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两极·对当代诗歌现状的简单描述
此文为一零年参加张尔策划的“华美术馆·诗歌与艺术跨界展览活动”的讲座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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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事诗歌批评的大多数人，都把一九九九年四月在北京平谷召开的“中国当代诗歌理论研讨会”看作中国当代诗歌写作路向改变的拐点；因为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多是国内诗坛有影响力，被人们看作诗坛领军人物的诗人和诗评家。在我的印象中，过去大家开会基本上是一团和气，发点言都是从中国当代诗歌的大方向开始说好听的话，有一些意见，亦不过类似于修修补补和寄语之类的鼓励话。但那次会议不一样了，开会第一天主持人刚宣布会议开始，一上来发言的人就矛头指向明确，火药味非常浓，因此立马引发了争论，三天会议下来大家的发言分歧很大，出现了对九十年代诗坛状况的不同认识、不同评价。本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批评家和诗人，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是属于从八十年代开始，诗歌观点和创作实践都有很强烈的“先锋色彩”的一拨人，但因为会上的争吵，暴露出了观念上的不同，使大家看到，经过十几年的写作实践、理论总结，这些曾被看作一拨人的诗人们，在对诗歌的认识上早已是南来北去，各走各路了。
那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被人们称为“先锋诗人”，在一个共同的圈子里维护当代诗歌的创新意识、纯粹性的一代写作者（被诗歌史家称之为 “第三代”），分为了公开对立的两派，也就是后来被广泛用以标识写作的立场、身份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派。
站在今天回头去看，那次会议的影响的确深远。到了今天，它让中国当代诗坛呈现出的一个最明显变化是不少写作者有了明确的身份认同——甚至带来了更年轻的写作者对自身身份、立场、写作认知的不同选择，要么站在“知识分子写作”一边，要么站在“民间写作”一边，再不就是两边都不站，自己扯出流派大旗，如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神性写作”、“崇低写作”、“打工诗歌”等等各具名目、说法众多的写作派别，让人粗粗一眼看去，中国当代诗坛真是热闹的不得了，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
不过，即使有了这些表面上已经足以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变化，但如果想真正总结，要对近年来的诗歌发展说点什么，仔细一想，不免会发现，要厘清从那时到现在，这十来年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与变化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作。这种复杂不在于别的什么原因，在于现在的诗歌写作派别很多、对于诗歌的认识各异，而且小圈子化，甚至人人都在谈论诗歌应该怎么写、写什么。而出现这种复杂现象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譬如一方面社会发展本身的原因，像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大地震等事件带来的影响所导致的世界的改变，再就是我们自身生活场域政治、文化、经济的推进，以及出版发布的渠道由于网络加入，愈来愈自主化、多元化等一系列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这些加在一起，综合地对写作观念的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呢，则是所谓的派系内部也在分化，十年前人们用以划分自己写作的尺度，和判定别人的写作属性的种种框架，已经不能说明每个写作者实际的写作状况；再之则是新的写作者——70后、80后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那时的诗歌学徒，前进到了对自身写作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和设计，写作经验逐步丰富，作品亦显现出一定的成就，这一大批诗人已开始成批成批地走到寻求影响力的前台。
上面说到的那些，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十年间，由于写作的分化，新诗人的成熟，以及他们对自身写作利益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了促成了众多的诗歌行动。其他的不说，仅就诗歌事件的发生而言，比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过去十年也是多出很多的——譬如众多诗歌网站的建立，不少大学里诗歌研究机构的成立，各种形式的诗歌节的诞生，各种名目的诗歌奖项的推出，以及不同倾向的诗歌选本的出版；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表面上看出发点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如果往深处探究，它们又各个不同。当然，要分析这些不同很复杂，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说了。但可以指出的是，近十年中国当代诗歌的表现有一点是有共同性的，即：随着对资本的追求成为了政府主导下的整个国家的政治诉求，乃至多数人的主要社会性人生目标，以及到后来资本作为重要驱动力反过来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普遍干预，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在诗歌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促成了表面上的热闹，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金钱运作直接进入各种诗歌活动并成为了具有支配性的力量，使一度显得沉闷的诗歌界有了一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乡村集市的感觉，当然，也使得众多写作者有了更多的话题，或受到影响后有了面朝具体写作目标推进的动力。
