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及其清史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清史研究初创与起步的阶段，孟森、郑天挺、萧一山为“列清史于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清亡未远，耆老俱在、故实易知，不专治清史的史家对清代史事亦多有撰作，遗憾的是，这些隐没于主流之下的潜层论述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邓之诚先生对于晚明清初历史的研究，便是一个显例。

一

邓之诚（一八八七至一九六○）兼有新旧两方面的背景，虽出身于新式学堂，但其治史的理路，大抵仍侧重于传统学术。其治史并不专限于某一断代，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等课程，对宋史也多有心得。不过明清史，特别是明中后期至清前期的历史，则始终是其用力最多且成绩最为卓著的领域。《骨董琐记》内多记明清掌故，《中华二千年史》明清部分占据全书半数篇幅，存世日记与读书笔记中，也有大量对明清史事与典籍的考订。本文要谈的是以《清诗纪事初编》为代表的晚明清初史研究，此书最值得重视的是小传部分，邓氏的考证、评论以及对重要史料的提示皆在其中，胜义迭出，这是邓氏治清史最为夺目的部分。

邓之诚着手研究明清之际历史时正值抗战，因慕义士与遗民之苦节，遂多读其别集，“忧患中赖以自壮焉”（《清诗纪事初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因此《清诗纪事初编》中对明清之际的气节与民族问题尤为敏感，并且以遗民单列于前编，盖以志其节，且不欲以“清”污诸老之名。遗民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是遗民事迹的考索，由于文献禁毁，遗民事迹往往晦暗难明，特别是矢志抗清者，因其大多都是地下活动，尤难得证。不过诗文集中尚有线索可循，邓氏花费极大精力钩沉发覆，如其最先注意到吴祖锡抗清始末，并考徐枋佯为隐居，而与祖锡配合，“实有大谋，用心良苦”（26页）。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的魏耕通海案是清初东南一大案，大族被牵连者甚多，邓氏据魏霞、杨宾、朱彝尊所撰传状及魏耕《雪翁诗集》详考其事，举凡魏耕行踪、同谋之人及孔元章首告缘由，皆一一得其本末。不过限于体例，邓之诚并未详考其中细节，有的线索他也已注意到，如李之椿与沈士柱，书中已选录了徐孚远的《闻沈崑铜变感赋》和《重哭蒙难诸贤》，但可惜未能继续深入挖掘，后来何龄修在邓氏研究的基础之上阐幽发微，网罗诗文集、方志与官书档案中的史料，对吴祖锡、魏耕、李之椿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又发掘出李长祥、黄毓祺、杨鹍、陶汝鼐等人的抗清事迹。顾诚则聚焦于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前后的地下抗清网络，在李之椿之外又考出唐虞、朱周

等人，并注意到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人的相关动向，东南抗清史的疑案方在数十年的学术接力中逐渐廓清。

士品与节义是明末清初士人所无法回避的话题。节义固有待于易代之际的生死与出处而后定，士品的评判则在乎晚明的党议。启、祯两朝政治史始终受到“君子—小人”之争模式的支配。其实明人便已指出，与东林对立的未必即是逆党，“有攻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惜，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人也”（《烈皇小识》卷一）。然而由于主流史料大体出自东林或亲东林学者之手，门户之见难以破除，导致了这一模式的长期存在。邓之诚对此颇不谓然：“宗羲党见太深，恶夏允彝《幸存录》持平之论，谓为不幸而存，作《汰存录》以矫之，斯同奉其师说，诋诃杨嗣昌过甚，顾炎武、潘耒皆不谓然，然莫能夺也。”（225页）不仅对于梨洲，邓氏对“党见”甚深的钱澄之、全祖望也有责难，并批评钱氏《所知录》“多传闻未审之言”（123、219页）。朱彝尊在明史馆力主“东林不尽君子，非东林者不尽小人，当除门户之见”，邓之诚称其“尤为有识”（749页）。晚明政治的另一特点是议论充塞、众声喧哗，前代史家多持道德论态度，首重“正人”之言，而不察其可行与否，邓之诚的观察则相当冷静：“东林之计，未必决于书生，而书生涉世太浅，出言太易，好为奇计，人人自命陈同甫，使其有议固不可，无其议而危疑之际，以口舌起猜嫌尤不可。”（117页）脱出道德论的限制，在政治运作的实态中评估各种“意见”，是邓氏尝试破除“门户之见”，进而重新审视晚明政局与士论的某种尝试。

