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老龄化社会，长寿的代价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年过85岁，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2015年，57岁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开始做一个“年过85岁”的系列报道，在一年多时间里追踪采访六位“极度衰老”的老人。那一年，住在纽约的85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在五年内激增30％，从全美范围来看，85岁也是美国最迅速增长的年龄层。
他先入为主地预想，人一旦活到85岁，不过就是一天天地衰退，逐渐丧失视力、行动能力、尊严、目标，乃至丧失配偶、子女和朋友。85岁意味着长寿，也意味着人生价值的丢失，每天面对的不过是各种疾病和疼痛，或快或慢地走向死亡。
越是高龄长寿者，越是在社会上难觅踪迹，他们不是住在养老院，就是寂寞独居。在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时，他想，每个老人应该都隐藏着一个抑郁、悲伤、感人的故事素材。
但事实却是颠覆性的。经过漫长深入的一年采访，约翰·利兰发现，高龄老人身上并没有呈现出悲惨和艰难，相反，他们应对了人生漫长岁月，变得坚韧而乐观。他追踪访问的六位老人，年龄从85岁到92岁不等，有二战老兵、华裔移民，也有电影人，他们有的仍在工作，有的在90岁高龄找到真爱，有的病痛缠身仍积极向上。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未来三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严重的老龄化社会。据世卫组织预测，2033年前后，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翻番到4亿，2050年中国将有接近5亿老年人，35%的人口超过60岁。
当全球迈入长寿时代，变老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会为长寿付出什么代价？这是约翰·利兰在其著作《长寿的代价》里所要展现的。
约翰·利兰以他的笔触书写了每一位老人的孤独、独居困境、老后的艰难、医疗的局限，也写出不同职业身份背景的老人，如何让85岁以后的人生过得快乐而有尊严。
“如果你想要快乐，那就学会像老人一样思考。”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约翰·利兰说，年轻人总会认为自己不会死，变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但衰老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从这些老人的身上，他得到的智慧是，承认衰老和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长寿的代价》这本书所要阐释的核心。
他会感谢又活了一天
“我的目标是活着，快乐、享受生活、聊天，和朋友一起玩个痛快，星期天去教堂。”88岁的非洲裔退伍军人弗雷德跟约翰·利兰说这些话时，跟一个年轻男孩的口吻并无二致。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饱受病痛和贫穷折磨的老人。他刚动了脚趾手术，剧痛难忍，需要依靠助行器行走，洗澡需要人监护，女儿生命垂危无法来探望他。因为经济原因，他在养老院接受了三个月康复照料后就被赶出来，独居在公寓里，无法走下37级台阶。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弗雷德都是一个孤立无助、饱受贫穷之苦的高龄老人。但约翰·利兰发现，他很乐观，从不为明天担心，“他会感谢又活了一天，感谢有人到访，感谢一顿热饭，感谢他无法外出享受的晴朗下午，弗雷德几乎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更活在当下，为他还能享受的乐趣而心存感激。”
“他通过感恩获得正面情绪，从而让自己有快乐活下去的力量。”约翰·利兰说，弗雷德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老人，他从不会跟其他人围坐在一起讨论疾病或腰酸背痛，而是热衷谈论电影、歌曲或橄榄球赛。
弗雷德常说，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这也影响和改变着约翰·利兰的心态，“我开始试着以他为榜样，不再为自己的不满而焦虑不安，而是有意识地对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表示感激。”
当年，约翰·利兰在照顾86岁的母亲。她的处境远比弗雷德要幸福，有理想的住处，钱也够花，但母亲总觉得，自从丈夫去世，自己活着就没了意义。约翰·利兰也不知该如何施以援手。
弗雷德的生活智慧给了他很大启发——不因自己的难处而去责怪别人，不用困难定义自己的生活，只想明天而不想更远。
他们站在了人生的制高点
约翰·利兰总会问老人一个问题，你的人生中有什么遗憾？90岁的华裔老人黄萍曾经历过丧子之痛，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摇摇头，“你回不去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做采访报道时，约翰·利兰正处于人生低谷期。持续了30年的婚姻土崩瓦解，对工作的担忧、对金钱的困扰、时间的冲突、日常的压力，都让他夜不能寐。但从老人的身上，他看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轻盈和自由。
年过85岁，很多人都会认知能力下降、甚至丧失部分记忆。约翰·利兰发现，这并不全是消极的，老人们甚至可以“学习如何以记忆力减退为优势”。有研究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善于记住快乐的信息，尤其童年的快乐会越来越清晰。
对高龄老人来说，未来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未来确切会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死亡。年轻人每天肩负着未来负重前行，而老人则可以在生命的尾声毫无负担、无牵无挂地旅行。
上世纪80年代，瑞典社会学家拉尔斯就发现，尽管老人们失去了很多，但他们依然对生活心满意足。很多独居老人并不哀叹于自己的孤单，相反珍惜独处的时间。拉尔斯认为，85岁以上的老人并不是身处衰退期，相反，他们站在了人生的制高点，超越了物质忧虑，转而集中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幸福与否，是一个人的选择，也是一堂持久的课程。”约翰·利兰说，他从这些老人身上获得了非凡的智慧，也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答案。