这就是说，如果要总结近十年的当代诗歌写作，可以明确地把“写作的目的性”看作不少人写作的一大特点。而一直以来，在中国人的眼中诗歌是务虚之事。关乎的是人自身的精神建设，是有“品”的。但是中国当代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实用主义国家政治的引领下，人们看待个人处境的标准，对待精神存在的要求，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强调有无利益的实用主义，这一实用主义落实到诗歌的写作上则是消费化倾向的出现——消费为目的已经成为现在写作、写作后的出版运作的一大特征。实际上，不管是今天的一些诗人对写作的即时性、瞬间感受的追求，使诗歌成为个人心情的简单记录，有了日记特征，还是另一些诗人在追求语言的新可能性时采取了标新立异、蹊径另辟的方法，均让人感到其中隐含着使自己的写作迅速获得利益反馈——发表、出名，获得直接求取利益的路径——的暗藏动机。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不断看到有人不惜剑走偏锋，不断制造吸引人眼球的诗歌事件的原因。
因此，除了少数诗人仍然坚持写作的务虚性质，当代诗歌领域近十年来的写作状况可以这样加以谈论，——在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表达人对社会生活的看法，理解文学的责任、良知与道德等方面，从事当代诗歌写作的大多数人所做的一切还远远没有达到最基本意义上的，从古老过去延续下来的人类对文学提出的种种要求。甚至有时还让人感到是在朝一条反向的路径走去，即：当这些人越来越多地掌握写作的技巧，能够通过对语言的把玩更熟练地谈论问题时，反而离问题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有了这样的现象摆在那里，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当代诗歌写作中出现的写作现象、写作实绩向两极分化的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历史的成因，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考量当代诗歌的处境时，爱用数字量化的方式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状况做出评价，譬如把读者的人数看作是决定诗歌的质量，写作者影响力的硬指标，或者看作评价标准的建立基点。但这一点到今天我觉得已经不是合适的方法了，因为它已经很难确切地对当代诗歌做出判断。而说到当代诗歌的两极化，我的意思是：尽管近十来年的当代诗歌写作显得还算热闹，大量的诗人出现，作品产生，无数的诗集出版，还有最引人注目的数都数不清的诗歌民刊的创刊。尽管这些表面的现象让人目不暇接，但真正可以从诗歌本身谈论其成就，具有所谓文学史意义的诗歌写作者寥寥可数。而这不多的诗人如果说还能够让人感到欣慰，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被人尊敬，原因不在别的方面，主要在于他们的写作在恪守诗歌的基本伦理和“务虚”传统的前提下，以最大限度的努力接近着对诗歌自足性的抵达，并从“非简单的标新立异的创新”的意义上给与了读者体味语言创造力的入口，使读者能够真正的通过他们的作品进入到欣赏诗歌之美的内部。
这一点如果具体说来即是：比之九十年代在处理诗歌与社会的关系时一味强调“现实”的具体性，细节的准确性，强调复杂的审美学，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歌向公共一体化趣味的趋近——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公共一体化趣味”，所谓“公共一体化趣味”就是把一个时代的人对事物的认识以某种具有政治正确的色彩观念统一起来，即看待一件事，或看待一种行为只能有一个出发点，最后的结论亦是唯一的，——近十年来已经有少数诗人超越了这种仍然具有二十世纪下半叶明显威权主义色彩的写作范式，使个人更加趋向于在写作中完成“审美自足性”的建构，从而使人看到不管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语言、形式、诗歌结构的完成方法上，完成的作品已经明确地呈现出独立色彩、个人见识、非主流趣味的特征。我把这种现象的出现看作是一种具有成就价值的很大的改观；因为它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与个体人性的关连。也非常符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化思考场域，生命、自由理念重新得到分辨的实际状况。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总体的变化与进步，——以更加个性化、更尊重人的具体性、更强调诗歌文本的独立性来对诗歌进行把握，使之真正做到从语言的内部解决个体在理解文学责任、社会良知、道德伦理时的种种矛盾冲突。从而让人看到，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被强调，但一直没有真正做好的诗歌向“自主本体”的回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我最近看到我的一些朋友这十年来写出的诗，在技术上越来越讲究，在语言使用上越来越挑剔，因而非常讲究和精致。这些作品表面上看，与80年代以来要求诗歌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有一些疏离，但如果你能意识到在多元化社会当中，文学本身的建构就包含了一种认识，一种基本的道德观。那么就会意识到在这些诗作中，其实同样隐含着对社会的责任感，甚至是改造社会的决心。所以我很欣赏它们，并对这样的努力抱以掌声。