政治史与制度史也是邓之诚关注的重点，甚至晚年一度欲编纂《清会要》，此种治学取向明显体现于《初编》中，他对清初中枢权力变迁与党争都有十分敏锐的观察。顺康两朝党争不断，“满汉有争、南北有争，废太子之争，几亘三十年”（“序”）。“清初政归八旗巨室，顺治一朝，政情杌臬，所由来也。康熙初元，四辅臣专政，赖索额图以覆之。索额图专横，乃以明珠分其权。明珠富可敌国，与余国柱表里为奸，故授意（徐）乾学、（高）士奇，嗾郭琇劾罢之。”用徐乾学辈，不过“欲倚之为搏击之用”（364页），要之，“党争固烈，而操纵者则人主也”（940页），这可以说是对清初政局演变极为清醒的把握。彼时的汉阁臣，稍早的如宋德宜、王熙、李天馥与稍后的张英、陈廷敬、张玉书等，周旋于各朋党间，缄默取容，形成“自求淡静”“名节可完、禄位可保”的所谓“桐城、京江风味”（《义门先生集》卷三），邓之诚对之亦有精彩的分析，谓王熙等人“备位不问政事，虽各兼部务，亦见夺于满尚书”（611页），张英则“甘心自下，始得保全”（560页），然而这些人同时又是京师文人活动的核心，“结纳名士、竞尚诗文”，其中如李天馥“素好士”，彭鹏、陆陇其由其举荐，“文士从游者众”（555页）。宫廷政争与政治成就并非政治史的全貌，对于这些政事鲜有建白，又身处党争夹缝中的大僚，其社会网络、交游唱和未尝不是一个新的考量角度。政治史的曲折隐晦，必有待于诗文集中发掘，邓之诚在《初编》中留下了很多未能完成的线索，如称清初中书舍人权重，“多擢卿寺方面”（475页）；纳兰性德以进士为侍卫，可见“传宣之任，与后来御前大臣相同”，“与南书房缮拟谕旨，同属机要”（663页）。靳辅河工案是康熙朝党争的关键，但此前靳辅与淮扬士绅的龃龉则鲜有论及，邓之诚则以乔莱的异议为线索，勾连出孙宗彝、乔莱、朱克简之死可能的联系，以为“其间必有危及门户之事”（535、538页），虽未能落成定谳，但至少为理解地方社会与中枢政治间围绕治河的互动提供一个角度。此外，小传中对稀见史料的提示更随处可见，如称郭棻文集“多足考见清初旧事”（616页），并收有冯铨墓志；许志进集“涉及时事者至多，他人所不敢形之笔墨者，无不见于歌咏，废太子事，尤一再言之”（548页）；章永祚“文多切实政”（578页），并有为允禩代作之疏。在某种程度上说，《清诗纪事初编》所试图呈现的，正是以政治过程中参与者“个人”的视角来观察清初政治。

二

清儒陈澧言：“昔时甚厌宋人文集动辄数十百卷，其后忽悟此亦有佳处，能使人隔数百年而读其书全身皆见，如接其謦欬也。”（《陈澧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八年版，383页）。诗文集包罗万象，不经意的吟咏间往往透露出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如《清诗纪事初编》中涉及的清初发式与冠服、康熙初京官贫困与京债之流行、康熙中朝野尚服食长生之术、京师以苏语为尚等等，都可补其他史料之阙。“以诗证史”或“文史互证”本是古典学术中常见的路数。邓之诚的旨趣与厉鹗、陈田诸家专重艺文不同，而是以史家的眼光选录诗篇，“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讲求“以诗证史”而非“以史证诗”。相较于诗文的艺术性，邓氏更看重其史料价值，“但取其事，不限名家”，甚至一度拟将此书更名为《顺康诗史》，以配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二○一二年版，927页）。后有论者批评其选诗不精，便是自文学家的立场发言，何尝得邓氏之本心。

当然，邓之诚的著作中亦有谬误，这本是无法避免的，其中有史事的错误，也有推求过甚之病。“诗文证史”的难点莫过于“度”的把握，诗文本身的模糊性给学者造成了较大的解释空间，如何把握尺度、避免过度诠释，则是亟待注意的问题。如邓之诚认为顾炎武、屈大均、李因笃等北走塞上，因“明亡边兵多有存者”（2页），诸人意以此图恢复，便稍涉牵强。正如赵园所论，以“忠”界定遗民，以为遗民时时志在复明，未免忽视了其道德实践的多样性，正是遗民故事“类型化”的产物（《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九年版，117页）。张英末节的问题也值得续作研究。许志进《桐城相国挽诗》语句诡谲，其中当有未发之覆，但邓氏遽然定论张英之去世“由于恐惧”则欠考量，且特别说明张英去世“与废太子几于同时”，“虽非严谴，而忧虑震撼，殆有不得其生者矣”（560页），似乎其间有莫大关系。然若仔细推敲，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江宁、苏州的官员方从邸报上获得废太子的消息，而张英已于十七日在桐城去世，时间上本不构成因果，“不得其生”云云显然不能成立。