“老人把死亡视为生命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他们比年轻人更清楚生命有限，因此格外珍惜。”约翰·利兰说。他采访的老人中，91岁的海伦·摩西依然能在养老院邂逅她的真爱，不顾儿女反对，想要结婚；92岁的电影人兼作家乔纳斯·梅卡斯依然有着30岁年轻人的充沛精力和急脾气，在同时制作电影、编写回忆录、为非营利组织募款、运营自己的网站，“他根本没有减速，而是在加速，因为他可以专注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让利兰意外的是，乔纳斯·梅卡斯虽然忙碌，却从未谈过自己的职业成就，这也是所有老人的共同点。人的一生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在工作上，沉溺其中，但到了老年时，职业成就不再是衡量人生的标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所有老人谈论得更多的，反而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
在采访写作的一年中，约翰·利兰每个月都要去拜访这六位老人。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份特殊采访名单上的人一个个消失，到了今年，接受采访的老人仅剩一位。在去年疫情严重时，约翰·利兰的母亲也在91岁高龄时去世。
今年62岁的约翰·利兰平静地面对着这一切，他也想念着他们，“时候到了，你自然要走的。我们都不会永远活着。”平和地接受衰老与死亡，保持乐观，是他那一年学到的智慧。
“无论我们的年龄多大，这本书里丰富而实用的人生经验、见解，都可以指导我们所有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纽约时报》畅销书《幸福计划》作者格雷琴·鲁宾如是说。
对话约翰·利兰：
金钱和健康很重要，但不是圆满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一财经：《长寿的代价》最让人意外的是，六位高龄老人尽管身体状态不断恶化，甚至生活困窘，但他们都很乐观，精通生活的艺术。数百年来，社会都依靠老人获取经验和智慧，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再聆听老人的智慧了？
约翰·利兰：自上世纪开始，整个世界的运转越来越多地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很多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这些对人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科技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年轻人，他们从不会依赖旧的方式。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丢失了一些东西，失去了真正去了解什么是快乐的方式，我把这称为长者的智慧。实际上，无论是先进的科技技术，还是所有的知识渠道，无论是新还是旧观念，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生活中面临的情况。
第一财经：我们该像老人一样思考吗？
约翰·利兰：如何像一位老人一样思考，我们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尝试改变生活，也不会考虑老人是如何看待生活的，因为我们总认为，自己更了解这些事。一旦我们开始询问长辈的想法，他们就会给我们上课，告诉你他们积攒了一生的智慧——如果我们愿意聆听的话。
我也曾经不愿花时间去聆听老人的建议，我自以为自己知道得很多。但当我开始聆听时，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很多，从那时候起，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在我30岁的时候，我无法做18岁时做的事情，这就是生活。如果我们用“变化”一词来代替“损失”，那衰老、损失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个人无论到什么年龄，都能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机会获得最佳的生活。即使在狂风暴雨中，你也能拥有圆满而充实的生活，那些老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金钱和健康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圆满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人生旅程的某个时刻，它们可能会让你失望。但你要看看你拥有的东西，美食、朋友、艺术、温暖和价值，我们只需要选择它们充满我们的生活。
第一财经：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在谈论老龄化时，都充满危机感。你怎么看老龄化社会的困境？
约翰·利兰：我们应该庆祝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它意味着，人类不再是早逝的社会。我们应该拥抱老龄化社会，不该把衰老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份幸运的礼物。一旦我们实现了这种精神上的飞跃，就可以实现很多事情。
如果我们将老年人视为社会的重要贡献者，就可以承担起为老年人做事的责任，把对老人的关照视为公平的交流，而不是为了公益、慈善的目的。我们应该让老人拥抱这个时代的科技，而不是在他们无法使用年轻人无比熟悉的智能手机时，感觉到沮丧、遗憾、被时代抛弃。
第一财经：相比以往的工作，这一段采访经历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在迈入60岁以后，你如何面对自己的衰老？
约翰·利兰：这一次采访让我意识到，人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年龄多大，我都会积极选择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可以将它们定义为“我”，也可以将其视为我在人生旅途中发生的事情。
我感谢衰老，它让我变得非常有经验，晚年就是这种经验的延续，它是我的下一场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