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大神——一个时代的悲剧（老师和家长都看看）
作者 刘工昌
也许没人会想到，2020年的疫情催生了一个前些年在中国火热之极的群体——三和大神的消失。
由日本ＮＨＫ电视台拍摄播放了一部名为《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１５００日元的年轻人们》的纪录片，在中国突然大火。该纪录片拍摄是的在中国深圳打工者的生活。
这些人大都来自深圳三和人才市场，他们作为一个看来极为另类却又有广泛普遍性的群体，故被人称三和大神。
年轻，通常学历低，谈不上什么技术，只能从事简单而繁琐的手工或者苦力工作。又不想长期在工厂里长时间上班，于是选择做每天一结的“临时工”。他们工作一天，一般可以收入１００元。
然而，这些年轻人通常在工作一天后，不会再去工作，而是去享受。他们所谓的“享受”就是去黑网吧，据说这里的网吧5元就能包夜，于是一个通宵大概只需１０元钱左右。饿了吃一份５元钱的“挂逼面”，渴了喝一瓶１元钱的“挂逼水”。每天两碗“挂逼面”、每三天一瓶“大水”、几根散烟、几个小时上网费、一个床位或者单间即可；上述费用加起来也不超过40元，有人事后统计，他们一天的平均消费约为24元左右。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深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大家都该知道。就是这样，也能让他们三到四天内沉湎于游戏中，直到把那点钱耗完。
如果后面没钱了，再去找这样的短工。但也不是随便能找上的。找不到工作时，他们会卖掉自己身上能卖的东西，比如手机、身份证、甚至微信号。再后来，没钱的话，睡公园，饿肚子。直到再一次找到工作为止。
然而只要再找到工作，通常也就干一天，拿到钱又接着过起泡黑网吧的生活。
他们被人称为“挂壁仔”。所谓“挂壁”（也叫“挂逼”），是三和大神们形容天天不上班，日日都躺尸的专用词汇。有意思的是，在大神们内部，那些进厂多做几天工，想多攒点口粮的这类人，往往还是被纯粹大神们所鄙视的对象，说他们是背叛者，饱受嘲讽。
可以说，他们这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人生方向，更谈不上寻找人生理想了。关于他们的生活状态，更像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连月结工作都不愿意做，把大部分工厂斥为“黑厂”，完全不相信可以通过勤俭努力实现社会地位飞跃的“毒鸡汤”。对于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任何兴趣。在外人看来，他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但对他们自己来说，似乎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
从个体上，三和大神们的诞生各有各的原因，而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他们的出现又是必然的。
他们不同于上两代出来的农民工。那两代人基本上都是再家里做过农活，吃过苦，感受到农村毫无出路后才跑出来，他们到城里打工，只要能挣到钱，这钱比他们再农村累死累活要多，所以他们到城里即使累死累活也能够忍受。填饱肚子，站稳脚跟，精打细算，从长计议。大致看，1978~2008年间，农民工进城后大体都遵从这样的生活轨迹。
与上两代农民工大不同，三和大神们进城时，后工业化时代悄然而至，互联网极大解放了人性，他们不再能够超强耐受，他们变得脆弱，或者说坚持要做真我。他们厌恶乏味的流水线，抗拒艰辛的重体力劳动；为了活着，可以短暂集中吃苦，但吃苦是为了享乐，最好及时行乐。
怎样行乐呢？
在他们看来，你拼命劳作，无非是想着日后更好的享受。如果年轻时过于用力，过分，老了一身病，可能挣得那点抵起来都来不及。不说那么远，就是低档得，讲吃，吃顿好的固然痛快，但费钱不说，几口下去就没了，快感转瞬即逝。入宫手头只有几十块血汗钱，要想把快感尽量拉长，那就只有入网吧，上网，这样细水长流，最大化的利用了钱的价值。
有人把三和大神总结为：精神已升天、吃喝全不管、以天为盖、以地为席，今日有钱今日花，明日无钱才打工。
这样的生活，他们自得其乐。但新冠疫情的出现，打乱了大神们的生活节奏。疫情期间，深圳的城市公共场所及小区纷纷实施封闭管理，小区不让进，网吧关了门。
在大神们聚集的精神家园“贴吧”中，有人这样总结自己的生活。
自从2017年开始，已经失业整三年了，在这三年里，在旅馆瘫痪过，在网吧瘫痪过，直到现在，在高架桥下瘫痪，一直都是在混吃等死的状态。有多少人劝我找份正式工作，我都已经数不过来了，唯独记得我的回复永远都是“等等看吧，走一步看一步”，直到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爆发，才让我意识到我现在的处境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公共场所不让聚集了，一下子我就没有了存身之所，漆黑的夜里，我哭了，我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听别人的劝，恨自己的懒惰，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对自己的敷衍了事。