邓之诚之治明末清初历史，盖有其时代背景在焉。自嘉、道以降，有关明清之际的禁书复出，引起学者对晚明史的兴趣，加之后来排满革命之鼓动，明末清初史成为清末民初流行的话题，甚至到“五四”前后，晚明风流又成为新派人物的论说工具，明清之际在知识人心目中甚至保有“魔咒一般的魅力”（语见胡晓真为《世变与维新》所撰导言）。包括邓之诚在内，孟森、朱希祖、钱海岳、柳亚子、谢国桢等一批年辈不同的学者都对晚明、南明、清初用力甚勤，方志、笔记、诗文集乃至戏曲小说都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如孟森《心史丛刊》中所考奏销、哭庙诸案以及王紫稼、顾媚、董小宛等人事迹，对诗文、笔记等私撰史料进行了极为精详的勾稽与发挥，堪称典范性的研究。与孟森不同，邓氏极少有专题研究式的论著面世，《清诗纪事初编》小传的撰写并不意在解决某些具体问题，而是通观、泛览明末清初诸家诗文集后的汇通整合之作。因此邓之诚在某些问题上或不及孟森研究之深入，但广度则过之。如奏销案，孟森之考证可谓精审，虽然他已注意到案中“亦阑入一二浙西人”，并推测“各省皆罹此劫”，然并无实据，论证之主体仍在江南（《心史丛刊》，中华书局二○○六年版，18、21页）。邓之诚便在金之俊的文集所收奏疏中找到与山东、浙江奏销有关的记述，“知不限江南一省”（378页），并准备补入《骨董续记》中“奏销案”一条，惜并未完成；后来何龄修又勾稽档案与方志写成《浙江奏销案》，奏销案在各省的状况方逐渐廓清。

彼时是新史料不断发现的时代，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盛京满文老档等等重见于世，极大地展拓了学者的研究空间。傅斯年听说李盛铎有意出售八千麻袋时，当即认定“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傅斯年遗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二○一一年版，148页），此说未免夸饰，却可反映出新派学者对档案的重视。邓之诚的见解与之不同，他“除承认档案的重要性外，还提出了档案亦有真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张世林编：《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二○○○年版，7—8页）。他并非否认新史料的价值，但是史家的任务不只是发现新史料，新史料也无法回答所有问题。在邓之诚看来，明清史料浩繁，“纠集驾驭，甚非易事”（《中华二千年史》卷五序），关键在于会通与见识，“予于有清史事，则《实录》《国史》《方略》《始末》《三通》《会典》之外，更征及《则例》、档案、文集、方志，更穷搜旧闻遗记，尤重八旗人著述，唯在鉴别取舍如何耳”（《邓之诚文史札记》，162页）。利用诗文或其他“旧闻遗记”以证史，离不开对正史、官书的熟悉与贯通，后者正是前者的前提与基础。邓氏撰写《中华二千年史》“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杂史，再次始及于其他”（卷首叙录），这也可代表他对学者阅读史料次第的理解。所谓“冷书未必皆佳”（《邓之诚读书记》，中华书局二○一二年版，247页），新史料之发现，固有裨于研究的推进，但若没有对旧史料的沉潜，恐怕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

清史研究至今已走过了百年历程，研究范式与关注热点不断转换。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新史料、新理论、新视角层出不穷，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必须承认，这使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此中的问题也不容回避，原处于核心位置的政治史在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潮流中沦落至边缘；传统史籍，无论是官修典籍抑或私人撰述，在原始档案、民间文书、非汉文文献等“新潮”的冲击中也黯然失色。

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固然需要更新，然而也必须回视并继承“旧”清史的传统及其遗产。有学者指出，应让政治制度背后的“人”走出来成为制度史的主角。回归传统史料，在浩繁的清人诗文集中发现政治运作中作为行动者或参与者的“人”，未尝不是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点之一。邓之诚开创的以诗文治清史的范式及其留下的线索，因而更加值得重视。史料范围的扩充固然是学术推进的表现，然而对新史料价值的全面评估与利用，必有待于对旧史料的融会贯通。重新审视邓之诚的史料观，传统史籍即便是常见的《会典》《则例》，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厘清，如此而竞以新史料为尚，未免舍本逐末，毕竟清史学科尚不需要新史料的刺激来维持研究的活力。