同时，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向前推进还裹携着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清理。譬如在某些具体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是对旧事物（古老的文学样态）的关注，和对历史（大量的事件）的直接反思。以至如果晃眼一看，会让一些知识储备不那么充足，心思不那么细致，见识不那么宽广，理解力不那么深入的人，产生当代诗歌的写作在这个路径上在向后退，朝着陈旧、颓废、没落、腐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这当然是粗疏的，缺乏深入了解的感觉。这种感觉当然是错的，因为正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仔细辨识、认真研究，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处理中，它呈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处理长期以来被批评者诟病的与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难题时的新面貌，也就是说，当代诗歌写作在一些诗人那里，已经具备了融合、辨识、清污、改造和更新的能力，
其它的不用多说，就这一点而言，它使一直被某些保守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当代诗歌有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痕迹，是属于模仿品的面目得到了澄清。也就是说，通过具有接驳意味的与中国古老文化精神的对接，主要是不再简单地把与传统的关系看作文体关系，而是从文本出发寻找对于文化存在而言的精神内涵，当代诗歌终于在传达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的人生观、宇宙观，以及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等大的意识形态方面，在文化血缘的意义上找到了进入的路径，做到了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时自我更新和基因再造。我们不能轻看这样的努力和它获得的成果，更不能不认真、深入地研究，就否定其中所隐含的重要意义。因为把这一点往大了说，这样的变化，人们可以将之看作是中国当代诗歌在一种貌似向后退的写作策略、即退回到精神原点的写作策略的支配下，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通过对胡适以降，包括了新月、创造、现代、七月、朦胧诗在内的一整条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路向的全面反思，在对正反两方面的得失进行清理后找到了真正有效的前进的路径；同时通过对创造了辉煌的诗歌历史的伟大的古典前贤们充满尊崇的致敬和精神上的继承，更是在理解汉语的价值方面对语言的历史附载功能进行了新一轮的重新认识，真正有把握的做到了理解什么样的过去的传统因子对于当代诗歌是有用的，什么样的因子是我们不需要的，并且在写作的具体实践中给与了解决并获得了成果。
虽然到现在，还不能说在这一方面当代诗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人们可以将这看作一个开端，看作某种强烈的文化发展信号——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当代诗歌歧路横生的探索后，终于有写作者把建设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在语言形式、写作内容、思想表达上寻求具有薪火相传意味的创造性对接作为了自己的努力目标。而具体的成果，已经使得一些像写景、咏物、感怀这样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被人们看作是已经不能触动，只是属于古典诗歌才能处理的诗歌体裁，呈现出了新的样态。也就是说，在处理与外部事物，与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更细微的关系时，中国当代诗歌已经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样态。我们不是总在说诗歌是在为事物的存在命名吗？从这个角度看，在运用语言对事物内部隐含的美学价值的分析上，以及运用语言找到事物与生命的联系上，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在细化的意义上，比之过去有了更丰富的手段。
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可喜的。是对那些动不动就用全称判断谈论中国当代诗歌，轻率地认为其在整个国家陷入物质主义、功利至上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可能再前进一步，获得有价值的成就，甚至诗人已经全面沦陷，变得对民族文化毫无责任感的观点的反驳，也是让对诗歌的存在还不至于那么绝望的人感到欣慰的事情。不过，虽然如此，我们总是还能看到，很多对诗坛情况了解不多的人，一说到自己对当代诗歌的看法时，被表面现象迷惑，又在没有深入考察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表达自己失望的情绪，说一些让人感到充满想当然意味，非常武断、粗暴的批评言语。这是为什么？还是因为刚才我说到的那样，尽管当代诗歌已经为当代文化贡献了非凡的写作实绩，但相对于如今庞大的诗歌写作群体而言，还只是属于所谓的“无限的少数人”做到的事情。因此到了这里，我将之理解为，一个时代能够提供真正的诗歌的写作者，必定是极少数在文化认识的各个方面做出了真正努力的人。很多时候，他们就像语言秘密的携带者，人们看待他们的眼光不可避免地带着不解。
