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组画《伟大的长征》创作谈 四.《遵义会议》

文/崔晓晓

贵州遵义是我重走长征路的第4站，这是我第三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前两次分别是1990年在遵义参会和1998年赴贵阳途经遵义。

在动身前,我对遵义会议做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功课，悉心了解遵义会议的议程、意义和背景。此次再次考证遵义会议的目的，就是寻找到《遵义会议》主题绘画更好的切入点，寻找到有别于他人作品的构图表现形式。

湘江战役后,博古等人执意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在去湘西的路上布下了重兵,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建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攻克了贵州第二大名城、北部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左”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会址    贵州遵义

遵义会议会址    贵州遵义

以下是党史资料中有关遵义会议的详细描述: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举行。该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与会人员从临街的大门进入,穿越过厅,迎面是一座砖砌的影壁,其上用五彩瓷片嵌字,正面书为'慰庐’,背面则书'慎笃’。影壁后面是一个小天井,天并以青石铺墁,南面有小门通往四合院,北面则是主楼,楼上东走道有一小客厅,可容纳20余人。会场就设在这小客厅里。里面有红木地板和门窗,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为驱赶寒冷,地板上烧着一盆炭火。

参加会议的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其他人员还有:李德、伍修权(翻译)。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因在湄潭一带执行警戒任务,未能出席会议；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因在党内没有领导职务,也未能出席会议  ① 。 十五日晚上七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②

遵义会议是长征中最具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在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中，我并未发现记载遵义会议的历史照片资料。由于没有可考据的历史照片，这就为创作者更好地表现主题留足了想象的空间，也使遵义会议成为红军长征题材中表现最多的绘画主题创作之一。

有关遵义会议题材的绘画作品中，不乏经典佳作，有表现参会人员在室内开会的画面，有表现参会人员在室外和走廊的画面，角度不同，各具特色。从时间跨度看,创作历史题材画作的幸运者应该是第一个拿起画笔的人，没有前人框架的束缚，在创作时画面表现的可塑空间最广泛。从艺术角度看,不怕别人已经画过,而是潜心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独有的绘画语言，创新出新的画面构图,将画面定格在一个全新的节点瞬间，并选择相应的创作手法着力表现主题。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0人，王稼祥同志因为负伤没有痊愈,参会时是坐在担架上的。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手法，一般采用叙事性和历史时空典型再现的方法综合表现。在以往的《遵义会议》作品中，大都是运用这种综合创作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描写王稼祥坐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画面。为了凸显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本着历史题材绘画应当尊重历史的原则，在客观表述历史的同时，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进行综合创作,即体现创作者的主观性，又展现历史的客观性。

为此，我先画了两幅王稼祥坐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草图，反复论证《遵义会议》画面构图的合理性；既要回避以往这一题材的绘画作品构图和作品构成形式，又要凸显独特的色彩、色调运用，创新出美学意义上的人物形象、人物位置等有关细节的刻画。对于遵义会议这一红军长征题材中被表现最多的主题之一，摆在我面前的课题就是要区别于以往他人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找到自己的、富有个性的绘画语言。

创作《遵义会议》这幅作品，我画了很多创作草图，尝试从各种不同的细节描绘场景，室内的，室外的；暖色调的，冷色调的……根据历史文献所描述的文字资料，结合在遵义会议现场所得到的图像资料和视觉感受，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进行了综合归纳。特别对当时遵义会议使用的桌子、椅子，以及室内的窗户和空间结构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详细考证，通过穿越时空的大胆想象，逐渐在脑海里呈现出遵义会议画面的情景、构图和气氛。这一次创作，除了尊重客观历史和运用象征主义创作手法之外,在绘画语言的表述上，我进行了一次自我挑战——确立新的绘画语言表述样式，体现出自己的绘画语言。

遵义会议创作草图之六   纸本综合材料   28.5x19cm

遵义会议创作草图之二    纸本综合材料    39.5x27.5cm

遵义会议期间彭德怀、杨尚昆住室（贵州遵义）  布面油画    60x50cm

遵义会议旧址之二（贵州遵义）创作草图    纸本水彩     19x14.3cm

遵义红军总司令部作战指挥部旧址（贵州遵义）   布面油画    60x50cm

纵观世界美术史可以看出，绘画语言的个性表现是经过艺术家一生探索和实践奋斗的结果，从而使其创作的画面能够跳出多人一面、百人一面，甚至千人一面的视觉框架。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对于历史题材的绘画也非常重要。聚焦《遵义会议》这一题材，创作的作品数量居多，只有拉开画风距离，体现出对历史事件的独特理解，对绘画语言表现形式的独特把握，在赋予历史画作还原历史的属性之外,展现出较高的艺术性，这样的作品才更有留存价值和意义。

创作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历史照片是创作者的第一手资料。照片资料不足，尤其是题材中的人物资料欠缺，会成为绘画创作的最大障碍。虽然遵义会议的会场没有留下照片，只能寻找到参会人同时期的其他照片，根据这些珍贵的照片进行时间上“移位”，还原并再现当时的历史情景。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经过多方案论证,最后我将画面场景确定为会议结束之后参会人员走出会议室的瞬间——这个时间节点正是1935年1月17日黎明。在这个节点上展开想象：黎明时分,参会的领袖们走出会场，身后是遵义会议的会址楼体,二楼会议室的灯光还亮着……

在人物的排列次序上,画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红军主要领导为中心点,把他们作为描绘的主体对象。遵义会议结束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刚好是黎明前的朝霞，因此整个画面采用了暖色调,寓意着中国革命迎来了新的曙光，象征着遵义会议为中国工农红军指明了前进方向。暖色调的烘托，更贴合遵义会议召开的意义，更表达参会者的兴奋心情。

遵义会议创作现场

遵义会议   布面油画   400x240cm

遵义会议（局部）

遵义会议（局部）毛泽东

遵义会议（局部）张闻天

遵义会议（局部）刘伯承

遵义会议（局部）王稼祥

遵义会议（局部）聂荣臻

遵义会议（局部）陈云

画面用象征主义式构图的表现手法，塑造出领袖们雕塑像形态的站姿构图；以纪念碑式的画面构图，表达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里程碑的象征意义。为了避免缺少变化的雕塑式站姿,在画面的左上角我利用弯曲的树木形态与画面下部的人物形成对比。之所以设计这样的画面布局,一方面是用干树枝代表会议召开时一月份的冬季,另一方面是利用弯曲的树木曲线和直立的人物站姿形成曲与直的视觉对比。为了增加众人站立构图的动态感,画面中的人物分三排呈现不规则的错落站立，形成了近、中、远的空间处理；画面采用斑驳朦胧的创作手法,使画面传达出历史时空再现的回响。在人物表情的刻画上,我重点表达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后，所有参会人员的喜悦心情，以及对中国革命必将走向胜利的坚定信念。画面大面积使用重暖色,使画面的整体色彩更加凝重，增添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

①《红军长征史》第89-9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②《长征》(上册)第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