（被疫情杀死的三和大神: 蜗居5元网吧, 宁愿流浪不进厂 金角财经 作者 ｜ 胡野原）
山河大神们身上凸显得是90-95后（现在00后也差不多跟上来了）这代人独特得生存心机，他们大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但他们无力改变，也不想改变。
他们的出现不是个别，而是一个代有普遍意义的群体，尽管每个人的家庭身世有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现今学校教育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他们的前身大多为学校教育的另类。
就是指那些在学校不怎么听话让各个老师都特别头疼的孩子，这班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往往是最让老师头疼的。在一个特别崇尚成绩的圈子里，他们总是时不时地承受着家长的责骂，同学的鄙夷，老师的冷眼。对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而言，一次次被叫到办公室的神经轰炸促使他们处若泰然，对各种歧视与羞辱已习以为常，这倒锻造了他们极为过硬的心理素质，至少不会对社会抱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望，真踏上社会后能从容应对社会的各种风险挫折，看起来似乎比那些真正走科帮道路的人反而更能适应社会，有道是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最终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今天，在城市边缘、城镇、农村的广大地区，游荡着这样一群幽灵，他们都是社会的弃儿，学校以一个美丽的诺言把他们哄大后就匆忙抛给了社会。而社会又缺乏一个完善的吸纳分解他们的机制，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无业游民，得过且过，拉帮结派，偷、抢、绑、嫖、吸毒，无恶不作，信奉不劳而获的实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江湖义气，经常以出格的装扮言行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了传统教育的最终叛逆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本质并不坏，他们本身对社会也并无太多的偏见，有些人甚至还曾抱有十分美好的理想，之所以最终沦为这样，原因是复杂的。
尽管可能或多或少受所谓的香港古惑仔电影或西方享乐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出现却是与20世纪5-60年代西方“垮掉的一代”有本质的区别。“垮掉的一代”是战后物质生活极度繁荣的一代精神生活极端空虚迷茫，以消极扭曲的表达的对病态社会的病态反抗。而我们的孩子大多是生计上毫无着落，封闭僵化的教育环境又根本无法满足青春期特有的反叛求新意识的结果。
还在义务教育的后期，由于他们各方面的越来越难以令人满意，在一次次的劝说、恐吓、甚至暴打都失去了作用后，所有对他们曾经抱有希望的人老师、班主任、朋友甚至父母都失去了信心。很快的，家庭对他们的强制约束力越来越松，而一旦脱离义务教育这最后一块带点强制约束力的地方，他们的堕落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小小年纪的他们是很难抵挡得住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的。同时由于生理心理的不成熟，过早的接触社会，面对转型期惊人的社会差异难以适应时很多人都会显现出一种极为迅速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扭曲。这是陈旧的传统教育与怪异的社会发展所共同酿造的怪胎。
令人忧虑的是，胎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而我们作为教育的工作者大多只能看在眼里，无能为力。
这里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置学校和老师于不顾了，作为正常应试教育竞争的落伍者，当他们幼小的心灵遭到伤害甚至明目张胆的殴打勒索时，他们通常都缺乏使之诉诸正义的起码的勇气或动力，因为在家庭和学校的待遇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已在他们内心投下了根深蒂固的阴影，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大多已充满了对光明里正常竞争领先者和作为竞争裁判人的老师家长们本能的恐惧，所以当一种极不合理的痛楚突然的压在他们身上时，他们通常所做的不是解脱或是抗议，而是寻机找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同类争取把这一切都转嫁到他们身上，从而自己来获得一种龌龊的快感。
这就是悲剧诞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