我这样认为并不是要瞧不起大多数写作者，而是从写作对人的意识、修养、态度的要求来看，我仍然感到，如果要深究一下存在于当代诗歌写作领域的普遍性问题是什么？不是其他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大多数写作者缺乏宽阔的文化视野、历史意识、以及对文学发展变化的整体观照能力，同时也缺乏建构一种当代诗歌言说方式需要的人文精神、知识素养、和真正可靠、稳妥、平静而不那么狂燥的文学信心。由于这些对于写作者来说属于基本素质的东西在他们身上的缺乏，就使我们经常看到，现在不少人的写作因此变得简单、零乱、混乱和平面化，由他们提供在读者眼前的作品，要么只是即景式的感叹、情绪化的就事说事、或者简单的发泄，对琐碎、拉杂、平庸生活的无休止地絮叨、抱怨，让人感到缺少深入透析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与事物内在本质的品相，缺乏作为理解个人命运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要素，因而大量的作品最后缺少打动人的力量和诗学品质，再说得严重点，甚至让人感到它们很难被看成是诗歌，要么就是故弄玄虚，让人不知所云，要么就是浅池清水，看不到有鱼的存在。
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认为这还不是中国当代诗歌现状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在资讯可以很方便的获得的情况下，借着“后现代”思潮从西方传来，同时借着当代社会混乱现实带来的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一些写作者用破坏的心态来处理自己与诗歌的关系。诗歌在他们那里总是以嘲弄世界，嘲弄自身、诅咒和谩骂的面目登场，而且为了强调这种登场是有效的，不少人还以“解构”的名义进行自我辩护，申说这是充分体现了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文学旧势力的反对，和建立诗歌新秩序的举动。我感到让人遗憾的是，纵使“反对”可以作为写作的原则成立，我并没有看到这些人通过反对获得了将写作导向被当代理论称之为“无意义的意义”，——之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结果。存在于大量诗歌作品中的，反而是诗意的弱化，将语言向浅淡、平白、无聊的方向引。就是把标准再降低一些，从这类作品中哪怕用“后现代”理论给与解释，也没有让人看到具备有能够说得通的诗学意蕴。因此客气一点来说，除了在这些写作者的作品里看到一种带有自虐意味的，对现实的抵牾情绪，和自以为是的把玩语言的玩家心态，我们几乎看不到其中还有什么别的意义。
这些无疑应该被看作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正是它们使人们看到了近十年间发生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的某些自以为是，但令观者啼笑皆非的事件。有些事件的流传还扩展到诗歌领域以外，像前几年引起很大社会性关注，连不少平日里根本不关注诗歌的公共媒体都卷入议论的《梨花体》、《羊羔体》、诗歌祼诵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出现使得一些平日里根本不关心诗歌，从来不读诗的人。把其中某些事件（几乎每年都有那么几桩，给人层出不穷的感觉）当作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只是以瞧不起，颇为挖苦的口吻进行谈论，或者用挖掘内幕八卦的好奇心从这些事件出发大聊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整体的轻佻看法。
对于这些情况，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了解的，有些人可能当时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同时我想大家也清楚，真正从事当代诗歌写作的人，大多数对这些事件的产生是不以为然的，好多诗人还表示过相当程度的愤怒，认为这是对当代诗歌的“污名化”行为。但与大多数从事当代诗歌写作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表现的非常气愤，觉得诗歌受到如此对待让他们心里很忿忿然，不少人一碰上这样谈论的场合便冲上去与人辩论一番的作法不同，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诗歌被这样对待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谁让有些写作者一方面高谈阔论，一方面又像上面所说，写出了最无趣，甚至无聊、无品的诗歌作品，干出了像弱智者干出的事情。苍蝇不盯无缝的蛋。既然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有人心甘情愿地把肉麻当有趣，粗鄙当豪放、痞态当潇洒，有人又像做秀般弄出傻里巴几的事件，更有人把诗歌写得比白开水还无味，在我看来受到攻击，被人嘲笑、轻僈，不被待见，只能是自作自受，活该领受的遭遇了。这种事情的确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让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写作的诗歌作者亦受到牵连，让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最高级形式的诗歌本身亦受到攻击和贬低，使得本来就艰难的诗歌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因此，虽然我们可以不去计较，不去理会，但有时候还是让人不得不非常痛心，甚至偶尔还会产生出灰心丧气的感觉，觉得与这些同样把自己看作是诗歌人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写诗是很大的不幸。不怕暴露心思，我自己真的产生过这样的想法：他奶奶的，都是和什么样的家伙为伍啊？和这些人同享诗人的名号，完全是自我贬低。不过想是这样想，写还是会写的。
