛、恩威之类。从孔子历以“宪章文武”为标识来看，说他对于“文武之道”有深刻而精确的认识，实不为过。战国时人将文武之道，联系到阴阳学说而申论，谓：“文阴而武昜（阳），信文得事，信武得田。文德治，武德伐。文生，武杀。”战国末年，韩非子言作为治国之术，谓“国家必有文武”（《韩非子·解老》）。
自两汉以降，历代王朝莫不奉“文武之道”为至高的治国理念，每以“文武之道”为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汉初，陆贾进言刘邦，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这段话得刘邦赏识。所言文武并用，意即文武之道不可偏废。作为“长久之术”的文武之道，是历代王朝的治国法宝，此可举唐太宗、清乾隆帝的话为例。唐太宗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清乾隆帝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
“文武之道”，是中国古人治国理念中的智慧结晶。它的酝酿、发展、形成，自西周中期开始，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历数百年而臻至完备，再经历代的政治实践检验，说它是传统政治文化里的一项重要的宝贵遗产，实不为过。
结语
商周之际，经过文、武两代人的黾勉努力，建立周王朝而统理天下，牧野之战翦灭商纣，固然是关键之举，但如何使王朝长治久安，仍是一个严峻的任务。使天下之人相信周革殷命是天意之所在，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极要紧的事情。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宣传解释此一问题，并获得极大成功，这是因为他们以“天命”为己所独有的法宝，让其渗入天下人的观念之中。其中尤以周公的解释最为全面而深刻。周初八诰反复强调的最重要主题就是天降大任于周文王，周文王可以也一定能够完成天降之大任。周初，周公为武王祈祷时，特别强调“无坠天之降宝命”（不让天降于周的宝贵之命坠失）（《尚书·金縢》），平定三监之乱前，周公的诰辞谓“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天嘉美文王，让我小邦周兴起）（《尚书·大诰》），周公强调周革殷命，乃是天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发布重大命令给文王：杀灭大邦殷）（《尚书·康诰》）。
在商周时代人们笃信天命的时候，反复宣传并强调天命属周，用现代语词来说，就是历史的重任落在周文王的肩上。这种理念，极大地增强了周人的文化自信心。对于周王朝而言，这显然是理念和思想的基石。西周中期，出自王朝史官之手的史墙盘长篇铭文首言文王得上帝所降“懿德、大甹”，就是对于王朝基本理念的再宣示，是这一理念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王朝的巩固不仅需要理念思想的正确，而且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调整统治理念与政策。就核心理念而言，由王朝初期的“文王受命”，发展到中期以降的“文武之道”，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发展路径。“布在方策”的文、武之政，既宣示周文王顺应天命，安抚民众，增强周王朝各个阶层的文化自信心态，又强调像武王那样雷厉风行，时刻警惕敌对势力，保持危机意识，此即史墙盘铭文所言“永不（丕）巩狄”之意。
武王以后，周公用三年的时间亲自统率大军，果断剿平“三监之乱”，成康昭穆时期多次讨伐东夷、淮夷及荆楚，都体现着周武王以武止暴的刚毅风格。可以说，文化自信心的树立，以及正确的治国理念，这是周王朝作为中国古代绵延时间最久的朝代的重要保证。出自周代中期王朝史官之手的史墙盘铭文，述文、武业迹相当准确，其敏锐的眼光和遣词造句之精美，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