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原创•《​父亲的锣鼓》（散文）作者 严文才

父亲的锣鼓（散文）

作者 严文才

锣鼓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一种乐器，也称“家什”。锣为铜制圆盘，有大锣、小锣（手锣）、马锣、钲锣、云锣、钹等九类；鼓是中间空、上下两面蒙着皮革的乐器。每件锣鼓的锣槌也是不一样的。乐器班子有十人组合、八人组合，最低不少于六人组合敲打。

父亲爱锣鼓，也是祖辈传下来的。因为我祖父也敲锣打鼓。记得我六岁时，那时正是文革后期，一次社员举行的游行活动，有一套锣鼓班子在队伍前面开道，我祖父就是敲打的大锣。

父亲一生嗜烟酒。村里的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及各种庆典，别人都会请他们去庆贺。他们去了，东家当然会有好烟好酒招待他们。这也是他学这手艺的好处。

如果婚事嫁娶，这套锣鼓班子就会提前一天晚上去开乐。开乐的师傅当然就是父亲了。他拿着两根筷子在鼓上操作。根据他击鼓的次数和手势指点，马锣、云锣、钹、大锣等乐器会分开先后击打，最后形成有节奏的声音；如是老人百年归山，锣鼓队也会提前一天去开乐（称为喝小酒）。父亲给我讲：办红喜事，他们打的曲谱是“喜盈门”；办白喜事，打的是长槌“哀乐”；春节玩彩莲船，打的是“一帆风顺”。

我们严氏家族四房从清道光年间就流传下来一套锣鼓班子，打锣的人当然也是四房的一些前辈晚辈。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面来了“破四旧、立四新”的政策，社员们的金银首饰都要交公，四房的这套锣鼓也要无偿交公。那时我父亲正好是队里的财经队长，在上交这套锣鼓时做了点手脚，八件锣鼓交了七件，他把那个钹留下来了。

文革后的几年里，村里的红白喜事都没有人使用锣鼓了。因那时都实行移风易俗、婚丧简办。那个系有红绸飘带的钹一直关在我们家的箱子里。七十年代初期，家里一贫如洗，我母亲在一次清理废品时，建议把这铜制的钹卖掉，可以换些油盐钱，当时被我父亲一口拒绝：“饿死，我也不会卖的。这是我们四房的传家宝呢。”我母亲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四房的一位叔叔来到我们家和父亲商量，想约八个人集资再买一套锣鼓，为村里人的红白喜事服务，我父亲非常赞成，当晚就和这位前辈摸底、物色人选。后来又收钱购买锣鼓。这样，我父亲私藏了这些年的钹也派上了用场。

随后的几天，锣鼓队的那班人用三个晚上在我们家学习操练，学了数个小时，还蛮默契。往后村里人的红白喜事、开业庆典，都会邀约他们去敲打。有时邻村的村民办事，也来请他们。特别有一年的春节，他们组成了一个彩莲船班子，给村民们送恭贺，从正月初一拜年到正月十五。

我一九八五年结婚这天，四房的这班锣鼓队员来我们家庆贺，我父亲是东家，那天他是没有时间参加的，但族里也有替补队员。那天我发现锣鼓队也有一些规矩，比如到女方家接亲的时候，锣鼓队的队员必须是打堂鼓的人在最前面，其次是马锣排第二，云锣排第三，大锣在最后。娶亲回来，东家在外面放有一个方桌，他们围着方桌在外面敲打。在坐状元席时（结婚这天，新郎称状元），桌上上满六碗菜后，锣鼓队要三进三出，到酒席上闹腾，找新郎新娘索要红包。如不给，他们就拿着锣鼓在新郎新娘耳边不停地敲打，震耳欲聋。他们去一次，新郎就要给两包烟一个红包。三次就是六包烟、三个红包。

那时候，上门打锣鼓的人都是不收费的，只收一些礼品。随着岁月的流逝，四房锣鼓队的队员逐渐衰老。为了培养接班人，他们都把这手艺传给了下一代。我父亲将这打锣鼓的手艺传给了我弟。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的红白喜事都实行腰鼓、军鼓、点歌台了，这套传统的锣鼓逐渐被社会淘汰。现在，我父亲也去了天国，但那套锣鼓我还记忆犹新。每当人们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父亲。他那打锣的姿势一直浮现在我眼前，那咚咚咚咚呛的锣鼓声一直在我耳边回旋。

（原载《攀枝花日报》2021年1月30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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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文才，本名严开美，潜江市作家协会会员，19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在《潜江日报》《荆州日报》《湖北交通安全报》《湖北电力报》《小小作家》《东方文学》发表小说散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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