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老龄化社会,长寿的代价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年过85岁,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2015年,57岁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开始做一个“年过85岁”的系列报道,在一年多时间里追踪采访六位“极度衰老”的老人。那一年,住在纽约的85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在五年内激增30%,从全美范围来看,85岁也是美国最迅速增长的年龄层。

他先入为主地预想,人一旦活到85岁,不过就是一天天地衰退,逐渐丧失视力、行动能力、尊严、目标,乃至丧失配偶、子女和朋友。85岁意味着长寿,也意味着人生价值的丢失,每天面对的不过是各种疾病和疼痛,或快或慢地走向死亡。

越是高龄长寿者,越是在社会上难觅踪迹,他们不是住在养老院,就是寂寞独居。在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时,他想,每个老人应该都隐藏着一个抑郁、悲伤、感人的故事素材。

但事实却是颠覆性的。经过漫长深入的一年采访,约翰·利兰发现,高龄老人身上并没有呈现出悲惨和艰难,相反,他们应对了人生漫长岁月,变得坚韧而乐观。他追踪访问的六位老人,年龄从85岁到92岁不等,有二战老兵、华裔移民,也有电影人,他们有的仍在工作,有的在90岁高龄找到真爱,有的病痛缠身仍积极向上。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未来三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严重的老龄化社会。据世卫组织预测,2033年前后,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翻番到4亿,2050年中国将有接近5亿老年人,35%的人口超过60岁。

当全球迈入长寿时代,变老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会为长寿付出什么代价?这是约翰·利兰在其著作《长寿的代价》里所要展现的。

约翰·利兰以他的笔触书写了每一位老人的孤独、独居困境、老后的艰难、医疗的局限,也写出不同职业身份背景的老人,如何让85岁以后的人生过得快乐而有尊严。

“如果你想要快乐,那就学会像老人一样思考。”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约翰·利兰说,年轻人总会认为自己不会死,变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但衰老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从这些老人的身上,他得到的智慧是,承认衰老和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长寿的代价》这本书所要阐释的核心。

他会感谢又活了一天​​​

“我的目标是活着,快乐、享受生活、聊天,和朋友一起玩个痛快,星期天去教堂。”88岁的非洲裔退伍军人弗雷德跟约翰·利兰说这些话时,跟一个年轻男孩的口吻并无二致。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饱受病痛和贫穷折磨的老人。他刚动了脚趾手术,剧痛难忍,需要依靠助行器行走,洗澡需要人监护,女儿生命垂危无法来探望他。因为经济原因,他在养老院接受了三个月康复照料后就被赶出来,独居在公寓里,无法走下37级台阶。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弗雷德都是一个孤立无助、饱受贫穷之苦的高龄老人。但约翰·利兰发现,他很乐观,从不为明天担心,“他会感谢又活了一天,感谢有人到访,感谢一顿热饭,感谢他无法外出享受的晴朗下午,弗雷德几乎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更活在当下,为他还能享受的乐趣而心存感激。”

“他通过感恩获得正面情绪,从而让自己有快乐活下去的力量。”约翰·利兰说,弗雷德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老人,他从不会跟其他人围坐在一起讨论疾病或腰酸背痛,而是热衷谈论电影、歌曲或橄榄球赛。

弗雷德常说,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这也影响和改变着约翰·利兰的心态,“我开始试着以他为榜样,不再为自己的不满而焦虑不安,而是有意识地对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表示感激。”

当年,约翰·利兰在照顾86岁的母亲。她的处境远比弗雷德要幸福,有理想的住处,钱也够花,但母亲总觉得,自从丈夫去世,自己活着就没了意义。约翰·利兰也不知该如何施以援手。

弗雷德的生活智慧给了他很大启发——不因自己的难处而去责怪别人,不用困难定义自己的生活,只想明天而不想更远。

他们站在了人生的制高点

约翰·利兰总会问老人一个问题,你的人生中有什么遗憾?90岁的华裔老人黄萍曾经历过丧子之痛,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摇摇头,“你回不去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做采访报道时,约翰·利兰正处于人生低谷期。持续了30年的婚姻土崩瓦解,对工作的担忧、对金钱的困扰、时间的冲突、日常的压力,都让他夜不能寐。但从老人的身上,他看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轻盈和自由。

年过85岁,很多人都会认知能力下降、甚至丧失部分记忆。约翰·利兰发现,这并不全是消极的,老人们甚至可以“学习如何以记忆力减退为优势”。有研究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善于记住快乐的信息,尤其童年的快乐会越来越清晰。

对高龄老人来说,未来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未来确切会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死亡。年轻人每天肩负着未来负重前行,而老人则可以在生命的尾声毫无负担、无牵无挂地旅行。

