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丨为何搞哲学？为了重新捕获实在
为何搞哲学？为了重新捕获实在！
选自《自传体反思录》
▲ 本文作者埃里克·沃格林
我的工作动力——这种动力在历史哲学领域达到顶点——很简单。这些动力源自政治情境。任何一个有学问和反思精神的人，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20世纪，都会像我一样，发现自己被意识形态语言的洪水从四面八方包围，如果不说是压迫的话。意识形态语言是指许多的语言符号，它们伪装成概念，而实际上是未经分析的论题（topoi）。此外，任何人若处于这种支配性的意见氛围，都不得不面对语言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问题。他不能把意识形态语言的使用者变成讨论伙伴，而必须把他们当作研究对象。那些支配性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们并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因此，为了批判这些意识形态语言的使用者，首先必须发现——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确立——他自己想使用的共同语言。
刚才描述的独特情境并不是哲学家在历史上头一次面临的命运。在历史上，语言不止一次地遭到滥用和败坏，以至于语言不再能用来表达存在的真理。比如说，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撰写《新工具》（ Novum Organum）时所面临的情境就是如此。培根把他那个时代流行的未经分析的话题归于“偶像”（idols）之列：洞穴偶像，市场偶像，虚假的理论思辨偶像。为了抵抗偶像——亦即丧失了与实在之关联的语言符号——的支配，人们必须重新发现实在之经验以及能准确表达实在之经验的语言。
这种情境今天并无不同。为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连续性，人们只需想到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癌病房》（ Cancer Ward）关于“市场偶像”那一章（第 31章）。为了捍卫他自己的存在中的“理性”之真，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借助于培根和他的偶像概念。我乐于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案例，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识，以及他在引用培根时所体现出的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能力，毫无疑问是一种典范，这种典范如果得到追随，就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大学院校的智识环境。美国的哲学家会发现，自己与主导性的社会科学环境的关系，跟索尔仁尼琴与苏联作家协会的关系非常类似。因此，尽管有诸如大众媒体、大学系所、基金会和商业出版社之类的体制的智识恐怖主义，西方总会有一些飞地，科学在那里得以继续甚至繁荣。
▲ 弗朗西斯·培根
当前的情境与柏拉图开始写作时的情境相仿。通常对柏拉图的解释实际上遗忘了柏拉图的核心概念是二分法（dichotomic）。“哲学”（philosophy）一词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其对立面亦即盛行的 “爱意见”（philodoxy）获得其含义的。正义问题不是以抽象的方式提出的，而是相对于正义的几种错误概念提出的，这些错误概念实际上反映了流行于当时环境中的不正义。“哲学家”本身这个角色也在与“智术师”角色的对立中获得其具体含义，后者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致力于对实在发表浮词曲说的人。
这就是哲学家所处的情境，置身于其中，他必须在共同体里找到与他同类的人，就是理解现在和过去的人。尽管意识形态意见占据主导的氛围在所难免，但即使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是会有一大群学者，他们尚未丧失与实在的交往，还是会有一大群思想家，他们试图重新获得这种有丧失之虞的交往。20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富于灵性的人们从主导性的智识集团中突围出来，以找回已丧失的实在。已有许多的例子：在英国，是奥威尔（George Orwell）从他的智识环境里突围；在法国，是加缪从巴黎的智识环境中突围；在德国，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为了从魏玛时代和魏玛共和国的诸意识形态突围所进行的巨人般的努力，其顶峰是约瑟夫故事系列的引言中所体现出的那种伟大的历史哲学。
要重新取得与实在的交往，最重要的方法是求助于过去没有把实在丢失的思想家们，或者致力于重新找回实在的思想家们。从哪里开始这个问题经常是传记事件的问题。像加缪这样的人会诉诸神话，由于加缪在北非的教育和成长经历，神话与他关系至为密切。在托马斯·曼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同样是诉诸神话和以色列启示。在后一个例子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对这种努力的支持来自何处，比如来自托马斯·曼和卡尔·凯雷尼（Karl Ker ényi）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讲，我们社会中的实在之储备，可以从如下的科学中找到：它们探讨对于实在的完整无损的经验和符号化，即使这些科学本身已由于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而受到了严重损害。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样的领域是古典哲学与像弗里德兰德（Paul Friedl .nder）、耶格尔（Werner J .ger）、多兹（E. R. Dodds）和斯内尔（Bruno Snell）等古典哲学研究者的作品。另外一个这样的领域是教父和经院哲学，以及像吉尔松和吕巴克等当代代表人物的作品。第三个领域是古代近东史。我已指出，我所受到的影响来自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以及这三十年间古代史研究的巨大进展。还有一个领域是比较宗教：我已提到我受到研究灵知主义的学者的影响，通常是研究早期比较宗教的学者，像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普埃奇和魁斯佩尔。最近还有关于早期符号话语的研究，时间可往前追溯到石器时代。
