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镠先生谈 “中国文化的形成”

中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今天我们看：中国文化的形成。

最早记载我国文化的文字材料，当从《论语》说起。孔子心目中的夏礼、殷礼以及周礼都指的是文化。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三代文化各有特点。但殷夏相因，周殷相因，又都有损益。损益和我们经常说的“批判继承”的意思差不多。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文化并不完全相同。齐、鲁是邻国，但孔子认为齐国要和鲁国一样，还得来一个变化。晋国秦国，一在山西，一在陕西，仅仅隔了一条黄河，但晋国的文化比秦国高得多。晋国和狄族关系很深，晋文公重耳就娶了一位狄人女子季隗为妻，生了两个儿子。季隗的姐姐嫁给赵衰，生了一个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的赵盾。戎狄蛮夷，当时是为中国（中原的诸侯国）看不起的。

秦国，历史记载上说它僻处西戎。楚国，也被视为蛮貊之邦。《孟子》上有陈良、陈相到中国来留学的记录，说他们是楚国人，喜欢周公仲尼之道，才到北方来。这已是战国之时了。楚文化是很高的，和中原不断交往，中原的文化也影响了它。屈原在《离骚》中所表现的思想，就是个很好的证明。三家分晋之后，赵国与胡为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史记赵世家》有一段武灵王和肥义的谈话，“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当时也是一种改革。胡人对中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两汉通西域，大大扩充了人们的眼界。身毒（印度）早就和蜀有了往来，蜀产邛竹杖和蜀布是张骞亲自在大夏见到的。大夏在今葱岭以西乌浒河一带地方。大宛马（汗血马）、苜蓿、蒲陶都是从西域来的。其觳抵（即角抵，宋曰相扑）奇戏也传入中国。但最重要的是佛教东来，影响于我国文化者甚大。

十六国时期，后赵以佛教为国教，说佛是胡神，大和尚佛图澄在政治上还起过重要作用。后魏都平城，云岗大佛，凿山而成，为我国艺术之瑰宝；迁都洛阳之后，继续经营龙门石窟，直到唐代还没有停止。佛教石刻艺术，可说是数也数不清。四川乐山大佛、大足石佛……处处留脚迹，千百年来，为中外人士所赞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各族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期。许多族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国家。汉族则大抵偏处江南，和南方各族有进一步交往。这时，汉族文化对各民族的影响是极大的，这就是所谓汉化。各族对汉族影响也不小，特别是这时统一了北方的鲜卑。北魏时，不少汉人迁到了魏的北边，都胡化了。高欢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后来高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东部，更多的汉人鲜卑化了。颜之推在《家训》中，说许多人争着学鲜卑话，学弹琵琶，服侍公卿。宇文氏本匈奴，宇文泰入关，追随者多鲜卑。西魏时，改汉姓为胡姓，如李唐先世赐姓为大野。所谓府兵制，即鲜卑兵制，径取鲜卑部落之制以治军，主将改为胡姓，其所统士卒都改从主将之胡姓。《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太宗皇后长孙氏，为拓跋氏所改，是后魏的宗族十姓之一（《北朝胡姓考》）。这一时期，是既有汉化，也有胡化的。特别是宇文泰，他既实行鲜卑兵制，又重用苏绰父子，实行“六条诏书”，完全吸取了汉族的统治经验。

唐代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高峰。其所以成为高峰者，原因不少，但胡汉融合、汉越融合是一个原因。

唐太宗自称天可汗，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以为这是他能服天下的一个原因（《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条）。陈寅恪以为则天专政破格用人之后，阉寺多出于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当时都是边地蛮夷之所居，颇疑其为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安史乱后，河北社会亦“全是胡化”。安禄山即西胡种，其胡化也就是中亚胡族在东突厥复兴之后迁徙于河北之地的（详见《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上篇）。元稹、白居易是中唐的两位大诗人，其氏族都不是汉人。稹出拓跋，魏昭成皇帝为其十代之祖。白为胡姓，和西域之白或帛氏有关。龟兹有白氏王朝，吕光（后凉创建者）灭龟兹，其沙门和乐工来中土的颇不乏人（《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白诗笺证稿》，《北朝胡姓考》）。盛唐时，李白自四川东行，其先世曾居碎叶，这地方即突骑施游牧之所。

辽金夏元，即契丹、女真、党项、蒙古，与我国文化形成之关系，有丰富史籍可为释证。元代政治势力，远及东欧，其时所谓西域自今新疆以西，包括波斯、大食、小亚细亚以至东欧。陈垣作《元西域人华化考》，说：“百年之间，作者至三十余人，著述至八十余种。经史词章老庄申韩舆地艺术阴阳医药之属，无不具。”元遗山（好问）为金代大诗人，其出京诗云：“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放在宋人诗集中，是看不出任何不同的。

1980年我在大同，看到辽代佛寺，颇惊叹其为中国文化的一朵花。山西太原西边晋祠的宋代侍女像，细腰高髻，十分妍美。和唐人妇女塑像相比则甚不同。唐塑丰满而宋塑纤美，犹如书法，虽然都属上品，但颜、柳风格则大不同。在生活日用品中，瓷器是足以代表我国文化的。宋元明清也各具特色。宋瓷朴茂，清瓷精美，明瓷介乎二者之间。这是只要到博物馆去，一看便知的。元代对外，无分海、陆，都是开放的。中国文化就不仅西流东传。至明代后期，耶稣会来到中国，为徐光启等所信奉。西方科学技术东来，很快便为中国学者所接受。此风延至清初，康熙亦醉心西方之学。后因宫廷内争，西人被逐，而西学亦息，不仅一些历家排斥西法，地球绕日之说也受到非难。

鸦片战争后，西学与枪炮俱来。学习西方，便成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任务。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话是说得很对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他说，这些都是新文化，和旧文化是对立的。从这个时候起，先进的中国人，对于旧文化也就开始批判了。

五四运动正式提出来要民主和科学，打倒孔家店，反对庙堂文学。中国人是一点也不保守的，正像过去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广取蛮夷戎狄之长，后来有许多民族实行汉化，实际上是汉化、胡化一起来，匈奴化、鲜卑化、羌化……也就是所说的民族融合。驰名中外的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他“为不古不今之学”，在史学这方面，他是足以代表中国的，正如鲁迅在文学上也代表现代的中国（鲁迅从辑佚、校勘以至写小说，作杂文，为新旧诗，写字，读外国书；陈寅恪通多种西方语言，在德国留学所学的是语言）一样。

有一件十分应当使人注意的事。凡治中国学问的人，向西方学习得认真的，便有卓著的成就。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至今俱为名著，能说不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吗？梁启超学习西方是很认真的，我国史学脱离封建窠臼，他有开山之功。近代西方的文学，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不也是他山之助？自然科学和技术，就更不必说了。这就犹如佛学之于经学，一经结合，便成为影响我们近古的理学，对中国古代文化，起了不能轻估的作用。

正文/程应镠

图片/侵删

新 书 推 荐

《国学讲演录》

程应镠  |著

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