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旗与驻防八旗

满清入关并定都北京，伴随着八旗人口的大量入关，虽然同样被编入八旗的部分蒙古人、汉人、朝鲜人、赫哲人等也都跟着入了关，但总体上与关内的汉人相比，旗人还是占绝对少数。为了实现以少数旗人有效地控制全国，清王朝采取“居重驭轻”的策略，清廷将精锐布放京师，平日镇守中央，有时调集出征。对于地方则采取了八旗驻防制度，对全国形胜要地加以控制，并对当地居民起着巨大的威慑作用，从而形成了“京旗”和“驻防八旗”的区别。

居住在京城的八旗称为“京旗”，又叫“劲旅八旗”，居住在北京内城，从四面拱卫着内城中央的皇城（紫荆城）。八旗的居住的方位，也有一定的规定。史载“凡八旗方位：左翼自北而东，自东而南，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自北而西，自西而南，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郑天挺：《清史》）

清廷在京城强制推行旗民分居制度，主旨是为了确保八旗组织在人数众多的汉人社会中的独立性。清初（主要是在顺治五六年）统治者圈占北京内城后，这里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满城”。与内城旗人比邻而居的汉人无论官民，则一律迁居外城，彼此因一道高高的城墙相隔而显得泾渭分明。那么这座规模巨大的“满城”究竟有多少人口呢？刘小萌先生在《旗人旗话》一书中写道：“按照乾隆年间官僚沈起元的说法，顺治年间约有八万人。乾隆年间为十万人，见《皇朝文献通考》的《兵志考》。《清史稿》兵志一则为我们提供了晚清期京旗官兵的准确数字：职官6680人，兵丁120309人。如果以每一旗兵眷属平均五口计算，京旗总人口当是634000余人。”

清代八旗驻防制开始于顺治朝，发展于康、雍两朝，到乾隆朝大体完备。顺治年间，驻防各地八旗兵丁仅1.5万人左右，康、雍年间逐渐增加至7.9万人，乾、嘉年间则达到了10万人。从此，驻防八旗兵额与京旗大体相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

八旗驻防地因地而异。康熙至乾隆年间，八旗在东北的驻防地由15处增加至44处，各省的驻防地则由9处增至20处。乾隆年间，为掌控新疆地区在新疆又新设驻防8处。其中配备在京畿和东北的兵力，约占驻防八旗总数的一半，而东北的驻防八旗又占畿辅地区以外驻防八旗的半数以上，这说明清廷非常重视自己的“发祥地”。相比之下，内陆各省八旗驻防，一省不过一到三处，又以长江以北较多。湖南、广西、贵州等处则未设八旗驻防。内陆的军事戍守任务主要由绿营汉兵担任，八旗驻防主要是监视作用。

这样驻防制度的实施，使得旗人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他们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东到江宁（南京），西迄伊利，南至广州，北抵瑷珲。各地驻防兵丁人数差异很大，像西安驻防兵丁最多时达6400名，荆州、绥远、广州、江宁等处驻防官兵也多达四五千人。而最小的住房点如直隶的宝坻、东安、固安，仅设官兵一二百人。

驻防旗人除东北外，大部分驻防地都处在汉人社会的包围之中。清朝统治者为避免“沾染汉俗”，又在八旗各驻防地推行满汉分居，陆续修建“满城”。满城由旗兵携眷居住，与城外汉民隔离分治。它不仅是一个军事要塞，而且成了当地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清廷借着这种形式，将驻防旗人禁锢在满城狭小的天地里。旗人的子弟生于斯长于斯，男子成年后考试合格就在满城内披甲当差，不准从事农、工、商任何职业。满城内的旗人平日不准离城20里，远出要注册，回城要销假。某种意义上说，满城更像是困锁旗人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