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五大书记刚确立不久，中央为何紧急增补两位候选书记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日本投降已经成为必然，中国人民赢得最后的胜利也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国内局势，1945年4月，在毛主席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著名的七大。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在这大会上，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和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五大书记”。
五大书记铜像
“五大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他们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五大书记”的出现为标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经历多年的艰辛探索，由稚嫩走向成熟。
“五大书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毛主席为核心，负责全面工作；朱老总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外交和统战，并协管军事；刘少奇负责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任弼时则负责组织和群团工作。
五大书记
“五大书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党内形成了一个完美“天团”。新中国成立后，“五大书记”更是成为国家和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代名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五大书记”确立没多久，中央又紧急添补了两位“候补书记”，这是为什么呢？
“五大书记”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历史的必然。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国内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阶级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大会，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使得全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
中共七大
中共七大的第一条重要贡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立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可是在之后的发展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都盲目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忽略中国的国情因素，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从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
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全党弥漫着“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和经验主义，毛主席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却被忽视。1940年底到1941年6月，一场席卷延安的思想政风运动之后，全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才得以树立。期间，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等人曾撰文支持毛泽东思想，到了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正式写入党章，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中共七大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形成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决策层。
从中共一大到遵义会议，中共虽然一直有领导权威，但是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等人，他们的领导权威基本上都是倾向于个人，而这样的领导层，对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存在过度依赖，充满着变数和风险，极易破坏党的领导权威。
中共七大
遵义会议之后虽然形成了以张闻天、毛主席为主的集体领导机制，但是中共中央仍然没有真正形成绝对的政治领导力量。随着国内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原本的领导力量已经不足以应对党内事务，“五大书记”的形成成为必然。
自1927年南昌起义，中国革命已经走了18年的弯路，这18年来，这五个人始终和错误路线作斗争，扛住了多方面的压力，一直坚持正确的革命道路，经过历史和时间的选择，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性，因此这也是他们五个能够脱颖而出，获得全党认同的原因之一。
中共七大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对于我党的历史走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几乎在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蒋介石也召开了国民党六大，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蒋介石一次别有用心的计划。
蒋介石
中国七大召开时，毛主席审时度势，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消灭日本侵略者之后，要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蒋介石本身就想一党专政，搞独裁，听到共产党提出要建立联合政府的想法，无疑是碰到了他的底线。虽然蒋介石不同意建立联合政府，但是当时国内连年征战，抗日战争也尚未结束，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党内资金和物资都依靠美国救济。如今美国基于本国利益，不希望中国国内再挑起内战，蒋介石也只好按兵不动。
虽然军事上不能有所行动，蒋介石却依然没有放弃实行自己的独裁计划。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想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了三封电报，老蒋这一招可谓是极其险恶，如果毛主席不去，那么他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指责共产党不愿意和谈为由挑起内战，如果毛主席去了，到时候相当于是羊入虎口，来到他们的地盘，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这一阴谋诡计当然被我党领导人一眼就识破了，党内大多数人都反对毛主席去重庆参加谈判，但是毛主席却不这么想。当时正是历史的紧要关头，如果共产党前去谈判，这既能彰显我党气魄和拥护和平的决心，还能在谈判时尽量争取达成共识，也许真的能免去内战，为国内建设赢得一个和平的环境。
毛主席的这一决定，让大家的心都揪起来了，可是毛主席本人却显得很淡然，其实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这从他临走前做的两件事可以看出。
第一件事情，毛主席交代自己离开延安期间，所有的职务由刘少奇代理，而另一件事情就是建议党内书记处除了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之外，再增补两位候选书记。
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此次去重庆，已经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虽然美国人曾经承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但是为了应对重庆谈判中可能发生的危险，他还是做了必要的准备。那为什么选了两名候选书记呢？
这其实是考虑到了周总理，重庆谈判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一起去的，而两位候选书记正好可以在自己和周总理遭遇不测之后，继续管理全党全军的工作。而被选举为“候补书记”的两个人我们都非常熟悉，他们就是陈云和彭真。
陈云
陈云和彭真作为党内元老，两人从五四运动时期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两人都以政治工作见长，因此才被毛主席选择成为候补书记。
彭真
而重庆谈判果然像毛主席想像的那样，并没有那么容易，面对中共和平建国的提议，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却提出了一大堆过分的要求，不仅要求我党缩减军队，还逼迫我党交出政权。
1945年10月10日，两党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终于达成了初步协议，史称《双十协定》，然而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公然撕毁了协议，并在国内挑起内战，所幸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得以安全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时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次谈判虽然没有达成和平建国的局面，但是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它是有意义的，它证明了以毛主席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政党，也为我党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使国民党政府由主动陷入被动。
彭真和陈云的“候补书记”一职虽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但是他们在关键时期在延安坐阵，给全党吃了一颗定心丸。1945年9月，由于解放战争的需要，两人又被中央紧急派去了东北，负责东北局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彭真和陈云在重庆谈判时期并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建国后，两人却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因为战争时期的旧疾未愈，加上建国后百废待兴，长时间抱病工作，身体状况开始急转直下，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可却是身体最差的一个。
任弼时
1950年，任弼时被中央强制送到苏联养病，但是考虑到新中国正处在用人之际，经过大半年的休养之后，任弼时强烈要求回国。然而，刚刚回国不到一年时间，任弼时就因为操劳过度再次晕倒了。当时毛主席要求他一天只能工作4个小时，可是任弼时工作起来根本顾不得时间。
任弼时
1950年10月26日晚，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的第二天，任弼时正在办公室看地图，专心研究战局，却突发脑溢血，经过全力抢救最终不幸离世，年仅46岁。
任弼时去世对于我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党内同志都极为伤心，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任何一个领导人对于全国人民来说都极其珍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中央领导集团的完整性，中央书记处候选书记之一的陈云，由候补转正，正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大书记之一。
陈云
陈云的继任是全党共同作出的决定。陈云非常擅长经济领域，这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是十分贴合的。但是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全国也获得了解放，经济建设无疑是新中国面临的头等大事。
而陈云上任后也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陈云有自己的一套处理办法，他提出：“要用90%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10%的时间去制定政策。”
当时新中国国内，物价飞涨、经济凋敝，陈云上任后先是对国内的经济情况做了一个整体的了解之后，有计划地清除了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国内金融物价，又对粮食实行统销统购，为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除此之外，陈云还主张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9月，陈云兼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职。
陈云
陈云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使全国物价稳定在一个正常水平，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1995年，陈云因病逝世，享年90岁，晚年他依然高度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一直矢志不渝地支持党中央的各项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而另一位“候补书记”彭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担任北京市市长，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一个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变成了焕然一新的生产城市，北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彭真功不可没。除此之外，彭真在领导宪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中也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论述，为我国法律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
彭真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无论是陈云还是彭真，他们都没有因为曾经是“候选书记”而心生不快，反而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一切都重，他们多年来勤勤恳恳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支撑他们走下去的那份舍生忘死的信念，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