说到这里，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了这样的事实：那些以轻佻口吻、自以为是的态度谈论诗歌，不加分辨地贬低别人的写作，其实对当代诗歌的变化毫无感觉，对其内在的发展一窍不通的人，不过是更充分地表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大环境是什么样子罢了。所以，我一直倾向于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造成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仍然能够坚持在写作中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前进，创造了当代诗歌写作新格局的那些诗人，他们对复杂现象的分辨力和谈论复杂现象背后隐含的意义的能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甚至觉得这是时代给与他们的一种馈赠，让他们在其中不断训练自己。要知道，复杂而深刻的诗歌，正是来自于复杂的社会生活赐予。
况且，有一个总的存在事实是恒定的，即：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的笼罩下，各种文学现象的兴起总是有诸多原因。从中折射出来的肯定不仅是单纯的写作现象本身。而是同时折射出来的是包括与时代发展带来的思想意识变化相关的种种矛盾纠葛。因此，不像很多人把这种现象的出现单方面怪罪在写作者身上，指责他们缺少社会责任感，放弃了对正义、良知的承担和对生活苦难的揭示，同时亦缺乏修身养性的自觉性。我觉得，我们必须看到一个事实：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群体中大部分人之所以这样，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当一个时代充斥着，用我们四川的一个说法，充斥着“现世报”心态，被普遍的浮燥气氛所笼罩，必然会影响一个人对事物的内在属性做出判断，同时影响着看待事物价值的个人眼光，最后自然而然也就影响了人们做出有效的决定和正确的结论。而这种时候，能够超越这一切，以更宏大的历史眼光，宽阔的知识视野，深入精细的写作态度作为自己的写作前提，这样的诗人人数虽少，但并不是没有。
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当代诗歌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也是它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果。它从整体上，与我们今天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呈现出来的精神状况是一致的。 我知道，人们总是期待超越性的事件出现，希望看到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最高形式的诗歌，能够随时随地提供体现出人类思想的带有“绝对意味”的产品。但是这个“随时”有些难，——任何时代，哪怕是被称之为诗歌“黄金时代”的时代，譬如唐代，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而说到唐代，关于它的诗歌状况，只要我们算一下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其实真正留下来的诗歌篇章，直到我们今天还能认为是好诗歌的篇章并不多，所谓的盛唐也就那么几个诗人撑着。我不是做诗歌史研究的，没有具体去考证整个盛唐到底出现了多少诗人，又有多少诗篇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毫无价值，但总之，好诗歌与坏诗歌的比例肯定是不对等的，这一点不用去考证也当是如此 。
当然，尽管中国当代诗歌近十年来的普遍情况仍然让人不那么乐观，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算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一个时代一下子涌现出来几十甚至上百个都能被冠以“伟大”头衔的诗人，那还不把人吓晕死过去？而所幸的是虽然少，在我看来现在还是有那么一小部分写作者，能够以全局眼光审视自己的写作，并不断以对新的写作可能性的发现，和对旧的写作形式的修正，力图让写作获得与时代的变迁同步共振，进而获得对其内在隐密的触及。我把这一小部分人看作诗歌发展的引领者，或者说潮流的推动者。也相信有他们的存在，就不会发生诗歌的城门失守、诗歌的精神沦陷这样的事。总之，我一直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持有信心。就像有一次我接受访谈，采访者问我，你觉得这个时代是不是写诗的时代，我回答他，对我来说现在就是写诗的黄金时代，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不可能跑到唐代、宋代去。每个人，对他来说他所居留的时代都是唯一的时代。我怎么能说这个时代不好？也许可以说不好，但是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能在这个时代写自己与这个时代发生关联的东西。
所以如果总结，我给与近十年来的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是：它没有表面上我们看到的热闹那么热闹。它仍然不是大众化的，以后也不会是大众化的。而说到大众化，我这里要插上一句：关于诗歌大众化的说法，我从来都认为这是一些不懂诗歌的人一厢情愿的想象。作为需要很高的文学修养、存在着非常大的难度，要求写作者全神灌注去对待的人类精神存在的形式，我们怎么能够想象诗歌可以像流行歌曲那样满大街都有人在吟咏、谈论呢？如果那样，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精神沦陷。就我个人的意愿来说，现在这样的状况就很好。面对诗歌这样需要人以凝神静气、贯穿如一的精神状态去写作的东西，我甚至认为，前面我谈到的两极化分离更突出一些，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也许会更大。当少数人越走越远，其身影愈加模糊，其孤独愈加明确，才愈加说明在将中国当代诗歌引向深远的去处时的身影愈加清晰，愈能够确立它已经带出的高度。因为它印证的是这样具有真理意味的古语：高处不胜寒。曲高而必然和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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