上世纪80年代,瑞典社会学家拉尔斯就发现,尽管老人们失去了很多,但他们依然对生活心满意足。很多独居老人并不哀叹于自己的孤单,相反珍惜独处的时间。拉尔斯认为,85岁以上的老人并不是身处衰退期,相反,他们站在了人生的制高点,超越了物质忧虑,转而集中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幸福与否,是一个人的选择,也是一堂持久的课程。”约翰·利兰说,他从这些老人身上获得了非凡的智慧,也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答案。

“老人把死亡视为生命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他们比年轻人更清楚生命有限,因此格外珍惜。”约翰·利兰说。他采访的老人中,91岁的海伦·摩西依然能在养老院邂逅她的真爱,不顾儿女反对,想要结婚;92岁的电影人兼作家乔纳斯·梅卡斯依然有着30岁年轻人的充沛精力和急脾气,在同时制作电影、编写回忆录、为非营利组织募款、运营自己的网站,“他根本没有减速,而是在加速,因为他可以专注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让利兰意外的是,乔纳斯·梅卡斯虽然忙碌,却从未谈过自己的职业成就,这也是所有老人的共同点。人的一生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在工作上,沉溺其中,但到了老年时,职业成就不再是衡量人生的标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所有老人谈论得更多的,反而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

在采访写作的一年中,约翰·利兰每个月都要去拜访这六位老人。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份特殊采访名单上的人一个个消失,到了今年,接受采访的老人仅剩一位。在去年疫情严重时,约翰·利兰的母亲也在91岁高龄时去世。

今年62岁的约翰·利兰平静地面对着这一切,他也想念着他们,“时候到了,你自然要走的。我们都不会永远活着。”平和地接受衰老与死亡,保持乐观,是他那一年学到的智慧。

“无论我们的年龄多大,这本书里丰富而实用的人生经验、见解,都可以指导我们所有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纽约时报》畅销书《幸福计划》作者格雷琴·鲁宾如是说。

对话约翰·利兰:

金钱和健康很重要,但不是圆满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一财经:《长寿的代价》最让人意外的是,六位高龄老人尽管身体状态不断恶化,甚至生活困窘,但他们都很乐观,精通生活的艺术。数百年来,社会都依靠老人获取经验和智慧,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再聆听老人的智慧了?

约翰·利兰:自上世纪开始,整个世界的运转越来越多地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很多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这些对人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科技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年轻人,他们从不会依赖旧的方式。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丢失了一些东西,失去了真正去了解什么是快乐的方式,我把这称为长者的智慧。实际上,无论是先进的科技技术,还是所有的知识渠道,无论是新还是旧观念,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生活中面临的情况。

第一财经:我们该像老人一样思考吗?

约翰·利兰:如何像一位老人一样思考,我们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尝试改变生活,也不会考虑老人是如何看待生活的,因为我们总认为,自己更了解这些事。一旦我们开始询问长辈的想法,他们就会给我们上课,告诉你他们积攒了一生的智慧——如果我们愿意聆听的话。

我也曾经不愿花时间去聆听老人的建议,我自以为自己知道得很多。但当我开始聆听时,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很多,从那时候起,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在我30岁的时候,我无法做18岁时做的事情,这就是生活。如果我们用“变化”一词来代替“损失”,那衰老、损失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个人无论到什么年龄,都能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机会获得最佳的生活。即使在狂风暴雨中,你也能拥有圆满而充实的生活,那些老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金钱和健康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圆满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人生旅程的某个时刻,它们可能会让你失望。但你要看看你拥有的东西,美食、朋友、艺术、温暖和价值,我们只需要选择它们充满我们的生活。

第一财经: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在谈论老龄化时,都充满危机感。你怎么看老龄化社会的困境?

约翰·利兰:我们应该庆祝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它意味着,人类不再是早逝的社会。我们应该拥抱老龄化社会,不该把衰老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份幸运的礼物。一旦我们实现了这种精神上的飞跃,就可以实现很多事情。

如果我们将老年人视为社会的重要贡献者,就可以承担起为老年人做事的责任,把对老人的关照视为公平的交流,而不是为了公益、慈善的目的。我们应该让老人拥抱这个时代的科技,而不是在他们无法使用年轻人无比熟悉的智能手机时,感觉到沮丧、遗憾、被时代抛弃。

第一财经:相比以往的工作,这一段采访经历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在迈入60岁以后,你如何面对自己的衰老?

约翰·利兰:这一次采访让我意识到,人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年龄多大,我都会积极选择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可以将它们定义为“我”,也可以将其视为我在人生旅途中发生的事情。

我感谢衰老,它让我变得非常有经验,晚年就是这种经验的延续,它是我的下一场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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