▲ 宗教学者米尔卡·伊利亚德
有时我会谈到这个奇怪的社会现象，就是我们的大学里像这样的学者寥若晨星：对于这些学者而言，对石器时代的符号话语、新石器文明、古代文明或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印度文明的考察，是重新获得精神根基的手段，这种精神根基在我们的大学和教会的主导层面找不到。刚才勾勒出的这个社会问题至今尚未有什么研究，但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可以证明它的重要性。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身处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智识氛围。在维也纳的纯粹法理论的圈子里，哲学家是指把自己的方法论建立在康德的基础之上的人；历史学家是指阅读康德之前所写的著作的人。因此，我对古典哲学的兴趣，在当时已经显得很扎眼，被我的同事们说成是历史兴趣，而且是一种试图逃避新康德主义思想家们所代表的真正哲学的企图。重建一个包括昔日的伟大思想家们作为其成员的社会，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马基雅维利的一封著名的书信（ 1513年 12月 10 日），他在信中向他的朋友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描述了他在圣卡西亚诺的不稳定的农村社会中如何过着从事卑微职业的日常生活，然后当黄昏来临时，又是如何披上节日盛装，进入他的书斋，在古人的陪伴下进行温文儒雅的交流对话。
重新捕获实在，反对当代对实在的扭曲，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首先，必须重新建立关于存在、经验、意识和实在的基本范畴。与此同时，必须考察充斥着日常生活的种种扭曲的技术和结构；必须提出许多概念，借之可以对存在上的扭曲及其符号表达予以分门别类。因此，进行这一工作，不仅需要反对那些扭曲的意识形态，还需要反对思想家对实在的扭曲——他们本应该成为它的维护者的，比如说神学家。
在寻找穿越腐败语言的迷宫、通向实在及对实在的准确语言表达的道路的具体努力中，出现了许多确定的规则，它们并不总是符合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喜好。从方法上讲，我的作品首要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回到那些生成符号的经验。如今，任何语言符号都不能单纯地被当作一个真实的符号来接受，因为语言败坏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一切事物都是可疑的。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不得不把“哲学”视为古典哲人创造的一个符号来考察其含义，其含义需要根据文本来确定。然后，像这个符号在时间中所经历的种种意义改变，必须与原始的意义联系起来，小心地加以确定。因为只有根据这种比较研究，才能够判断意义的改变是合理的（因为它把原始意义中所没有包含的实在的许多方面纳入了考虑），或者意义的改变是不合理的（因为为了建构一个新的、有缺陷的概念，实在的许多要素被排除了）。
这一分析性研究的规则经常激起知识分子的反对，我在讨论中遇到过，因为他们坚持他们有权赋予词语以任何他们想要的含义。这样一条标准的存在受到他们激烈的反对，该标准基于如下历史事实：词语并非一门语言中俯拾皆是的东西，而是思想家们在拥有经验时为了表达经验而创造出来的。他们奉行一种我称之为“蛋形人”的语言哲学：确定词语的含义是在某种意义上实施知识分子的权力，绝不能受到任何批评。
对于扭曲过程的理解，不少帮助来自许多伟大的奥地利小说家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尤其是居特斯洛（Albert Paris Gtersloh）、穆西尔和冯·多德勒尔（Heimito von Doderer）。他们造了 “第二实在”（second reality）一语，用以表示当人类存在于一种异化状态中时所创造的关于实在的意象。这种异化状态的首要特征，就是为第二实在的想象性建构而不是为经验之实在所支持的状态，乃是多德勒尔称为“拒绝觉悟”（Apperzeptionsverweigerung）的东西。这个概念出现在他的小说《恶魔》（ Die D.monen）中，我始终觉得有趣的是，他是在讨论某种性心理错乱（sexual aberration）时提出这个概念的。“拒绝觉悟”的概念在关于肥胖女士（Die dicken Damen）那一章的引言中正式提出，她们是他笔下一个主人公所喜欢的人。
在我而言，“拒绝觉悟”成了理解意识形态之种种错乱和扭曲的核心概念。它表现于各种现象，其中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是孔德等人禁止别人提问。如果任何人通过提出关于神性根基的问题来质疑他们的意识形态学说，孔德会告诉他说，他不应该问无聊的问题（questions oiseuses）。还有些人面对别人的同类质疑时，也许会简单地让别人住口，“不要思考，不要问我”（Denke nicht，frage mich nicht）。
这种不允许对他们的前提提问的态度——这种质疑会立即把他们的体系摧毁——是意识形态家们在讨论中常用的一般策略。比如说，与黑格尔主义者的无数谈话中，我总是会走到这一步，就是我不得不质疑黑格尔思辨之基础当中的异化存在的前提。我提出这种质疑时，相关的黑格尔主义者会告诉我，我不理解黑格尔，只有毫不怀疑地接受黑格尔的那些前提，才能够理解黑格尔。如果可以把禁止提问理解为一切意识形态争辩的核心策略，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用来诊断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准：这种诊断的目的是要确定，为了使一个虚假的体系之建构成为可能，实在的哪个部分被排除了。被排除的实在可能相当多样，但总是需要被排除的一项就是人对趋向其存在的神性根基的紧张的经验。
一旦认识到，对存在之紧张的意识，是某些人把自己的异化状态强加于一切人时必须排除的关键经验，对这一紧张的意识的问题就进入了哲学思想的核心。理解古典和基督教哲学，理解意识形态对存在的扭曲，必须以对意识的全面充分的理解为前提。那或许被谓之为“现代意识观”的东西的特色，是以对外部实在之对象的感官知觉为模式建构意识。这一把意识模式局限于外部实在之对象的做法，或多或少是 19世纪那些体系建构的隐蔽手法。甚至在黑格尔的核心部分，在《精神现象学》（ Phenomenology）中，人们也可以发现，他是从感官知觉开始，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所有高级的意识结构。这种情况引人注目，因为黑格尔是历史哲学方面最伟大的行家之一；他当然知道，古典哲人的作品中所显示的初始的意识经验与感官知觉无关，而是牵涉对结构的经验（比如说数学的结构），以及对转向存在之神性根基的经验，这种转向的原因是这一根基所发出的吸引力。我毫不怀疑，一个拥有黑格尔的历史知识的人，会为了搭建一个表达他的异化状态的体系，故意忽略对意识的直接经验，并代之以高度抽象的、在历史上非常晚近的对外部实在之对象的感官知觉模式。在黑格尔的书中，我找不到任何一段话说明黑格尔反思过他的智识欺骗的技巧。
如果对外部世界对象的经验被绝对化为整个的意识结构，一切与神性实在相关的精神现象和智识现象就自然而然地遭到遮蔽。然而，由于无法把它们完全排除——因为它们毕竟是人性的历史——所以必须把它们扭曲成关于某个超越性实在的许多命题。对哲学家和先知的符号的这种命题式的扭曲，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在经院哲学中已经高度发达，并在笛卡尔那里向现代形而上学的过渡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后来被意识形态思想家们作为一种第二义的正统而延续下来。命题式的形而上学是对哲学的扭曲，在教条性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得以延续，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发现。
▲ 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
一旦认识到这个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会沉溺于命题式形而上学的游戏，以及一个又一个的命题式意识形态的正统呢？是什么经验上的动机，导致 16世纪以降的那些重大的教条战争（dogmatomachies）现在已持续了四百多年，而没有返回到前教条时代那种经验到洞见的现实？
这个问题引出了异化问题——亦即这样一种存在之状态：它在符号之被扭曲成教条中表达其自身。这当然不是新问题。这种扭曲开始于古典时代，一旦城邦神话由于已产生了符号化进程的社会的诸帝国的破坏而成了一具空壳，这种扭曲就开始了。在帝国的征服之后，由于廊下派以及他们对存在上的失序的观察，开始出现了对异化的理解，这种理解体现在“异化”（allotriosis）一词的发明中。廊下派中人本身是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对异化现象有非常清晰的理解。如果哲学家的存在是觉知人之本性的存在，人之本性是由人之趋向神性根基的紧张所构成，如果这种觉知在于通过柏拉图式的转向（periagoge）——转向神性根基——来实现的存在实践中，那么异化就是转离这一根基，转向一个被想象成人的自我，而不是通过与神之临在（divine presence）的关系来 建构的自我。因此，转向神性根基，亦即古典的“转身”（epistrophe），在廊下派的“转离”（apostrophe）——转离根基——概念所描述的人类存在状态中得到了补充。转向及转离根基，成为用来描述人类存在中的秩序和失序状态的两个基本范畴。
▲ 廊下派代表人物马可·奥勒留
廊下派关于存在之结构的这些基本观察，与前面提到的现代人关于“拒绝觉悟”的观察完全一致。转离的意思是指拒绝把对于神性根基的经验作为人之实在的构成要素来领悟。这种对根本的实在经验的故意转离，被廊下派诊断为心灵的一种疾病。关于存在之扭曲——就是因转离根基从而背离人之真正自我而造成的扭曲——的科学，成了精神病理学的核心，甚至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核心。
到了 20世纪，这个问题再度凸显出来，因为，我们时代大规模的精神和智识的扭曲现象，已再次吸引人们注意到根本性的“转离”行为。人们先是找到了形形色色次要症状中的失序的原因，诸如毫无节制地沉溺于各种激情。如今人们又在存在心理学（the existential psychology）中再次发现，在这些次要现象背后，是根本性的 “转离”问题——人之背离他的人性。
刚才描写的这个重新发现，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我们可以在古典希腊时代观察到这个现象，当时修昔底德以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术语来表达的社会病理学的观察，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得以发现存在秩序的基础。今天的情况亦非常相似，经过了两百年对存在的严重扭曲以后，这个现象开始被认为是病态现象；随着它被认为是病态现象，明智的、良序的存在的问题也就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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